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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夺权・掌权 6   清除“五种人”:大寨县的诞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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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除“五种人”:大寨县的诞生之一 留庄大队离大寨不过三里,土地肥沃,人均亩数也比大寨多,可是产量却不如 大寨。更严重的是,留庄从来也不去大寨参观学习,他们热衷于搞副业,大马车整 天在外边转悠着捞现钱。 陈永贵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之后,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 “解剖麻雀”,细细研究之下,发现了留庄大队的领导班子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 斗争”。 留庄的大队书记与一位妇女的关系不正常,这位妇女恰恰又曾经是一位外号叫 小秀才的富农的小老婆,于是共产党的大队书记就与阶级敌人发生了说不清楚的关 系。尽管小秀才本人已经在20年前的土改斗争中被打死了,但是这并不要紧,陈永 贵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各村的干部们讨论:“小秀才死了20年,为什么 还没有被打倒?”他很喜欢这个问题,几次亲临会场主持大家讨论。 是啊,为什么?大队干部们津津有味地讨论起来。离大寨三里却不学大寨,这 不是小秀才做怪?马车出去捞钱搞副业,这不是小秀才做怪?粮食产量上不去,山 河依旧面貌未改,这不是小秀才做怪?小秀才死了20年仍然不倒哩!为什么?大队 书记被阶级敌人拉下水哩!丧失阶级立场哩! 如此生动的讨论进行了多次, 并且以此为例类比其它,又发现了8位同样存在 着立场问题的大队书记。黄岩大队的支书也被拉下水,不抓阶级斗争,致使村里偷 盗成风,一个秋天社员上地烧吃嫩玉米达两万多斤。 1967年11月,陈永贵给中央提的五条建议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后,昔阳境内瘫痪 了的基层党组织迅速恢复,全县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了。这时,陈永贵反而向各 村的领导班子开刀了。与各村自发的造反夺权不同的是,这回由陈永贵主刀,专切 那些妨碍学大寨的人。据后来纪登奎概括总结,这些人共有五种。留庄大队书记只 是其中“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那一种。 昔阳的“五种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比陈永贵还显赫的刀把口大队支书张老 太。这位1941年入党的“太行区一等劳动英雄”代表了昔阳为数众多的“民主派”。 陈永贵说他的这位老熟人“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天跑,开口想当年,闭口 打土豪,没有功劳有苦劳”。说他至今还记着太行区开劳模会的话:“组织互助, 发家致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陈永贵说:“让这种人掌权,根本学不起大 寨来,必须进行更换。[1] 张老太对学大寨确实不太感兴趣。五十年代,他与白羊峪的王殿俊、大寨的陈 永贵,并称“昔阳三支花”,张老太的排名还是在前的。他靠山区牧业起家,当了 大队书记后仍然坚持以牧为主,养羊养牛养驴养马,也把村里闹得挺火爆。大寨人 在改天换地,他却带人贩卖牲口。 陈永贵对这位老资格有看法。正巧,浙江的一位女知青在刀把口插队,因入党 问题与控制了刀把口村要职的张家冲突起来,告状告到了中组部,说张老太不学大 寨搞资本主义。中组部把这封告状信转到昔阳,陈永贵高度重视,立刻派工作组进 驻刀把口。这位张老太也算祸不单行,这边工作组进村,那边贩毛驴让河北省扣住 了,打开了官司。人家学大寨你竟敢到河北搞投机倒把?工作组组长的脾气挺冲, 立即组织了批判会,批斗揭发张老太,口诛笔伐之外还动了拳脚。后来,当时的县 核心小组组长李韩锁见火候太猛,怕逼死了人,就换了位以老好人著称的粮食局局 长去当工作组长,张老太因此保住了一条命。但是,经昔阳一批判,陈永贵又在全 国性会议上一点名,这位得到过毛泽东亲手赠送的特制信封的劳动英雄终于也没能 再次抬起头来。 他的一个儿子把他接到太原郊区住下,1976年1月,张老太戴着走 资派、民主派和反大寨的三顶帽子病死。他原来当大队干部的儿子也患癌症去世, 剩下孤儿寡母也举家迁往太原郊区。 mpanel(1); 后来非常出名的南垴大队,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叫赵忠武。赵忠武为人老实,能 吃苦。文革前,村里有人偷偷杀了一只猪,装在棺材里拉到阳泉去卖。这显然是在 集体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经济。党支部书记赵忠武帮着人家杀了猪,还吃了人家的猪 下水,显然就是纵容人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整五种人的运动中,赵忠武被打成走 资派。 昔阳是个穷地方,文革前虽然也没有少发学大寨的通知和文件,老百姓还是普 遍瞄着来钱的几条最现实的门路,瞄着有一座大煤矿的阳泉市。各大队重视的还是 运输业、劳务输出和各种副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抓副业,单靠昔阳那些秃 山打粮食,在统购政策的盘剥之下又能赚到什么钱?在这种条件下,各大队的书记 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像张老太那样对大寨死抠土地和粮食的路子不感兴趣的人 自然不在少数。陈永贵心里明白大寨在昔阳的实际地位,因此文革前除了大寨公社 的几个村外几乎就没有去过别的公社大队。“难道我不想去?”陈永贵1968年对他 的昔阳部下说,“我想去。想去为什么又不去呢?我去没有好处。去,我就要宣传 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寨精神,走资派反对你哩。”