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 　　一架伊尔62大型客机划破万里晴空，呼啸而上。 　　飞机内载着52名乘客，由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同志率领的中日友协代表团正前 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大多人称这个代表团为廖承志代表团，由此又进一步称为廖代表 团。代表团的成员大部分是各界的知名人士，除团长外，副团长就有9 人，足见其不一 般。 　　1973年，中日两国还未通航，去日本一般都得经香港。这次是破例，我们乘坐的专 机由北京起飞途经上海，然后由上海直飞东京，比原来在路途上要折腾几天快多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上一次访问日本是1965年，一晃8 年过去了。这8 年经历的事真 不少。我在万米的高空俯瞰祖国大地，想到在祖国大地上辛勤劳动的亿万工人和农民， 我不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吗？我似乎自己还在干校拉车、打夯，还在工厂挥舞榔头、摆 动锉刀。这一切如梦幻一般，不可思议。今天，我又以一个围棋手的身分访问日本。这 都是靠了我们的周总理呵！ 　　“陈祖德，你现在下棋了吗？”周总理握着我的手，关切地问道。 　　在我们代表团动身的前一天，即1973年4 月14日晚9 点，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了 代表团全体。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见到我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下棋了没有。 　　“周总理，我下棋了。” 　　是啊，我又下棋了。也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体委又恢复了围棋集训。三通用 的7 兄弟是集训队的主体，加上罗建文和沈果孙，我们已成为棋坛老将了。聂卫平也参 加了这次集训，他才20出头，正是提高棋艺的黄金时代。比起我们，他是幸运的。参加 集训的还有几位女棋手，如四川的孔祥明和山西的陈慧芳，后来四川的何晓任等也陆续 加入。我们所有的集训队员都清楚，围棋得以再生，离不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坐定以后，首先谈到乒乓球。当时，第32届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赛刚结束， 中国男队失利。我国的乒乓球在世界乒坛称雄多年，全国人民对乒乓球十分关切，这次 失利令人失望。国家体委收到不少群众来信，意见纷纷。周总理对乒乓球的关心众所周 知，有人担心周总理是否会不高兴，然而周总理却很豁达，他说乒乓球不要老是我们东 方人垄断，今天欧洲人赢了我们也是好事，可以促进我们。周总理的远大目光，令人钦 佩。 　　说完乒乓球，周总理话题一转，就谈到围棋。今天在座的有各界这么多代表人物， 而周总理首先说的却是围棋，真使人想不到。 　　周总理说：“日本有个中国棋手，叫吴清源。他的棋很好，很有影响，我们应该做 他的工作，请他回祖国看看。如果请一次不行，下次再请，第二次不行，第三次再请嘛。” mpanel(1); 　　当有人说到日本还有个中国棋手叫林海峰时，周总理说：“请他一起来。” 　　周总理又说：“有人要撤销围棋，借口说围棋不属于体育项目。但这项事业总要搞 嘛。我看放在体委也不错。” 　　周总理接着问了我们围棋手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周总理感慨地说：“陈 老总去世了，中央没有像陈老总这样的人来抓围棋了。我们谁来关心一下？”周总理转 向在座的李先念和耿飚等领导同志，逐个问他们会不会下围棋。周总理对围棋事业如此 操心，不要说在当时，就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也仍然难以自制。 　　从14日晚9 点至15日凌晨1 点，整整4 个小时听着周总理的谈话。以前我虽几次见 过周总理，对他十分崇敬，但亲自体会到他的伟大那还是在这4 个小时。周总理和各界 的代表作了谈话，他谈了不少在日本可能遇到的而出访成员未曾考虑到的事。周总理为 大家考虑得那么周到令所有在座的人惊叹不已。