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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章 流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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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流亡路上 一列火车正在原野上奔驰,穿过徐州、兖州、济南、德州,向着天津驶去。虽说该是遍 野绿色的季节,却看不到绿色。稀疏的村落,更显得河北平原的凋蔽和荒芜。车过沧州,映 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本来,日益迫近的战争局势已使曹禺心情不安了,如今接到 大哥家修亡故的消息,更使他心事重重。他不时透过窗口,望着那满眼荒寂破败的景象,不 禁心焦如焚。 他接到继母打来的电报,得知家修病故的消息,便不得宁静了。父亲去世之后,只是靠 继母在操持着家业。他远在南京,大哥的死更使她无依无靠了。他念起继母对他的抚爱,对 他的关怀,使他不能放心。他该亲自去上海看《原野》的公演的,连这样的心情也没有了。 他惦着继母,他怕她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很快便决定赶回天津看望继母。 除了家里人,陆孝曾、蔡景峰也到车站迎接他。孝曾依然像在三座门时代那样热情而敦 厚。见到这些朋友,他是感激的,高兴的。 他回到天津的这天,是1937年7月6日。 离家只有一年,一旦回到家里,一切是那么熟悉,依然是那样的寂静,但却觉得格外凄 凉。再也听不到父亲发脾气的喊声,再也看不到父亲痛骂大哥的情景,他们父子的怨恨全都 结束了。迎接他的是脸色苍白的继母、满脸泪痕的寡嫂和两个失去父亲的侄儿。这个已经破 败的官僚家庭,是彻底地破落了。 他虽感到战事的紧迫,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样突然。就在到达天津的第二天,就 传来日军无端炮轰宛平城,芦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 紧接着天津的日本侵略军也开火了。 早在5月间,日本驻守天津的军队就强迫中国工人修筑各种工事,工事修完随即枪杀, 投尸海河,海河浮尸百余具。如今,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横虐恣肆,坦克车在马路上横 冲直撞,枪声炮声终日不绝。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念念不忘他的朋友,去看望陆以洪、陆以 循兄弟。陆家离他家不远,住在二区,天津市立医院对过,那里住着许多中国部队的伤兵。 据说,有些枪枝藏在医院里,日军坦克就停在医院前面,进去搜查,把枪枝都拿去了。眼看 着日本侵略军在祖国的大地肆意践踏,他心中蒸腾着仇恨的火。 那些日子真是憋气极了,没一件事是顺心的。以循酷爱音乐,他有一把心爱的小提琴, 他家不在租界,生怕为日本兵抢走。曹禺来了,以循请他把提琴带走,提琴盒是上了锁的, 当曹禺把它带进意租界时,意大利巡捕执意检查,把琴盒硬是撬开。曹禺恨透了这些“东洋 鬼子”和“西洋鬼子”,他们真是沆瀣一气,联合起来欺侮中国人。 蔡景峰是这样回忆曹禺当时的心境的:“七七”事变时,曹禺正在天津,我记得陆孝曾 和我一起到车站去接他。“七七”事变爆发,天津的战事也起来了。我家住在北站附近,房 子都被日本人炸了,就逃难到陆以洪家里。那时炸得很惨,路有尸骨,十分惨。曹禺就对我 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他是很爱国的,看到日本侵略者就十分气愤,经常去找罗隆基抒 愤。①即时,罗隆基正在《大公报》任主笔,报馆消息比较灵通,曹禺在家里憋闷异常,就 经常到罗隆基那里,向他打听消息,也听罗隆基分析形势,但更多的是向罗隆基抒发心中的 仇恨和愤懑。他回忆说: mpanel(1); 那时,我的家在意租界还好,但我亲眼看到河东一带被炸得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到处都 是死尸,那种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我心中憋着满肚子怒火,有时就跑到罗隆基那里,尽抒我 的愤恨。②日军不断采取镇压措施,查封报馆,逮捕杀害知名爱国人士,曹禺也受到日本特 务的注意和追踪,他再不能住下去了。他得知日寇于8月13日大肆轰炸上海和南京之后, 国立剧专西迁长沙的消息,便化妆成一名商人,乘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秘密离津,绕道香 港再去长沙。 