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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虎虎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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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虎虎生气

在南开培植起来的演剧的兴趣,已经成为他艺术生命的组成部分,只要有机会,他是不会轻易割舍的。

其实,清华也有演剧的传统。虽然,它不像南开那样出名,也没有南开那样成熟的新剧团,但是,也有个不成文的传统,一、二、三年级学生都要演剧,由四年级的同学充当裁判,年年都照例进行。

曹禺一进清华,同学们就传开了,从南开来了一个能演剧的万家宝。就在1930年冬天,他又排戏了。不过这次他不只是当演员,而且还要担任导演。排的是《娜拉》,仍然由他扮演娜拉,第二年春天在清华大礼堂公演。据李健吾回忆,这次曹禺扮演娜拉,可能是中国话剧史上最后一次男扮女角了。虽然,人们早就传说万家宝演剧演得出色,但毕竟没有看过,如今亲自欣赏到他的精采表演,果然名不虚传,很快便成为清华的知名人士。从此,同学们都亲昵地称他为“小宝贝儿”。既然名叫家宝,当然也就是大家的“小宝贝儿”。后来,清华又有“龙、虎、狗”三杰之说。“龙”,指的是钱钟书,“虎”就是曹禺,而“狗”是对颜毓蘅的戏称。后来,颜毓蘅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授,才学渊博,在南开又盛传着“狗尚如此,何况龙虎”之雅谑。可见,曹禺在清华时代的才学风貌非同凡响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为配合抗日救亡宣传,又排了《马百计》,这是根据外国剧本改编的。写的是马百计足智多谋把日本侵略军搞得狼狈不堪的故事。由曹禺、马奉琛和孙毓棠等人演出。还排演了《日本狂言十种》中的《骨皮》。周作人最早把日本的狂言介绍过来,1929年出版了由他翻译的《日本狂言十种》。狂言是在日本民间流行的一种通俗喜剧,历史悠久,幽默而富于风趣。“骨皮”就是伞,说的是一个寺庙里的老方丈外表严肃正经,实则吝啬;小和尚口吃,为人善良。天正下雨,一个过路人来借伞。小和尚把伞借给过路人,对老和尚讲了,受到责备。老和尚嘱咐他,再来人借伞应当如何如何回答。恰好,又有人来借马,小和尚便按照老和尚嘱咐如何拒绝借伞的一套话对借马人说了,这自然引起许多笑话。回来,又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最后点出老和尚的庄重之后的自私和虚伪。这个戏由曹禺导演,孙浩然和马奉琛演出。孙浩然回忆说:“我这个人口吃得厉害,家宝让我演老和尚,马奉琛演小和尚。我口吃演不口吃的老和尚,马奉琛不口吃却演口吃的小和尚,排演起来,真是笑话百出,那时,就把曹禺笑得满地打滚。《马百计》和《骨皮》演出后,轰动了全校。”①孙浩然原来也是南开中学的,但他从来没有演过戏,在中学时喜欢绘画,还组织过水彩画研究会。他是1929年考入清华的,学的是土木工程,但对绘画更感兴趣,他不但选修绘画欣赏,还选修《红楼梦》。他画漫画,搞过两次个人的美展。因为口吃,笔名“古巴”。曹禺、孙毓棠进入清华,南开老同学聚会一起,当然更亲近些。因此,搞什么活动都拉老同学。孙浩然不会演戏也拉着他,办报纸也拉着他。他会画画,搞舞台美术也拉着他。1932年,排演高尔斯华绥的《罪》(又名《最先的与最后的》),曹禺就请孙浩然来担任舞美设计。