周总理问到田中首相来中国时赠送的樱 花树现在长得怎样了，有人作了回答，周总理让人马上去天坛公园摘下樱花树叶，让廖 公( 人们都习惯称廖承志同志为廖公) 带上。廖公把这象征着中日两国友谊的樱花树叶 小心地夹在笔记本中，揣在上衣的口袋里。后来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见田中首相时，廖公 就把这意义不一般的树叶拿了出来赠送给田中首相。 　　周总理和大家的谈话无法在此一一描述，然而他对文艺界的几位知名人士的讲话使 我感触很深。周总理这么说：“你们如今有了成就，但一个人的成功是包含着机会和条 件的。”( 大意) 是呵，一个再有天分的人，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和环境，缺乏某种机 缘，那他也很难有作为。正如我们下围棋，如果国家不提倡，甚至处处禁止下棋，那高 手从何而来？即使国家提倡，而你在穷乡僻壤，你的才能也将被埋没。周总理的这一番 话说得很简单，但道理却十分深刻。我想一个人如果真正清楚主观作用和客观条件的关 系，他就会变得理智，他就不会自负和傲气，就不会把个人摆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 　　飞机在平稳地飞行着，我的心情可一点也不平静。几个小时之前周总理接见的情景 在我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周总理那令人神往的风采、那精辟深邃的见解，尤 其是对工作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然而最令我难忘的是 周总理对围棋事业的关心。这次我能作为廖代表团的一员，也是由于周总理明确地指示 要有围棋手的代表参加。周总理为祖国这一古老艺术的保留和发展操了多少心呵！ 　　我感到很奇怪，自己的精神怎么这样好？周总理接见之后，我到了附近的中日友好 协会，把周总理对围棋方面的指示整理出来。清晨我赶着头班车到了围棋集训队，我要 尽早地把喜悦让大家分享。我似乎没意识到自己一夜未眠，一个人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恐 怕是不会感到疲劳的。 　　我看了机舱内和我同行的代表团成员，有这么多各界的代表人物，这不是一个普通 的代表团，实际是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代表团中有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如楚图南、 谢冰心、董其武和马纯古，他们都德高望重，但却很随和、平易近人，他们对自己要求 甚严，在出访前的一段学习期间，无特殊情况，他们从不请假和迟到，且学习认真，令 人可敬。 　　代表团的成员大多相处融洽，关系甚好。不少前辈对我亲切关怀，并和我成了忘年 之交。但也有那么几个人令人侧目，那是于会泳和浩亮等“四人帮”的几个红人。出访 前的一段学习，他们几乎从不参加。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何未来学习，回答得很干脆： “我太忙。”或者“我排戏重要。”只有他们忙？他们重要？难道其他人都是吃闲饭的？ 　　离日本越来越近了。每次访问日本，我总是作为围棋代表团的一员，参加这样的代 表团我还是生平第一回。但我想，到了日本，日方必然会给我安排对局的。一个围棋手 不下棋就失去了意义。可叹我在棋艺的道路上已停顿了多年。想到1966年来我国访问的 石田芳夫、加藤正夫和武宫正树几位年轻棋手，那时才二段至四段。这几年中，我们的 棋艺都得到飞跃，在日本都是棋坛的佼佼者。此时石田芳夫正独霸棋坛，战绩辉煌。相 比之下，感慨不已。这次到日本能否和他们对上一局呢？即使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实力 能否和他们抗衡呢？ 　　要不是“文革”，也许我并不比上述几位日本棋手差。我总是充满自信的，但我已 是快30的人了，提高棋艺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了。我是否只能起到桥梁作用？我是喜欢搏 斗、喜欢冲锋陷阵的，但命运似乎在作弄我，在折磨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终究又在发展了。在1973年这一年中，全国各地办了 不少训练班，陆续培养出一批好苗子。