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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因为我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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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因为我年轻

火车隆隆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我倚着车窗看着田野和树木旋转般地向后倒退、消逝。

1960年的老式硬卧车厢中每一格是8 个铺位,每个人所占的空间是那么的少,从空气污染的角度来说,这里是大大超过标准了。把车窗打开透透空气吧,大量的煤灰伴随着新鲜空气一起倾倒进来。旅客们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挤成一堆堆的,习惯地、心安理得甚至悠哉悠哉地喝茶、抽烟、谈笑、打牌……当人们不知道车厢的每一格可以改成6 个铺位的时候,当人们只知道每一格从来都是8 个铺位的时候,人们对车厢便别无所求。车厢好似一个在运动着的茶馆,又是一个免费的、尤其是免去一切等级差别、行业偏见、利害关系的交际场所。各个不同的、素不相识的人相聚在一起,彼此可以了解自己所不熟悉的各行各业,还可听到形形色色的新闻。这是繁复的社会中的相对单纯的一个空间。人们的谈话是平和的、自由的、友好的。拥挤的车厢可以使很多陌生人一见如故,就如孩童们初次见面就成为好朋友似的。然而到了目的地,大家各奔东西,车厢中结识的伙伴就成为人生旅程中昙花一现的朋友。

就如战士离不开武器一样,棋手们出门总要带上棋子。火车一开动,就摆开了“战场”。车冲锋,炮轰鸣,黑白两军杀将起来。一会儿,“战场”就被旅客们团团围住。棋艺爱好者观战总喜欢指指点点,发表自己的高见。但当这些观战者知道对局的是一些棋坛名手时,他们就专心观看,不再说话。或许是不敢说话,也顾不上说话了。我是酷爱下棋的,在以后的每次旅途上,不论是火车、轮船或飞机,我都不喜欢闲聊,更不愿玩牌。但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去参加我盼望已久的全国比赛。我无心投入到“战场”中去。各种思绪像涨潮似的汹涌而来,又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退去。涨潮,退潮;涨潮,退潮。我的心田便像一片湿淋淋的、撒满了贝壳的沙滩,充满了甜蜜的怅惘和梦幻般的激动。

我把脸掉向窗外,看着那广袤无际的田野,真觉得好似一幅大自然的风景画。尽管火车声嘶力竭地尽了它的能耐快速奔跑着,但它总是摆脱不了这幅没有尽头的风景画,好像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又好像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各种思绪的时涨时落。

我把视线又从车窗外移向车厢内,辽阔、无垠马上变成狭小、拥挤。我不由回想起在造船厂中那50来人的大房间,还回想起比那更早的一次下乡劳动。那回很多同学挤在一节棚车里,连坐在地上的可能都没有,一个紧挨着一个,犹如火柴盒里的火柴棍。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还放着一个南方的马桶,好像生怕这节棚车中的碳酸气还不够味似的。即便如此,同学们一路上只是说笑,好像天下只有坐棚车的人最快活。

火车在隆隆地奔驰着。在我们这一节车厢中有上海三项棋的男女老少众多棋手。在围棋选手中有我的同辈吴淞笙和赵之华,还有我的老师刘棣怀和王幼宸。二老是我尊重的老师,看着他俩端坐在车厢中,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想,不久徒弟和师傅在赛场上要拚真刀真枪了,如果我输了,那没话可说。如果我赢了呢?我不由又朝二老看去,看着两位将近古稀的老人,心中产生了歉意。我第一次感到比赛是带有残酷性的。

本来,上海队中还有一位老棋手,即汪振雄先生。出征前不久,一天汪振雄先生去襄阳公园下棋,在归途中突然中风。一个棋界人人尊重的棋艺高超的老前辈说走就走了,这样地突然,这样地出乎意料,这样地叫人难以相信、叫人不能接受!他才60多岁,在围棋名手中不算很老,其他年纪更大的都健在,而他却先走了一步。这可能与他每天喝酒有关系。记得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喝,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怕死,为何不喝?”他这句话一定是得罪了死神,所以死神早早地抓走了他。

在汪老中风的前一天,我还跟他下棋呢。那盘棋我执白,发挥得较好,胜了。说实在的,几位老前辈中我感到汪老的棋风最难对付,因此那天赢了他我特别高兴。然而第二天他就离我而去了,我难过极了,直后悔不该赢那盘棋。

值得欣慰的是汪老的棋艺被我们这代棋手继承了下来。汪老轻灵的棋风使得我原来刚劲的风格活跃起来。今天很多年轻棋手已不知道曾有过汪振雄这么一位老棋手了,但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这不仅因为他曾经是我的老师,以及他那高超的棋艺和体格上的明显特征,而且因为,或者说尤其因为他的人品。他作为一个高手却没有一点高手的架子,始终是那么礼贤下士,那么平等待人。

我正在怀念着汪振雄先生,突然听到有人喊:“要过长江了!”可不是,长江就在眼前。20年前的交通工具较现在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虽然同是火车,但速度无法相比。那时从上海到北京要花30多小时,与如今的不到20小时相比,要多耗费一半时间。那时长江大桥影踪不见,火车到了江边先要化整为零,陆续装上渡船,由渡船慢悠悠地运送到对岸,再化零为整。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今汽笛一声长鸣,几分钟就跨过天堑,在一条江上就节约了两个小时。再过20年,恐怕几个小时就能走完这段路程。那时卧铺也可以取消了,人们摆上棋盘,杀上两局,兴犹未尽,对不起,就要请你下车了。

火车隆隆地奔驰着,终于把长江远远地抛在了后边,但还是摆脱不了那幅大自然的风景画,不过这幅风景画的主要色彩已由绿色变为黄色。这色彩的变化意味着我们进入祖国的北方了,在不知不觉间已由江南进入了华北,当时我觉得真快呵!

