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再上舞台 清晨，嘉陵江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水气，码头上是噪杂的，各种叫卖声，轮船的汽笛声 在江面上回荡着。朝北碚开去的轮船上，挤满了乘客，不少是从市区到北碚上班的人，一张 张焦虑愁苦的脸相，显得异常的沉寂。船在航行，江面上迎面吹来的晨风，湿润而凉爽，使 闷在山城里的人，得以呼吸一点清新的空气。 曹禺又和叶圣陶会面了。他们都在复旦大学任课，是经常在船上碰面的。一路上，倒是 他们畅心谈天的时候，曹禺对这位前辈是十分敬重的。他清楚记得，还在《日出》问世的时 候，叶圣陶写了《成功的群像》，那篇文章虽然很短，但却对《日出》有一种会心体己的赞 扬，说《子夜》和《日出》“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兴作品，而是一刀一凿都不肯马虎 地雕刻成功的群像”。并且说，《日出》的“体裁是戏剧，而其实也是诗”。他曾为这样的 批评而得到鼓舞，那是很能体会作者创作甘苦的批评，这就使曹禺对叶圣陶更加敬重了。现 在，经常会面，亲自听到叶圣陶的见解，对他来说，确实是难得的好机会。曹禺说：１９４ ２年，我和叶老都在复旦大学教书，学校在北碚，我们都住在校外，经常是两个人碰到一 块。在船上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我从学生时代就读叶老主编的《少年》杂志了，他的小说我 也读过，他那种洗练的文笔，雕刻人物的功力，是令人敬佩的。但我常听到关于他的为人种 种，特别是他对后进的奖掖和提携，我的《日出》他就亲自写过批评，如今我仍能记住，他 确是一位宽厚长者。我能喝一点酒，叶老常拉上我一起到酒馆里去喝“渝绍”，就是重庆酿 造的绍兴酒。他很健谈，性格开朗，给人以强烈的感染。我如今还记得在船上，在酒馆里叶 老的神情，我从他那里得到教益，是很难忘怀的。① 在重庆，过往最多的还是巴金。他常去巴金家里，每次到那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 样，从那里得到温暖，得到鼓励。他说： 巴金的爱人萧珊是一个很善良很贤慧的人，我是非常敬重这位大嫂的。在重庆时，我穷 得不得了，有时一天就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在这种时候，我就跑到巴金家 里，又吃又住。每次都是巴金的爱人来招待。那时，巴金家里每天都有客人，经常有一桌穷 客人。其实他并不富裕，但人们去是要从他那里得到友情和温暖。我住在他家楼上，他和他 爱人住在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有时，他手头宽裕时，就约我到宁波馆子去打牙祭，巴金 对谁都那么好，他永远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长；他对朋友永远是那么厚道、宽容、友 爱！②他改编的《家》，于１９４２年夏季脱稿，１２月就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仍然是经过巴金亲自校阅。话剧《家》的创作和出版，又一次凝结着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 曹禺是幸福的，在创作上，他始终得到巴金的默默而坚实的支持，得到这位兄长的关心和爱 护。 在中国的作家群中，曹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比较平坦的，他确是个幸运儿，也许是因 为他那样年轻就写出了才华出众的作品的缘故。巴金好象就是他的守护神。不仅仅是巴金， 还有其他的朋友，特别应当提到周恩来同志，在那些激荡的斗争年代，他对曹禺是格外关心 和爱护的。 １９４２年的冬天，他收到周恩来同志的信，在信中谈到他的《雷雨》、《日出》，是 一片惜才之情，爱才之心，是学长般的关怀，是朋友间的赤诚，并特地邀请他去曾家岩五十 号做客。之后，他不止一次去看望周恩来同志。曹禺是这样深情地回忆的： 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脚下生风，心里头也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 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眼看到周总 理的亲切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 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 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 mpanel(1); 后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想到延安，想离开国统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总理循循善诱，要我 留下。他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后来，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 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①一次，他和周 恩来同志一起去南渝中学看望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张伯苓是坚决抗日的。“七七”事变前 夕，他就预感到日本人会对他进行报复，就在重庆选择了校址，准备着一旦战争爆发，就把 南开迁到内地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日本军队派飞机轰炸了南开大学，他多年奔波精心经 营起来的美丽校园，在这次轰炸中几乎成为一片废墟。重庆的南渝中学在抗战烽火中又屹立 起来了。他就在南渝中学的家属宿舍里，和师生们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常常念起他的学 生，周恩来、曹禺都是他得意的门生。看到他们来看望自己，他是十分欣慰的。曹禺回忆 说： 我和周总理到南渝中学去会见张伯苓校长，老校长留我们用饭，在座的还有九先生张彭 春。