较突出的有上海的曹大元、钱宇平和杨晖，浙江 的马晓春、河南的刘小光以及江苏的邵震中等等，他们是围棋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在国 家集训队中除了聂卫平、华以刚、邱鑫、曹志林以外，广东的陈志刚和陈嘉锐等也都年 轻有为。特别是我们的女棋手显示了出色的才华。当时孔祥明18岁，陈慧芳19岁，小孔 杀法犀利，小陈稳健含蓄，两人的棋路截然不同，但素质均为上等。她俩在对局时有一 共同之处，即不动声色，很沉得住气。小孔只要一坐在棋桌旁浑身就像凝固了一般，两 眼始终盯着棋盘，其势咄咄逼人，令对手望而生畏。小陈则毫无表情，总是深思熟虑， 读秒时丝毫不乱，指挥若定，其大将风度令很多男棋手自叹不如。后来小孔在棋艺上步 步登高，在各种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小陈原本也可能有这般作为，只可惜她过早陷于 情网，难以自拔。每当我想到小陈，总是替她惋惜。 　　我自然又想到陈老总，他在世时曾说过：“等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我要带一个 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如今中日关系正常化了，我也作为围棋手的代表访问日本了， 但陈老总的这一愿望却无法实现了。想到这里，伤心不已！ 　　中日两国有过很多次的围棋交流，我多次访日都深感日本人民的真情实意。日本对 我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犹如我的第二故乡。8 年过去了，我又要来到这里，想 到此处，激动不已。 　　不知听到谁的声音：“看，东京！”我从机窗往下看，可不是，东京就在下边。东 京多美！以往几次抵达东京都在晚上，只能欣赏其夜景。今天是阳光普照，碧空万里， 东京市五彩缤纷，绚丽夺目。飞机在机场停稳了，机场上铺着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地毯 旁站着很多日本官员以及各界、各团体的负责人。在这长长的欢迎行列中我看到了几位 老朋友，他们是多年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知名人士。我还看到了西园寺公一，他这次担 任着廖代表团欢迎委员会运营委员长的重要职务。西园寺先生曾在中国居住过多年，因 此我早就和他认识了，他还是陈老总的棋友呢。 　　我们代表团一行除了团长等少数人坐小卧车外，其余均乘坐豪华的旅游车。这种旅 游车内设置着一个个极讲究的大沙发，沙发中有大茶几，车中还安放着彩色电视机及各 种冷热饮料，真是应有尽有！对于这次访问，日本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尤其在保安方 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果代表团全体出动，全程配备3000名警察。各种警车前呼后拥， 气势壮观。沿途的警察都拿着报话机，及时与前方联络。这样，代表团在行进中不会遇 上红灯，在交通拥挤的东京市能畅行无阻。天空中还经常有两架直升飞机来回巡航，完 全是国宾待遇。在廖公的身边始终跟随着两名保镖，每次外出他俩都紧挨在廖公左右。 如果欢迎人群或记者过分靠近，他俩就会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人推开，有时他俩的动作似 乎有些过分，但为了尽其责任可能也是不得已。 　　这次代表团由于包含了各方面的代表，因此就必须分头应付各界的欢迎活动。代表 团的秘书组为了全团的日程安排，每天工作至第二天凌晨，辛苦不堪。围棋界就我一人， 于是我经常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去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多少有些棘手，好在都是围棋界 的朋友，因此很少拘谨，倒是欢愉畅快。刚到日本时，东京的围棋界要在日本棋院举行 一个欢迎会。我请国家体委的赵正洪同志一起参加，他同意了。我将此情况告诉了日本 棋院，他们为此作了准备。谁知后来有一个乒乓球的欢迎活动，与这次围棋活动在时间 上有了冲突。在我国的一些人看来，乒乓球无疑比围棋重要，因此赵正洪同志就改变了 计划，去出席乒乓球的活动。这下可苦了我，我想日方对赵正洪出席已有了准备，我如 何交代？慌乱之中我拉上了外交部的丁民同志一起去。我俩来到日本棋院的大门，接待 人员一看赵正洪没来，也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在二楼的大厅中和佩带的红花上都已写好 赵正洪的名字。