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清运动与丈量土地 196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的会议上赞扬大寨，毛泽东主席在自 己的生日里宴请陈永贵，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把介绍陈永贵和大寨的文章发 往国外，而一支四清工作队却像搞土改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不屈不挠地搜寻着陈 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直把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大寨干部委屈得 要死要活。 陈永贵一回村，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头。时值深冬，天黑得早，他进村的时候社 员们已经收工回家做饭了。灯火里到处晃动着忙碌的人影。按常规，听说老陈回来 了，干部们就该脚跟脚地到他家聚聚，听他聊聊新闻，再给他汇报汇报村里的情况。 可是今天竟没有人来。 在他进村的时候， 和他打招呼的社员的声调也显得异样。 “我从北京回来，”陈永贵后来恨恨地说，“根本没有一个人问我主席接见的情景”。 后来他一提起此事就生气，说有些人让修正主义路线吓破了胆，连主席的健康情况 也不敢问了。 陈永贵蹲在家里吧哒吧哒地抽闷烟。 四清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动的，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以清理帐目、 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运动深入后，又将四清规 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矛头对准干部。毛泽东和刘少奇都 试图通过四清整顿出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不过，对于重点整谁和怎样去整的看法有 所不同。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豺狼，要擒贼先擒王。刘 少奇要全面开花，实行大兵团作战，秘密扎根串联，给干部洗手洗澡，把不清的地 方搞清。（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八章） 毛泽东的打击面小，但是打得狠，往死里打，当作敌人来打。刘少奇的打击面大， 贪污百八十块钱的，占集体小便宜的，全面收拾一通，但是下手比较温和，整掉了 毛病还是自己人。四清运动历时近四年，将于1966年下半年以并入文革的方式宣告 结束。 陈永贵上京参加人大会议之前，四清工作队就进驻了大寨。派到大寨四清工作 队有七个队员，队长名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既然四清运动是一个 矛头对准干部的腐败行为运动，他们理所当然地要以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 班子。政治运动的常规就是一刀切，他们要执行上级指示，不能不这样做。在一次 又一次的反右之后，干部们更有了宁左勿右的心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合乎常情 的。 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 没有当官做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 工作。没想到工作队根本就不把他陈永贵放在眼里，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 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就是一面 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更何况他已经听说过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 骗取荣誉的传闻。于是工作队撇开大队党支部，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 数年后，陈永贵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上描述了他与四清工作队的冲突，他的描述 很有戏剧色彩。 mpanel(1); 据说，经过一阵热情的工作，工作队果然发现了一些问题，譬如乱记工分。工 分账上居然有扫雪工这类在人民公社史上闻所未闻的名目。“扫雪也记工分？”工 作队责问陈永贵，“你们乱记工分比落后队还严重哩！”和大多数大队党支书一样， 陈永贵很难容忍别人在村里，在他的家门口拆他的台，他憋了一肚子气，黑着脸不 说话。偏巧这一天下了半尺厚的雪，虎头山上一片银白，次日晨又从阳泉市来了两 汽车参观者。工作队当时接管了大寨干部的部分权力，就叫社员们为参观者上山扫 雪开路。社员们不肯动弹，工作队便找到大队长贾承让。贾承让冷言冷语地问道： “我还有权力拨人吗？我们犯一回错误还不行，还让我们犯第二回错误哩？” 工作队的人被顶了出来，又去找陈永贵。陈永贵道：“权不都是你们的吗？你 们可以管起来嘛。你们可以都把大寨的事办起来嘛。我们又不会革命。” 工作队的人软了，说：“永贵，参观的同志紧要上山，铲不开路上不去。” 陈永贵不慌不忙地问道：“我们乱记工分不是比最落后的大队还多吗？那么， 他们落后的大队今天铲路不？” “唉，人家那里没人参观，铲什么路。”工作队的人明知是圈套也好往里跳。 