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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红都初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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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红都初露锋芒 一、出使闽省 尽管潘汉年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局部的努力,挽回不了 全局性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在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上海的白区工作一步一 步地走进了死胡同。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全部撤离上海, 前往中央苏区。潘汉年利用中央“特科”开辟的秘密交通线,把离沪的中央负责同 志, 一个个安全送达目的地。1933年5月14日,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这一天, 国民党特务突然逮捕了与中央特科有工作联系的潘梓年和丁玲等“左翼”文化人士, 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丁玲早在“左联”成立之初就认识了潘汉年,“潘、丁事 件”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党组织决定潘汉年撤往中央苏 区。 遵照党的指示,潘汉年于是年夏天绕道香港,经广东汕头、潮州,辗转到达中 央苏区的首府――瑞金,踏上了这块红土。在这之前,潘汉年曾在1931年11月瑞金 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 员。到中央苏区后不久,便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兼赣南省委宣传部部 长,还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 在苏区,潘汉年过了几个月宁静安乐的日子。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潘汉年与时任宣传部部长的 张闻天住楼上,博古与陈云住楼下。虽说这批职业革命家都是中共党内的高级领导 人,但他们毕竟还很年轻,加上这年夏天中央苏区正处在第四与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的间隙之间,于是每天晚饭前后,他们常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唱山歌,还搞 些体育活动,爱打篮球的,么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潘汉年喜欢打乒乓球,楼下客 堂间用方桌子拼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陈云、张闻天等人一起活动的地方。尽管那时 中央苏区的生活艰苦是出了名的,这儿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更不能相提并论,但同志 之间亲亲热热的,潘汉年感到十分愉快。 这年9月,蒋介石调集66个师100万大军,向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 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作战方法,重点进攻中央苏区。 进攻中央苏区的四路大军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北路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 前敌总指挥,共二十二个师一个旅;西路为湖南军阀何健的十四个师一个旅;南路 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十四个师两个旅;东路则是被蒋介石强令从淞沪战场调往福建的 十九路军的三个师。 正当英勇的红军部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潘汉年则往返于瑞金、福州之间, 同十九路军进行秘密接触。他,究竟负有怎样的使命?“剿共”的十九路军又何故 同红军往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十九路军在北伐时期原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一部。 1930年8月, 以蔡廷锴之六十师和蒋光鼐之六十一师为基础扩编为十九路军,并逐 步发展成为蒋介石军事集团中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在新军阀混战中,为蒋政权 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十九路军不是蒋的嫡系部队,因而往往受到歧视甚 至遭到排斥。从1931年初开始,十九路军先在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后于上海参 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剿共”战争中,十九路军损兵折将,大伤元气,蒋介 石把它当作炮灰;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对十九路军坐视不救,还克扣其军饷,截留 其捐款,让其孤军作战,并伙同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出卖了十九路军。 mpanel(1); 淞沪抗战的失败,加深了十九路军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满,血的教训,使他们进 一步认识到:要抗日就必须反蒋,不反蒋就不能抗日。 这年5月, 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蒋介石的用意是:一方面 让十九路军与红军作战,使其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十九路军入闽, 必定给广东的陈济棠造成威胁,加深闽、粤两军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火并,以利 他消灭异己的目的。对此,十九路军官兵虽有所识破,但进驻福建毕竟有一省地盘, 可以割据一方,保存实力,徐图发展。 入闽后,为了统一福建全省的政权,除了严格控制漳(州)泉(州)一带地方 军阀势力之外,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还企图排除共产党和红军的势力出闽西,实行抗 日与“剿共”并重的方针,一面反共,一面反蒋。 不料,十九路军与红军打了几次恶仗,结果每战必败。