突然的变化把这些接待人员忙坏了。 　　数年前的日本棋院还是一幢老式的日本式房屋，如今的日本棋院已成为一座8 层大 厦，变化真不小！刚跨进棋院就有几位记者问我：“你看到这建筑有何感想？”“这是 日本围棋事业发展的象征。”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回答的。 　　日本棋院的一楼设有小吃部和小卖部。二楼有一个可容纳600 人同时对局的大厅， 大厅可拦开分成几个小厅。日本围棋界经常在这个大厅中举办各种类型的比赛、快棋表 演以至酒会等活动。平时业余围棋爱好者可在此自由对局，也可花钱请职业棋手讨教一 盘。后来的不少次中日围棋比赛以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也在这个大厅中进行。三楼和 四楼是棋院的各种办事机构，自棋院负责人会见外宾的客厅直至各种书刊的编辑部，均 集中在这两层。五楼和六楼是职业棋手的赛场，这两层中有大小不等的各种赛场，房内 都是“塔塔米”。有几间只能安放一局棋的赛场是职业棋手进行重大比赛的特别对局室， 这种对局室布置精致，格调高雅，还具有闭路电视的设备，可供棋院其他场所观看。七 楼和八楼是旅馆，可供外地棋手来东京比赛时住宿。这是一个设备完善的现代化的棋院。 我不禁想我们的祖国也应有这样一个棋院。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围棋的发源地， 我们的棋院理应比日本棋院更壮观、更完善。我回想起陈老总在世时曾多次说过我国要 盖一所棋院，“文革”前有位体委的负责人问陈老总是否把棋院盖起来，陈老总说： “等我们的水平提高些再盖吧。”谁知夜长梦多，时间过去近20年，这个棋院还未能成 为现实。 　　我们来到二楼大厅，只见数百人济济一堂。这其中不但有众多围棋手，还有不少政 界和财界的头面人物。而与此同时的乒乓球欢迎活动才30人左右，两者无法相比。在日 本，乒乓球怎能和围棋的影响相比呢？我们和日本交往为什么不更多地考虑日本的国情 而要把自己的国情加在别人身上呢？我心中不免埋怨赵正洪同志，今天突然改变计划是 多么不妥！不过后来又觉得此事实在不能怪赵正洪同志，换一个人恐怕也会这样。因为 我们这么办事惯了，我们的一些观念已是固有的了，譬如乒乓球当然比围棋重要，至于 在日本围棋远远比乒乓重要，那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招待会一开始，首先举行追赠陈毅副总理名誉八段的仪式。日本棋院理事长有光次 郎登上台宣布了这项决定。陈毅副总理的名誉八段证书的填发日期，采用中日两国联合 声明发表的日期――1972年9 月29日，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从有光次郎先生手中 代替陈老总接过了名誉八段证书。我既喜又哀，喜的是陈老总虽然去世，但他不仅被中 国人民也被日本人民深深地怀念。哀的是陈老总未能看到这一天，本来应当由他亲自接 过这张证书的。我想到10年前日本朋友授予他名誉七段证书时他是那么的喜悦，今天他 如果在场，不定有多高兴呢！我手捧这张证书，百般思绪汹涌而起，本想用日语说一句 谢谢，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酒会上大多是我熟悉的老朋友，多年不见，自然很亲切，双方都有很多话要说。可 是我只一张嘴，哪里应付得了？我只能与一些最熟悉的老朋友三言两语地打招呼。近两 个小时后，酒会宣告结束。日本朋友赠送了我和丁民同志每人一个讲解围棋用的大磁石 棋盘，后来这两个棋盘对我国围棋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是个棋手，棋手之间最好的交谈莫过于“手谈”。日方的欢迎委员会收到了一封 又一封的要求“一定要下一盘”的信件。这绝不是单纯的为了要跟我下一盘，而是日本 人民想和中国人民交流情谊的强烈表现。在我访问期间，日本围棋界和新闻单位替我安 排了不少有意义的对局，对此，我是由衷的高兴。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进行拜访、参 观等友好活动，只有我不但要参加代表团的一些重要活动，还要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比赛。 旁人体会不到我的辛苦，但旁人也享受不到我的乐趣。 　　我的第一场比赛是跟日本的著名棋手藤泽秀行九段。藤泽九段在当时还未获得“棋 圣”称号，但他的棋艺早已被日本棋界所推崇。