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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耻

1960年全国赛后不到半年,我们又要准备迎战日本围棋代表团了。从各地来的围棋高手们再次云集北京崇外旅馆,进行第一次全国性的围棋集训。

北京的春天,不知趣的风沙时时骚扰行人。头颈、眼睛、耳朵、鼻孔以至嘴巴都会被这些不受欢迎的家伙迅速占领。北京女子只好把纱巾蒙在脸上,犹如阿拉伯人。风沙大的时候,整个天空一片土黄色,天地混混沌沌,好似一幅浓重浑厚的油画。

风沙无情,但比风沙更无情的是令人难忘的三年困难。棋手们算是幸运,享受着运动员的待遇。有时新鲜猪肉供应不上,就供应罐头肉,甚至国家体委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把打得的黄羊肉拿来招待我们。

国家如此困难,还组织这么一次集训,实在难得!

参加这次集训的有老中青三代棋手。老的都有六七十,而小的只有十六七。上海的三老刘棣怀、王幼宸和魏海鸿加上北京三老过惕生、金亚贤和崔云趾是这次集训的骨干力量。金亚贤先生和王老同岁,两人身体一样健,精神一样爽,看他俩那像年轻人一般的动作,谁会相信他们是古稀之人。金老是满族人,能打一手漂亮的太极拳。金老的中医医术也相当高明,据说是祖传。加上他相貌堂堂、神采奕奕,更使人对他的医术信服。不少人身体不适就找上金老,他也的确治好了一些疑难病症,赢得了不错的声誉。他从不喝酒,但手里总是拿着烟斗,抽着厉害的关东烟。可能是金老的身体太好了,因此这种烟草也难以损害他的健康。人们经常议论王老和金老究竟谁更长寿,有人说是王老,因为他没有一点不良嗜好,生活最规律。更多人认为是金老,因为他拳术精通、医术高明。王老于1984年不慎摔了一交而过世,享年96岁,而金老由于某种原因于数年前绝食身亡,不然他俩在长寿的竞赛中很难说谁是胜者。

金老的性格刚直急躁,反映在棋上是不折不扣的力战型。当时我自认为力量不弱,但和金老一交手便感到压力很大。像他这种和古代棋手几乎完全一样的风格在今天再也见不着了。金老的棋虽有千钧之力,经常不几个回合就将对手击垮,但他后半盘收束较差,你如能坚持到中盘结束,他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最有意思的是他跟魏海鸿先生的对局。魏老和金老正相反,他是中盘战斗力不足,但终盘收束高明。因此只要他俩相遇,弈至中盘总是金老占上风,有时魏老的形势惨得令旁观者不忍目睹。但魏老总不失沉着,运用他精湛的后半盘功夫,把金老的优势由大化小,由小化了。妙就妙在不管形势如何落后,魏老总能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最后以微小的优势反败为胜。记得只有一次,魏老在金老的强大攻势下溃不成军。他掏出酒瓶,往喉咙里灌了一口,然后唉的一声推枰认输。

崔云趾先生也60多岁,是围棋界中最高最胖的一个。他那秃顶的大脑袋和整个脸盘都是圆圆的,两根又浓又短的黑眉毛下是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他的鼻子和嘴巴的线条也都是圆的。整个脸好似一个大圆圈中画上几个小圆圈。他的饭量特大,恐怕只有如此才能维持他那鲁智深一般的体躯。奇怪的是,他的棋风和他的体形完全相反,属于最典型的小路子。往往置中腹的紧要处不顾而对边边角角特别感兴趣,有时布局未进行多少,他的思路已进入收官了。

北京三老,过老最强,因为他棋路清楚,技术全面。金老其次。崔老有小巧之技能,但缺乏大将风度,只能屈居第三。

老先生中还有一位叫王屏秋的,他的棋力绝非第一流,但精通日语。懂棋又通日语,在当时很难得。他的工作是给大家翻译讲解日本的名局。这位老先生长得颇像英国的丘吉尔,加上他的大嘴中总是叼着根香烟,就愈发像丘吉尔了。即使在讲棋时,一支烟也总是粘在他的嘴上,任凭怎样讲话都不会掉下来,并且对讲话也无任何妨碍。解放前他曾在国民党中任过职,和新四军作过对手。陈老总第一次接见全体集训人员时,一看到王屏秋就说:“我们早已打过交道。”陈老总一句玩笑话,把王屏秋吓出一身汗。其实陈老总对所有老棋手,包括王屏秋都很关心和爱护,因此不多久,王先生也就放得开了。