《罪》是由曹禺导演的。这个戏还未曾演出过,人物不多,场景也少,便于排练。哥哥吉斯是一个律师,弟弟叫拉里,他们生活在一个名声显贵的家底里。拉里爱上了汪达,汪达16岁时就被维廉霸占了,她一个人逃出来。维廉来找汪达,巧遇拉里,拉里失手打死了这个坏蛋。拉里把事情告诉哥哥,吉斯出于维护家庭的名声,找到汪达,让她断绝和拉里的关系,让拉里逃走。但拉里和汪达的爱情诚笃,不愿分开。忽然传来“凶手”已经抓到的消息,原来是误抓了一个无辜的老人。吉斯以为这样更可逃开罪名,让拉里暂避一时,拉里却不愿让无辜的老人替自己去死,而吉斯却偏偏要他们一起逃走。最后,拉里和汪达这一对恋人服毒而死。拉里在自杀前愤懑地说:我恨这个世界,我恨这个吉斯的世界,我恨这个强权黑暗的世界。

吉斯由孙毓棠扮演,拉里由曹禺本人扮演,女主角汪达他们准备找个女同学来扮演,但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不知是谁建议由法律系的郑秀来担任这个角色,便由孙浩然去做动员工作。郑秀回忆说:“我不知为什么曹禺来找我。我在中学演过戏,贝满中学在通县办过一所平民学校,就是靠演戏捐款办的。我说我不能演,他仍然让孙浩然来说服我,还有南开来的一些女同学也都说万家宝为人很好,威望很高,也来说服我。这样,我就应允下来。我记得是在同工部演的,演了七八场,反应挺好。不但清华同学来看,燕京大学的同学也都跑来看。”①由这次演出,曹禺结识了郑秀,并开始他充满罗曼蒂克的恋爱。

郑秀是1932年由北平贝满女子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的。她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郑烈当时是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舅舅林文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姨父沈璇庆曾在海军部任职。郑秀是这样介绍他的家世和经历的:我家祖籍福建,我从一个哺乳的婴儿就在姨父的家里。姨母待我很好,姨父从福建到北平,把我也带到北平。先入东观音寺小学,培元小学,又入贝满女中。姨父又回到福州,我也回到福州。1926年到1927年间,父亲到南京最高法院工作,那时我已经十六七岁了。我不愿读旧书,要求父亲让我一个人回到北平念书。后来,初中二年级就又回到贝满,住在学校里。高中二年级时母亲去世。高中毕业后,原是保送我上燕京大学的,培元、贝满、燕京都是教会学校,可以保送,但也要考试,我被燕京大学录取了。但是,父亲认为燕京是教会学校,不同意我到燕京读书,硬要我报考清华。也是在这年暑假,又匆忙上阵参加清华招生考试,考的是法律系,就这样进了清华大学。②还在贝满女中时,她就是个活跃的姑娘。个子不高,但身材苗条,面容清秀,很爱活动,也爱打扮,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很有些风度的。一进清华,三位从贝满来的姑娘,就显得与众不同。个个穿着讲究,举止娴雅,仪态大方,自然引起同学的注目,颇招来一些男同学的热烈追求。相形之下,从南开考来的女学生,总是穿着蓝布大褂,不讲打扮,只知道死啃书本。郑秀在中学时,就能演戏,还会弹钢琴,长得又漂亮,更显得格外突出。在演出《罪》之后,郑秀大出风头,常常收到一些求爱的信。据说,清华每值校庆,都开放女生宿舍,请人参观,平时是不准男生进去的。《罪》演出后,又值校庆,女生宿舍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郑秀放在宿舍案头的几张照片却不翼而飞了。也正是在《罪》演出之后,曹禺开始了对郑秀的大胆追求。

