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陈当家的之三：公私之斗 集体化时期，几乎每个村庄都发生过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一些社员有意无意 地把猪或鸡撒出去，这些家伙便大模大样地进了集体的庄稼地，吃饱了肚子再摇摇 摆摆地回家下蛋。因此北方农村有流传颇广的“鸡嘴巴对准集体，鸡屁股对准自己” 之说。队干部们对于鸡和猪的进犯通常是高度警惕的，稍有松懈就可能导致全村的 猪和鸡倾巢而出。 大寨的社员也有私心，也玩撒鸡放猪一类的占小便宜的把戏。一天，陈永贵针 锋相对地宣布了一条规定：各家各户一律把家里的猪关好，从明天起，只要在庄稼 地里逮住了猪，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罚玉茭一斗。 第二天，陈永贵叫他老婆把猪放出去。他夫人不愿意，说了几句，陈永贵急了， 一瞪眼：“叫你放你就放！”说完就出了门，召集了几个干部绕着村检查新制度的 执行情况。 这一圈转到一半，陈永贵家的猪也到了庄稼地。这些干部们彼此极熟，认谁家 的猪几乎像认谁家的孩子一样准确。一位村里的干部低声对陈永贵说：“老陈，你 家的猪……就算了吧？”陈永贵没说话，甩开大步直奔大队的库房。另位几位干部 在后边跟着。 进了库房，陈永贵提上斗，说：“走，到我家装玉茭去。” 从此大寨便结束了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经常地体现在每天的生产劳动上。大寨的社员也想 多挣工分少出力。 1961年夏季的一天傍晚，陈永贵像往常一样在收工之后绕着道往家走，一路上 看着庄稼和农活质量。半路上，陈永贵遇见了二队队长，便聊起了当天的营生。二 队长似乎是有意等着他，一开口就诉苦，说是定额太高，社员们铆着劲干一天也就 能锄七分地，叫他反映反映，把定额调低点。陈永贵瞥了二队长一眼，问：“你的 看法哩？”二队长说：“恐怕是定额高。”陈永贵沉默了一会儿，说：“咱们试试 看。” 第二天，陈永贵扛着家伙跟二队上地干活了。他和社员们打着哈哈说着嗄话， 还闹了一次比赛。欢欢喜喜地一天干下来，二队人均锄地1.2亩。 收工后，陈永贵跟二队长一道走，陈永贵问道：“你看是什么原因？”二队长 张了张嘴，却找不着话说，干脆耷拉着头不吭声了。[1] 陈永贵“斗私”的基本手段似乎就是以身作则。这一手往往令人惭愧从而大获 全胜。 1961年春季锄小麦时，队干部们把各个地块都号了分，社员们掂量着工分挑肥 拣瘦。离村不远有一块二亩大小的麦地，几位社员说好了要锄这块。走到地头一看， 发现这片地里的草多，便后悔了，躲到别的地块去了，摞下这块麦田没人管。陈永 贵过来也没说什么，自己挑了这片麦田锄了起来。 mpanel(1); 那几位社员见陈永贵黑着脸闷头干活，心知不妙，预感到阴天之后就要打雷下 雨。一位社员预言道：“这下可该挨训了。”没想到阴渐多云最后转晴，陈永贵不 但没训人，反而做了几句检讨。他说：“定额搞得不合理，是我们干部主观，脱离 实际。如果大家去锄了就要吃亏。”这几位社员听了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顿时惭愧起 来，赶紧让着说，“是我们不对，不该挑肥拣瘦。”[2] 陈永贵也有彻底翻脸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公私之争涉及到制度，涉及到国家利 益。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阵子大鸣大放，动员老百姓 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陈永贵几乎是每场运动都要冲在前头的，这次 鸣放部署下来之后，他也向县委领导表示要搞好。搞好的关键呢，陈永贵对县里的 干部说，就是看能不能动员社员们给他本人提出有分量的意见来。谁在大寨代表共 产党？这是明摆着的。 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想了几 天，冒出来一个主意，就找县里派来的驻队干部郝兑元商量。陈永贵说：“我给咱 装起下台的势来，不要参加会，你到大会可以宣布。群众要问永贵怎么没来呀，不 用多说，你就高声地说：他还能参加会呀？就这么一句话就行啦。”[3] 郝兑元想了想，觉得这个办法确实挺不错，既没有骗人说陈永贵下台，又造成 了一个下台的架式，还真是一个打开局面的办法。他忽然又想起党内的鸣放来，便 问支部会该怎么办。 “支部会我也不要去参加，”陈永贵说，“开支部会要是寻我，你就说群众会 还不能参加，还让他参加什么支部会呢？” 郝兑元说：“沾，就这么干。”他便在会上很像那么回事地演了一回。这一下 果然热闹，用陈永贵的话说，“可就放了一个透，放透啦。” 据说开会的时候陈永贵就蹲在窗外听着。