中年棋手都是30余岁,有安徽黄永吉,北京张福田,广西袁兆骥,湖北邵福棠,浙江竺源芷和江苏郑怀德等。除黄永吉外,其他棋手的水平比老一辈都差一筹。但他们都有一定造诣,且大都有文化修养,因此在以后的围棋活动中,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年轻棋手除了上海的赵之华、吴淞笙和我之外,还有江苏陈锡明、山西沈果孙、福建的罗建文和黄良玉以及黑龙江的黄成俊等。这一代人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年轻棋手,其实力已不亚于中年棋手。

年轻人中要数赵之华的年龄最大,22岁,其次是陈锡明,21岁。锡明为人敦厚诚实,棋艺又很好,记得我1959、1960年两度与他对弈,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沈果孙原籍是江苏苏州市,后来他虽然在山西生活、工作,但讲话丝毫不带山西口音,一听就是小苏州。苏州人讲话都较柔软,但他的性子却相反,加之对胜负又很认真,因此一旦输了棋,尤其是输得可惜和冤枉的,情绪就不易克制。其实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从小爱读古文,文章写得很快,如今他不但写了很多围棋方面的文章,还发表了科学幻想小说。他还不知从哪儿学了一手裁缝本领,无论是男式的,女式的,是冬装,还是夏装,都能对付,其裁缝水平足以使一般女子感到羞愧。

可以说下围棋的人大多脑子较灵。罗建文是福建人,但他能讲出地道的上海话和北京话,即便遇到上海人或北京人也发现不了破绽。罗建文的聪明还表现在他的棋艺上,他的棋下得轻松自如,从不作无理纠缠,还经常使出些小技使对手遭受损失。

崇外旅馆毕竟是个旅馆,只能睡觉、吃饭,缺少下棋的场所,国家体委就把训练场地安排在北京体育馆内。这样棋手们就得从旅馆到体育馆来回折腾。每天吃了早饭大家坐公共汽车去体育馆,到中午返回旅馆,午饭后再出发,晚饭前再返回。如此每天两个来回,年轻人当然没关系,而这么多的老年人却多少有些辛苦。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全国集训,又是在国家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举办的,因此大家非但没有怨言,而且情绪都很高涨,每天总是说说笑笑、精神饱满地出发,傍晚时议论着当天的棋局,兴致勃勃地归来。

北京体育馆的前边有个大铁门,有时铁门被锁上了,大家就得绕道走后门。我们年轻人不愿走冤枉路,于是两手往一人高的铁门上一搭,使劲一纵身就翻越了过去。老年人和中年人就无法进行这种高难度的翻越,而且如此翻越铁门多少有损于成年人的尊严。可是王幼宸和金亚贤这两位70岁的老先生不甘示弱,他们居然也和年轻人一样矫健地翻越铁门。要不是亲眼目睹谁会相信?

我们的训练方法和上海体育宫集训差不多,主要就是对局。由于中年棋手中的黄永吉和年轻棋手中的我水平较突出,于是就让我俩和几位老先生为一个组训练。这样,我不但和上海的几位老前辈,同时也和北京的三老下了大量的棋,收益匪浅。

当时的集训由于一味地下棋,缺乏身体素质的锻炼,因此我体质下降,疾病缠身。每当对局进行到下午,肠胃就不适了,腹部往往鼓得很大,实在不好受。下完棋脑子老是兴奋着,即使躺在床上,还是满脑子的黑白子。甚至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想到要睡觉就紧张,就生怕又要睡不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人先后入睡,自己却毫无睡意。再过一会儿,寂静中发出了呼噜声、梦话声以及磨牙齿声,我就更难以入眠。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失眠这个恶魔一直缠着我不放。有时我实在睡不着就起来散步,过一会儿再躺下,但还是无法入睡,只好再度起来散步……就这么一天天、以至一年年地熬了过来,人越来越瘦,简直像个衣裳架子!

