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辑：烽火中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关于《火》 《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在广州开始写《火》的第一部第 一章，第二年九月在昆明完成第一部；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五月第二部在重庆写成；第三部则 是在桂林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动笔、九月脱稿。作品写得不能叫自己满意，也不能叫读者满 意，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考虑得不深，只看到生活的表面，而且写我自己并不熟 悉的生活。我动笔时就知道我的笔下不会生产出完美的艺术品。我想写的也只是打击敌人的 东西，也只是向群众宣传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为当时斗争服务的东西。我在一九三一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诗和散文，我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写的 散文和诗都是这一类的东西，除了在这两个时期外，我再也写不出诗来。仅有的那几首诗我 还保留在文集里，正如我不曾抽去《火》那样。 《火》是为了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而写的，《火》是为了倾吐我的爱憎而写的。这三部 有连续性的小说不是在一个时期写成的，在不同时期我的思想也在变化。在一九三七年下半 年和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的感情强烈，也单纯，我的憎恨集中在侵略我国的敌人身上，在 上海我望见闸北一带的大火，我看见租界铁门外挨饿的南市难民，我写了几篇短文记下当时 的见闻和感受，我后来写《火》就用它们写成一些章节。 《火》第一部描写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以后到上海成为孤岛的这段时期，写了短短两 三个月中的一些事情，而且只是写侧面，只是写几个小人物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后，我还留在那里继续写我在前一年开了头的长篇小说 《春》。写完了《春》，第二年三月我和友人靳以就经香港去广州。 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他在广州 筹备《文丛》的复刊，我答应他再写一部连载小说。这次我写了《火》。《文丛》是半月 刊，我每隔半月写一章，刊物顺利地出了三期，就因为敌机连续的大轰炸而中断了。靳以去 四川，我也到汉口旅行。我从汉口回广州，又续写了小说的第四章，但是不久，日军就在大 亚湾登陆，进攻广州，而且进展很快，最后我和萧珊（她是七月下旬从上海到广州的）靠朋 友帮忙，雇了木船在当地报纸上一片“我军大胜”声中狼狈逃离广州。到了桂林，我又续写 了两章《火》，续印了两期《文丛》。一九三九年初我同萧珊就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 在上海我写完了我的最长的小说《秋》，萧珊已在昆明上了一年的大学。本来我想在上海把 《火》第一部写出来，可是那个时期在上海租界里敌伪的魔爪正在四处伸展，外面流传着各 种谣言，其中之一就是日军要进租界进行大搜查，形势越来越紧张，有一个晚上我接到几次 朋友们警告的电话（他们大都在报馆工作），不得不连夜烧掉一些信件和报刊，看来我也难 在租界再待下去；何况法国战败投降，日军乘机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一定要挤进印度 支那，滇越路的中断是旦夕的事，我不能错过时机，不能延期动身，只好带着刚写成的 《火》的残稿离开孤岛，在驶向南方的海轮上我还暗暗地吟诵诗人海涅的《夜思》中的诗 句：“祖国永不会灭亡。”不久我在昆明续写《火》，贯串着全书的思想就是海涅的这个名 句。 我在广州写《火》的时候，并未想到要写三部。只是由于第一部仓卒结束，未尽言又未 尽意，我才打算续写第二部，后来又写了第三部。写完第一部时，我说：“还有第二部和第 三部。一写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写文淑和素贞在内地的遭遇。”但是写出来的作品和 当初的打算不同，我放弃了刘波，因为我不了解“秘密工作”，我甚至用“波遇害”这样一 个电报结束了那个年轻人的生命，把两部小说的篇幅全留给冯文淑。她一个人将三部小说连 在一起。冯文淑也就是萧珊。 第一部里的冯文淑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当护士 都是萧珊的事情，她当时写过一篇《在伤兵医院中》，用慧珠的笔名发表在茅盾同志编辑的 《烽火》周刊上，我根据她的文章写了小说的第二章。这是她的亲身经历，她那时不过是一 个高中学生，参加了一些抗战救国的活动。倘使不是因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冯文淑那样 在中国军队撤出以后参加战地服务团去了前方。我一个朋友的小姨原先在开明书店当练习 生，后来就参加战地服务团去到前方，再后又到延安。要是萧珊不曾读我的小说，同我通 信，要是她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在上海，那么她也会走这一条路。她的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去 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遇见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经带着 战地服务团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活动过，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几二十个穿军装的团员在一起， 她们都是像冯文淑那样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泼、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 可以写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我写《火》第一部时手边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关于 冯文淑就只写到她参加服务团坐卡车在“满天的火光”中离开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庆和 几个朋友住在沙坪坝，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做过 宣传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馆。在那些时候他常常谈他在工作团的一些情况，我 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于是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 动了。 mpanel(1); 《火》第二部就只写这件事情，用的全是那位朋友提供的材料。我仍然住在书店的楼 上，不过在附近租了一间空屋子。 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较清静，地方不大，里面只放一张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我每 天上午下午都去，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一天大约写五六个小时，从三月底写到五月下 旬，我写完小说，重庆的雾季也就结束了。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找那位朋友，问一些生活的 细节，他随时满足了我。但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写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即使主人公是我熟 习的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我也写不好，因为环境对我陌生，主人公接触的一些人我也 不熟悉，编造出来，当然四不像。我不能保证我写出来的人和事是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因 此作品不能感动人。但其中也有一点真实，那就是主人公和多数人物的感情，抗日救国的爱 国热情，因为这个我才把小说编入我的《文集》。我的《文集》里有不少“失败之作”，也 有很多错误的话，或者把想象当作现实，或者把黑看成紫，那是出于无知，但是我并不曾照 我们四川人的说法“睁起眼睛说谎”。当然我也有大言不惭地说假话的时候，那就是十年浩 劫的时期，给逼着写了那么多的“思想汇报”、“检查交代”。那十年中间我不知想了多少 次：我要是能够写些作品，能够写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哪怕是一两部“失败之作”，那也 有多好。在我写《火》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能够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 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有尝过这 种滋味。后来听人谈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 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重庆的居民的确因此十分狼狈，但也不曾产生 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个把星期吧，“疲劳轰炸”也就结束了。然而轰炸仍在进行，我在昆 明过雨季的时期，我的故乡成都在七月下旬发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轰炸，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惨死在公园里。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详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 桂林写《火》的第三部，就用轰炸的梦开头：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 在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 今天我在上海住处的书房里写这篇回忆，我写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灵活了（不是由于 天冷），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几次觉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个场面：我和萧珊，还有两 三个朋友，我们躲在树林里仰望天空。可怕的机声越来越近，蓝色天幕上出现了银白色的敌 机，真像银燕一样，三架一组，三组一队，九架过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们去轰炸 昆明。尽管我们当时是在呈贡县，树林里又比较安全，但是轰炸机前进的声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