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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黄峥: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南方了。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
主席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姚依林同志曾回忆说,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
会上幽默地说:“这时是非常时期,我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见《姚依
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西楼会议后,为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中央重新成立了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请您谈一下有关情
况。
王光美:陈云同志在西楼会议上作了个很重要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困难的程
度,提出了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这些办法切实可行,少奇同志很赞成。这期间中央考虑重新成立中央财经工
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经济工作。陈云同志因为心脏不好,一直是半休息半工作,
所以一开始考虑由李富春同志当组长,也有同志提议还是由陈云同志当组长。
那段时间有一些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的同志,集中在钓鱼台写东西,就是田
家英、邓力群、周太和、许立群等同志。有一天,邓力群同志到我们家里来,找
少奇同志,说他代表秀才班子,建议由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少奇说,
等他提交中央研究决定。
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少奇同志提出了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的问题,得到大家同意。这样,就决定由陈云同志当组长,李富春同志当副组长。
但那次会陈云同志没有参加。我记得少奇还特地到陈云同志家面谈,要他出任财
经小组组长。陈云同志也为此到我们家同少奇同志面谈,主要说他身体不好,希
望让别的同志当。少奇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我个人全力支持你,支持
到底。少奇把中央同志商量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同意。
后来,少奇同志还让邓力群同志来我们家,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由陈云同
志担任财经小组组长。邓力群同志当场激动得流泪,说:“众望所归。”国民经
济调整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副担子是很重的。少奇同
志深知这一点。他确实是全力支持陈云同志的工作。为了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
少奇同志要邓力群同志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同志几年来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编辑
整理,在一定范围内印发,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多久,邓力群同志把陈云同志关
于经济工作的言论编印好了,大约四五万字,总的题目叫《陈云同志几年来对经
济工作的意见》。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推荐陈云同志的这些言论。
这封信现在已经公开了,全文是这样的:主席:最近,我要邓力群同志找陈
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
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
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
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
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刘少奇四月十六日过了三天,4 月19日,
少奇同志正式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公布了陈云同志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
决定。陈云同志后来还是因为身体不好,到南方休养去了,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
由周总理主持。
但我觉得,当时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是整个调整工作中的重
要一环。陈云同志在调整初期提出的许多主张和措施,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实行了,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报送到毛主席那里,一直没有
回音,看没看不清楚。后来,中办机要室通知将这份材料收回。
黄峥: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好多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对渡过困难起了
重要作用。这个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受到严厉
批判。当时包产到户究竟是怎样搞起来的?它和少奇同志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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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包产到户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民为了渡过困难,自
发地搞起来的。出现包产到户比较早、比较多的是安徽,一开始实际上得到安徽
省委的支持。1961年3 月广州会议的时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向毛主席
汇报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做法。
当时毛主席表示可以试验。对包产到户这件事,在领导干部中认识是不一致
的。有的同志是积极支持的。如邓子恢同志,当时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在两次派人到安徽农村考察之后,充分肯定了包产
到户的做法,并且在一些会议上明确地讲了他的观点。田家英同志起先不赞成包
产到户。
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带了调查组到一些农村调查,其中包括毛主席的家乡湖
南韶山。经过实地考察,田家英改变了看法,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村渡过困难的有
效办法,主张推广。听说他还征求过陈云同志、小平同志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
持。我想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包产到户的。
他一直有一个心情,觉得这几年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群众生活这么
困难,应该想出一个办法,让困难尽快过去,包产到户可能是农村克服困难的有
效办法。
但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在公开场合他对包产到户的表态比较谨慎。1961年在
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他对农民说,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塍、荒地,
但在正式场合他没有讲这个问题。默认也是一种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各地农民
见上面没有人来制止,包产到户便愈演愈烈,以很快的速度蔓延。有一个统计,
到1962年的年中,包产到户在安徽农村迅速发展到了80% ,四川、甘肃、浙江等
省农村达70% ,全国农村平均起来已经超过20% 。形势已经迫使领导同志必须对
此作出回答了。
大约1962年的六七月份,田家英同志从农村调查回来了。他向少奇同志汇报
调查情况,其中讲到建议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这时毛主席在外地还没
有回来,好像是在河北邯郸。少奇同志要他赶紧去向毛主席汇报,听取主席对这
个问题的意见,还要田家英转告,请主席快点回北京。
田家英同志打电话同主席联系,说要去汇报农村调查的情况,可能讲了一下
包产到户的好处等意见。主席说:“你不用来了,我过几天就回北京,等回北京
再谈。”田家英同志和主席处通完电话,马上给少奇同志这里打电话,是我接的,
说他已经向毛主席汇报过了,看来主席同意了。
我忙追问他,主席是怎么同意的?怎么讲的?田家英说不清楚。我感觉到里
面还有问题。我跑去向少奇同志报告田家英来电话的事,同时提醒说,我感到田
家英的话可能不准,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过了几天,主席回来了,住在中
南海游泳池。不多会儿,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少奇同志马上到游泳池去。少奇
同志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游泳池。一见面,毛主席就严厉地批评少奇:你急什么?