曹禺的性格,本来就是罗曼蒂克型的,他那种耽于遐想的习性,在恋爱上也表现出来。也许是他缺乏人生的阅历,也许是出自青年人对爱情的天真烂漫的幻想,当他和郑秀相识,就一见钟情了。在一起排演《罪》的日子,那恋爱的情火便越烧越旺。一旦爱情迷住了他,他就像个充满稚气的孩子,也像他念书那样痴迷。他经常跑到女生宿舍——古月堂外边守候着郑秀,有时夜晚也徘徊在楼旁的小树林里。他爱得那么执着,那么天真。在爱情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一宿一宿地守在那里,望着郑秀宿舍的窗子。而郑秀对于这突然而来的强烈追求未免有些茫然。她看到一些求爱的信,接触过一些求爱的眼光,但她总是矜持相待,冷冷地保持着距离,或者干脆躲开去。如今,对曹禺的追求,她也是躲避。她的伙伴对她说,你应该去看看他,否则他会生病的。其实,郑秀心里对曹禺也并无反感。他的才能,他的聪慧,他的为人,他的威望,她心里都明白,何尝未曾动心,何尝没有爱慕之心!爱情有时就像隔着一层纸,一捅就破;但又像隔着一道高墙,两军对峙,又贴近又遥远,真是咫尺万里。在伙伴们的敦促下,她去会他了。就这样把薄薄的纱帷掀去,不见了高墙,不见了对峙,两颗心贴在一起了。

当曹禺第一次向她倾吐爱情时,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坦爽地倾诉给她了。他平时是那么沉默寡言,此刻却是滔滔江海了。他真像在做梦,夏天里的一个春梦:他所爱着的人,正是能同他在夏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着帆船向着天边的理想驶去的伴侣。他哪里知道,在爱情的历程中还有着潜伏的暗礁,此时此刻,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少年后,他们还要痛苦地分手。他昏迷在热烈的初恋之中,自不必说花前月下的爱情絮语;他们也常结伴进城去访问朋友,也去天津看望继母。那时,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的确,那时他们都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

在清华的岁月,留下曹禺许多美好的回忆。

1932年的暑假,他有一次五台山和内蒙之行,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外出远游,更何况是一次冒险的旅行。

一个德国教师叫葛瑞瓦什(或称葛瑞瓦)和一个美国女教师,她们想在暑假里到外省旅游,她们邀请中国的男同学一起去,而且提出旅费由她们支付。大概有中国学生陪着她们,这样既有人照顾,旅途中也会带来许多方便。她们找到曹禺,向他说明了一切。曹禺是愿意同她们一起旅行的,但是觉得由她们支付旅费,这有损中国人的尊严和道德。他回答她们说:“我可以陪你们去,但是,我不要你们付钱,一切由我自己开销。”就这样说定了,随行的还有一位男同学,一放暑假,这支小小的旅行队伍就出发了。

先去五台山。他们乘火车到达太原,便在那里住下来观光。这座古城是太破败了,肮脏的街道,到处都是乞讨的人们,纯真宫的吕祖殿虽然还可看到它的壮观,但传说里“嚣尘不到处,碧洞可栖露,白鹤时临水,青猿独卧沙”的秀美景色,是再也看不见了。清真古寺也使他失望,只有木壁上刻的《可兰经》,左右碑亨内碑刻的黄庭坚和赵子昂的书法,还少许引起他的兴趣。这些古迹的破旧,增添了他的凄凉之感。太原给曹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些站在门口招揽嫖客的妓女,一个个都是蜡黄惨白的脸色,瘦削的身躯,老鸨就躲在她们后面监视着,她们拚命在那里拉客,那卖身的价钱是很低廉的。也许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生惨象,心里难过极了。对于他这个书生来说,亲自看到这种悲惨的人生社会相,他心里如同刀割一样。他看她们有的被关在笼子里,就好像牲畜一样,嫖客看中哪个,老鸨就把她从笼里拉出来,逼着她去接客。此时此刻,他真是义愤填膺,难以忍受。他说:我在太原看到的妓院,那些妓女是被圈起来的,她们的脸从洞口露出,招徕嫖客。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副惨相。在北京西直门一带,天津三不管、南市都有这样的妓院。像太原的这种妓院是最低级的,整天接客。那样,不到几个月就会死的。这是我最早见到的妓院惨状,那种惨象真是叫人难过极了。我后来写《日出》中的第三幕,那不是最低级的。后来,我到了四川,最惨的是重庆的花街,十字的街道,每个街口都有流氓把守着,每个街口进去都是卖淫的地方。十字街里有许多水坑,妓女得了花柳病,快死的时候,喝着水坑的水死去,实是叫人目不忍睹。就是这次太原之行,看到妓女的惨状,才激我去写《日出》,是情感上逼得你不得不写。①从太原到五台县,去五台山只有步行了。