离津前夕,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国难家难与时俱来,真不知说些什么来安慰继母。 是大嫂送她上船的,这位嫂嫂是家修的续弦妻子,嫁过来才两年,带着前妻生的两个孩 子万世昌和万世雄。这位嫂嫂人是极好的,曹禺对她很敬重。他对嫂嫂说:“您这么年轻, 才20多岁,就打算这么过吗?”嫂嫂说:“难道我能抛开母亲不管,难道我能忍心把两个 孩子交给老妈子吗?”此刻,曹禺对嫂嫂的一番心意真有说不出的感动,也更加敬重她,他 放心地走了。这位寡嫂一直守候着这个家,侍候着老人,把两个孩子带大,由27岁守寡, 直到1982年去世。 “七七”事变之后,郑秀的继母带着一家人去上海避难,只有郑秀和她的父亲留在南 京。父亲担心着女儿,把郑秀送到芜湖。在芜湖收到曹禺的电报,约好到武昌会面。 轮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有的是携家带口,有的是结伙同行的朋友,尽管是各种 各样的人们,但如今却汇合着共同的心声:不当亡国奴。使曹禺格外感愤的,这些逃难的人 们,不管男女老少,一起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那激昂悲壮的歌声和着 大海的波涛共同汹涌。连刚刚学话的孩子也在唱。自然,他也参加到抗日救亡的合唱队伍 中,感到振奋,感到力量。他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曹禺于9月间到达武昌,郑秀已先到达,去车站迎接曹禺,在逃难中得又重逢,别是一 番滋味。他们就住在曹禺的外婆家,其时,外婆、舅舅、舅母都在。他们在武昌只住了两 周,就赶往长沙去了。 抗战初期的长沙,蒸腾着工农兵学商的抗日热潮,犹如长沙的暑热,滚烫火热,到处都 有抗日的演出活动,到处都看到抗日演讲和游行,满街张贴着抗战的标语口号。曹禺一到长 沙剧校报到,便投入这股抗战的民众运动之中。一方面,他参加剧校的工作,一方面投入剧 校抵长沙后公演筹备活动之中。他浑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劲头。他挑选了三个戏―― 《毁家纾难》、《炸药》、《反正》,组织师生排练,他亲自担任导演,于10月8日到1 0日在长沙又一村民众大会堂公演。每天日夜两场,共演出六场,当时,在长沙出版的《全 民日报》对这次演出作了报道。①也在10月间,由他导演的街头剧《疯了的母亲》(骆文 作),在湘鄂川进行了旅行公演,共演出40余场。②在长沙,使曹禺最难忘记的是12月 11日这一天。他听说长沙来了一个老头儿,抗日演讲讲得极好,他就赶到长沙银宫电影院 去听演讲。闻讯赶去的听众约三四千人,把电影院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这个演讲的老头 儿,就是徐特立同志,演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曹禺回忆说:我也跑去听了。他讲的是“抗 战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听过之后,我感动极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到这位老人住 的地方去了。他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小勤务兵。他们同住在一间小房。勤务兵告诉 我,他和老头睡在一张床上,老头子还教他读书。现在看来,实在不稀奇,但在当时,给我 的刺激之大,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个小勤务兵的脸蛋通红,才十几岁。我从来没有看 到过这样的兵。当时,我觉得这个老头子,我非写不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头子原来就是 国民党所深恶痛绝的“异党分子”――一个有名的共产党员。这位老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 示,鼓舞,我才写了《蜕变》中的一个人物――梁公仰。①徐特立的演讲既鼓舞了他的抗日 热情,又点燃了创作抗战剧作的灵感。 当他听过徐特立的演讲之后,曾经去找剧校校长余上沅,建议剧校邀请徐特立来做报 告,但是,余上沅只是答应着“好啊!好啊!”,却不见行动。曹禺后来说:“我那时也很 糊涂,余上沅是应付我的,他怎么能请共产党人来讲演呢!”在长沙,在抗战初期的热潮 中,曹禺和郑秀结婚了。 应当说,在曹禺和郑秀的恋爱过程中,就有着阴影,到郑秀和曹禺订婚后,郑秀的父亲 还不同意他们结婚。曹禺对这位岳父也颇有反感。