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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黄峥:非常感谢光美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为了让我们的年青同志有一个全面 的了解,是否可以请您先从您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说起。 王光美:我参加革命工作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并不是最早的。我的两个哥哥王 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 作。王光杰(后来改名王士光)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 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 当时姚依林、郑天翔等同志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光杰和他们认识。1935年 12月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姚依林、郑天翔同志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光杰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一 二・九运动”,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1937年7 月7 日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内地。 光杰没有随校内迁,留下来参加抗日组织的活动。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 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光杰在家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 我还帮他收听收抄过。1938年9 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 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同志,知道光杰懂无线电,便要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 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电台开展工作,地下党组织物色了一位名叫 王兰芬的女同志,让光杰和她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秘密 电台的地点。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端华的女儿, 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他俩在共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感情,1938年 12月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王新就成了我的嫂子。 黄峥:1936年春,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 王光杰同志建立的电台,看来就是北方局用以和党中央联络的。王光杰同志在天 津见过少奇同志吗? 王光美:当时白区的地下斗争非常秘密,少奇同志不轻易出面,那时光杰没 见过他。大约1940年,光杰和王新生了个儿子,叫大津。光杰夫妇经常东奔西走 忙于工作,我母亲就把大津接到北平家里抚养,一直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 王新有一段时间也住在我们家,以少奶奶身份为掩护,搞地下工作。有一次她和 崔月犁同志一起去晋察冀解放区,半路上被汉奸抓了,打电话到家里来,是我接 的电话。我母亲赶紧带了钱去救人。为了证明她是我们家的媳妇,还把大津也带 了去,当面叫她妈妈。崔月犁同志当时没暴露身份。我们家就说他俩是私奔,以 此来掩护,又使了些钱,把他们救了出来。 光杰后来在革命队伍里继续从事党的军工和电讯事业,作出了很大成绩。1946 年我们党在河北邯郸建立新华广播电台,9 月1 日正式播音,向全国全世界宣传 党的声音。这座广播电台的设备,就是光杰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 七拼八凑搞起来的。党因此授予他“特等功臣”的称号。这座电台现在成了珍贵 文物,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光杰解放后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有一部电影叫 《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同志演的,电影里的主人公李侠,原形之一就是光 杰。1996年王光美和兄妹们合影。左起:王光和、王光杰、王光超夫人严仁英、 王光美、王光琦夫人胡敏、王光英、王光英夫人应伊利、王光超、王光和丈夫王 金城。 “文化大革命”中,光杰在秦城监狱关了8 年,在狱中写出了12本无线电方 面的专业书。这些书后来陆陆续续都出版了。江泽民同志在电子工业部当部长时, 本来光杰年纪比较大,要退下来,江泽民同志考虑他资历深,懂业务,特意保留 他副部长职务并兼总工程师。 mpanel(1); 刘少奇听儿子刘源汇报当兵锻炼情况(1965年8 月)。 刘源:我在河南当副省长时,为了上安阳的一个大项目,专门到北京找光杰 舅舅,因为这个项目同电子工业部有关。他领着我去找有关的副部长,还找了邹 家华同志。光杰舅舅的资历比他们早很多,但他非常谦虚地向他们解释。我看了 很感动。成立中国工程院时,电子工业部推荐他当院士。光杰舅舅坚决推辞,说 他年纪大了,当院士已经没有意义了,让别人当。( 在和王光美同志谈话过程中, 有时刘源同志也在场,并不时插话补充一些情况。刘源,刘少奇、王光美之子, 1951年2 月出生于北京,1982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河南省新乡县七 里营公社农村工作,1983年起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 1988年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 后任武警总部副政委、中将,2002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5年12月任解 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王光美:由于光杰参加革命比较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影响。1941 年光杰夫妇离开天津经北平去解放区,回家小住。三哥光超那时从协和医科大学 毕业不久,表示也要去解放区。两人讲好,光杰先去联系,联络上以后马上回信, 光超再过去。可是等光杰的回信转辗寄到北平时,光超刚刚结婚,一时走不了。 这期间,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光超在 旧刑部街家中挂牌,开了一个“王光超大夫诊所”,同时在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 点,表面上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王光超大 夫诊所”实际上就光超一个人。有时来人看病,我还给他当临时护士,打打下手。 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王光超大夫诊所”作掩护开展活动。