当时真是心思全用在棋上了。有一次袜子破了( 那会儿没有尼龙袜,只有很容易穿破的线袜) ,我没有针线,怎么办呢?以前在家时,妈妈把什么都安排妥帖了,而我也就什么都不会料理。我只知道妈妈有针线,而不知在北京也能买到针线。所以我就写信到上海让妈妈寄给我一根针和一根线。我终于琢磨着补完了一只袜子,然后很得意地提起脚往袜子里伸,可是怎么也伸不进去。唉,我把袜面和袜底缝在一起了!这件事给我们当时紧张的集训生活平添了一些笑声。

中日比赛临近了,我们搬入了和平宾馆去住宿。我们按年龄大小分成三桌就餐。尽管菜肴丰盛,但每顿下来,老年一桌总是盆底朝天嫌不够,中年一桌不多不少正合适,小伙子们却绰绰有余剩好多。于是,每顿饭小年轻总要向老年人进贡食物,真是咄咄怪事。

说到健康问题,比起社会上的一般人,下围棋的人都是越老身体越健,且大多长寿。据我所知,在下围棋中凡稍有名气的,只有汪振雄先生一人在60多岁过世,其余的均在80以上。围棋界为什么有这么些老寿星?我想可能是这样:大凡一个人上了年岁,如无所事事,生活无乐趣,精神无寄托,则会加速衰老。而围棋有无穷之魅力,爱好围棋的人生活是充实的,精神是愉快的,下围棋虽然要动脑,但只要不是激烈的比赛,下围棋的动脑恐怕是有益无害的,因为这样的动脑不伤神,不烦恼,而只会使大脑得到有益的锻炼。要知道,大脑和人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如要保持其健康,延迟其退化和衰老,必须运动和锻炼。我想如果我的这个想法是符合科学的,并且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那么围棋爱好者将会几何倍数地增加。

9 月13日,由日本棋院理事长有光次郎率领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到达我国。有光先生曾担任过日本教育部的副部长,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的人士。他带领5 名棋手,其中3 名职业棋手,是曲励起八段、小山靖男七段和女子棋手伊藤友惠五段。还有两名业余棋手是菊池康郎和安藤英雄。菊池曾获得3 次业余本因坊的称号,安藤在第一届业余十杰战中取得冠军。与1960年的第一次日本围棋代表团相比,这次的阵容无疑要弱些。但较之当时我国的棋艺水平,则还是太强大了。

这次比赛是一对一固定对手,连战5 局,从15日开始赛第一局,以后每隔一天1 局,连赛5 局至23日。如此下法不但很疲劳,而且有些残酷,因为如一方水平较弱,连连败北,那个日子可难熬了。这次比赛从每方5 小时减为4 小时,这是尊重日方意见的结果。

比赛安排在北海公园的悦心殿。悦心殿就在白塔附近,因为不对旅客开放,便只能看到一个不显眼的红门,难以引起游人的注意。然而一旦那扇不显眼的红门在你面前敞开,你会突然发觉在喧闹的北海公园中竟然还有这般幽静的天地,真是闹中取静!我们的赛场设在里边的庆霄楼下,在这里受不到外界的一丝干扰。庆霄楼不算很大,放上五台棋,再加上必要的工作人员和少量的观众,也就饱和了。但它小巧、精致、雅静,不失为一个理想的赛场。

15日,第一场比赛开始了。第一台是刘棣怀先生迎战曲励起八段,这是双方的主将。第二台是黄永吉对小山靖男七段,黄永吉是新冠军,年壮气盛,坐在第二台也正合适。第三台是王幼宸先生对伊腾友惠五段,王老是二度全国亚军,如今由他来对付邻邦女将,这副担子可不好挑。第四台是过惕生先生对菊池康郎,过老虽和刘老享有同样的声望,但今天面临日本业余围棋界的最强者,显然是一番苦战。最后一台是我对安藤英雄,我17,他18,两人都是小将,又都是瘦高个。综观五台阵容,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以后,五台计时钟马上滴滴答答地响了起来。棋钟的声音应当说是微弱的,但在寂静的赛场中却显得清晰有力,好似战场上擂起了战鼓,激励将士们奋勇拚杀。

比赛的气氛较之1960年第一次中日赛显然紧张而激烈。一方面是因为日队没有派出像坂田和桥本这样具有最高水平的棋手;另一方面,我国棋手在赛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国集训,促进了棋艺水平的提高,只等在这次比赛中决一雌雄了!

