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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黄峥:北平地下党组织挑选您为中共代表团当翻译,除了您英语好以外,恐 怕主要是因为您和您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听说您家早就同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家庭的情况吗? 王光美: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 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 法律和商科。当时他是个穷学生,上大学的同时,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班 教课,打工挣学费,半工半读。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 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我记得我们家的堂屋里,好多年都放着一张合 影照片:两个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就是我父亲和廖仲恺先生,中间 的小孩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幼子廖承志。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 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 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当过参事、 商品陈列所所长,算是七品小京官、技术官僚,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 并代理过农商总长。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 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和约的巴黎和 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1925年8 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无论是蒋介石军队 “北伐” 占领北京,还是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都有人来拉拢他。我父亲不为所动, 保持了民族气节。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从我上辅仁大 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 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 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 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天 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我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学校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 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 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本人同意。可能他们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时就互相有好感。 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 京,在六国饭店请一些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正式结婚了。他们婚后住在绒线胡同。 那时我父亲做的官不大,后来越做越大,才在旧刑部街买了房子。王光美的父亲 王槐青和母亲董洁如。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 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她还坚决要求上 学读书,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 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 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我母亲有三位亲属 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 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在这 批烈士中,就有我母亲的三位亲属。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楚我母亲的这 “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 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 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 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1937年光杰在天津开设党 的秘密电台,我的一位亲舅舅董权甫给了很大帮助。我的这位舅舅是学纺织的, 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光杰的电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 同他有这个舅舅作掩护是分不开的。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 原来28号、30号、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号、 30号都出租了。 mpanel(1);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 志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 向崔月犁同志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同志 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同志多次把一些党的书 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 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 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宋汝棼同志前几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回忆在我们家受到掩护的情景,说:“日久见人心, 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头、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 革命关系,再进一步发展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确实,从头说起来, 我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我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 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进北平不久,我生 了女儿平平。可我还要工作呀,就把平平交给我母亲带。当时好像宋汝棼同志的 孩子也放在我母亲那里。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取名叫姗姗,姗姗来迟的意思, 也要让母亲带。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一些南 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我家送。