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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灾难中显出英雄本色
1963年8月2日,陈永贵正在县城里参加人代会,窗外落雨了。雨水哗哗地响了
一夜,第二天仍然没有止住的迹象。
这一天,《人民日报》上登出一篇燕凌写的通讯,题目是《在农村阵地上――
记昔阳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燕凌笔下的陈永贵,心里只有“劳动、革命。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
阶级观点,一时一刻也没有模糊过。”
开着开着会,一份赞扬自己的《人民日报》就来了,这个感觉想必很独特。不
过这篇赞扬陈永贵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全国人民的广泛注意,中国那么大,能人那么
多,陈永贵要名震四海还得再干点更惊人的事。
窗外的雨一连下了五六天仍然不停,下得陈永贵心慌意乱,人大代表们也坐不
住了。这雨太邪门了。陈永贵很想回大寨看看,又听说松溪河发了洪水,过不去了。
他往村里打电话,接线员告诉他线路断了。据说全县电话线路的56%都已经被洪水
破坏。大家都感到要坏事。已经有某某村窑塌地毁人亡的消息传过来,而且人员伤
亡的消息越来越多。
大寨确实乱得一团糟。 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高达500多毫米,超过
了前一年全年降雨量。大寨村里房倒屋榻。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
“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共青团村支书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23
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
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得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
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
老年人都冲进去了……奋战了两个多小时,三万斤粮食刚出窑洞,轰隆一声,窑顶
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
当陈永贵绕着洪水赶回大寨时,全村的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塌得只剩
下12间房和5眼窑可以住人。村里泥泞不堪,360多口人多数无处安身。陈永贵带领
大寨人苦心经营了11年的梯田也毁了个一塌糊涂。山沟里到处是稀乎乎流下来的泥
滩,玉米全倒成了一片。十年来垒下的一百多条石坝也塌了。苹果园里,不少果树
东倒西歪地翘出了新鲜的树根。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只有狼窝掌依然如故,没有被
再次冲毁。这倒显得是个奇迹。
陈永贵进村后,干部和社员们很快就围了上来。经过七天七夜的折腾,人人都
像大病了一场,干部们也在危急时刻过去之后懈了下来,周围是一片凌乱,一片唉
声叹气。不少人对陈永贵连哭连讲,旁边的人愁眉苦脸地点头插嘴。有一位老人抱
着陈永贵叫着:“金小,咱们可怎么活下去呀!”
陈永贵阴沉着脸听着,一言不发。整个村里笼罩着愁云惨雾,陈永贵似乎成了
最后一根支柱。他一垮,大寨便要稀里花啦地瘫了。
这时陈永贵反倒显得轻松了。他平静地问众人:“人伤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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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倒是没受伤。”一位干部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陈永贵极富戏剧性地拱起双手,朗声叫道:“我回来是给
大家贺喜哩!”
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陈永贵该不是疯了吧?有人摇了摇头:
“永贵喝上酒了。地冲房倒窑塌,还有什么喜事哩?”
陈永贵扫了面面相觑的众人一眼,继续朗声说道:“人在还不是大喜?自古常
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人就甚也不怕!刮了
地我们能修,塌了土窑我们修瓦房,塌了瓦房修新房!坏事能变成好事!”[1]
大寨人需要的正是主心骨。陈永贵这番很有戏剧性的表现,好像在愁云惨雾之
中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陈永贵回村后,党支部、团支部和队委会立刻高速运转起来,安排住房,组织
抗灾,提出了“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干部们火火爆爆
地一闹,社员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不少,有些打算出去逃荒的人也不走了。不过,五
年修地十年修房的恢复计划仍然显得太乐观了。“十年?三十年也不行。一百年也
不行。”“几百年才修下一个旧大寨,破大寨,十年就想建设一个新大寨?不用想!”
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当时21岁,一位老汉对他说:“娃呀,我这辈子是不行啦,
等你到我这把年纪,也许是能恢复吧。”
一旦动手干起来,形势反而转乐观了,当时最大的争论之一是先修房还是先修
地。陈永贵主张先修地,也就是“行治坡,后治窝”。“修了新房,打不下粮食,
冬天住在新房里挨饿?”大家觉得他说得有理,便一齐上了地。
大寨人就挤在仓房、 学校、办公室和机器房里住下,开始重建家园。当时200
多口人都住在有数的几间房里,其中一栋六进间的办公室居然住进了一百多口人,
一头还隔了一堵墙圈着大牲口。好在大家都苦。陈永贵家的房子没塌,他的儿媳妇
正在坐月子,他也把窑洞让出来与大家共患难。这时候的大寨真像是一所陈永贵一
直极为欣赏的军营了。
士气是一种有力而无形的东西,当倒伏的玉米一棵棵一片片地扶起来,地里渐
渐像个样子的时候,人们的信心和士气就开始上涨了。这时连最灰心丧气的人脸上
也有了喜色,也承认天灾面前陈永贵那伙干部挺棒。倒伏的谷子穗大秆细,东边扶
起西边倒,陈永贵就出了个主意,把谷子一束束地捆在一起,形成许许多多金字塔。
有人一边捆一边笑道:“现在这人甚也日能,共产党甚也日能,这庄稼也能组织起
来!”