的确真快呵,几天前,就是在10月上旬,我国棋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即上海棋社宣告成立。上海棋社是上海市体委领导下的一个独立机构,组织省市间的交流,筹备国内外的比赛,指导群众性的棋类活动。其性质和日本棋院类似。在上海棋社中不但设有围棋、象棋和国际象棋的高水平棋手从事研究提高的场所,还有一个编辑室,即《围棋》月刊编辑社。这本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围棋刊物,因此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此外,棋社中收集了很多资料,从全国来看,无疑是收藏古今中外围棋书籍最多最全之处,其中尤以中国古谱更为齐全和名贵。后来不少日本朋友参观了这些藏书都表示惊叹。

上海棋社的成立离不开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宋季文同志。他早在革命年代就是陈毅同志的战友和棋友,和陈老总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是一位很有魄力的、事业心很强的干部,而且还是一个颇有水平、落子不俗的棋手。1959年我在体育宫集训时他兼任上海市的体委主任,深得体育界人士的赞扬。然而得益最多的项目应当说是围棋了。宋季文同志经常找棋手们谈话、下棋,那时我才15岁。不知道有多少次,他把我找去,像长辈和老师一样地关心我。15岁的我和副市长的他,逐渐产生了一种友情,这种友情建筑在他对我的爱护和期望以及我对他的尊重和信任之上。直至“文化大革命”中最困难的时刻,这种友情也未动摇过。

宋季文同志在发展围棋事业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做的头一件大事是筹备《围棋》月刊这本杂志。在纸张紧张的情况下,他那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这本刊物很快就问世了。虽然是那么小小的、薄薄的一本刊物,然而它不但是我国解放后,甚至是我国数千年围棋史上第一本刊物。这本月刊问世后得到了陈毅同志的关心,他每期都详细阅读,并经常提出宝贵意见,几次为这本刊物题词。

宋季文同志深知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于是少年围棋训练班成立了。我的老师顾水如等名家也就成为培育幼苗的园丁。在筹建棋社这件大事上,宋季文同志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给棋社找了座很美的花园洋房,这所房子坐落在徐汇区的衡山路和吴兴路的路口,环境之幽静在上海可谓头等。这所房子共3 层,在底层的客厅中透过一面很大的玻璃可以欣赏花园中柔软的草坪以及环抱这草坪的苍劲和松柏。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下出的棋自然也会更漂亮。无怪乎一些日本棋手来到上海会情不自禁地说:“比我们日本棋院还要好呢!”( 当时的日本棋院是一座日本式的老式房屋,并非后来的8 层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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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棋社和体育宫一样,也是个人才辈出的场所。单从围棋来说,除我和吴淞笙在其中得到过锻炼和深造外,还有比我年轻的如华以刚、邱鑫和曹志林以及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些棋手都在其中受过熏陶、获得教益。我可以肯定地说,不仅仅是我,很多上海棋手只要想到他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就必然会联想到上海棋社。

火车继续隆隆地奔驰着。夜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降临。车窗外一片昏暗。这个时候,我上海的家里一定是两间屋都大亮着灯,因为我的亲人们都该到家了——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他们也一定在说:德德现在到了哪儿了呢?姐姐和弟弟的眼睛里一定又充溢着羡慕和向往。坐火车,这在他们看来是妙不可言、不可思议的事呢!如果命运之神向他们预言说:你们两人将来都要经常和火车打交道,而且坐火车都得坐腻了。这,他们是决计不会相信的——坐火车还会坐腻了?时间坐得越长越好!他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慢车的票价反而便宜,快车的票价反而贵呢?坐慢车不是可以多坐一会儿吗?