党组织来人总是先找 我母亲或光超。光超还用诊所的名义采购了不少药品,由党组织安排向缺医少药 的抗日根据地输送。光超后来一直没有放弃他的医学专业,成为著名的皮肤科专 家,建国后任北京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50年代以后我国在防治性病、麻风病、 烧伤植皮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光超做出过重要贡献。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超、 王光英(20世纪80年代)。 光超的夫人严仁英是严修先生的女儿。严修是天津南开学校创办人。周恩来 同志当年赴法勤工俭学,还是严修先生推荐和资助的,给了500 元钱。光超和严 仁英的结合,说起来挺有意思。当时考上协和医大的学生,分班名单都登报。我 们家拿到报纸一看,发现和光超同班的有一个女生,叫严仁英。弟妹们就调皮起 哄,说三哥和这位女生是一对。其实他们那时还没有见面呢!可后来他们就真的 结了婚,还一起去美国留学,回国时正赶上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光超在北 大医院,一直从事皮肤科专业。 刘源:在全国的皮肤科资深专家中,第一是胡传揆同志,其次就是王光超。 严仁英一直在协和医院从事妇产科专业。在全国的妇产科资深专家中,第一是林 巧稚同志,其次就是严仁英。 王光美:继光超之后,我的两个妹妹王光和、王光平,也在光杰的影响下, 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同志的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参加了革命。光 和参加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我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就是地下 党组织让她给我捎的信。光和是学医的,建国后曾任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光平也 是学医的,先是上的北大护士学校,后来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张家口军医学校, 学输血专业,接着又进了白求恩大学医学系。建国后光平曾任天津医学科学院血 液研究所党委书记。我是1921年阴历8 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我前面是6 个哥哥, 所以小时候都叫我小妹。后来在我之后又有了4 个妹妹,我就变成大姐了。由于 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我的奶妈叫王妈,是通县农村的, 闲下来经常给我讲她老家的事。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事。我小学 上的是北师大二附小,就是现在的第二实验小学。上小学时我很听话,学习也比 较好,常受表扬。 我记得第一次受表扬,是说我穿衣服干净整齐。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 男附中。男附中本来都是招的男生,可这一年加招了个女生班。当时师大有男附 中、女附中,女附中在旧刑部街,男附中在和平门外,一般认为男附中比女附中 教学质量高。 我自己觉得学习成绩比较好,就特意去考这个男附中的女生班,结果还真考 上了。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在学校里我很好强,学习很用 功,晚上做作业经常要到深夜。当时我还比较喜欢体育,打篮球远投篮很准,是 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经常到校外参加比赛。我同班的同学中有黄甘英同志。建 国后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还有叶群,也和我同班,当时叫叶宜敬,曾到我们 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 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 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在哈尔滨。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 病回国,叶群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 册。 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 1937年7 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和平门是真正的城门,事变后城门关闭,我 就上不了学了。我四哥王光杰读清华大学,也上不了学了。他就在家里装收音机, 收听、记录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对华广播,为地下党组织作抗日宣传用。我在家 没事,就帮他做些绕线圈和抄抄写写的事。一段时间以后,光杰调去天津,我转 到城里离我家不远的志成中学继续上学,就是现在的第三十五中学。我觉得志成 中学不如师大附中,就跳了一级,直接上高二。我哥哥光英在高三。我在志成中 学上了一年半,赶上全市中学生数理化会考。会考结果一公布,发现数学成绩名 列前茅的三个学生都姓王,就是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所谓“数学三王”,就是从 这儿来的。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 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是天主教会学校,对英语的 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上的是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我在辅仁大学读了 四年本科,学的是光学专业。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本 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在辅仁大学那几年,学习还 是相当辛苦的。我没有住校,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夏天胳膊被太阳晒得脱皮。辅 仁大学有不少外籍教师,理科有几门课程用英语上课。我考大学时英语成绩不好, 很受刺激,所以在大学里学英语就下了功夫了。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也是德国人, 叫欧斯特,是物理系主任。还有一个经常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严池,五六十岁, 是理学院的院长。那时研究生没几个人,有时老师上课就我一个学生。那个严池 对工作很敬业。有时我上课迟到了,见教室里一个学生也没有,可严池照样在黑 板上写提纲,写得满满的。他相信我会来。我进去后就悄悄坐下来听。那时我受 “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 搞建设。还是这位严池,为我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可后来,我最后一次上 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 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过了一段时 间,我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我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个是斯 坦福大学。