夏天的五台山是凉爽宜人的,尽管已累得疲惫不堪,但一路上清流潺潺,满眼里都是绿水青山。加之寺庙林立,风景秀丽,早使他们目不暇给,忘却了疲劳。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佛山之一,曹禺早就听说过关于它的种种传闻,甚至心中还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如今来到这里,果然名不虚传,亲眼看到这么多寺庙依然香火不断,可以想见历史上佛事兴盛的年代,该又是怎样一个香火缭绕、钟声不绝的兴旺景象。这里的寺庙建筑,自东汉以来,经魏、齐、隋、唐直到清末,不断地修建,听说有将近50座。是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是各式各样的佛的塑像,真让人眼花缭乱了。两名外国教师不住地赞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

从五台山回到北平,稍事休整又开始了内蒙之行。先去张家口。火车在山岭中蜿蜒行进,几乎没有可供欣赏的风光。爬山穿洞,穿洞爬山。只有詹天佑所设计修筑的这条铁路,使曹禺感到骄傲,成为他同外国教师谈话的主题。到了张家口,已是一派塞外的风光了。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山,大街上的行人和骆驼,以及饭铺飘出的牛羊肉的膻味,的确是同内地不同了。他们旅行的目标是百灵庙,搭乘货车去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要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百灵庙因当地盛产百灵鸟而得名。康熙年间,赐名广福寺。这儿穷得很,既看不到漂亮的蒙古包,更看不见成群的牛羊。物价昂贵,三个鸡蛋就得花一块钱。他们住在蒙族人家里。广福寺重修过了,但比起五台山上的庙宇,显得寒酸多了。在这次旅行中,他们险些被洪水吞去生命。有一次,他们涉过一条小溪,回来时山洪爆发,小溪变成卷着狂涛的巨流,汇成一条大河。不过去,没有可住宿的地方,而且山上野兽很多,那是相当危险的。过河吧,齐腰深的水,水流很急。两位外国老师都很胖,行动都不利落,让她们淌水过河,那是十分困难的。那位男同学看到这种情况未免有些胆怯。不知曹禺哪来的胆量,也许觉得在外国人面前不能表现懦弱吧。他虽然也学过游泳,并不熟练,但他果断地担起向导的任务,带着她们渡河。水越来越大,忽然,他一脚踏到深处,大水几乎淹没了他,险些被水冲走,真是好险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股水流又把它涌上来,脚才踩到实处。就这样,他在前面探路,渡过河来。在那两位外国老师心目中,此刻曹禺已是一位英雄人物了。曹禺曾这样回忆说:为什么我能写《原野》、《王昭君》,同这次百灵庙之行有些关系。虽然说有点风险,但内蒙的草原,那时就把我迷住了,真是“天苍苍,野茫茫”!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却没有看到过。夏天,平原上的云彩真是好看极了,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飘过,时如朵朵雪莲,时如座座雪山,时如海浪激起千堆雪;而傍晚的云彩更是变幻无穷,其色彩之艳,转换之快,真是诡谲神奇,美得不得了。草原上的气候,一日之间变化很大,中午还要脱光上身,晚间就得睡进皮口袋里。百灵庙之行是很辛苦的,有时住到骡马店里,有时就睡到老百姓的土炕上,有时日行百里,各种滋味都体验了一番。这对我后来写《原野》、《王昭君》是有启示的。①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是太重要了。他总是把那些不可磨灭的生活印象和感受加以生发想象,最后编织出他的艺术花朵来。

