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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向中南海 10   陈当家的之一:狼窝掌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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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陈当家的之一:狼窝掌之战 土地归了大堆,陈永贵当了家。他立刻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十年造地规划让 大家讨论。 庄稼人爱地,不反对修地。可是工程大了,听起来险了玄了,便难免有点二话。 “干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误工多,得利少,粮食能卖几个钱? “劳力少,任务大,什么时候能完成?”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农――都对他的十 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窜。这些富 裕中农都想显能哩,东捞俩钱西捞俩钱就能富了?陈永贵叭哒叭哒地大口抽着烟, 尽量压着火气,耐着性子。会前说好的,十年规划是大家的事,要“民主民主”, “少数服从多数”。 陈永贵自小挨饿,对粮食和多打粮的办法自然想得多,想来想去的越想越深, 最后就落在了土地上。大寨当时有300多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 坡上的薄地,人均不过两亩半。那大寨又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人均这一点薄地, 稍微闹些灾就难免挨饿。陈永贵是个爱想事的人,走路搭拉着脑袋时常琢磨,如果 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浅土垫成厚土,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保土保 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涝保收,大寨人自然饿不了肚子。只是这个工程太大,就说那 一条狼窝掌沟吧,长约三里,宽约四丈,下点雨就山洪咆哮,能卷走一百多斤的大 石头,治理起来真不是容易事。 “瞎胡闹哩!”反对的话越来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 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 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你们这伙干部是寻上事丢人哩!”[1] 陈永贵很希望说话的是个地富分子,那样他就可以来个敲山镇虎,杀鸡吓猴。 十多年后他谈起这段事,也果然随心所欲地把反对者说成了“地富反坏分子”[2], 可惜当时他无法随便给人改成份。 “胡来么!”一位姓贾的摇头说,“要是能改,老辈了早改了,还轮得着你?”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 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理了, 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变?那山是谁的?地是 谁的?你怎么去改变?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 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 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 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 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 么呢?”[3] mpanel(1); 饶是陈永贵咄咄逼人,他的那个十年规划也没能通过。反对意见自有它的道理, 几顶政治性的帽子在当时还压不服人。 陈永贵也绝对不是轻易退却的人。第一次会议失败后,他开始在下边活动,积 蓄力量,准备再开一次会。十年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拉票活动:“土改时候的老贫 农、老雇农们,和我一起扛过长工,打过短工的二十多个人还都在,我就叫上他们, 和他们商量,跟他们开座谈会,研究如何发展。”陈永贵确实找对人了。这些老实 本份的庄稼人除了卖力气没有更多的挣钱本事,也就没有富裕中农的那些花花肠子。 庄稼人可不就是种地修地么?老贫农们豁出白干一场也要支持陈永贵试试。陈永贵 描述道:“他们说,‘那就这么干吧,咱还怕贴上什么?要贴也无非贴上点劳力, 它还能贴上咱的庄窝土地,牲畜农具?’我说这很好,只要你们带起头,把那些少 数人带起来,再一开会,就开成功了。果然,理直气壮地和自然斗争的人越来越多。 那些少数不同意呢?他们说,少数服从多数,搞吧,民主啦!”[4] 1953年治白驼沟,1954年治后底沟,1955年冬,大寨人初战狼窝掌沟。陈永贵、 贾来恒、贾进才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0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 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 1956年雨季,一场大雨过后,狼窝掌山洪爆发,将38条石坝连同20多亩庄稼一 扫而光,反对派的警告不幸言中了。可以想象,陈永贵当时处境极其艰难。“一冬 辛苦一水漂,千日打柴一火烧。”一意孤行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陈永贵该怎么交 待? 他一言不发,跑到狼窝掌转上转下,含着烟袋蹲在冲毁的石坝前细细琢磨。他 看出道道来了。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冬季施工质量不 高,活干得粗,垒得不结实。陈永贵要再干。 当时劝他歇心的人不少,说风凉话的也不少。陈永贵故伎重演,再一次找贫下 中农要求支持,又加上找反对者个别谈话,最后勉勉强强总算是把人马拉起来了。 这一次,他们将每条石坝的厚度由一层改为四层,根基加深,石块加大,山坡上又 刨满了鱼鳞坑以防山洪形成。没想到1957年夏一场大雨,大坝和庄稼又被冲了个干 净。 陈永贵描述当时的形势:“这一下可不仅地富反坏反对,他当然反对了,贫下 中农也动摇了,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都提得对,不要搞,就是非要 搞!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5] 一天,贾进才遇见了陈永贵,问道:“今年还干不干?”陈永贵想干,他又琢 磨出了一个新道道,叫做“石坝底宽像塔形,坝身里弯似弓形,基础牢固占地少, 弓背朝里冲不倒。”再加上石灰和水泥灌缝,上游修蓄水池,顺沟修排水渠。他觉 得这么干肯定能成功,可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他怎么开口?陈永贵反问贾进才: “你说还干不干?”贾进才道:“我说,要干。咱们豁出去三次五次失败,总要把 它干成。叫那伙不满意的人看看,是属龙的沾还是属熊的沾!” 陈永贵大受鼓舞,感到腰杆子硬多了。