前四台进行得都较慢,最后一台我和安藤都是年少气锐。安藤毕竟在日本受到熏陶,布局娴熟,因此两人交手不久他就占了上风。安藤感到自己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后竟然站了起来,悠闲地在赛场走来走去观看其他几局比赛。后来他甚至离开赛场,到外边庭园中欣赏花卉和盆景。他一次又一次地起身得意地漫步,对我的自尊心是莫大的伤害。一年前坂田九段曾经也以这种态度和我比赛,当时我已感到受不住,但坂田到底是日本最强的职业棋手,我和他的水平差距也实在太大。而今我的对手是位年龄和我相仿的业余棋手,他的棋艺未见得比我高多少,但他却以坂田同样的态度蔑视我!我只觉得浑身的热血直往上冲,虽然我还静坐在棋盘前,但我的情感猛烈地翻腾着,难受、委屈、羞辱、痛苦和愤慨交织在一起,熟悉我的人看到我这张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就能知道我已处于一种难以形容的精神状态。

我想到父亲再三叮嘱的“波平如镜”,尽量克制着内心的激动,但此时波涛汹涌,恶浪翻滚,实难平静了!我只是狠狠地下决心,我定要挽回劣势,我要在中盘战斗中给你颜色看,无奈局势落后太多,始终未有转机。

我们的比赛自上午8 点开始至中午12点封盘,午餐后下午两点继续,直至终局。我这盘下了3 个多小时,在中午封盘前就败下阵来。中午我们到仿膳用餐。一般比赛未结束的棋手,由于神经高度紧张,满脑子都是棋势和黑子白子,他们坐在餐桌旁,往往两眼发直、神情恍惚,似乎是灵魂已去只剩躯壳。而我呢,尽管战斗结束了,但心情极坏,更无心用餐,真羡慕那几位下午还要奋战、还有回旋余地的棋手。有人想给我解解闷,跟我介绍仿膳的著名烹调以及慈禧太后喜爱的小窝窝头。我根本听不进去,当时别说是小窝窝头,就是慈禧太后坐在我对面也不想瞧她一眼!

下午战局又开,四台棋刀光剑影,鏖战甚争。第一台的刘大将在国内是重量级拳手,可如今的对手曲八段不但刀沉力猛,其力量绝不在刘大将之下,而且棋理娴熟,自然就占了较大优势。刘大将尽管勇气百倍,奋力迎战,但曲八段任凭冲杀,始终阵脚不乱。这次日本代表团中无疑曲八段的实力最突出,他下棋从容不迫,应付自如,即使是我国实力最强的刘大将也未能对他构成威胁。这一局他始终控制着局势,而且战果越来越大,终以九子半的优势取胜。

第二台黄永吉对小山靖男七段一局最为紧张。黄永吉步步为营,小山七段着着缜密。小山七段虽然棋高一着,但他的棋风和黄永吉多少有些类似,且小心翼翼,过于谨慎,因此下得艰苦。两人都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双方耗尽了时间,然后都进入紧张的读秒。其他几局已分出胜负,都在打扫战场了,他俩还在紧张地搏杀。直至晚上7 点多,经过9 个多小时的激战,小山七段才以两子半小胜拿下这一局。

第三台,王老的棋有板有眼,而伊藤五段却是一味厮杀,能攻则不守,能进则不退。这位50多岁的老太太显然是日本式的生活习惯根深蒂固,不习惯坐椅子,因此比赛不久她就招呼翻译,要了个垫子放在椅子上,然后在椅子上把腿一盘。

伊藤五段穿着华丽的和服,脸胖胖的,老是微笑着,一团和气。然而她下的棋子子迸火星、着着见杀气,与她的外表毫无共同之处。那时我国尚无女棋手,后来和日本的女棋手接触多了,我国自己也培养了不少女棋手,才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女棋手大多好杀,属力战型的为数很多。尤其与男棋手比较,其特点很为明显。前文我曾说过棋如其人( 如其性格,而不是如其外形) ,如果以此论证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女子比男子好争强斗胜,甚至不放过一时之短长。

