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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允斌这孩子是很好的一个人,学习、工作都很出色,对家庭也很负责。
回国后,他和玛拉夫妻两地分居,依然千方百计关心妻子、孩子的生活,经
常给他们寄钱。
当时科学家王淦昌同志在苏联工作,有两个孩子在国内,常要从苏联往回寄
钱。允斌和王淦昌同志原本就认识,又是同行。
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商定了一个互利的办法:允斌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由王
淦昌同志在莫斯科直接交给玛拉,王淦昌同志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由允斌在北京
直接交给他的家人。这样省却了互相寄来寄去的麻烦。
刘少奇和儿子刘允斌在北京西郊农村(1951年8 月)。
当时我们国家的高级科技人才特别紧缺,像允斌这样在苏联名牌大学获得学
位的,就是一名专家了。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很赏识允斌的业务才能。他每
次去苏联开会、出差,都尽量带上允斌,也算顺便照顾他们夫妻见面。
可随着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两国交往减少,允斌也就很难有机会去苏联了。
宋任穷同志很同情允斌,便拨了一笔安家费,让允斌为玛拉和孩子在莫斯科买下
一处住房。
房主用的是允斌(即克里姆)的名字。事后少奇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在一次
出国时,把外交部发的外汇补助交给驻苏大使馆,为允斌还了那笔安家费。那处
房子我没去过,听说还不错,你不是去过玛拉家吗?
黄峥:是的。前不久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几位同志去采访玛拉,就直接到了她
的家里。那天玛拉和她的儿子阿辽沙,还有阿辽沙的妻子、儿子都在家。我转达
了您对他们的问候,转交了您给玛拉的一个装有500 美元的信封。他们看到您在
信封上亲笔写的“亲爱的玛拉・费德托娃”,非常高兴。我对他们说:光美同志
本想选购一件礼物托我带给你们,但我们携带的公务行李很多,路途又这么遥远,
带东西很不方便,所以我建议光美同志采用这样的办法表达她的心意,让您自己
随意买些东西。
玛拉表示完全理解,非常感谢。我在那里注意了他们住的房子。那是一幢公
寓楼中的一个单元,有4 个房间和厨房、卫生间,中间一个走廊。楼房周围的环
境很好,很安静,长有不少树木、草地,交通也方便。虽然由于他们家人口增加,
现在已经显得有些拥挤,走廊上也放了柜子等家具,但可以想见,当初只有玛拉
和两个孩子住的时候,还是很宽敞舒适的。
王光美:少奇同志1960年去苏联出席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还特地去
看了孙子孙女,一起照了相。
随后不久,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导致允斌和玛拉逐渐失去联系,
终于不得不离婚。
前几年,阿辽沙曾给我来过信,写得很有感情,说他想来中国,看看他父亲
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我也想成全他这个心愿,同意帮助他来中国。
可是一到正式办手续,还是不行,因为阿辽沙是俄罗斯现役上校军官,工作
的单位是宇航局,从事的又是国防尖端科技,出国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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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斌和玛拉的女儿索尼娅,是一位诗人,嫁给了一位美籍俄人,现定居美国。
她写过一首长诗《怀念父亲》,写她小时候允斌关爱她的事,感情很真挚。允斌
回国后,工作积极认真,业务能力很强。领导和同志们对他都很赞赏,少奇同志
也很满意。过了一段时间,一些人开始为允斌介绍对象。先是有人介绍在少奇同
志办公室工作的护士小宋。少奇知道后说:“只要他们双方同意,可以结婚,但
结婚以后小宋不能继续在我身边工作,否则影响不好。”
小宋不愿失去这里的工作,就没有同意交往下去。后来,在一些同事的关心
下,允斌和上海姑娘李妙秀同志结婚。李妙秀同志和允斌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也
在苏联留学过,业务能力很强。
他们生有两个儿子。1962年,允斌根据我国原子能研制工作的需要,调到包
头一个二机部直属的保密工厂,担任研究室主任。
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允斌受到株连迫害,于1967年11月含冤自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机部为允斌彻底平反,补开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
宝山公墓。
允斌是我国第一批参加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的人员,具体研究核燃料后处
理技术。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这本著作中有记载。
我刚才说,少奇对子女要求很严,但也不是严到不合情理,心里是很疼爱的。
曾经听到一个说法,说少奇不顾儿女的爱情,干涉他们的婚姻。事实不是这
样,有许多事情是种种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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