曹禺在清华的生活交织着宁静和不宁静,在宁静时,也有着起伏的思想探索,常常掀起情感的波涛;不宁静时,就更是思绪万千了。

他那浪漫的憧憬,总是为激荡的现实所冲击,民族的灾难打破了他的迷梦,使他变得躁动不安。即将毕业的1933年上半年,不断传来令人焦虑的消息: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2月,占领朝阳,大举进攻热河;3月,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南逃,日寇不战而轻取承德。紧接着便进占古北口等地,战火已烧到北平的大门口了。此刻传来二十九路军在喜峰口还击进犯的日本侵略军的消息。这胜利的消息,使得清华园又沸腾起来,同学们组织慰问团前往古北口慰问抗敌将士,曹禺也参加到慰问团中去。在古北口,他亲自看到士兵们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高昂士气。有一天,在道旁看到迎面抬来的一个年轻的伤兵,胸前满是黑红色的血迹。伤兵的牙紧咬着,紧皱着眉头,看上去十分痛苦。他忍耐着,不敢喘气,因为偶尔深深喘一口气,便压出更多的血从衣服上渗出来。他的脸几乎为泥沙涂满,看不清他的脸色,他只望着学生,不哼一声。曹禺回忆说:“我们扶他起来,为他裹好伤口,倒水给他喝。虽然我们都没有学过看护,但同学们的殷勤和诚恳感动了他,他的眼里逐渐露出和善的光彩,但是他没有说话。这时,有一个医官过来了,我们请他给伤兵诊视,他诊视过后,低低告诉我们说:‘流血过多,恐怕没有希望了!’伤兵紧握着拳头,已经觉到生命就要离开他了,手在空中摇摆着,忽然挣出几句最亲切的山东话:‘洋学生,我不成了……你们待我太……太好了,我……’这时他手摸着腰,困难地从破口袋里掏出一张破烂的票子,带着惭愧的神色,仿佛觉得拿不出的样子,说:‘我这里就……就剩下两角钱了,洋学生你们拿去洗个澡吧!’说完,就死了。”①那沾满胸前的血迹,那在空中摇着的手,那颗善良的心,使他一时沉浸在一个永恒的悲恸之中。这个伤兵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中。他把这些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感受都融入他后来写的《蜕变》之中。

最后一个春假来了。那时,清华毕业班的同学可享受公费资助去国外旅行。学校安排本届毕业同学去日本旅行,由钱稻孙先生带队。

钱稻孙先生曾经在日本住过,显然他是熟悉日本的。他的意大利文更好,译过但丁的《神曲》,那是用文言文翻译的。曹禺在《东方杂志》上读过,颇有屈原《离骚》的味道。由钱先生带着,大家都感到放心,因为谁也不懂日文,由钱先生带领,自然一切都会安排得很好。

他们乘坐的是日本的一艘千吨小轮船,由天津出发。一出大沽口,眼前便是波涛汹涌的海洋了。此刻,曹禺的内心交织着复杂的矛盾:一面是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大地,一面又去这侵略者的国家游览,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出于到异域求知的诱惑,也曾梦想过海天白帆的情景,这样的机会就不忍割舍。第一次在大海上航行,心情是不平静的,即将到达的日本又是怎样一幅情景呢?其实,在船上就开始领略着日本的风情了。船上的酱汤、黄萝卜、白米饭、海带和一点点鱼,完全是日本的风味,心里已经有了一种异国的新鲜的感觉。

钱稻孙不愧是个日本通,他父亲曾做过驻日大使,一切都由他联络,到了日本住宿交通都不用同学操心。原来想语言不通,困难不少,但像他们一样的日本大学生都懂得汉语,可以用笔来交谈,这样,就方便了许多。

