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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黄峥:光美同志,您第二次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是什么时候?是到哪里?
王光美:我参加第二期“四清”是1964年11月,到河北保定地区新城县高镇
大队。我们这个工作队总的负责人是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同志。
当时觉得,高级干部下去还是身份不公开比较好,有利工作。所以对外讲张
承先同志是河北大学教务主任,我是河北大学的教员。
这回我换了一个化名,叫鲁洁,是从少奇和我的母亲的姓名上各取一个字。
少奇的母亲姓鲁,我的母亲叫董洁如。这次下去我的工作方式和在桃园大队有些
不一样,没有老在下面住。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小张,跟我一起到了
高镇。林克同志负责离铁路不远的一个小队。
黄峥:1964年12月15日起,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
议。您有没有参加会议或者参加讨论会议文件?
王光美:开这个会我知道,但我没有参加。会议开始后的一天,大概是12月
20日,华北局通知我回北京,在会上介绍一下情况,作个发言。
回来的当天,正好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就想用这个机会见一见毛主席,
以便向他请示一些问题。果然那天主席来了,我就请他跳了个舞,边跳舞边简要
向他汇报我在高镇大队“四清”遇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发现群众不敢向工
作队反映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还有,当时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同志有一个说法,要求工作队“沉下去再沉下
去”。我觉得这个要求欠妥。我们已经下到了最基层,再沉下去往哪儿沉呀?我
向主席说到了这个问题。主席对我说:“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议你们开万人
大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就是要造舆论嘛!”主席还说:“我看过几个农村
和工厂的材料。现在热心搞资本主义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热心搞资本主义的领导
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回到家里,我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很重要,当时就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几个秘
书传达了,同时心里琢磨下乡后怎么贯彻。第二天,我应邀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
厅里,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作了关于“四清”情况的发言。21日开完会我
就回乡下去了。
黄峥:从12月21日开始,举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一
次换届的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很隆重、很重要的。人大会议期间,讨论“四清”
的中央工作会议仍在继续。中央的本意,是趁人大开会、各省负责同志都在北京
的机会,汇报讨论一下“四清”运动。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始一段,都是由各
地的负责同志汇报运动情况。人大会议开幕后,这些负责同志的精力要转移到那
个会上去。两个会实际上是穿插着开。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王光美:这两个会都没有我什么事,所以我照常在下面参加“四清”。我做
梦也没有想到,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四清”运动过程中,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
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争论。可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12月21日我回到乡下后,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和工作队的同志在全县组织召开了好几个万人大会,
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造舆论。
确实,我从心里尊重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我是毫不犹豫地坚决紧跟、照办
的。又过了几天,毛主席让秘书徐业夫同志通知刘子厚同志和我,1965年1 月3
日到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我准时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里有点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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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会场,我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我环顾一周,想寻找少奇同志,却没有
找见。原来,少奇同志是出席人大全体会议去了。这天是大会选举。少奇同志在
会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人大会议一结束,他就到北京厅来了。少奇同志一进
来,马上发现了我。我注意到他愣了一下,意思说你怎么来了?可正在开会,我
没法向他解释。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对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批评。
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
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他说:“要那么
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主席转脸对少奇同志说:“你在安
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毛主席的这
些批评,看来主要是针对少奇的。
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主席
和少奇同志对运动的性质、目的等看法不一,以至产生严重分歧。少奇同志认为
: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
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
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两人的分歧在会上已经
表面化,不少领导同志都看出来了。
毛主席说:“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
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
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奇同志对主席说:“对这
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
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当即说:”
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显然主席是生气了,气氛紧张,
少奇不敢再说了。
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一再延长。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
重来,重新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即《二十三条》。文件突出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个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新城县高镇大队参
加“四清”,就是中间接到通知回北京两次,一次是12月21日出席刘子厚同志召
集的会议,一次是1 月3 日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每次开完会我就回到乡下。
高镇离北京很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是1965年1 月4 日
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则一直延续到1965年1 月14日,《二十三条》正式定稿通
过后才结束。《二十三条》初稿曾发给一些工作队负责同志征求意见。我们的工
作队长张承先同志,看到文件中有“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
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一类的提法。他要我回北京一次,问问“小脚女人”指
什么?是不是批评什么人?他建议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含义,最好删去这个提法。
“小脚女人”这个说法,原来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批评右倾
机会主义者的用语,流传比较广。张承先同志可能觉得,现在又用这个说法会引
起人们不必要的误解,所以建议删去。我回去后,给陈伯达打了电话,转告了张
承先同志的意见。陈伯达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正式文件发下来,一看,“小脚女
人”的提法仍保留着。我在河北一共参加了四个地方的“四清”运动。先是抚宁
县桃园大队,然后是新城县高镇大队,再后来是定兴县县直机关和定兴县周家庄。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
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
“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我一听,脑袋顿时
“嗡”了一下。
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年近70的高龄老人,
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
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小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我连忙收拾
东西,交待工作。这里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李太和同志说派车来接我,我就
焦急地等待着。可一直到傍晚,还不见车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正好附近有一
个空军机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跑到那个机场,向他们说明情况,请求帮助。
机场负责同志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回了北京。
回到家里一看,果然少奇同志病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烧还没有退。我一
问,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1月17、18日,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
取余秋里等几个同志的工作汇报,讨论并审批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18日夜里散
会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受了凉,回到家里便发高烧,打针吃药也不退。开始少
奇要求大家保密,只让保健医生治。
他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可是有一天,周总理
批来一个文件,安排少奇同志接见外宾。这下子瞒不住了,秘书只好将少奇同志
生病的情况报告了总理。
总理知道后,马上来到我们家。他进屋一看,见少奇同志躺在地铺上,惊讶
地问卫士:“这是怎么回事?”还问为什么不叫光美回来。卫士们把情况说了。
总理忙上前问候少奇同志。总理见少奇还没有退烧,身体十分虚弱,出来交待卫
士们说:“请光美回来一趟,就说是我说的。”这样,李太和同志给我打了电话。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先问刘秘书:“光美回来没有?少奇
同志退烧没有?”当得知我已经回来,接着就和我通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
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我回家后,立即和医生护士联系,
配合他们为少奇同志治疗,同时加强护理。少奇实际上是受凉后得了重感冒,由
于他年高体弱,所以身体反应大,症状严重。经过医治,少奇终于退烧了,病情
有所好转。为使他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没有几天,毛主席通知让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
黄峥:从时间上推算,这时在上海召开的应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是不是就是1965年12月处理罗瑞卿同志的那次会议?
王光美:是的。少奇抱病去了。由于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外出一劳累,就又
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
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平时
因为工作忙,少奇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更不用说聚会、谈心。这天一说,
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聚在父亲跟前。
一些能来的身边工作人员也来了。像赵淑君阿姨,她1958年就到我们家,为
我们照顾孩子,平时她连见少奇的机会都很少。这天她也来了,头一回那么长时
间地听少奇谈话。可事后她告诉我,由于少奇的湖南口音,她当时压根儿就没听
懂。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
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
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
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他讲到: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
革教育制度,实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
国民经济;如何缩小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
等等。他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在那里建立工业基地,
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为新型的工业城市;要使那些地方有电、有油、有铁路
和公路网,就可以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
我们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他一口气
讲了很多,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
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
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
父亲说的这个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
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 月
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
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
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
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
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
问题。允斌大概也受到震动,当场拿出200 元钱,后来存到了小妹潇潇的存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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