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少奇同志
这才明白,毛主席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后来听说,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
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
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回北京的当天,陈云同志当面向毛主席陈述意见,主席不表态,实际
上是反对的。毛主席和陈云同志谈完话后,即找周恩来同志谈话,接着又找少奇
同志谈话。
黄峥:据姚依林同志回忆,那段时间陈云同志集中思考如何对付台湾国民党
叫嚣反攻大陆,认为农村在这种形势下,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陈云同志对姚
依林同志说:“分田到户,农民就会保卫自己的土地。现在不如分田到户,可以
试试看嘛!”“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陈云同志为
此先后找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同志阐述他的意见,都得到支持,最后在毛主
席那里碰了钉子。(见《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王光美:在毛主席这样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之后,处在少奇同
志的地位,他只能按毛主席的意见办,不再支持包产到户。当时,从中央机关和
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了一批司局长以上干部,下放到主要产粮区帮助工作。7 月18
日,中央召集这批下放干部在怀仁堂开会,要少奇同志给他们作一个报告。一些
有关的领导同志,如邓子恢等同志都来了,其中有不少同志是主张包产到户的。
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毛主席已经表了态。我记得邓子恢等同志开会前在怀仁堂
后台显得很高兴,以为少奇同志会在作报告时讲一讲包产到户。后来一听,少奇
同志在会上讲要巩固集体经济,调子已经变了,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少奇
同志在会上讲巩固集体经济而没有讲包产到户,但还是强调要在农村实行责任制。
他说:“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
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现在分开打场有困难,不分开打场产量就
难搞准确,只能找老农估计,大家评定。如何使产量跟责任制联系起来,这是要
研究的。”(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63 页。) 没过多久,1962年的七八月间,
中央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讲阶级、形势、矛盾,批评“黑暗风”、“单干风”、
“翻案风”。包产到户受到严厉批评。毛主席说: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
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
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北
戴河会议后期,气氛相当紧张,赞成包产到户的同志都受到批评。
从此,包产到户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受到长期批判。
1962年北戴河会议王光美: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和陈云同志住得比较近。
有一天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同志来看我。我们俩说了不少话。于若木同志有点紧
张,说:“这回我要惹漏子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1962年春天,她随陈
云同志去上海,住在太原路招待所一幢江青住过的小楼里。房间里设施考究,绿
色的双层地毯、双层窗帘,连桌子抽屉、厕所里的马桶盖、马桶圈上,都覆盖着
绿丝绒,是按江青的要求布置的。
除了这里,在上海还有三处这样装饰的房子,都是为江青准备的。陈云同志
看了很生气,说,国家这么困难,还这样讲究!这些东西应该出口换外汇。于若
木同志本来就看不惯江青,就把陈云同志的批评意见告诉了卫士长,卫士长又将
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了。
于若木同志就担心这个情况最终传到江青那里,从而连累陈云同志。她说:
“这回我们可得罪江青了。”我把于若木同志讲的情况告诉了少奇同志。少奇说
:“不会吧,这是两码事。主席生气是为分田到户。”后来少奇同志去看望了陈
云同志。我陪他去了。到陈云同志那里,少奇进陈云同志房间,他们俩说话。我
就到于若木同志房间看她。在北戴河,江青来看过我一次。她带来一张天津的报
纸,上面登有厉慧良严格教育子女的文章,送给我参阅。她对我说:“这回田家
英犯错误了,还有陈云呢!”说话时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第二天,江青忽然又派人来把送我的报纸要回去了,说是主席不让谈生活方
面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由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会议的内容
就显得重要了。于是,会上决定正式召开中央全会,以便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作
出相应决议。这就是紧接着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分两
段。第一段是预备会议,从8 月26日开到9 月23日,开了29天。
第二段是正式会议,从9 月24日开到27日。在全会上,大家都表示,完全同
意毛主席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少奇同志在会上再次提议,关于阶级
斗争的内容不要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问题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
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他说:“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
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干扰,妨碍工作。”这个意见他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
提了。毛主席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意见,同意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
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个精神很重要。
正因为有这一条,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照常进行,一系列
的调整措施继续贯彻,逐渐见效,生产一步步恢复和上升。到1963年,经济开始
复苏,我国终于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黄峥:1963年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1964年在恢复的基础上经济有所发展。
1964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
经基本完成。
王光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市场也日渐繁荣。人民开始高兴的时候,少
奇同志也高兴了。1963年的春节,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年一度的集市――厂甸,
又活跃起来了。
这天上午,我们家的孩子们去逛了一趟厂甸。他们回来以后,吃中饭时谈得
可高兴了,什么风车、大糖葫芦呀,棉花糖、面人呀,各种土特产呀,说个没完。
少奇听得很有兴趣,兴奋地说:“我们也去看看!”
刘源:那段时间在青年学生中流行自己组装矿石收音机,我也迷上这事了,
老逛商店买零件,所以对市场情况比较熟悉。我亲眼见到农产品一天天丰富,鸡
蛋从3 元多一斤,降到1 元多,很快又降到6 毛5 。回家在饭桌上我就常讲这些
事,父亲听了很高兴。
春节这天上午,是外婆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去的,大家玩得特别开心。回家
吃中饭时,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厂甸的热闹劲儿,把父亲打动了。
王光美:下午,少奇同志和我带上孩子们坐车去了。一过和平门,车子就停
下来,步行一段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为了不引起群众注意,警卫让少奇
戴了个口罩。他牵着孩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看看这,摸摸那,像小孩子过年似
的。
孩子们买了棉花糖,少奇也要了一点,高兴地吃着。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
年,却很少看见他这样开心。他此时的心情,是每一个曾为人民做过一点好事的
人,都能体会到的。看到群众欢乐的表情,少奇同志出自内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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