蔡廷锴感叹说:“积极 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如果再坚持反共,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十九 路军领导集团终于觉醒了,他们决定放弃反共方针,变“剿共抗日反蒋”为“联共 反蒋抗日” ,响应中共于1933年1月中旬发表的三个条件下共同抗日“宣言”。于 是,十九路军与中共在“抗日反蒋”的共同目标下,开始了秘密往来。 这年7月, 蔡廷锴委托陈公培作他的代表,赴江西水镇口与红军联系。陈原系 中共早期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并投奔闽系军阀,为陈铭枢幕僚。8月间,陈 公培在五台拜见了彭德怀、袁国平等红军将领。彭德怀与他进行了热情恳切的交谈, 对十九路军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 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都有利。在交谈中,彭德 怀将“三条件”的有关内容向陈作了介绍。陈公培当即表示:他们要反蒋抗日,不 反蒋就不能抗日。临走前,彭德怀还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 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彭德怀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央。 10月6日, 以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在陈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 谈判。苏区中央局在收到徐名鸿带来的十九路军领导人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函后, 立即开会讨论。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坚持下,博古等人放弃了不愿与过去的 敌人合作这一错误主张,同意与十九路军谈判。会议决定这项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并委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 这一特殊使命,之所以会落到潘汉年的肩上,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二八” 淞沪抗战期间,党中央鉴于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于抗日前线,派了一些干部到该部去 慰问,主要是了解情况,激励官兵的爱国热情。而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特科负责的。 由此缘故,潘汉年对十九路军的情况比较熟悉,并与担任过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的 徐名鸿,就联合抗日问题还进行过磋商。现在徐名鸿来瑞金,由潘汉年任全权代表 与之交涉,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受中央的委托,潘汉年即与徐名鸿就十九路军与红军的防线,以及双方划界事 宜等问题进行谈判。历经20天,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在该线驻扎主 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 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 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 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 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 保护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护照通行证,双方 负保护安全之责。 八、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未完成前,双方 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之公布须得双方之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 协定。 十、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本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 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执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 全权代表 潘健行 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 全权代表 徐名鸿 潘健行,就是潘汉年为保密起见,在与十九路军谈判时所用的别名。 《初步协定》的签订,为十九路军解除了西顾之忧,加速了反蒋步伐。11月初, 陈铭枢认为发动事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即在香港召开筹备会,议决各方人士立即赴 闽。根据《初步协定》的规定,他们邀请中共派正式代表参加。 中共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吴振英为警卫员,随同徐 名鸿、陈公培结伴同行,出使闽省。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邓发等为 他们送行。 潘汉年等一行人从苏区新泉出境,经蛟洋傅柏翠的防区到漳州十九路军芝山营 地小休一星期。随后乘小卧车直达榕城,住在福建省政府教育部。 11月20日,福州市南校场(今五・一广场)旌旗飘扬,鼓声喧天。这里正准备 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潘汉年也应邀出席。 这次大会公开揭橥了反蒋抗日的旗帜。会上发表的《人民权利宣言》,“号召 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劳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为中心之国 民党系统。”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 变”,亦称“闽变”。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11月21日,潘汉年以全权代表的名义代表苏区中 央政府,与福建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四条,主要内容与上述反日反蒋《初 步协定》相同。接着,11月27日,双方又于长汀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随 后,又于11月底,潘汉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在龙岩商谈贸易经济 问题,在互助互惠的原则基础上,达成了政府间的贸易及物资交换、两个地区的通 商活动等方面的口头协议。