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中计，七嘴八舌 的什么都说，还觉得挺痛快。这些年来大寨的农民也积了不少怨气，特别是在办社 和卖粮这两个大问题上。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赵启福在外边闯荡过，回到村里后一 直自负得紧，却又不得志。他便带头跳出来替众人出气。 赵启福首先热血沸腾地骂了一通陈永贵等村干部向国家卖粮太多。卖粮多自然 农民吃亏就多，这一骂很得人心，当下就有不少人插嘴附和。赵启福得意起来，骂 完了陈永贵卖粮又骂陈永贵办高级社。“高级社算个甚？”赵启福问道，“一切财 务都归公！甚也得听他陈永贵的！劳动生产也不由人了。高级社不就是富户背穷户 么！”听他的意思，似乎是反对公有制提倡单干。 会场上的穷户不少，富户们也不好多说。不过在卖粮问题上大家的利益是一致 的，众人就专说卖粮。 “陈永贵的胳膊弯不是往里曲，是往外曲哩！” “哎！陈永贵卖粮有他的目的哩！”有人笑骂道，“他卖粮是为了上太原吃白 馍馍哩！” 有人恨恨地把陈永贵是外来户的老底也联系起来了：“在大寨他学会了啥？他 甚也没学会，就学会个卖粮！他除了卖粮还会干啥？” “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陈永贵听了心里当然不是滋味，不过他忍住了，最后甚至是挂着笑脸出现在瞠 目结舌恨不得拔腿溜走的众人面前。他笑道：“我拥护大家，同志们对我关心，对 我的帮助很大。我首先表明态度，绝对不报复，除了不报复还要表扬大家，对我很 好，很关心……”接着又向众人解释卖粮问题。 很难判断陈永贵这么说是不是也打算这么做。 因为上边的风向变了。1957年5 月15日，毛泽东主席写道：“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 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人 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4] 。不久，将55万条“鲨鱼”一网打尽的 反右斗争开始了。回头看去，毛泽东最初的鼓励鸣放，竟然是一个陷阱，一个漂亮 的引蛇出洞。 陈永贵也立即组织反击。 据1959年8月22日中共昔阳基层干部训练班党总支印 发的《大寨管理区党支部领导群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经验》介绍：“支部及时组 织社员，摆明事实提出问题，……狠狠地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党内将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赵启福开除出党，歪风邪气压下去，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正气迅速上 升。”于是，回头看去，陈永贵也玩了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这件事后来也成了大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例之一。1969年11月13日， 陈永贵在山西省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提到此事时说：“五七年大鸣大放， 那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我说成什么狗！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 人！”怨愤之情依然不减当年。 合作化之后，毛泽东主席最感愤恨的现象之一就是基层干部的蜕化变质、以权 谋私，不参加劳动还要多记工分。在他看来，这是背叛中国革命的传统，重新骑在 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30多年的消 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想就有沦为笑谈的危险。毛泽东主席三令五申，中共中 央也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5] 28岁就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爱写诗。他下乡视察合作社，发现基层干部 们普遍不参加劳动， 派完一天的营生就回家歇着去了。 一位社员跟他发牢骚说： “过去是一个人坐轿四个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合作社“养活不了 干部，拖拉不起累户”。