我们的比赛安排在日本式旅馆“福田家”， 这家旅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这里不但进行过不少次日本的重大棋赛，而且以前 我访问日本时也曾在此住宿。对局在下午开始，观战者中有西园寺公一先生。他身为欢 迎廖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但只要有可能，总是来观看我的比赛。我在日本共赛了9 场， 他居然观看了8 场，只有一次因实在脱不开身没来。我虽然知道西园寺先生爱好围棋， 但兴味如此之浓还是令我惊讶。这天做记录的是女棋手小林千寿四段，她在不久之后即 获得日本女子本因坊称号。 　　我对藤泽九段是执黑先走。说实在的，对局前我心中不太踏实，7 年未下棋了，免 不了生疏些。但开局后不久，我的自信恢复了，我从不是悲观论者，何况这局棋我发挥 得不错，前半盘我占了优势。藤泽九段不愧是高手，处下风而不乱，冷静地等待时机。 而我毕竟多年未下棋，最后有几手不当，终于以半子惜败。这一局棋意味着中日两国围 棋交流的恢复，因此意义不小。日方很重视，《读卖新闻》用整版作了报道。 　　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加藤正夫。加藤在1962年时访问我国，那时虽只四段，但锋芒 已显露。如今虽是七段，但其实力和九段不相上下。他和石田芳夫一起成为日本新一代 棋手的代表。加藤的棋风和我一样都是力战型，日本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做“刽子手”， 这足以说明他凶狠的棋风。日本的职业高手和他对局，如稍一不慎就可能“大龙”被擒。 我和加藤一交手就杀得火星迸发，硝烟滚滚，最后我好不容易以一子半获胜。局后大竹 英雄九段问我：“陈先生，你的棋为何这么好杀？”我回答说：“我讨厌收官。”加藤 听了微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也不喜欢收官。” 　　后来我们一起用晚餐，在座的除了加藤和大竹外，还有石田芳夫和女棋手木谷礼子 等年轻棋手。大家年龄相仿，不乏共同语言。木谷礼子再三请我和他们一起玩棒球，我 也想和他们热闹一番，无奈代表团活动安排太紧，难以有此机会。我身旁还坐着一位胖 胖的老人，我以为他是日本棋院的代表，当时只顾和年轻棋手欢谈，也没在意。不知谁 说：“今天宇都宫德马先生观看你们的对局，他很感兴趣。”我早就听说宇都宫德马先 生的大名，但我对局时聚精会神，目不斜视，哪有心思留意旁观者。我说了句：“宇都 宫先生也来了？可惜我没见到他。”有人笑着说：“他不就在你的身旁。”我这才恍然 大悟。宇都宫先生头上已布满银丝，神情很慈祥。他在自民党中是独自一派，有较高的 声望。后来他请廖代表团到他家中作客，在硕大的花园中搭上很多彩色帐篷，还请了不 少厨师烹调出很多美味可口的佳肴。宇都宫先生还特意把我带到他的住房，拿出他心爱 的棋子棋盘给我欣赏。爱好围棋的人对于棋手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在东京紧接着又进行第三场比赛，我的对手是业余棋手菊池康郎。菊池是我的老朋 友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强劲的对手。比赛那天，业余棋界的老前辈安永一先生和 另几位业余高手均聚集在赛场。赛前安永和菊池等人再三提出要我让先和菊池比赛，我 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实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想自己即使比 菊池强一些也是微乎其微的，岂能让先，虽然他们再三提出，但我持坚决态度，因此还 是分先比赛。这局棋我虽然赢了，但也历尽辛苦。 　　可能是太疲劳的缘故，代表团到达名古屋时我感到浑身不对劲。好在与我住同一房 的是位大夫，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叫陈木森。陈大夫给我作了检查，量 了体温――39度，马上给我打针服药，总算控制了病势。 　　名古屋设有日本棋院的分部。我们刚抵达名古屋，岛村俊宏九段、岩田达明九段等 就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他们恳切地希望我能在名古屋和他们的棋士交流一局，我也何 尝不想学上一盘，但身体太不争气，代表团的同志再三婉言谢绝。岛村和岩田显得很失 望，我也感到过意不去。我知道他们想安排一局棋的目的绝非单纯为了输赢，主要是为 了友好，为了表示对廖代表团的欢迎。