的确,他们之间在性格、志趣、脾气上也 有所不同,时而也有争执,但他们终于在困难中结合了。结婚的仪式是在长沙青年会举行 的。 吴祖光参加他们的婚礼,他这样回忆说:曹禺、郑秀结婚我在场,是在长沙的一个小酒 楼上。余上沅是我的表姑夫,我正上大学,余上沅叫我来做校长秘书,那时剧校连专科都不 是,到重庆才改为剧专。曹禺为什么要同郑秀结婚,我都感到奇怪,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 境界毫无共同之处。在清华时,他追郑秀追得发疯了,清华有树林子,他们一起散步,当回 到宿舍时,却发现近视眼镜丢了,丢了都不知道,真是热恋,是沉浸在爱情之中了。他们曾 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恋爱史。结婚时,只请了一桌,余上沅夫妇,陈治策夫妇,还有教务处的 两位女同事。由余上沅作证婚人,是个很正式的结婚仪式。①婚后,他们住在两间临时租用 的民房里,新房里的布置也是再简单不过了,两把藤椅,两张帆布床,一个书桌。稍过些时 间,学校才在稻谷仓为他们找到一间稍好些的房子。他们的蜜月是在日本飞机的不断空袭骚 扰和炸弹的爆炸声中度过的。郑秀很希望把婚礼办得更热闹些,但那时却没有条件,她曾想 将来胜利后回到南京再补行一次婚礼。”不过,这只是她心中的想法,从来没有同曹禺说 过。 即使这样简朴的新婚生活也不能安定下来,战火不断地向内地蔓延,连长沙都得撤退 了。国立剧校奉令向重庆转移。剧校人多,决定集体走水路,曹禺随剧校一块走,而郑秀则 单独走,先去重庆,他们又不得不分手了。 在这里,还要补叙一段未曾实现的插曲。那时,从朋友处得知,延安很欢迎茅盾、巴 金、曹禺这些作家去那里,沈从文特地从武汉赶到长沙,他约曹禺一起去八路军驻湘办事 处,拜访徐特立同志,商谈有关去延安事宜。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而未得实 现。 1938年的元旦,剧校的师生都来到湘江边的码头上,五只木船停泊在江岸上。此 时,曹禺已是剧校的教务主任了,他总得照料着学生。他既无心再望一望湘江的流水,也无 暇再领略一下橘子洲头的秀丽景色。“别了!长沙!这可纪念的地方!”这一次长途跋涉, 同他的五台、内蒙之行,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去日本,也是一个旅游者的心情;如今是逃 难,是撤退,是艰苦的行军。走湘江,入洞庭,到宜昌,再沿长江西去重庆,他的学生回忆 说:“万先生可是变了个样子,他仍然穿着旧棉袍子,只要船泊码头,那怕只有几个小时, 他也亲自把锣拿上,招呼着同学上岸。在街上,他打着锣,招呼着群众,来看我们的演出。 几乎每次,都是他敲着锣,吆喝着,真想不到他这个大教授,没有一点架子。万先生的抗战 热忱至今仍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那时,他不到30岁,在学生心目中是可尊敬的老 师、教授;可他的心同年轻学生一样,是高昂的热情,是一腔报国的赤诚。 船队进入洞庭,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烟波浩渺的境界。少年时代就熟读了的范仲淹的《岳 阳楼记》,油然涌上心头:“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 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 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此时,曹禺虽然没有范仲淹遭谗受贬的际遇,可是在这寒 冬腊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八百里洞庭中,由民族的苦难而生的“去国怀乡”之情,也 使他“感极而悲”了。 船到宜昌,他们要换乘江轮去渝。在候船的日子里,曹禺就带领着学生投入紧张的抗日 宣传活动之中。一天,正在演出的时候,六架飞机临空,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但顷刻 间,便投弹轮番轰炸起来。只见曹禺依然穿着那件棉袍,喊着同学赶快疏散隐蔽,日机的轰 炸目标是飞机场,没有造成伤亡,真是万幸。 1938年2月,曹禺到达重庆。郑秀先期到来,去码头迎接曹禺。剧校校址安排在上 清寺,他们在枣子南垭临时找了一个住处。 尽管剧校的条件很差,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业,他又开始忙碌起来,指导学生排练《雷 雨》。蔡松龄、沈蔚德、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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