王老竭尽了全力,看家本领全数亮了出来,虽然曾几度出现胜机,最后还是抵挡不住伊藤五段的犀利杀法。

第四台过惕生先生也是一番苦战,他的对手菊池康郎虽说是个业余棋手,然而他的棋艺尤其是比赛的经验和职业棋手无甚差别。他才30出头,但因3 岁开始学围棋,所以棋龄已不短。他很慎重地下每一着子,因此几乎每盘都要读秒,读秒时又毫不慌张,还能很好地发挥水平,令观战者赞叹不已。他不愧是日本业余围棋界的国手。

我国的棋手一旦时间用完进入读秒,就免不了心慌意乱。裁判手持秒表,口中念念有词:30秒、40秒、50秒……简直是个催命鬼。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棋手大都失常。相比之下,日本棋手能够镇定自若、发挥良好,这是大量实践磨炼的结果。

过老也输了。头一场比赛的结果是零比五,我方吃了个大鸭蛋。尽管这次日本代表团的实力不如1960年的那一次,但结果大同小异,足见我们的水平之落后。当时不要说我们上场的棋手,即使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我看脸色都有些阴沉。当中华民族的选手一个个被击败下来,哪一个中国人会不伤心?

我跟安藤的第二、第三局接连败下阵来。第三局快下完时,陈毅同志穿着普通的茄克衫进来了。我一看到陈老总,真是无地自容!我深知他对我们尤其是对我的期望,而如今有何面目见他?棋下完后陈老总招呼我们到外边复盘,我们就在悦心殿的空地上摆开了一张棋桌。陈老总看着我们复盘,一言不发,专心极了。棋桌旁的围观者把我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其中有陈老总的哥哥陈修和先生。复盘时我心里那个不好受就别提了,好不容易捱到把这局棋复完。陈老总一点也不责怪我,反而亲切地对我说:“要好好学习。”一会儿他跟我说:“今天本来请周总理来的,总理同意了,但后来他有重要活动不能来,只能以后再请他了。”他说话时感到很惋惜。我心里想,陈老总呵,您对我们太好了!今天周总理没能来固然遗憾,但他如果真来了,我可更不好受了。以后周总理如来观看我们比赛,我一定要赛出好成绩。

体育报的同志在我和安藤复盘时照了个相,相片的中央是陈老总认真地凝视着棋盘。我后来经常要看这张相片,看着相片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陈老总走了,而我的心情却难以平静。我走进赛场想看看尚在激烈厮杀的赛局,但却心猿意马、神思不定,只能回到庭园中踱步。此时此刻我觉得庭园怎么这么小?我这个败军之将在众目睽睽之下简直无地自容!我跨出悦心殿的大门,顺着台阶走下山坡。走到山脚下看到一大堆人群,他们在干什么?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原来那儿挂着一个大围棋盘,他们在观看我们的比赛呢。再定睛一看,这不是我和安藤的对局吗?观众真不少呵!当然,北海公园的游客如潮,在这些观众中少不了瞧热闹的和抱着好奇心想瞧瞧围棋是怎么回事的人,但这样的人站不了多久就会离开。还有不少人始终站在那儿,兴味浓厚地注视着棋盘,这些人无疑都是围棋爱好者。这里既无高手讲解,又无座椅,观众像一个个钉子似的固定在地上。围棋不比足球或篮球等体育项目,不会打球的也能看着玩,也能看出个水平的高低。围棋是即使会下的人也往往看不懂高着之妙处、艺术之真谛。但还是可以津津乐道,凭着各人的水平去欣赏、揣摩。这正是围棋的奥妙所在、魅力所在。

这些围棋爱好者似乎发出一种磁力,把我不由自主地吸引了过去。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看着自己战败的经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痛苦和羞辱。我正想扭身走开,忽然听到有人在说:“杀得真够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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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被刺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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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又被刺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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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不下去了。我似乎被人鞭打着,但我又感到打得应该,打得痛快!