岛村和岩田两位九段都作为日本围棋代表团的团 长访问过我国，他俩不但具有高超的棋艺，而且为人正派、诚恳、热情，实为优秀棋士 之典范。他们虽然失望而归，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情意久久地激动着我。 　　按原计划，自名古屋开始廖代表团将兵分几路访问。代表团的团部，即团长廖公及 部分成员在大阪等地活动，其余的人兵分三路到各地访问。有一路往北海道，还有一路 南下冲绳岛。我心中很想去冲绳岛，因为这个吸引人的美丽岛屿我们围棋代表团是很少 有机会去的。可惜我病体缠身，只能随团部活动。路走少了，棋可下多了。日本围棋界 都希望和我多下几盘，我作为棋手当然也有此愿望。只是身体异常虚弱，这对一个棋手 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当比赛需要你付出大量体力和精力时你却力不从心，当你在对局中 下出一些本来不应该下的坏棋以至把一些不该下输的棋下输，其懊恼和痛苦谁能理解和 同情？只能自认晦气。我自大阪开始进行了多场比赛，一局接一局失利，心中说不出的 难受。有几局棋输得太冤枉，最突出的是和石田芳夫的一局，那天中午封盘时形势难分 难解，可下午我很快取得优势，其优势之大简直令自己都怀疑。可惜在关键时刻我松了 劲，莫名其妙地被石田翻了盘。石田是日本的“本因坊”，代表着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 高水平。本来我败在他手下不足为奇，但从这盘的内容来看却很奇怪了。 　　整个廖代表团，除我一人都是轻松愉快的访问。到处是笑脸、鲜花和礼物，而我则 老是在赛场上角斗。自大阪开始我一直被失败的妖魔纠缠不休。代表团中有人跟我说： “你就别再下了。”但是，一个真正的棋手哪有打退堂鼓的？棋手可以不要命，但就是 要赢，要胜利！ 　　我从大阪开始连输了5 局，惨不可言。尽管如此，我的信心却比刚抵东京时增强了。 起初我因7 年没比赛心中很不踏实。通过这些对局我感到自己并没倒退，即使跟日本最 强棋手对局，虽然水平有所不及，但也并非不能抗争。我虽然停顿了7 年，但我还能奋 起直追。 　　访日的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吴清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对局，也是我多时的梦想。 1964年我曾到他家和他会了一次面，但那次没能讨教一盘，终觉遗憾。9 年之后的今天 终于如愿以偿。5 月15日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进行比赛的住友会馆。日方的保安措施太 周到了，我一个人外出要动用几辆警车共10多名武装警察跟随着。人是10倍地安全了， 但我心里10倍地不安。 　　住友会馆的赛场相当豪华。对局的虽然只有我和吴清源两人，但众多的观战者、工 作人员、记者以及保卫人员，使宽敞的比赛大厅并不冷清。吴先生已先到了。他的头发 在9 年前还是黑黑的，那时的他举止洒脱、神采飘逸，如今头发却已是白方占了优势， 背也有些驼了，岁月不饶人呵！相比之下，我是正当人生最好的年华。此时我已不是以 前那种瘦弱的书生，而是体格壮健的男子汉。从生命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旭日高升，而 吴先生则是夕阳西下。但吴先生在我这个年龄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是世界棋坛的 巨匠。三十而立，吴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做到了他所能做的而别人所达不到的。可我呢？ 我没能做到我本来可能做到的，我没能达到我本来可能达到的。从这点来说，吴先生的 过去是灿烂的，吴先生的现在是坚实的，那么我呢？ 　　我和吴先生都为这次见面而高兴。吴先生还是用那一口老北京话跟我侃侃而谈，他 拿出几本新出版的自己的著作赠送给我，我也还赠了礼物。此时我不禁想起顾水如先生， 他如在场看到自己的两个爱弟子( 日本人称自己钟爱的弟子为爱弟子) 亲切交谈不定多 高兴呢！ 　　与吴先生的对局经过在这里不叙述了。我虽然获胜，但与吴先生对局的输赢是次要 的。吴先生已不是全盛时代的吴先生了。如果在10年前我胜了他，那末情况就不同了。 如今由于年龄和健康等诸种因素，吴先生的棋力已有所衰退。但不管怎样，能与这位艺 术巨匠手谈一局是非常幸运的。我想今后有这种机会的人越来越少了。直至如今，在我 的心目中，吴清源先生在围棋史上是才华最卓越的一人，也是对围棋艺术贡献最大的一 位艺术大师。 　　