[2] 陈永贵夺权掌权之后,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频频发出学大寨的各种决定、倡议 和通知。在他当选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次大会上,通过了“《将昔阳县改名为大寨 县的倡议》,同时还做出决定:在大寨开办一个长期性的学大寨实习训练班,轮训 全县四级干部,并且在大寨建立一个大寨经验报道站,将大寨每一天的政治活动、 生产活动,通过有线广播、小报等宣传工具向全县进行报道,使全县各社队的工作 能够天天紧跟大寨,使大寨经验能够对全县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不久之后,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领导集团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在 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自1967年冬开始,昔阳县408 个基层党支部在陈永贵的主持下开始了大清洗。三年内,全县共撤换不想学大寨或 不能学大寨的党支部书记127人, 占支部书记总数的31%。其中,以张老太为代表 的“民主派”62人;以南思贤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没能力没胆量学大寨的老好人书记 32人;以武家坪大队书记为代表的热心搞副业的“走资派”书记21人,以留庄大队 书记为代表的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书记8人; 以西固壁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混入党 内掌了权的坏人”4人。对所有这些人,所有的408个基层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 贵和他的同事们都一个一个地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真拿出了绝不放过一个的狠 劲。 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整“五种人”的经验。 随后,整“五种人”便作为建设大寨县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全国农村推开,大小也成 了一场运动。 有了整“五种人”的威胁,昔阳408位基层党支部书记中没有被清洗的281位便 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各公社的党委书记则更直接地感到了前拉、后推、旁边抽打的 威力。每年冬天腊月二十三,社员歇工了,党员干部就开始整党,人人过关。陈永 贵把关极严,他要求回答的都是硬问题:参加劳动的天数、粮食产量、工程。就这 么几条硬指标,你讲吧,说说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怎么带领群众学大寨的。 每临整党,有点毛病的干部们便愁得不行。别说撞到陈永贵本人手里,随便哪 一层干部也不好糊弄,一个个都铁着脸,似乎成了风气。把关常用的语言是:你自 己说吧。你是党员吧?是干部吧?你自己检查检查,这一年干得怎么样?不怎么样? 你怎么就不怎么样?人家都干你为什么不干?你挖一挖吧。说不出来?干得出来说 不出来?说不出来就慢慢说,时间有得是。反正,你说不清楚就交不了账,一个人 整整几天几天星期都不算新鲜。 瓦邱公社和另外三四个公社没有上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书记们便被陈永贵召到 大寨办学习班。陈永贵咬住一个问题非叫这些公社书记回答不可:“你们那里为什 么不上工程?” “为什么不上工程?”瓦邱公社的书记满脸痛苦地想。怎么回答才能交账?下 边不愿意干,没有钱,调不动人,几次都说不通。可是这话怎么说?别的公社就没 有困难?人家能解决你昨就不能解决?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干什么吃的? 陈永贵最后把问题浓缩得只剩了几个字:干,还是不干?不干就让位给别人干。 瓦邱公社的书记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干吧,真难,穷公社拿什么调人?那些大 队书记是好对付的?不干吧,就算你一点事业心也没有,就算你真不在乎那一官半 职,不在乎自己的前程,莫非你还不在乎全县通报?不在乎那顶不学大寨的帽子? 不在乎“五种人”的头衔?这位书记急火攻心,居然昏了过去,并且从此就落下了 一个晕眩的病根。 等到瓦邱公社的书记立了军令状回到公社,整个就像换了个人。他把各大队的 书记们召来,脸阴沉沉地宣布:“我今天不是找你们商量干不干的问题。你们谁不 干,上来交待一下。” 说着摊开纸笔。所谓“交待”一下,就是辞职交接工作。大队书记们面面相觑, 谁敢上去写我不干?谁敢说我不学大寨我辞职?眼前的这位公社书记今天不听任何 解释和分辩,只要你一句话:干,还是不干。结果,瓦邱公社也在干河滩上干开了 小平原,造地五六百亩,建成了该公社的粮仓,当地农民至今受益。 从抓“五种人”的实践可以看出,陈永贵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绝不是喊喊大 口号、摆摆花架子。在学大寨运动中,这一套做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贯彻推行 大寨模式的强制性手段,是镇慑难免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的大棒。学大寨运 动发展到文革时期,便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强制色彩,越来越多地强调了大棒和权威 的作用,尽管这并不排斥原有的胡罗卜式的榜样作用。大概这一点就是陈永贵反复 讲过的“大批促大干”所包含的一部分道理。不过,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理论 被否定之后,当大批判失去依据,大棒也因而失去威慑力之后,学大寨运动又会怎 么样呢? ――――――――― 万圣书园 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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