在日本参观游览,虽然分明感到是异国的情调,但却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曾见过,而一切又未曾见过似的。譬如日本的建筑,日本人的衣着,日本人的风俗。对曹禺来说,最能引起这种似曾相识感觉的,就是日本的歌舞伎了。他第一次观赏到菊五郎演出,他扮着一个怀春的少年,在春雨如丝的日子里,在樱花树下,遇到一位长得非常美的少女,一见钟情,思恋不已。他是这样的神往,未免惘然若有所失,那抒情的味道浓郁极了。菊五郎从花道上撑着雨伞,低回婉转地舞着走过来,那舒缓的舞姿令人陶醉。那种凝炼的美,传神的态,使曹禺顿时联想起《诗经》中的诗句:“有一美人,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正是在这演出中,他看到日本的歌舞伎和中国艺术的相通之处。其实,歌舞伎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后来他才知道,他在日本看到的歌舞伎,正是在中国失传了的东西。

曹禺回忆当时的印象说:“但是,它的舞台和中国不一样,有一条花道通向舞台,演员从观众中间通过花道走上舞台,主角是这样上场的。菊五郎演的是一出戏的片断,当时我似乎觉得是在看杨小楼的戏,演得准确,有很强的分寸感。看歌舞伎中间还吃一顿饭,吃完了饭再看。我当时被它迷住了,是这样好的艺术。”①在观剧中,他一时间忘却了中日语言的隔阂,也似乎忘却了战争的仇恨,融入中日民族的艺术的神似的梦幻之中。

他早就知道日本新剧的发达了,也曾看到日本小剧场运动兴起的消息。到东京第三天,天正下着雨,他和孙浩然便跑到筑地小剧场去看演出。不顾细雨霏霏,两个人边打听路,边摸着去了,自然,在暗夜中看不清剧场的造型。舞台和一个大讲台一样,简朴极了,远不如瑞廷礼堂。剧场里只有五六十个观众,正演出一出北欧的戏,可能叫《好望号》,是讲航海的戏。曹禺说:

我们听不懂日语,却被演员们真实、诚挚、干净的表演紧紧抓住。戏演完后,我们和日本观众一起为他们鼓掌。当时我似乎有一个印象,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还要多;这是一场多么庄严动人的演出。回旅馆的路上,我和孙浩然十分兴奋,春寒阵阵袭来,我们却一点也不觉得。日本话剧的深刻的现实主义传统,从那时起一直使我萦怀不止。②

京都一行,更留下美好的印象。阳光明媚,满眼盛开的樱花,每株樱花树下都有正在团聚的人们的野宴,席地而坐,弹着琴,唱着歌,好像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情景出现在眼前似的:“茂林修竹,群贤毕至。”樱花犹如桃色的云,一堆一堆的,一丛一丛的,开得绚烂;年轻人在那里唱啊,唱啊!举起杯来,喝啊!喝啊!清华同学们不会唱也跟着唱起来,整个世界都好像沉醉在梦一样的春光里。曹禺恍惚觉得又回到历史的情景之中去,好像生活在唐代的古风里。

奈良也给他以很深的记忆。也正是春雨丝丝,两层的楼,古朴的风俗,扩音器里播者日本的歌曲,是一种悲凉凄怆的调子,缠绵绵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跑了七个城市,东京的繁华,横滨的喧嚣,神户的港湾,大阪的工厂,固然都给他深刻的印象,但更难忘怀的是京都和奈良:京都的庙宇,奈良的山水,古朴的遗风,秀丽的风景。一衣带水,中日两国的文化有那么深的联系,日本的人民是那样善良纯朴,特别是,他同日本青年用笔交谈的情景,是亲切的会面,是友谊的温暖。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在进行着生和死、火和血的搏斗呢?!

一回到祖国,那令人心碎的消息又灌入耳中。日军已进到通县北运河边上,国民党政府和冈村宁次签定了出卖华北的塘沽停战协议。不久,日寇又侵入察哈尔省。这不禁又使曹禺陷入冥玄不安的困惑之中。他的愤懑积郁得更深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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