他开始以思想动员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的 手段组织新的力量。在支部会上他责问一位说群众反对修狼窝掌的支委:“群众? 你把界限划清点,你群众里面包括谁?你把地富反坏也包括在群众里边了。……以 后反映情况,一律不能借群众反映,这里边有个阶级性,要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分析。” [6] 陈永贵这样描述他做思想动员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办法:“我们开不同类型的会 议,看究竟是谁反对,哪方面占的比重大。党员会呀,青年团会呀,贫下中农会呀, 从各种会议上的情况来看,个别思想不健康的贫下中农有点意见,反对的还是地富 反坏。……”[7] 开这些会议的时候正是反右斗争声势逼人的关头,陈永贵施加的政治压力应该 是有效的。不过,无论陈永贵怎么善于鼓动和施加压力,农民们不合作不支持也是 白搭。大寨的那些庄稼人宽宏地原谅了陈永贵应负大部分责任的两次惨败,继续拥 护他的改变穷山恶水的新计划。 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 “贫下中农座谈会也开得火热。他们说:‘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属熊 的?’‘怕吃苦的是谁?是地主,是富农!’大寨党支部的腰杆更硬了。 陈永贵含着感谢的眼泪说:‘要退东吴兵,还得自己人。’ “这次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是两丈五,灌浆 用的石灰就要六万斤。土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上运下来。几万 方土被冲走,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 “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计划一公布, 社员们都争着上前线。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七户社员全 家上阵。当时,只有60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70多个人出了工。 “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贾进才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他两个肩膀 扛着一张嘴,还吃不饱肚子。农业社成立,他一头扎到社里,恨不得把全 身的劲都使出来。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 着家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手上的血染到了石头上, 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 “开工的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贾进才像往日一样,早上起 来,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把工地上的雪扫开,打碎冰凌,又叮叮当当干 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揭开一看,已经冻成了冰 疙瘩。贾进才拿起来就啃。……”[8] 据说实际上并不是拿起来就啃,也想把饭热热,奈何雪太厚,找不着柴禾。贾 进才道:“心热不怕饭冷,管它狗日的冰不冰,吃下去自然就热了!”于是才啃起 来。旁边的社员见了心里感动,就有人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 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20多条大坝,哪条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莎荫接着写道:“第一生产队长梁便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等四个人, 在没膝深的大雪里抬着大石头从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滚成雪 人,却天天超额完成定额。” 大寨农民的这些战天斗地的事迹随着《人民日报》和各种宣传机器的影响传进 了中南海,传遍了全中国。到了七十年代,这类景象就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学大寨 运动的经典场面。 如此苦干了27天,三战狼窝掌提前三日完工。狼窝掌终于拿下来了。16年之后, 陈永贵谈起三战狼掌时说道:“现在这条沟产的粮食,就足够大寨大队全年吃了。” 如果第一次不想干,第二次失败索性不搞了,哪还有什么狼窝掌地呢?” 1953年至1962年,大寨造地十年,改沟七条,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十年造地规划。 结果也正如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他们……把过去的四千七 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 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 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 每人每年干120天。 就是说,陈永贵这位当家人每年都要以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 劳动成果的十分之四用于“置地产”,以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十 年不改,二十年不改,以至终生无悔。无论从志气还是从组织工作和艰苦劳动所必 须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说,真是难为陈永贵,难为大寨人了。 据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登记, 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夜24时,中国人口总数达 601,938,035。以全国15亿亩耕地计算,人均耕地2.5亩,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这个2.5亩正好是那个时期大寨的人均耕地数。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这位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当家人与陈永贵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他早晚 有一天要下功夫解决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矛盾,早晚有一天要找 一个成功地动员丰富的人力资源以解决这个矛盾的样板。 ――――――――― 万圣书园 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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