对局结束时，代表团的赵正洪和孙平化两位同志也来了。我们和西园寺公一先生等 共进了晚餐。我们谈到希望吴先生回祖国看看，吴先生也表示有此愿望，并说待他健康 好些和夫人一起来中国。我想任何一个从祖国出去的中国人都会有回国看看的愿望。遗 憾的是10多年过去了，吴先生还未回来过，不过我总是期待着那么一天。 　　访问快结束了。这次访问作为一个围棋手的我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这意味着中 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日本围棋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安排了9 场有意义的对局，我深 深地感谢他们！日本的杂志上说我成了围棋大使，这是个令人愉快的称号。作为整个廖 代表团，成绩就更大了。这次访问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高潮，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受到 极其热烈的欢迎。两国人民的情谊是那么的至诚至深，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 同愿望是那么强烈感人！日方的各党派、各团体竞相安排欢迎活动，代表团收到的礼品 简直成灾，使几位礼宾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收到的礼品大多是棋书及棋盘棋子，有不 少棋书我不知是哪位朋友赠送的，因此也无法表示谢意。在一大堆的围棋书籍中有三部 同样的《历史围棋名人打棋大集》，这恐怕是最有价值的一部书。其中有一部是安永一 先生赠送的，他为了买这部书跑了好几家书店，实在令我感动！我就把安永先生赠送的 这一部书留在家中珍藏起来，其余所有书籍和器材均交给了我们的围棋协会。这些书籍 和器材对我国围棋水平的提高和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廖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即解散，大家各奔东西。后来我较少和这些相处了一个多月的 朋友们重逢，偶尔见面，彼此十分喜悦，而且总使我回忆起那次有意义的访问。如今， 代表团中“四人帮”的红人已得到应有的下场。有几位可敬的老人已先后和我们永别了。 特别是廖承志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祖国的一大损失，廖公为人慈祥，幽默，可敬，可 亲。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见到我总是笑眯眯的，说说话就往我身上捅一拳。这一拳总是 捅得我心里暖烘烘的。他从小在日本，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而且爱吃日本菜、 爱睡日本的“塔塔米”、爱看日本的电视。他看电视时很入神，如果你在他身旁请他讲 讲电视中的内容，他就回过头来给你做个鬼脸，然后又专注地对着电视的荧光屏。如果 有人说他太胖了，他会有趣地拍拍自己的肚子，显得很得意。他非常爱吃，尽管他的健 康状况需要他节食，但到了餐桌旁他就会失去控制。他的夫人经普椿同志是位出色的生 活监督，在饮食方面对廖公起着有效的约束作用。一次吃自助餐，我跟廖公说：“我替 你去打一盆菜。”他说：“好呵！”我就给他端回满满的一盆，他兴味十足地将盘上的 一切扫荡干净。他有这样的豪兴，我就有再端一盆的激情。我说：“我再替你去打一盆！” “好！”他回答得那么快活、那么干脆。但是，只听一声“不行！”呵，他的夫人又对 他实行管制了。尽管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团长，但团长乖乖地服从了。 　　廖公真是个好人，我们都那么爱他。廖公在当时只是中日友协会长，在政府部门中 连个部长也不是，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尊重他。他在日本受到的是最高级的国宾待 遇，他所到之处，自市民至国会议员都发自内心地欢迎他。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他的 官职，也并非因为他是代表团的团长，而是因为――他是廖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