就这样我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 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旧刑部街我 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前面是一个扁院,后面是两个正方院,大约有几十间房 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我母亲很会带孩子,又有些新知识,那时儿童医院 还有人来当义务医疗员,所以孩子们在这里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全国解放后,我 父亲是周恩来总理聘请的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 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来年纪大了就改当政协委员。为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 设,我母亲主动把西单旧刑部街32号的住宅献给国家,交了房契。1959年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我母亲亲眼看到在那里 建起了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心里非常高兴。旧刑部街的房子拆了以后,北京市在 按院胡同拨了一处房子,继续办“洁如托儿所”。刘源:外婆后来年纪大了,就 进中南海住在我们家,还是照顾我们几个孩子。我们家是“重女轻男”,爸爸妈 妈比较照顾女孩子,女孩住正房,男孩住偏房,女孩睡软床,男孩睡硬板床,所 以外婆就对我偏爱点。她有时用她自己的私房钱给我买个红领巾、球鞋什么的。 星期六放学回家,外婆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份糖果或一块点心,但从不给我们钱, 从不惯孩子。只有到谁过生日了,才给谁5 元钱。但我们也都是把钱存起来,每 人一个存折,放在外婆那里。王光美:我母亲生了我们3 男5 女共8 个孩子,就 是光杰、光复、光英、光美、光中、光正、光和、光平。加上我父亲前面两位先 后去世的夫人所生的3 个男孩,即光德、光琦、光超,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1人。 我母亲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前面的3 个哥哥,我小时候一直不 知道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我母亲从来都是把他们当亲生的一样。我们11个兄弟 姐妹,只有二哥、三哥出国留过洋,而我母亲亲生的后面的8 个男孩女孩都没有 出国留学,可见我母亲对不是她亲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我的大哥 光德小名叫海儿,弟妹们都叫他海哥。海哥小时候身体不好,眼睛有毛病,后来 就完全瞎了。 那时我们放学回家,弟妹们常常轮流读书给他听。大家都很同情他,觉得有 这个义务。不过我念得多一些,光英他们男孩子就坐不住。海哥人很聪明,记忆 力特好,头一天念完了,第二天接着念,他马上就能说出昨天念到第几页第几行。 那时母亲每月给海哥一些钱,他就用来买书看,往往是让我们陪他到商务印书馆, 告诉我们要买哪一类的书。 我记得那些书上尽是古文对子,我看不懂。给他念书的时候,我就把不会读 的字写在他的手心里,他就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他多才多艺,喜欢 听收音机,跟着里面学唱京戏。不幸,海哥30多岁时因患肺结核去世。我母亲十 分悲痛,我们兄弟姐妹都受到感染。海哥在我们弟妹心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 我们家算是书香门弟,讲究读书上进。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大都天各一方, 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好多情况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二哥光琦毕业于清华 大学,接着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国。光琦年轻时高 大漂亮,人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快,有不少女孩子追他。当时他正和胡敏谈恋 爱。我记得他常拉我去看球赛,请我吃刨冰,实际是让我陪他和胡敏见面。 胡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人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据说是南开的校花。 胡家是四川的船王,经营长江航运,是四川有名的大家,后来又到广东发展,生 意做得更大。胡敏的亲生父亲是胡光标,养父是胡光杰。兄弟俩就她一个女儿, 所以后来胡敏继承了胡家的财产。那时我们家已经没落,家里没什么钱了。 送光琦出国留学也不全是我们家出的钱,是我的一个叔叔王道昌资助了一部 分。他当时是山东枣庄煤矿的总工程师,经济比较宽裕,经常接济我们家的生活。 光琦和胡敏订婚的时候,胡敏的母亲来我们家,挺讲究的,可我们家拿不出什么 好东西招待。后来他俩结婚,从装修房子、买全套家具,到结婚费用,基本上都 是胡家的钱。他俩的婚礼是在南池子那儿的欧美同学会办的,场面挺大。 我印象深的是胡敏在婚礼上穿的是雪白的婚纱,一到家里马上换成红旗袍、 红鞋子,一身的红。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后来他回到北平,在 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一段时间后又到燕京大学当教师,教“货币与银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学都迁往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当时叫大后方。光琦 和胡敏去了四川。在四川,胡敏的养父胡光杰和国民党官僚李宗仁熟识。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赴任前他对胡光杰说,要他去 北平,可他在北平一个熟人也没有。胡光杰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我 的女婿王光琦,他家就在北平。”李宗仁很高兴,上任时就带上光琦,两人坐同 一架飞机到了北平。可这事在我父亲那里交待不了。我父亲很谨慎,多次盘问光 琦:“这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和李宗仁搞在一起了?”光琦作了解释。当时我 也很好奇,我父亲盘问光琦的时候,我和妹妹就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后来光琦就 在李宗仁那里做事。这期间还有一件事。 李宗仁到北平时,带了一个他领养的儿子,叫李至胜。李至胜当时很小,还 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李宗仁就把儿子和保姆放在我们家。那些日子他说要看儿 子,差不多天天来我们家,并且提出要我教李至胜英语。我就有些警惕。再说我 堂堂一个研究生,哪能教一个小孩子呢?正好我认识一个姓王的女生,我和她一 起在一个美国老太太那里学过英语口语。她在家没什么事,我就介绍这位姓王的 女生来教李至胜英语。后来李宗仁的事我就不管了。李至胜在我们家住了有一两 年,随后上了手帕胡同二附小,最后去了美国。由于光琦一直搞经济,李宗仁当 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后,曾聘请他为经济顾问。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离开大陆, 留了下来,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从事国际贸易研究。“文化大革命” 中,光琦因为这一段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坐了6 年监狱,精神受了刺激,1985 年因脑血栓去世。光琦、胡敏夫妇有4 个孩子。胡敏的父亲胡氏兄弟解放后去了 海外,他们在国内的家产由胡子昂管理。胡子昂是他们的亲戚,也是管家。在1955 年的公私合营中,胡子昂先生把这些财产全部上交国家。胡子昂先生曾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后话。 五哥光复是志成中学毕业的。他性格外向,平时很活跃,喜欢打球、滑冰等 体育活动。志成中学有一个有名的美人叫周志雯,愣要追他。中学毕业后光复报 考空军学校,报纸上还登了他俩的事,说是“英雄配美人”。 当年年轻人当空军飞行员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光复所在的空军部队在四川的 时候,周志雯三次去找他。