陈永贵道：“他们不铲路？那我们也不铲路。你不是让我们和他们看齐吗？” 工作队的人着急了，说：“算了吧，我们承认错误还不行么？”见对方服了输， 陈永贵才派人上了山。?[1] 陈永贵的对抗把工作队惹恼了。过了几天，陈永贵进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四清工作队则抓紧时间以更高的工作热情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 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充满不信任的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 到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 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 划清界线。 陈永贵坐在家里一锅接一锅地吧哒着烟，心里一阵阵地冒火。“毛主席他老人 家请我吃饭，”他想，“你们在大寨搞破坏！”他有一种受小人欺的愤慨，又有些 恨村里的干部胆小窝囊。半夜，陈永贵上炕躺下了，忽听得门叭叭一响。他赶紧起 来开开门，贾进才闪了进来。贾进才嘴唇颤了颤，抱住陈永贵就哭开来了，说咱这 是最后见一面了，活不下去了。正说着，门又叭叭一响，贾承让也来了，他也说没 法活了。这一天夜里，大寨的五位支委都来找陈永贵告别，都说要寻死。说起扛长 活打短工闹到现在，几十年最后落得个这，这些庄稼汉子竟哭得呜呜的。 陈永贵劝了几句，又劈头盖脸地把这些干部训了一通，告诉他们不能死。[2] 据后来的统计，在昔阳四清大会战期间，全县的大队干部自杀身死者共42人[3]。 大多数死者的罪过无非是外出采购化肥时请客送礼，拉下一些说不清的账。 第二天，陈永贵找到工作队，梗着脖瞪着眼睛与他们争辩了一场。工作队揪住 的一个问题是大寨分粮食不扣水份。国家收购粮食总是要测水份扣水份的，湿粮食 不等于干粮食，不扣水份自然就有多算粮食产量之嫌。 陈永贵年轻时就以能言善辩著称，如今经过大小会议的千百次锤炼，岂有随便 认账的道理？他争辩道：“我们过去给地主扛活，他就是秋天产下什么给我们什么 粮食嘛，那时候没除过水份，我们也不知道拿水份。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要扣除水份呢？” 这个问题提得怪，而且隐隐然挟着阶级分析的霹雳，工作队的人摸不着头脑， 不敢贸然回答。 陈永贵出语惊人：“扣水份的目的，无非是变相的隐瞒，无非是自己多留一点， 少给国家拿一点。要是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当成是一家人，就 不必要扣除水份了吧？我们没有扣除水份是优点，不是缺点，是正确的！要按你们 那样大的水份，你们究竟是灭了准的威，长了谁的气？谁是反对哩？谁是拥护哩？” 真是出奇致胜。陈永贵选的这两个攻击角度很巧，又言之成理，工作队的人一 时说不出话来。他继续攻击道：“我们一人吃五百斤，你给说成二百三，一亩地打 八百斤，你给说成三、二百斤，那只有赫鲁晓夫拥护！你是给赫晓夫供给材料，你 们是替赫鲁晓夫办事的！我们不能承认这是错误，你给我平反！” 陈永贵直截了当地威胁道：“你平反！不平反，我们到中央！我们的同志准备 了死，回中央死也不死到你们手里！”[4] 这个威胁很吓人。全国农业战线的旗帜，毛主席号召学习的大寨大队的干部， 要去北京自杀，以死告状。昔阳各村干部自杀的消息传得不少，因此，谁听了这种 很可能实现的威胁也得在心里惦量惦量。结果工作队的软了下来，说你们不扣除水 份也是有理由的，我们一定把你们的意见向上级汇报转达。 水份问题抗过去了，别的问题并不算完。 一天晚上，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来到大寨，四清工作队向他汇报工作。新华社 山西分社记者李玉秀和田培植正巧也在，便参加了旁听。汇报中，四清工作队谈到 了大寨的耕地面积问题。 大寨上报的耕地面积是802亩， 这是土改时的老数字。大寨修地造地十余年， 成绩显赫，总不能说地亩面积毫无增加。按照陈永贵的说法，他们造地造了一百多 亩，但是都种了果树，可是参观的人们又看不到果树。陈永贵讲究种满种严，种了 小果树的土地也难免种上庄稼。太谷农学院一位科技人员根据播种量推算，估计大 寨的实际耕地面积为1200亩，比上报的数字多出50％。这就意味着大寨的亩产远不 如自称的那么高。 另外， 1963年6月中旬，李顺达和郭玉恩等著名农业劳模听说了大寨的高产量 之后，曾经到大寨学习取经。这些行家高手问得细，看得全，很佩服大寨的整地造 地和精耕细作，同时也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大寨的耕地与介绍的数字大有出入。 随同他们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范银怀把这些看法写成了内参，李玉秀看过这篇内参， 心里早存了对大寨的疑心。现在李玉秀和田培植听了四清工作队的介绍，更觉得问 题不小，便将大寨的地亩问题写成《记者反映》。《记者反映》是内参中最机密的 一种，只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能够看到。 国家主席刘少奇看到《记者反映》之后说，这涉及到一个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 周恩来总理看了，当即召见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和山西省 长卫恒，周恩来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把它捅 出去的话，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周恩来下令立即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于是， 由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区和昔阳县五级干部组成的工作组立刻进驻大 寨。