中共希望十九路军交换的物资主要是盐和西药。此后不 久,双方政府之间就开始了频繁的边界贸易往来,闽西苏区还组织了一个民间的贸 易物资合作社,提供一笔资金进行贸易,购买苏区急需的物资。而双边的农民群众、 手工业工人以及商人小贩等各类人群都可以自由进出苏区买卖。 在闽期间,潘汉年还与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蔡廷 锴、陈友仁等就军事、政治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接触和磋商。 在政治上, 潘汉年一再推动新政府实现《初步协定》第3条关于在“福建政府 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 的规定,12月1日,福建人民 政府颁布大赦令,规定凡因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而遭逮捕、监禁、判刑的政治犯, 一律予以赦免。 据此,仅福建闽侯等地释放了中共党员马立峰、范式人等152人。 他们出狱后,大部分与组织恢复了联系,有的则参加了人民政府各级组织的工作。 在军事上,潘汉年与陈铭枢进行了八次谈判,但始终没有达成或订立联合作战 的军事协定。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所牵制:一方面是十九路军领导集团代表了中间 阶级的利益。他们不想也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对军事合作采取被 动、消极的态度。据麦朝枢回忆:“当中共中央驻福州的代表(即潘汉年,作者注) 到达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与陈铭枢进行谈判共八次,陈所提出谁领导谁的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合作的具体条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另据陈碧笙回忆: “……他们对红军的合作还是貌合神离,只求各保边境,互不侵犯,并不想进一步 联合行动,统一作战……”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博 古等人在对待与十九路军合作的问题上,犯有“左”倾关门主义错误。1933年12月 5日, 《中共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中已显露出来,文告说:“事实证明,这 一政府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 “福建的民众和全国的民众,也将在这一斗争中来试验到底,这一人民革命政 府是带有多少革命性的政府,还是完全是反革命派行骗人的把戏! “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遇到残酷的失败, 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了。” 基于上述认识,“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居然把十九路军领导人反对蒋介石的斗 争,看作是军阀、反革命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因而,他们不是采取联合十九路军 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方针,而是采取坐山观虎斗,任凭他们去争斗的策略。在军事战 略上不是抓住有利战机,采取主动的战略配合,以打击蒋介石军队,粉碎敌人的第 五次“围剿”。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竭力主张我党应履行《初步协定》,当 潘汉年在闽省努力贯彻这一主张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则强调,“要先叫十九 路军吃一点亏,我们再帮助他们,那他在与我党合作中价钱就便宜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潘汉年力图在军事上实行与十九路军合作的种种努力,未 得到满意的结果。 尽管如此,他在这场事变中所表现出来的折冲樽俎的应变能力,出神入化的情 报手段,都已为许多人佩服。据陈公培等人回忆,潘汉年通过与中共有情报关系的 梅龚彬、陈公培等人了解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内部情况,他把情报密写在一本”帐本” 上,交给中共入闽参加贸易谈判的赖祖烈,送回中央苏区,并两次起草电报,由黄 火青翻译成密码报告中央。在这期间,潘汉年还应福建政府领导人的要求,多次致 电党中央,转达他们要求派遣红军支援的愿望。潘汉年这种诚恳的态度,实实在在 的工作,也为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领导人所信任,这就是后来潘与他们始终保持友 谊,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之际鼓励、帮助他们成功地走向新生之路的一个历史 渊源。 1933年11月底,蒋介石从南京、江浙及入赣“进剿”的北路军中,抽调其嫡系 部队,分三路入闽,并集中海空军及炮兵的优势力量,以武力镇压闽变。孤立无援 的十九路军被动应战, 终于在1934年1月中旬惨遭失败。成立仅54天的人民政府就 此夭折。 就在蒋介石军队进驻福州的前一天, 1月15日,潘汉年与程冠棋、梅龚彬、刘 叔棋等人,经化装,坐车至马尾,在马尾港登上一艘日本商船,潜赴香港。此时, 潘汉年已从福建政府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开始认识到了统一战线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 性了。为了保持同十九路军将领的联系,潘汉年让梅龚彬留驻香港,继续这方面的 工作,同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将与他们联系的电台呼号和密码,转交在香港的十 九路军将领和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他自己按中央指定的交通路线,经上海重返瑞 金。等待他的,又是一桩重要的也是他能够胜任的工作。 二、“突击队长”的风波 潘汉年返回江西之时,正是中央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 1934年1月中旬, 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了闽变,便立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战略 攻势。镇压了十九路军的蒋介石主力部队,调转枪口,采取“稳扎稳打”的“堡垒 主义”策略,全力“进剿”红军。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处处被动。 4月底, 敌北路军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北面门户――广昌。紧接着,敌人兵分六路, 向中央苏区的中心逼近,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支持前方,扩大红军就成了当时后方 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去工作,落实中 央提出的“扩红”任务。