但他俩最后因种种原因分手了。光复后来同上海一个 资本家的女儿张西锦结婚,两人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抗日战争中,光复在 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飞行员,曾打下8 架半日本飞机,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空军英 雄。为什么有一个是半架呢?因为这架是他和一个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的。抗战 中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是9 架,光复是8 架半。那时光复在国民党军 队里受到重用,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后来国民党知道了他和我的关系,一下子就失宠了,处处受到排斥。光复一 气之下脱离军队做生意,1985年,他去美国达拉斯看望儿子,从此在美国定居。 刘源:听说抗战胜利后光复舅舅回过一次家。家里人七嘴八舌围攻他:共产党这 么好,你怎么站在国民党一边?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扔炸弹?他说:“我在国民党 军队里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也不会向共产党扔炸弹。” 王光美:我国改革开放后,王士光去美国访问,兄弟俩在美国见了面。1995 年,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光复回 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光复作为抗日老战士的代表,坐在纪念 大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主席和他亲切握手。这次他回国参加活动,是解放军空 军接待的。2005年9 月,我国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60周年。光复再次受到邀请,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大会,聆 听胡锦涛主席的报告。让光复特别感到兴奋和荣幸的,是他作为抗战老战士的10 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胡锦涛主席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的六哥光英,大家对他知道得比较多了,我也 不多介绍了。他曾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兄弟 姐妹中,我和光英是来往得最多的。光英是1919年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 亲正好在伦敦,接到家里打来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 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 这次生了一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其实我还有一个字,叫心 绮。 在兄弟姐妹中,光英和我挨得最近,只差两年,所以从小我俩一块上学、一 块放学,老在一起。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戏,喜欢看球赛,还当过啦啦队队长。 他的朋友最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旧刑部街28号我们家的房子, 就租给了光英的一个同学宗德纯。光英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办厂,就是和这位宗先 生合伙的。 在天津,光英认识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女生应伊利,两人开始谈恋爱。当时应 伊利还没有毕业,光英就又回到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了一年研究生。他俩是1942年 结婚的。等应伊利毕业后,两人又一起到天津办厂。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 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我记得家里为支持光英办 工厂,还给了他几根金条。金条哪来的呢?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物价波动很厉害, 纸币一天天贬值,而我们家那时已经没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就把多余的房子全卖 了,换成金条,用以应付家庭生活和供我们上学。 光英那时也积极寻找机会,想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1944年,崔月犁同志约 他谈话。记得会面地点是在北海公园大门里往东走的湖边上,那里绿树成荫,没 什么游人,适合单独谈话。光英见到崔月犁同志非常高兴,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 :“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崔月犁同志笑着说:“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办了化 工厂了吗?”光英说:“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 崔月犁同志却耐心告诉他:革命是多一个人好,但就你的具体情况,到了延安, 恐怕党还是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和革命截然分开,为共产党做生意,不 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吗? 听了崔月犁同志的劝告,光英留了下来。我有4 个妹妹,除了前面说过的光 和、光平,还有光中、光正。光中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家政系。我三嫂严仁英看 上了她,就把光中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卢庄吉。卢家也是天津的大户人家。天津的 几大家互相都有亲戚关系。全国解放后,光中想参加工作,但卢家规矩多,不让 儿媳妇出来。后来光中就离婚了。她喜欢小孩,心地善良,照顾孩子特别细心, 缝缝补补的事都会。那时我母亲正要创办“洁如托儿所”,就让光中来帮忙。我 母亲任所长,光中任保教主任,具体负责托儿所的工作。一开始我母亲也没有想 到要办托儿所。 起因是我生了女儿平平以后,自己没有时间带,就交给我母亲带。 那个时候干部们工作都很忙,听说我母亲这里可以带小孩子,纷纷把自己的 小孩送过来,这样越送越多,就办起来了。当时收养小孩没有年龄限制,有不少 是不满周岁的婴儿。 许多同志义务到托婴所帮忙。我记得顾雅美同志常来指导儿童医疗,后来她 是儿童医院的院长。北京师大第二附小校长王静同志的孩子也在托儿所,他本人 就常在业余时间义务为工作人员补习文化知识。渐渐地他和光中好上了,后来他 俩正式结婚了。60年代,他俩都调到山西大学工作。70年代末,光中调回北京, 任北京西城区婴幼儿童保教实验院院长,并担任西城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 员。 她还荣获全国妇联、全国儿童少年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保教工作者”光荣 称号。 可惜,她在1989年患脑溢血去世了。妹妹光正出生时,有人送了我母亲一对 玻璃花瓶,所以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双瓶。光正读的是高级助产学校。解放前她随 光琦夫妇去上海,从此就一直留在上海,从事妇产科专业和医务领导工作。光正 的丈夫李德宏在上海地下党时,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个党支部。他是一位石油化 工专家,退休前是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总工程师。光正曾任上海红房子医院(妇 产医院)院长,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 记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已经退休。  --------   虹桥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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