原来就在大寨的四清工作队也跟着掺合了进去。 丈量大寨耕地面积的时候，据说出动了七十多人。怕大寨的干部把本村的地说 成是外村的，他们还把邻村的人叫来指认地界，然后一杆一杆地量了50多天。 “我心里就像刀扎一样，”陈永贵后来说。他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他是一个 在大饥荒的年代主动多卖余粮的人，是一个宁可得罪本村的社员也不卖高价的人， 现在却被工作队当成了骗子和贼。在陈永贵具备了报复的能力和权力之后，他将让 李玉秀和张子仪付出惨痛代价。 陈永贵并不清楚大寨到底有多少地。他报的数准不准，会不会背个隐瞒地亩虚 报单产的罪名，他心里也没底。他当时做了两手准备，不出问题则已，一旦丈量出 来的面积大于大寨所报的数字，陈永贵不但不打算检讨，反倒要咬一口工作队一口。 他连反咬的话都准备好了：“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大搞土地基本建设， 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整修出来土地来犯了错误啦？我们跟你上中央打官司、告状！” [5] 其实，土地丈量队的人员深知大寨的地位非同一般，采取了与大寨干部密切合 作的态度。在土地核实工作完成之后召开的碰头会上，陶鲁笳和工作组特地邀请陈 永贵参加。山西省农林厅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了丈量的标准。他说，五厘以下的地块 不算耕地，菜地不算，种了小果树的地也不算。在实际丈量的过程中，很多不规则 地块的地边地角也没有算。 陈永贵有不同意见。他说，山地和平川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 牛的地不能算地亩。核实组接受了陈永贵的意见。 据说，按照这种标准，丈量土地最后量出了三个数字，有从庄稼量起的数字， 也有从地边量起的数字。大寨的地有数千块，梯田又多为窄长的形状，几千个地边 如何量自然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三个量出来的绝密数字直接报给了华北局第 一书记李雪峰， 李雪峰选定了一个796亩，比大寨原来上报的802亩还少了6亩。最 后陶鲁笳向周恩来汇报的丈量情况，结论是大寨没有黑地。 山西省在全省通报了这个结论，但是有些劳模仍然不服气，他们更相信自己的 眼睛。大约15年后，1980年11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新华社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进驻昔阳。在涉及土地亩数问题时，这个调查组写道： “据现任大队长介绍， 大寨现在分成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分得320亩以上。”这就 意味着大寨的耕地在960亩以上， 比陈永贵在15年前报的802亩多出158亩，与李顺 达等劳模估计的数字接近。当然，十五年中大寨又造了地，耕地亩数又发生了变化。 [6] 1965年2月上旬， 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在山西省委 书记陶鲁笳的陪同下访问大寨，陈永贵满腹冤屈地告了工作队一状，说工作队有意 把大寨整垮。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李雪峰见陈永贵如此一触即跳，认为他有骄傲 情绪，就叫陶鲁笳跟他好好谈谈，帮助他领会毛主席的教导：有了成绩，不要翘尾 巴。过了两天，李雪峰和陶鲁笳去昔阳的老典型白羊峪大队，本想中午歇歇，睡个 午觉，偏偏白羊峪的大队书记王殿俊也被整得满腔怒火。这两位要员深感问题严重， 午觉也不睡了，听了许多四清整人过火的情况。离开昔阳前，陶鲁笳特地告诉陈永 贵：“李书记说了，你给他反映的四清问题已经通天啦，不要再反映了。” 所谓“通天”，大概是指这两位中央委员立刻向中共中央打了报告，反映他们 发现的这类问题。中共中央果然也修订了自己的政策，规定在先进队搞四清要依靠 当地党支部进行。 驻大寨的原四清工作队于2月中旬撤出，由中共中央、华北局、 山西省委和昔阳县委联合派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大寨。工作组宣布：“一切工作都 经过党支部。”工作组的任务只是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三个月后，大寨四清完毕，工作组的结论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 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 斗争考验的革命的班子。” 陈永贵大获全胜。这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缺点：“农民意识”，“经不起表 扬”，“怕说大寨的坏处”，“不够民主，不虚心和社员商量”等等。[7] 兴师动众惊天动地折腾了好几个月，结果似乎只是一场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但是陈永贵不这么认为，他四处打探了一番，问道：“全国没 有第二个队因为产量高量过土地，那么为什么偏偏大寨产量高就来量我们的土地呢？” “我们一点也忘不了，这账一定要算。”[8] ――――――――― 万圣书园 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