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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枯木逢春
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祖国又迎来了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
此时,曹禺历尽浩劫之后,已经是个66岁的老人了。尽管他体弱多病,但是,那种枯
木逢春的心情,又唤起他百倍的热情和精力。曹禺说:“粉碎了‘四人帮’,我心情舒畅,
精神焕发,觉得自己是一台添了油的机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开转了。”他曾向访问
他的记者表示,他“要赶快写”,“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的笔要继续为革
命冲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①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文艺界批判
“四人帮”的斗争。
他怀着对周恩来同志的崇敬和热爱,写下了一系列的纪念文字。《亲切的关怀,巨大的
鞭策》(《人民戏剧》1977年第1期)、《我们心中的周总理》(收入《敬爱的周总理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献给周总理八十周年》(《北京文艺》1978年第3期)、
诗歌《难忘的一九七六》(《北京文艺》1977年第2期)等。
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发言和撰文批判“四人帮”的文艺谬论。如《不容抹煞十七年》
(《光明日报》1977年12月7日)、《“黑线专政”论抹煞不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丰
功伟绩》(《人民戏剧》1977年第12期)。《“从此剧开了新生面”――看京剧〈逼
上梁山〉》(《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2日)一文,对江青领导的所谓京剧革命
“开创了无产阶级的新纪元”的妄说,作了有力地揭露。
他对一些话剧重演和新剧的演出,给予热情的鼓吹和全力支持。他看过《龙须沟》、
《最后一幕》之后,都写了文章。特别是《丹心谱》和《于无声处》这两部新戏,他给于倾
心支持。宗福先随剧组来京,曹禺同赵寻一起同他座谈,肯定剧本,满怀期望。
繁忙的活动又开始了,应接不暇的种种接待,不得摆脱的各种会议。他忙碌,但他高
兴。忙碌中他又准备着新的创作。197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
会议期间,他拜访了许多老科学家,同他们谈心,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准备写一部科学家同
“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未能完成,只写出一篇散文《攻关的人们》,
在《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5日刊登。
4月的北京,春意盎然。白塔高高耸立,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得雄伟光辉。林默涵在北
海仿膳招待从大洋彼岸来访的美籍华人赵浩生,应邀参加的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吴作
人、萧淑芳、李可染、赵丹、张瑞芳等人。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赵浩生在香港《大公报》
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这样描写曹禺的:在一旁看着这个“大团圆”场面的,是剧作家曹禺
先生。我从接触到话剧的时候起,就是个曹禺迷,我不但一再读过、看过他的戏,也演过、
导过他的戏。
他的作品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一团团耀眼的火种,一座座光辉的纪念碑。从最早的《雷
雨》到解放后的《明朗的天》,他以单纯的正义感和动人的艺术,一步步引导着千百万人走
向和共产党不约而同的道路。但过去十几年,人们耳边听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纸只
字了。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当样板戏独霸舞台,整个中国金玉不振、瓦釜齐鸣的时候,人
们更崇敬他的艺术,等待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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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站在他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我激动得喉部哽咽,两眼湿润。面对着这位最会表
达奔放感情的剧作家,我的感情却凝塞起来,只能笨拙地说:“看到您,我真高兴!”
这位“失踪”沉默了十几年的剧作家,比我记忆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别显著的,是他
的面色有些蜡黄,右眼下出现一块黑记,这显然是多年来精神上见不到阳光的刻痕。
稍后,赵浩生还专门采访了曹禺,写了《从〈雷雨〉到〈王昭君〉》。许多国外的朋
友、作家、记者、戏剧家都来拜访他,如韩素音、阿瑟・米勒等。在他身上出现一种前所未
见的朝气,谈笑风生、自由舒畅。一位20年来与他相识的朋友说:“我认识曹禺有20几
年了,可是近年和他的几次接触,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着一股新的生气。‘您比过去话多
了。’就脱口说出自己这个新印象。他很有感触地说:‘是的,过去讲话慎重考虑,不能随
便,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民主气氛浓厚起来了。’接着他反问我一句:
‘你不觉得吗?’‘是的,是的。’我急忙回答。”的确,他的话多了。据说在一次文艺界
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一开口就讲了两个多小时,真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尽管他为此感到
歉意,但他还是愿意把心中的话倾诉出来。虽说还心有余悸,但不像过去那样,担心自己的
话有什么不对,而被人抓辫子了。这种民主的气氛给他的晚年带来不尽的欢悦。即使接待外
宾,他也直抒心臆,纵情而谈,同过去胆小怕事相比,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一次,他陪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蔡文姬》,阿瑟・米勒对于这
出戏很感兴趣,富于异域色彩的舞台设计和情调,以及演员的演技都使他赞赏不已。但是,
他对曹禺说:“坦白讲来,也许是因为我对你们的历史不熟悉,但我必须告诉各位,我觉得
这个话剧相当烦闷。”曹禺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反问道:“这部戏为什么使你感到烦闷,能
不能告诉我们?”他用英文说着。但是,这个坦率的反问,并没给阿瑟・米勒带来难堪,却
从曹禺的作风,得到一种安全感。他直率地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头一个小时之内讲
了四五遍,每一次由不同的一组人物重复,但每说一次,并没有添什么新的东西。”曹禺等
了不到半秒钟,然后跳出来大喊一声:“好!”其余演员也随之鼓掌。曹禺说:“我们在这
儿搞了6个月,要想找出来为什么这个话剧如此沉闷,可是他一眼就看了出来,而且告诉了
我们!”他紧接着提议:“为什么你不在这儿留一个星期替我们修改?”这次会见,使阿
瑟・米勒感到十分愉快,一下子他们便成为熟识的朋友。阿瑟・米勒后来说:“在我们分手
时,我心里在想,真奇怪,我们竟然这样容易地就能互相了解对方。”他对曹禺印象很好,
他说:“60多岁了,黑头发,矮小好斗,一分钟也坐不住,也忍不住开玩笑。”①曹禺确
是越来越开朗乐观了,越来越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了。
眼看,即将迎来祖国30年大庆。他不能不写剧本,他思虑着,究竟该写什么。但他发
现萦绕于心怀的,还是周恩来嘱咐他写的《王昭君》。昔日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
前了:那是1961年的初春季节,周恩来同志同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座谈。谈到内蒙的一位
领导曾向他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青年要找一个汉族姑娘结婚是很困难
的,因为汉族姑娘一般是不愿嫁给蒙族小伙子的。周恩来同志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
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的。接着,他对曹禺说:“曹禺,你
就写王昭君吧!”他还建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问世。
为了完成周恩来同志的嘱托,他于当年夏天,与翦伯赞等同志一道,应内蒙自治区主席
乌兰夫的邀请,前往内蒙参观访问。在访问中,他兴致勃勃地与蒙族人民一起交谈,进餐。
他去过蒙古包,和那里的牧民一起席地而坐,喝着奶茶,吃抓羊肉,甚至还和儿童摔跤。他
还学习骑马,看牧民用套马杆捉牲口。他特地到呼和浩特的旧城城郊看了昭君墓。“她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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