席间九先生和周总理展开了讨论，九先生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而周总理非常泰 然，心平气和地向九先生解释说：“你说的不对，不符合事实。”用许多事实来说服九先 生。老校长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听着。告别出来，我搭乘周总理的汽车，在半路上他 让我下车，说，“你不半路下车，叫国民党特务看见，就把你当共产党抓了”。这次同去张 校长家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老校长十分尊重，对九先生的意见，也很耐心地倾 听，他总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悦诚服。②周恩来同志对曹禺的关心和爱护是十分感人 的。吴祖光曾谈到一件事，他说：周总理对曹禺是格外关心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日 本投降之后，要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约我去编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报馆给我买好 了去上海的飞机票，是１９４６年元旦这一天的票。临行前夕，我去看望周总理，到了曾家 岩五十号，我向警卫人员说明来意，警卫说周总理正在开会，这样，我就不敢再打扰他了。 但很快警卫人员又赶上来，说周总理让我回去见他。他同我谈了两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 他几乎用了一半时间询问曹禺的情况，问是的写作情况，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问得相当详 细。从这件事可看出周总理对曹禺的爱护和关心。①在那大夜弥天的年代，周恩来同志无疑 成为曹禺心上的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他前进的路程。曹禺对党的认识，对党的感情，对党 所抱的希望，就是这样地凝聚起来的。 大约在改编《家》的时候，张骏祥就约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曹 禺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后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前记》中说：“那时在成都有一 个职业剧团，准备演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邀了张骏祥兄做导演，他觉得当时 还没有适宜于上演的译本，约我重译一下。我就根据这个要求，大胆地翻译了，目的是为了 便于上演，此外也是想试一试诗剧的翻译。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对人物、动作和情境的 解释，当时的意思不过是为了便利演员去了解剧本，就不管自己对于莎士比亚懂得多少，贸 然地添了一些‘说明’。后来也就用这样的面貌印出来了，一直没有改动。”还在大学读书 时，他便钻研过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并不亚于易卜生、契诃夫、奥 尼尔这些曾经直接对他的创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剧作家。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博大精 深，他甚至说：“宇宙有多么神奇，它就有多么神奇。”他也承认莎士比亚对他创作的影 响：“我从易卜生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方法，而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 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莎士比亚的 诗，就像泉水那样喷涌而出，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氓坏蛋，一个王侯，说出 来的台词，时如晶莹溪水，时如长江大海，是宇宙与人性的歌颂，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 秘，是寻常却永恒的珠玉，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①也许，你很难找到曹禺哪部 剧作直接而明显地受到莎士比亚的影响；但是，可以说他的每部剧作都渗透着这位伟大剧作 家的艺术精髓。像莎士比亚的诗情，那是曹禺在创作中所追求的，在《雷雨》和《日出》、 《北京人》中都可看到这种一贯的追求。像《日出》中对金钱社会的鞭挞，难道不闪烁着莎 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那种诗情！而话剧《家》更可看到莎士比亚诗剧的影响。莎士比 亚对复杂人性的探索更吸引着曹禺。在这次翻译中，显示了他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独特 的感受和见地，他说：“我以为这个悲剧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并不使人悲伤。只是像４ 月的天，忽晴忽雨；像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倚在你的肩膀上低低地哭泣起 来。”①他是以他的诗人的心灵去感受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的，因此，就独具慧眼，从 中把握着这出悲剧中的美学的特色。他在翻译中，把他的这种感受也融入整体戏剧气氛和具 体的文字之中。 翻译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优秀的译作，如同创作一样。《罗密欧与 朱丽叶》的翻译，闪现着曹禺的才华和诗情，译笔优美流畅，独具一格。柯尔律治曾说“莎 士比亚有意使《罗密欧与朱丽叶》接近于一首诗，这一点可以从贯穿在剧中的众多押韵的对 句中看出来”②。而曹禺正是把它作为一首诗来翻译的。不但体现出莎剧诗的神韵，而且把 它的节奏和韵律也翻译出来。