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我在辅仁大学上研究生不久, 就同时当了助教。原子物理专家邓昌黎同志是辅仁大学学生,比我晚几届。他在 物理系读本科时,我已经是助教,所以我还辅导过他。 黄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请邓昌黎同志回国,参加我国第一个 原子加速器的建设。 王光美:我在辅仁大学当助教有薪水,可我一直没弄清楚是多少,一拿回来 就交给家里了。 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就是不愿意领钱、摸钱。通知我去领薪水,还真不好 意思,也不问多少,给了就走。大约1945年6 月,经过嫂嫂王新的介绍,我认识 了崔月犁等同志,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段时间崔月犁同志经常来我们家, 通知我到哪儿哪儿见面。我记得有几次是在太庙的松树林里,就是现在的劳动人 民文化宫,一面散步一面谈话,给我介绍一些地下党的书籍。1946年2 月的一天, 崔月犁同志在太庙约我谈话,说要介绍我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 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 黄峥:这件事的背景情况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国的时局发 生重要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激烈斗争,于1946年1 月达成《关于停止国内 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 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 负责调解、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在北平军调部,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叶剑 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是罗伯逊。由于需要同外国人 打交道,叶剑英同志找到北平地下党市委副书记武光同志,请他帮助为中共代表 团选调英语翻译。 王光美:这样,崔月犁同志就找到我,同我谈了两次。开始我没有答应。我 心里想:我不是学的英语专业,军事也不懂,怎么能在这个军调部当翻译呢?而 且我当时已经是物理系助教,硕士论文也已经通过,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不想 就此放弃专业。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让我妹妹王光和带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 道:你如果同意,就带着这个条子到西四解放报社,到报社换成正式介绍信,再 到翠明庄报到,否则地下党就再不与你联系了!最后经过考虑,我同意了。我就 拿着条子去解放报社,换成了地下党的介绍信。我记得是一个带红框的大信封, 写给李克农同志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在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具体负责 人是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叶剑英同志平时住在景山东街的叶公馆。我骑自 行车到翠明庄报到。第一天去什么都不懂,找来找去不知道把自行车往哪放,最 后还是推进楼里去了。接待我的是李克农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李克农同志 一看客气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 接着他问了我一些我家和学校的情况。当时旁边房间里有人在唱歌,我不知 道歌名,但觉得很好听。李克农同志说:“这是陕北民歌,叫《走西口》。以后 你如果到延安去,还可以听到那里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听。”最后他问我是怎 么来的,我说是骑自行车来的。他说:“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 你把地址留下来。”第二天一早,一辆小车开到我家门口,把我接到翠明庄。我 被分配在翻译处,处长是柯柏年同志,实际负责的是徐冰同志。徐冰同志后来告 诉我,李克农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他正躲在屏风后面“偷听”。翠明庄是国民 党励志社所在地,可中共代表团偏偏就住在那里!军调部国、共、美三方的公开 工作都在北京饭店,但分层活动,分餐厅吃饭。我到军调部后,开头两周,先让 我笔译“备忘录”,后来为宋时轮、陈士榘等同志当口语翻译。我第一次当口语 翻译,是宋时轮同志出席谈判。谈判中宋时轮同志发火了,拍桌子骂,骂得很粗。 我不会翻译,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说宋将军生气了。1946年3 月4 日,周恩来 同志和马歇尔将军来北平视察,叶剑英同志去机场迎接。国民党方面去机场迎接 的是李宗仁先生。为叶剑英同志当翻译的是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 新闻处长。那天我也去了,是叶剑英同志叫我去的。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 志,惟一一次见马歇尔。李宗仁有段时间常到我家来,认识我。在机场,李宗仁 见到我和叶剑英等中共要员在一起,有些吃惊。在机场里换车的时候,他拉我上 了他的车。他倒没有直接问我怎么站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试探地问:“你还去美 国留学吗?”我也就敷衍了一句:“以后再说吧!”这天以后,我就主要给叶剑 英同志当翻译了。当时广东东江纵队把叶剑英同志的女儿叶楚梅送到北平来了。 叶剑英同志把她交给我,让我帮着照看。楚梅就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她当时十 四五岁,还是个小姑娘,穿着南方那种半截裤,光着脚丫,很可爱。楚梅后来同 邹家华同志结婚了。刘源:“文化大革命”中,楚梅和我姐姐平平关在同一间牢 房里,就两个人。一开始她们互不认识,又都想知道对方是谁,就互相猜。楚梅 老拐着弯问平平家里的情况,平平不说。平平也变着法儿问楚梅家里的情况,楚 梅也不说。楚梅慢慢地猜出了平平的身份,就对平平说:“我认识你妈妈。在军 调部的时候,你妈妈带我,我跟她住一个屋。”这样她俩就说开了。楚梅还说: “那时我爸爸很喜欢你妈妈,想娶她,当我的后妈。但你妈妈是洋学生,看不上 我爸爸,嫌他土。”关楚梅和平平的那个监狱叫少年管教所,可实际上也关大人。 “文革” 中什么都乱了。楚梅的爱人邹家华、哥哥叶选平也关在那里。楚梅想看看他 们俩。 等男犯放风的时候,她就扒着窗户往外看,可窗户太高,够不着,平平就让 她踩在自己身上,结果还真看见了邹家华。楚梅一下子就哭了。楚梅和平平关在 一起差不多一年。 王光美:我在军调部的那些日子里,几乎天天有会议,有翻译任务。 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同志等领导干部。他们那种 一心为革命、为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令我非常钦佩,给了 我深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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