潘汉年是被派往杨殷县的“突击队长”。 杨殷是赣南一个边县,其县名是为纪念1929年与彭湃一起牺牲的杨殷烈士而设。 因为该县紧挨白区,是典型的红白交错之地,情况比较复杂。加之国民党特务的猖 狂活动,比如造谣惑众,煽动反赤,秘密暗杀事件不断发生,所以群众情绪低落, “扩红”阻力很大。潘汉年到杨殷后,深入群众,切切实实地了解情况,发现当地 老百姓听说“扩红”,不少壮丁跑到山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 务很难完成。于是,潘汉年将此情况如实地向李维汉汇报。李维汉,即罗迈,时任 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的“扩红”工作当时由李维汉负责。 潘汉年将上述情况汇报之后,还实事求是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求边县像中 心区一样完成“扩红”的指标和任务是不可能的。李维汉听了,就说潘汉年右倾, 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掉了。这是潘汉年在党内第一次受到的撤职处分。作为一 名老党员,他还是服从组织处理,从杨殷县经于都返回瑞金待命。 不过,潘汉年被撤销“突击队长”之职,并没有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那 个时候,党内被撤销职位的人远不止潘汉年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央苏区党和军 队最高领导人,也遭到不应有的打击,给撤了职、夺了权。惩处党内干部,进而冠 之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对“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潘汉年 虽然不平,但却也并不介意,回瑞金后,他继续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一职,干他的老 本行。时隔不久,潘汉年被委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赴粤与 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 陈济棠,字伯南,是广东省防城县人,早年追随邓铿,参加同盟会。历经护法、 护国运动和讨伐陈炯明等战役,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大革命失 败后投靠蒋介石, 任第四军军长, 成为粤军首领。1932年,陈济棠被任命为江西 “剿匪”南路总司令,配合蒋介石“剿共”大军,驻守江西省会昌县筠门岭以南地 区。但陈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企图早有戒心。他知道,蒋介石让粤军在南线进攻红 军,同他对待十九路军的用意如出一辙,使的是一箭双雕之计。陈协助蒋的嫡系打 败了红军,便顺势入粤抄他的老巢。为了保存实力,不让蒋介石阴谋得逞,陈济棠 采取了同红军“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与红军取得合作。 对于陈济棠的心态和粤军的动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所洞察。毛泽东向周 恩来建议, 对陈济棠双管齐下,开展军事和统战工作。1934年8月,周恩来在信丰 县视察期间,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处书记项英,要他告诉总政后方办事处赶印《告 白军官兵书》及《告战地群众书》各5000份送南线分发,加强对敌宣传,以争取陈 济棠共同反蒋抗日。 9月间,陈济棠派代表赴瑞金,求见红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愿 与工农红军合作的意向。周恩来、朱德热情接待了陈济棠的代表,对陈的要求表示 欢迎,并讨论了停战和联合抗日等问题。陈济棠代表离赣返粤之际,朱德以个人的 名义,写了一封信给陈,信中强调日本之侵略“愈趋愈烈”,蒋介石、汪精卫投降 卖国政策“亦日益露骨与无耻”,指出“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 当务之急”。并重申中共提出的在“三条件”下与国内诸武装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 定,表明了中共和工农红军与陈部合作的诚意。 接着,朱德向陈济棠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江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 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 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做反日反 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信的结尾,朱德希望陈济棠委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并表示日 内派员前往筠门岭与陈部“黄师长处就近商谈”。 中共与粤军之间从此鱼雁传书, 开始了频繁的电讯联络。9月17日,陈济棠致 电周恩来,电文提出“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 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10月1日, 陈又致电中共,建议会商军事问题,并希望中共方面“派军事负责 代表来广州面商”。 周恩来接此电文,亲自起草复电,希望粤方对朱德的信函先作答复,以便中共 方面有所依据进行准备。因时局紧迫,中共方面还建议谈判的地点,暂时不放在广 州而设于江西寻乌,陈方对此表示同意。 随后,双方一致同意电讯联络的方法,确定粤方在筠门岭的第七师转达,其电 台代号为KSD; 中共方面则以会昌前线的八军团转达,并互派代表进行联络:中共 在离筠门岭不远的白铺镇派驻代表,粤方筠门岭的第七师也派代表来苏区转达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遂决定派潘汉年、何长工为正式代表,前往粤军第七 师驻地进行谈判。 为了让潘汉年、何长工此行获得成功,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作了周密安 排。10月5日,由周恩来起草、朱德签署的致该师师长黄廷桢的一封信,让潘汉年、 何长工随身携带。信中说,“兹应贵总司令(指陈济棠)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 工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 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 ,并要求黄师长予以 “接洽照拂”。同一天,周恩来致电八军团司令员周昆和政委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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