不管怎么说,大寨社员修复家园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了。大家白天上地,
晚上修房,一干就是半夜,本来大寨人还有个午睡的习惯,陈永贵问郭凤莲:“你
们青年突击队,年轻人就不能不睡午觉?”于是青年们自动取消了午休。这一年冬
天,郭凤莲等27位姑娘冒着大雪和零下22℃的严寒进山修复石坝,从此被誉为“铁
姑娘”。
大寨的共产党员们表现得极为出色。贾进才天天顶着星星进山开石头,晚上干
到看不清石头才回来,两眼熬得血红,手掌裂了许多口子,贴得满是胶布。从那一
场灾起,他大锤一抡就是好几年,他说:“什么时候能把大寨的土地全修成稳产高
产田,把旧庄窝变成新庄窝,我就算没有白当了这十几二十年共产党员。”
这类献身式的举动感染了人们,人们又互相感染,整个大寨像是烧起来了。后
来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那时候的人什么也不想了,就知道干,累
得不行睡上一觉,爬起来接着干,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计较工分。小学生上阵了,
青年人也上阵了,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党支部号召大家集资建房,当晚就集资一万二千多元现
金。李喜庆老汉一个人就拍出了一千块。干部问他怎么算利息,老汉答道:“我要
是要利息,大队去银行还怕贷不下款?我不仅不要利息,我的本还不知道要不要哩!”
此时的陈永贵又表现出了鼓动农民的天才。大寨遭灾后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慰
问信,陈永贵每天带上一封,地头休息时就给社员念这些“鼓舞士气的宝贝”,让
农民每天都能感到他们是处于全中国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这股力量也烧得社员
们坐立不安。
社员们的干劲高得连陈永贵也感到吃惊。他后来说:“原来就没有想到有那么
大的劲。”既然白天修地,晚上修房,一天顶两天用了,大队党支部也提出了新的
口号,叫做五年修地,七年修房,比过去缩短了三年。实际上的速度还要快,三年
左右地就修复了,四五年内房子就盖起来了,而且比过去盖得要好,是按照陈永贵
在五十年代反复鼓吹的“楼上楼下,电话电话”的理想盖成的“大寨楼”,一色的
青砖钢瓦,远远看去像是长长的列车,一列压着一列依山而起。
大寨人夜以继日地重建家园的时候,不少村庄正在争夺救济款和救济物资。陈
永贵描述说:“这个救济一来,县里头嫌上头给的少,公社嫌县里给的少,大队嫌
公社给的少,社员嫌大队干部给得少,他们这样互争不休。”他所描述的场面看起
来很真实,很合情合理。大寨和陈永贵的表现却高得令人难以企及,“阳春白雪,
和者盖寡”,后来竟感动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知音。
遭灾不久,一位公社领导给陈永贵打电话,说拨给了他们80元医药补助费。陈
永贵答道:“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过了几天公社又来电话, 说拨给100块钱买苇席,搭些席棚当临时住处。陈永
贵又谢绝了:“我们大寨有苇地,也有钱来买席,救济别的兄弟队吧。”
第三次救济来得动静很大,一辆马车拉着寒衣进了大寨。陈永贵和几位干部招
待车把式吃了顿便饭,没让卸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让人家把衣服原封不动地拉回
去了。
不少大寨社员也对此不能理解,说别人“找还不到,寻还寻不来,送上门来,
你们不要,这光景还怕过得太富裕了吗?”有想不通的,就骂道:“傻瓜子干部!”
有想通的,就说:“不要就是为了当模范哩!”“这样的干部还能要?这能是关心
群众?”
陈永贵在大寨绝不是孤家寡人。不要救济也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想法。一天早
晨,陈永贵和贾进才相遇,蹲下抽烟,聊起了救济的事。陈永贵问贾进才:“你说
咱要不要国家的救济?”贾进才一贯忠厚,善于替别人着想,他说:“我想是不能
要。水泉大队今年遭灾,劳动日每个预分五分钱,怎也得先救济他才对。”
不仅仅贾进才支持陈永贵。陈永贵后来谈起此事:“群众和贫下中农没有一个
较高的路线觉悟,这下可麻烦了,恐怕起码得把干部揪斗几天。结果呢,积极分子
涌现出来了。”所谓积极分子,就是指一些说“不要这些物资是对的”的社员。
这时候,陈永贵召集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他说,他们“商量”了再商量,想了
再想,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了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最后才坚定下来,
救灾三不要”[2] 。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大寨在三
次拒绝了小额的国家救济之后,又第四次谢绝了国家拨给的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的
款,把这笔钱转给了水泉大队和孟山大队。
“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陈永贵说,“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
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
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
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
上呢?”
大寨提出了“三不要”,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
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是年底,三不少的口号完全兑现。
在1963年的毁灭性灾害面前,大寨人确实表现出了一股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这不光是陈永贵一个人的事,陈永贵以身作则,又及时得法调动了蕴藏在大寨农民
心底的英雄气,使社员们感到社会需要这种气概,赞赏并鼓励这种气概,而那些普
普通通的农民,竟能在无安家之地的困境中挺身而出,响应三不要三不少的号召,
凭着破筐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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