张怀英听了也恨恨的，便提笔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 “男女老幼齐生产，干部天天不上地。” 视察到了大寨，张怀英觉得眼睛一亮，他发现大寨的干部都参加劳动，与别处 大不相同。梁便良号称“铁肩膀”，宋立英人称“长不闲”，贾进才钢筋铁骨任劳 任怨自不必说了，按照规定可以脱产的陈永贵也带头下地苦干。贾承富说：“永贵 到地一个人顶两个人干，带得别人能顶一个半干。” 张怀英由此得了一个大灵感，随后就干了一件大事，数年后竟博得了大诗人毛 泽东的喝彩叫好。 张怀英开始狠抓干部参加劳动。“我把这当成主要矛盾来抓，一抓抓了三年。” 张怀英说。 他号召干部们向大寨学习，向陈永贵学习，派人去大寨总结材料，同时他自己 也下去劳动。乡里和公社一级的干部见县委书记到他们这里来劳动，也只好跟着去 劳动。村里的干部也只得去劳动。一时间大会小会、大材料小材料全在说干部参加 劳动。 下面是1959年的一份题为《一个模范的党支部书记》的材料，里面这样描写陈 永贵的日常生活： “永贵同志一贯劳动就积极肯干，他每天总是十二点以后休息，早上 四点起床，白天劳动总在12个钟头以上，每天三顿饭就是他处理一切问题 的工作时间。 ……如4月23日下雨后社员都准备要休息，觉得不能干活， 永贵同志却担了一担朴兰去积肥， 社员们都跟随前去，一下午就积肥400 担。……在前段营生紧张的情况下，永贵同志提出了‘起早午不息，一天 两担饭，夜里要加班，一天劳动14点’的号召，在他本人带动下，突破了 前段营生紧张关。” “他总抢着干别人不乐意干的活。天热了挖厕所，带上党员，挖了个 遍。” 经过数年的宣传呼吁， 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成了风气。 张怀英在诗中写道： “社员看了哈哈，现在的官民一球样。”此时，陈永贵又冒了一次头，他引人注目 地取消了大寨的干部工分补贴，每个干部不下地就没饭吃。这一手实在是太激进了， 一时昔阳无人能出其右。 1960年，张怀英调到刘胡兰的老家山西文水县当县委书记。一天他下乡，见一 块地里有几个妇女在锄草，地头坐着一个男人。张怀英下了车，那男人见张怀英一 副干部模样，又是从小车上下来的，便向他汇报，怎么记分，怎么分工等等。张怀 英问：“你咋不去锄”？那男人答道：“她们给我锄了么。” “就三四个妇女你就这样？”张怀英有点上火，“这不是剥削么？！” 那男人很不服气，说：“噢，那我就白管记工呀？” “你也锄锄么，”张怀英说，“记几个工还不好记？” 张怀英挺生气地回到车上，一位干部告诉他：“这人算是不错的，下地了么。” 原来这里不仅大队干部不下地，小队干部也不下地。于是张怀英又在文水大讲干部 参加劳动。 正巧当时的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到文水检查工作，叫张怀英汇报，张怀英就说了 一通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还提到昔阳的情况。李雪峰听了极为赞赏，让他马上拿出 面材料来。过了不久，李雪峰就把写有陈永贵的事迹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把注意力从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转开去，一 方面在考虑怎样领导中国发展生产摆脱饥荒，一方面又开始为中国的防修反修大业 操心。读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主席不知怎么联想起《红楼梦》中的 贾家，又从贾家的衰落联想到他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神思飞转之中，毛 泽东提笔而书。 1963年3月， 中共中央批转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本人的议论也 转达到地委书记一级。原文大致如下：“昔阳土质不好，生产上来了，就是干部参 加劳动。贾家怎么败下来了呢？他们主仆上下，安福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 陈永贵不谋私利。毛泽东把谋私利与修正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变质联系起来，把 干部不谋私利与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的名 字初上毛泽东的案头，就碰着了革命领袖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 万圣书园 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