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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省上下大分裂
1967年1月12日夜, 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出面指挥了山西“一・一二夺权”,
紧接着,省级干部中有五位前朝大员发表了五人宣言,表示与“黑省委”决裂。这
五位省级干部是刘格平、刘贯一、刘芝兰、陈守中和袁振。山西的大权很快便落在
了这几位高干和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手中。
这些干部内部很快又发生了分裂。陈永贵在省城的一次报告会上透露了一点上
层纠纷,他说:“有少数人,搞山头,争常委,争第一把手,抢汽车坐,抢房子住,
争享受,闹待遇。你们说,这究竟是私字当头还是公字挂帅?”[1]
1967年4月, 太原发生了四・一四事件,支持刘格平的一派公开提出打倒刘贯
一、陈守中和刘芝兰,号称“打倒刘陈刘”。这一派以红总站为主,著名人物有造
反夺权的急先锋杨承效。另一派叫红联站,要支持“刘陈刘”,反对刘格平。这一
派的主心骨是省军区司令张日清,其背后有一个省军区、各地军分区、各县武装部
及其下属民兵构成的强大阵营。
两派分歧日甚一日,后来便大打出手,拳脚棍棒都上了。
这时陈永贵的态度还不鲜明。两派人马都拉他,都找他告对方的状。“凡是找
我的人,你看吧,”陈永贵说,“不是这个捂着眼,就是那个抱着头,不是这个挎
着胳膊,就是那个拐着腿,打折腿。给你坐在那里呀,一直哭,闹的你心呀,很想
倒出来。”[2] 陈永贵当时常住在省委的招待所里,门口有军人站岗把门,但是把
不住。陈永贵没办法,干脆离开省城溜回了昔阳。
对于省里的分裂,陈永贵也有倾向性,但他拿不准,也就不肯表示出来。在大
会上他尽说一些庄稼人的大实话,劝两派爱惜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等等。庄稼人
见不得糟蹋东西。
1967年5月1日,陈永贵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中握了手,
照了像。回到太原后他在五一广场上介绍情况,稍带着就骂了一通打砸抢。“坚决
反对打砸抢!”陈永贵厉声叫道,“我们工人造一个用具不仅是体力劳动,而且是
脑力劳动,是不容易的。我们农民生产一斤粮食,和生产工业原料,是不容易的。
从种到收下着多少辛苦!你们要打砸抢,反正是个砸。这不是物的问题,这是人,
不干物过。今天砸这里,明天砸那里,财产是国家的财富,除不爱护还要砸,这能
是对?这能说合乎文化革命的要求?”[3]
“给我贴大字报也可以,”陈永贵在大会上说,“但有一点,最好把一张纸写
满,不要一张纸写一个字,那样就太浪费了,不符合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
[4]
如果说陈永贵在省级舞台上搞不太清楚阵线,迟迟不肯表态,他在昔阳所属的
晋中地区却旗帜鲜明。当时晋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要给十月事件翻案,一派反对翻
案。反对翻案派叫“总司”,成立时也请陈永贵给他们当了个挂名的常委,想用他
的名头当招牌,实际上连文件也不给他送,陈永贵很是不满。
这天陈永贵在太原介绍了五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况后回到晋中,晋中方面也
专门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欢迎他,同时也请他讲讲见到伟大领袖的幸福情景。陈永
贵答应下来,又加上了一个条件,“除了介绍这些以外,”陈永贵说,“我还要讲
一讲十月事件。”总司方面主持会议的头头听了,愣了一会,不太情愿地说:“那
也可以哇。”陈永贵道:“我正式要主讲哩,怎么是也可以?”
于是陈永贵就开讲。讲他怎么和主席握手,照相,怎么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
照相,怎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握手、照相。又讲参观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北京市
革委会成立情况等等。陈永贵在台上讲,台下的两派组织就一块高呼口号,尤其是
听到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时,万余人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声震天地,气氛
很是热烈。
讲着讲着陈永贵就讲起了十月事件。他一提十月事件,会场顿时肃然,口号声
也没了。陈永贵高声宣布:“我支持十月事件的平反!”
没等陈永贵讲几句,会场外大街上的转播喇叭便没了声音。会场上也开始乱,
支持平反派的人鼓掌,高呼口号,反对平反的总司派起哄。总司派的一位晋中文工
团的相声演员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抓起陈永贵面前的麦克风便往地下摔。只听喀
嚓一响,麦克风坏了。会场上顿时大乱,两派人马似乎就要动手开打。陈永贵冷冷
地看了总司派的大会主持人一眼,不露声色地端坐不动。“我并不是怕群众,”陈
永贵事后解释他端坐不动的原因时说,“我是怕打伤了革命群众。”果然,支持陈
永贵的一派见陈永贵不动便也不动。那位大会支持人趁事情还没闹得不可收拾赶紧
宣布散会。
会后,坚决反对为十月事件平反的总司派的大队人马涌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
“万炮齐轰任、王、张!”
所谓任、王、张,就是陈永贵要保的原晋中地委副书记任井夫,原昔阳县委书
记张怀英和晋中地区一个不太听话的县委书记王振国。这三位与晋中地委的最高领
导王绣锦、王荣等人抗膀子,结果都在“十月事件”中挨了整。文革开始后,这件
涉及整个晋中地区近四百名干部的大寨自然成了派别纷争和热点。陈永贵因老上级
张怀英的关系,坚定地站在任、王、张一边,与总司的关系便有些远。而总司在山
西省又是属于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刘格平的红总站势不两立。
再说陈永贵在晋中的万人大会上表态支持为十月事件平反,这件事对总司派颇
为不利。另一派趁机利用此事大造舆论,说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都旗帜鲜明地站
到我们一边了。总属派无法否认这个万人皆知的事实,又不能不加以反击,于是很
快就有流言传开,说陈永贵在榆次的万人大会上讲错话了,在省核心组做检查了,
在大寨的贫下中农面前做检查了,等等。陈永贵听了气得大骂“放屁”。[5]
晋中的两派纷争和山西的两派纷争一样久久不得解决。后来陈永贵当上副总理,
势力大了,晋中仍然有许多人不买他的帐。“任王张”中的任、王二位始终不得任
用,一直在家里闲呆到离休。与陈永贵支持的人不得任用一样,陈永贵反对的人也
不得任用。驻大寨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因“反大寨”证据确凿而十余年不得翻身。
直到陈永贵倒台,张子仪才得以出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最后作为晋中地
区的书记干到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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