他特别称赞这个戏的第二幕第二景，即在凯布邸中花园，罗密 欧和朱丽叶幽会的一场，他说这场戏“把爱情描写得如此细腻动人，实在少见”。我们不妨 摘引一段译文： 罗密欧走进 罗密欧（听见墙外墨故求的话） 没有受过创伤的， 就会嘲笑别人的伤痕。 朱丽叶出现在楼上的窗口但是静静的，是什么光从那边的窗户透出来？ 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起来吧，美丽的阳光，射倒那嫉S*的月亮；惨白的月亮都焦虑得病了，她气死原是她 的侍女，为什么比她还美？ 别再陪伴她吧，因为她嫉S*你。 她那修道的衣服都发了惨绿，那是小丑们穿的，你就丢了吧。 月光照见朱丽叶的脸。 这是我的她，哦，是我的爱！――哦，要她知道了多好！――朱丽叶仿佛颤了一颤。 她开口了，可她没有说什么。 这有什么？ 她的眼在说话，我就去回答。 我太莽撞了，她不是对我说的。 天空中两颗最辉煌的星星要出门，就请她的眼来代替他们闪耀，候着他们归来。 真的，如果她的一双眼睛悬在天空，星星就替代她的眼睛，那会怎样？ 那她脸上的明媚一定盖过星星的亮，如同白日的光压倒了灯光，在天上她的眼一定照耀 满天的光明，鸟儿乱叫，以为白昼已经降临。 看，她悄悄把手托着她的脸！ 嗳，为什么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就轻轻靠着她的脸！ 无论是罗密欧，还是朱丽叶，在他们的爱情的絮语和独白中，都蕴藏着青春的朝气和生 命的力量，是那么真挚，是那么甜蜜。虽然，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死去了，但却给你一种欢快 和乐观的情绪，曹禺把这些都翻译到他那充满诗情的文字里。我在《曹禺剧作论》中谈到他 的话剧《家》，曾这样说：“这样杰出的爱情诗篇，自然使我们联想到曹禺翻译的莎士比亚 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同样也是一部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悲剧。不知是《家》的创作启发 了他那样富于诗情的翻译，还是莎剧的诗意影响了《家》的改编。的确，在《家》中是蕴蓄 着莎剧的现实主义的神韵和风采的。”《家》中第一幕第二景中觉新和瑞珏的诗的独白，也 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景一样，把爱情写得那么细腻动人，在悲怆中蕴藏着爱情 的甜蜜，在冬天中透露着春的消息。 １９４２年底，在山城传出了“曹禺要演戏了”的消息，这成为当时一条重大的社会新 闻。 他到重庆这一年，可以说是马不停蹄。教书，参加社会活动，翻译剧本，创作剧本，如 今又要演戏。尽管他已经多年不演戏了，但是他仍然不忘情于演戏。舞台曾是他的摇篮，也 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去创造。越是离开舞台久了，舞台越是具有一种诱惑力。那种创造角 色的愉悦，那种同观众一起直面交流的情景，曾给曹禺带来多少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啊！他早 就读过贝拉巴拉兹的《安魂曲》，他读的是英文本。这个剧本并不能说是十分杰出的剧作， 但是，它却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这因为莫扎特的事迹本身就是感人的，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具 有令人惊异的音乐天赋，五岁时便写出一首钢琴协奏曲。姐姐也有着音乐的才华，父亲带着 姐弟两个到欧洲各地进行演出，在慕尼黑，在巴黎、伦敦、荷兰……到处都赢得帝王的喝 采。过早的成名，却往往带来悲剧。尽管莫扎特的曲子到处为人演奏，他的歌剧令观众倾 倒，可是贫困和饥饿一直伴随着他。莫扎特连一个职位都谋不到，那些王公贵族们只不过把 他作为自己享乐的工具，那些富豪们把他当作摇钱树，拚命榨干他身上的血。《魔笛》演出 ２００场，巨大的收益都流进了诡计多端的席坎内德尔的腰包。贫困饥饿严重损害着他的健 康，吞噬着他的生命。３５岁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便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临死前，他 为了生计不得不接受一个陌生人的委托，请他谱写一首安魂曲――为死者所作的弥撒音乐。 是谁委托他写的，那位陌生人拒不透露。那时，一个极度富有而好虚荣的贵族，常常要著名 的作曲家谱曲，然后却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陌生人正是受一个贵族的派遣，为他死去的妻 子作安魂曲的。莫扎特接受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他说：“我是在为自己谱写安 魂曲。”但是，《安魂曲》未能完成，他便在一次高烧中终结了他年轻的生命。他所留下的 遗物只值３８美元，而他献给人类的，却是他那永恒的音乐――巨大的精神财富。贝拉巴拉 兹的《安魂曲》，是紧紧地环绕莫扎特的死而写的，特别是最后一幕，写得诗意盎然，充满 哲理，感人至深。曹禺是深深地被感动了。他年轻时，就喜欢莫扎特的音乐，而莫扎特的天 才和他的悲惨遭遇，曾激动着他的心灵。最初，他翻译过这个剧本，是根据《苏联文学》英 文版翻译的，在翻译中他对这出戏有着一种迷恋。当他接受莫扎特这个角色，他是非常高兴 的，一种创造角色的激情又在他心中燃烧起来。 这次，曹禺又是接受老友张骏祥的邀请，他们再一次合作，不过，不是张骏祥导演他写 的戏，而是在张骏祥导演下演戏了。 那时，张骏祥和杨村彬正领导着中央青年剧社，剧社中有一批年轻而有才干的演员。１ ９４２年的夏天，中青社疏散到山青水秀的北碚，他们刚刚排练出两出外国戏《好望号》和 《富贵浮云》，中青社又进城了。社址就在重庆中一路新华商场后边两间大得像仓库的房子 里。这里，距离抗建礼堂很近，离国泰大戏院也不算远，倒是一个适中的地方，只不过太简 陋了。但这对于热心于艺术的人们来说，并不算什么问题。《好望号》、《富贵浮云》没有 演出，社长张骏祥就决心把《安魂曲》先搬上舞台。焦菊隐译出了剧本，很快就把剧组建立 起来。据吕恩回忆，参加《安魂曲》演出的人员有：曹禺饰莫扎特，沈扬饰莫扎特的父亲， 赵韫如饰莫扎特的姐姐兰柔儿，路曦饰莫扎特夫人康士坦绿，耿震饰剧场经理席康奈德，张 瑞芳饰爱洛霞，吕恩饰女裁缝兼跳舞者，邓宛生饰爱洛霞的妈妈；此外，刘郁民、施超、洗 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