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 就在西安事变爆发、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一个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 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有人认为应称红军代表团），正在前来西安的途中。 原来，毛泽东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就收到了张学良的来电，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 并提出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北进的要求。随后张、杨二将军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速派 人来西安，共商国事。 那时，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当中也很快传开了，人 们无不欣喜若狂，认为冤有头，债有主，这回非公审蒋介石不可。主张杀蒋以谢国人者，也 为数不少。张国焘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他还在陕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参加了，他是极 力反对放蒋的。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认为西安事变是一部分 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不满南京政府对日寇的妥协退让，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的结果，并认为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是不同 蒋介石谈判，或他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予以处理，这将会引起大规模的内战，只能对日 本帝国主义有利。显然，应当取前者，不能走后面这条路。所以党中央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 事变的方针，并派代表团立即奔赴西安。 那时的西安，斗争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于南京讨逆军纷纷西进，步步进逼，西 安以东两军对垒，剑拔驽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市内，因有南京“讨逆”军的飞机 不时进行威胁性的飞行，仍有些人心惶惶。当时，于右任电张、杨，要求来西安宣慰。端纳 已到西安，宋子文也准备前来谈判。这时蒋介石固执己见，拒绝交谈的态度虽有好转，能够 心平气和地与张、杨讨论抗日问题了，可是还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他不 说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只同意停战三天，让他速返南京。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中说：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 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 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① 张学良也给何应钦发了电报，但那是针锋相对，毫不相让的，他在电报中说： 　　……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 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启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头以东，弟部自可停止 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② 但西安事变将怎样发展，对蒋介石如何发落，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从南京方面看，主战派仍然声嘶力竭，定以武力讨伐张、杨，在蒋回京之前，他们不接 受蒋的任何命令。后来只是由于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宿京，面交了蒋的信函，又听了他的口头 说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的。可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谈判以救 蒋却仍坚决反对。因为据说堂堂政府官员，是不能与“叛变者”谈判的，经过争辩，才勉强 同意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龄去不去西安，则还得看一看。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形势发展变幻莫测的时 刻来到西安的。他们不负众望，一下飞机，就立即与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的大政方针进行商 谈。“初开始，张学良首先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拒绝商谈问题， 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张又说，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 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 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 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周 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十八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 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 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放蒋回南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扶天子以令 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 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 但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 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 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 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 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③周恩来经过与张、杨 两将军分别会谈，统一了认识，红军决定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方更加团结，西北地区的抗 日救国运动更加声势浩大了。总之，经过张、杨两将军，特别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艰苦卓绝 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积极斡旋和蒋介石的反省，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 决，使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场震惊中外的突然爆发的历史事变，已经过去 五十多年了，但人们对它始终不会忘记，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历史的惊 叹与深思。人们对于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功绩，是交口称赞的，但对他们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功绩则不大提起，或者有意无意地抹煞他们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和功 绩。如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或者说张、杨是由于红军代表团对他们进行 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他们才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这是史学界长时间以来的一 种说法。台湾的学者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获释，是因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学良被蒋介 石感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不靠天，不靠地，是蒋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mpanel(1); 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保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 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④并认为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中不仅主张明确，而且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根据张学良１２月１３日对总部全体职员所说的“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 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 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 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 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 所计。” 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可看出他的“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之心”。 “在事变的布置中，张学良作了严格交待，命令其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当 刘多荃打电话说蒋介石不见了时，张、杨非常着急。张学良对两军文武官员说：‘若找不到 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 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由此可见，张学良甚至不 惜以自己的生命确保蒋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内战的爆发，以达到和平解决事变。 “在事变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敞开和谈的大门，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最后 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在通电外，张学良又另电 南京中央要人及亲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对事变予以调解之助，孔祥熙对张电作了这 样的理解：‘张、杨既于通电之外，复对余及中央诸同志各有私电，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 机。’可见这些电报使南京亲英、美派要人，对事变目的和处理事变的愿望有了一定的了 解，为和平解决事变增加了有利因素。为了稳定国内秩序，避免混乱，张学良还专电宋子 文，指出‘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尽管蒋介石已身处张、杨囹圄之中， 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礼节，不厌其烦向蒋再度 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由于张学良的至诚行 为，无害他之意，求和平解决之心，对他最终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蒋在十七日致何应钦 停战手谕中写道：‘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蒋的停战令暂时制止了南 京的军事进攻。张、杨为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解决事变的过程中，张、杨既听取其他政治势力的建议，同时又保持其独立自主的 决定权，即使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也并非一切就言听计从。这表现在事变后，孔祥熙企图 通过阎锡山把蒋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１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对阎锡山迁 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张学良对迁蒋至太原的意见表示反对，认为自己能捉蒋， 也就能放蒋，不能让阎锡山从中渔利。在何时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同周恩来和杨虎城的意见 是不一致的。两宋要求：蒋下令停战撤兵后，即日回南京。对此要求，张学良表示同意，而 周恩来和杨虎城表示允许再考虑……这种意见不和，也可能是张学良决定立即放蒋，只告诉 杨虎城而不告诉周恩来的原因之一。这些行为都与张学良素来那种决断，愿意接受他人建 议，但又决不受人支配的性格有关。……”⑤ 笔者对西安事变缺乏深入研究，对上述论述不想妄加评论，不过，对这些观点还是赞同 的，并认为谈得还是比较实际、中肯而又新颖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时代也在不断地前 进，我们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也要发展，要创新，因此就应当“通过历史的反思，通过社 会迷宫进入到历史表象的背后，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从 全方位来对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作些新的实质性的探索。 当然，话又说了回来，这样说是不是又忽视了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 协助和调解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有力作用呢？当然不是。事变发动后，首先向中共电告事 变消息，并邀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的是张、杨二将军，而红军代表团 的到达则是对张、杨两将军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力量进一步增 强了。因为“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干部中对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并不一致。不少感情冲动之 少壮军人，恨不得立即处死蒋介石而后快。这种力量和思潮，对于张学良坚持和平解决事变 的主张是一极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展了对内部统一思想的工作。由于中 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以此来做这些少壮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 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当张学良将军扣留在南京后，西安方面群情激愤， 主张以武力对付南京的主战空气顿时高涨。为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坏，使和平最 终实现，中共在通电南京，要求停止进军的同时，调红军协助东北、西北军准备防御，并且 劝两军将领要冷静对待……应德田、孙铭九制造了杀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后（笔者按： “二、二事件”系指张送蒋回南京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为营救张出险，不惜与南京 一战。一些老派将领主张通过谈判救张，认为只要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紧密团结，张是可 以回陕的，反对武力救张。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是“投降”，是“出卖副 司令”，于二月二日上午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领部队杀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杀何柱国。 当时，何避入杨虎城公馆，少壮派带兵追捕，杨加以制止，何始得脱险。但王以哲副官宋学 礼、总部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等则亦于当天被杀害。），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