回到旅馆,我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不愿和别人打照面。我早早地躺在床上。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想着白天的比赛,想着陈老总,想着那些围棋爱好者。只要是个中国人,谁不希望中国人得胜,陈老总没有责怪我,他知道我们的水平尚低。但我深信,他的内心比起那些围棋爱好者,更是加倍地希望我们取胜呵!他为围棋事业花出了多少心血、寄予了多大的期望!这一年中他多次来到围棋集训队,他经常讲到国运盛、棋运盛的道理,他是希望围棋水平早些赶上去以体现我们祖国的昌盛呵!如果我们取胜,笑得最欢的一定是陈老总。

有些人安慰我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固然有其道理,但此话也不可多听,听得多了就说明你遭到的失败也多了。失败不能没有尽头,失败只能是暂时的。我已连输了3 局,从五战三胜的含义上说,失败已成定局,我已是个失败者。但即使我连输了4 局,我也应该拿下第5 局!安藤连胜我3 局,他对我的技术也比较了解了,但他对我的蔑视又必然增加了他的失败因素。我心中不断发誓,下一场定要拿下来,如果连安藤都赢不了,又怎能想象击败比他强的菊池以及比他们强得多的曲八段、坂田九段和桥本九段?!

安藤在比赛中的漫步对我的自尊心是莫大的刺伤。不过归根结蒂,还是自己水平低,自己不争气!安藤的行为出于年少无知,但他的行为却给我上了一课,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棋手的傲慢表现会给他的对手带来多大的伤害。今后如果我的水平提高了,我绝不会像安藤那样蔑视对手,我绝不无故地离开自己的椅子。自己要被人尊重,首先得尊重人。

第二天我集中准备了布局,无论如何,布局一定要稳住。尤其第四局我执黑先走,是个好机会。这局我起手下了两个“无忧角”,这种布局按理说是很普通的,但我却很少使用,因为这种稳妥的战略与我的棋风不太协调。而今天我必须先稳住阵脚,因此一反常态。安藤的白棋摆开了三连星的大阵势,下一手来了个“天元”,再下一手又占了边上的一个星位。五手棋占了五颗星,气魄宏大,声势吓人。我慎重地应战,终于等到机会了,我猛然发动了攻势,好似拳击比赛时发现了对手的破绽,猛一拳击中对手的下巴。我的特长终于得到了发挥,不多一会儿,歼灭了白棋的一支部队。至125 手,安藤推枰而起。这一局下的时间并不长,然而紧张的心情以及非胜不可的决心却把我折腾得人都瘫了。

第五局我又一鼓作气拿了下来。总计5 场成绩,我方4 胜21负,这个数字只能说明一点——实力悬殊。

这5 场结束后,还进行了3 场比赛,我方成绩也不佳。曲八段和伊藤五段越战越勇,都是八战全胜。曲八段获全胜无可非议,但让伊藤五段全胜实在不光彩。我们上场的几位都是年岁比她大的在国内棋艺属一流的老先生,这些老将先后被她枪挑刀劈,一一落马。其中魏海鸿先生对她的一局令人难忘。一般男棋手遇上女棋手都有些负担,魏老恐怕也不例外。伊藤五段在棋盘上的每个子都虎视眈眈,非置对手于死地不可。在对手的强大攻势下,魏老的心情也越发紧张。对局至中盘,被动的局势和紧张的心情把魏老这个好好先生折磨得够呛,只见他拿着棋子的手不停地颤抖,其情景令人不忍目睹。有人担心魏老的身体支撑不下去,就劝他挂起免战牌。

让伊藤五段八战全胜,无论如何也是个耻辱。这不仅仅是围棋手的耻辱,而且是民族的耻辱,是国耻!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围棋早就被列入“琴、棋、书、画”四大艺术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国技,是炎黄子孙的国粹。但如今却敌不过东瀛女将,这是多少年来国运不盛的结果。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新中国围棋发展的历史,首先就要想到1960年中日比赛的惨败,也必然要想到伊藤老太太威风凛凛地大获全胜,以及安藤小伙子在比赛中漫不经心地来回散步。

1961年的中日比赛对我是强烈的刺激,我默默地发誓:下次日本围棋代表团再来我国,我定要做个胜利者!我要让围棋爱好者们舒出一口气,要让陈老总打心眼儿里笑出来!

我憋着气等待第三次中日棋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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