姐姐的那对大眼睛是多么富于感情。也许她太富于激情了,她和我从小就老是吵架,但每吵一次感情就深一分。争吵的次数之多难以计算,感情深厚的程度也就无法测量。弟弟和我却是从不争吵,两个相差1 岁的男孩子常年在一起能这样太平,我想世界上也并不多。我俩彼此都珍惜这种难能可贵的融洽气氛。我想从不争吵的人一旦发生哪怕是小小的口角,感情上都会受不了的。我姐姐的学业及以后的工作还算顺利,而弟弟就不同了。他从小就显示出学习上的特殊素质。我的记忆力已不算差,但如要背诵唐诗、宋词,要赶上弟弟起码得多花几倍努力。可是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他15岁时从同济大学的预科毕业,因为学习优秀本来可以直升同济大学,但预科毕业进行体验时,发现两肺有严重的结核,医生要他立即卧床休养。他这学期还评上了劳动标兵,这个不知累的、拚命的弟弟呵!不得已,只能停止学业在家养病。肺结核是富贵病,但恰逢3 年经济困难时期,自由市场上一个鸡蛋值四五角,一只母鸡得花数十元!在那个年代,依靠工资要吃饱都困难,怎能给得病的弟弟滋补?于是父母把家中一切稍有价值的东西都变卖,换来那些本来是极普通的但当时却身价百倍的食品。4 年后,弟弟的病痊愈了。他自己提出要到崇明岛去垦荒。他是崇明岛早期的垦荒者。芦苇搭成棚就是住房,芦苇铺地上就是床。6 年后,他调到铁路局当了筑路工人。后来,我们一看到他那束之高阁的长统雨鞋和大雨衣,就想起他那风雨无阻的筑路工人的生涯……如此过了18年,他再回过头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集中复习了不过1 个月的时间,居然夺得了全国只招一名的古典文学唐宋专业研究生的录取名额。30多岁的弟弟依然像20几岁似的年轻、英俊,一身的学生味,但是,毕竟18年过去了……

在经济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和中国的百姓们一样,表现出对困难的极大的承受力。妈妈上班的中学离家有好几站地,每天清晨做完早餐就匆匆赶到学校,中午又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家中,把全家的一顿午饭对付过去后又以她特有的节奏迈开双腿,这不是一般的行路,而是竞走!晚上,她要备课,批改学生的作业,还得操持那永远没有完的家务。她每天从家到学校急匆匆地来回赶路,经常为了能省下车钱而不乘车。她要走多少路才能省下一只鸡蛋!更不知要走多少路才能换得一只母鸡!但无论是母鸡还是鸡蛋,她自己一口也尝不到。她的肝肿大了,人浮肿了,而我弟弟的肺结核终于钙化了。

当妈妈知道我要上北京时,至少两个星期前就开始为我准备了。身上穿的、随身带的、路上吃的,哪一样不是经过妈妈的再三考虑。妈妈总是不放心自己的孩子,不要说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平时上街,妈妈也总要再三叮咛。直到如今,我和妈妈分手时,她还常这么说:“车钱带了没有?路上要小心!”我有时听了这些话,未免不耐烦地说:“我又不是孩子。”但再一想,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叮咛,正是包含了妈妈几十年如一日的不知疲倦的爱、不减弱的爱、不更改的爱。伟大的母亲呵!

在困难时期,我是幸运的。我因参加围棋集训,所以能享受运动员的伙食补助,我便不知道饥饿为何物。每当我在家吃饭时,我自觉无权吃荤菜。父母也是实在人,就待我以粗茶淡饭。但由于我较早踏入社会,所以在穿着方面我较姐弟又得到较多的照顾。那时的青年人不重打扮。妈妈把一件爸爸的旧西服拿到裁缝那儿,替我改成一件学生装。改动之后,本来在左边的口袋就移到右边去了,不过这件学生装一直使我很得意。1963年,我对日比赛取得好成绩,《新体育》杂志社要拍我一张彩色封面照时,我就穿着这件使我得意的上衣。妈妈又把爸爸的一条屁股后边磨出了洞的毛料裤,翻了个儿给改了条长裤,改完之后,原先在后面的补钉跑到我的裤管上了。尽管有个补钉,但毕竟是条毛料裤子,我也感到很是体面。我就穿着这身“新”衣服上北京。当我看着这身衣服时,就感到父母的温暖。

爸爸和妈妈似乎在不言之中有了明确的分工——妈妈关心我们的生活,而爸爸关心我们的学习。爸爸!是他找来了周己任老师教我棋艺;是他在襄阳公园紧张地看着顾水如老师考我;是他不知多少次陪伴着我,看着我和不知多少棋手对弈;是他把我从造船厂中一把拖了出来参加了体育宫的集训;还是他在每次比赛前以至每次对局前循循善诱地开导我,使我能保持较好的精神状态去下每一局棋。这次我远离父母去参加重大比赛,父亲对我充满了期望和忧虑。在我临行前,他把我拉在身边:“德德,你每次下棋前,我对你讲过很多很多话了,这次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了,我只有短短的3 句话,你要好好记住。这3 句话是:胆大如虎,心细如发,波平如镜。”爸爸似乎怕我记不住,又重复了两遍。他说只要做到这3 条,就能发挥出好水平。在以后的很多次比赛前,他也经常重复这3 句话。这短短的3 句话12个字,要记牢是多么容易,实践证明这的确是一个优秀棋手应有的修养。但要真正做到,又是多么的不易!

当爸爸教我围棋的时候,并没想到日后我会成为冠军;当爸爸教我们背唐诗、宋词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弟弟日后会成为攻读唐宋文学的研究生;当爸爸给我们订阅《人民文学》等杂志的时候,也并没有想到我姐姐日后会成为作家。爸爸在这一点上是可以感到慰藉的,而我们姐弟3 人在这一点上是得天独厚的——我相信,只有少数人才能从父母那儿得到那么多。

火车隆隆地向前。我离开家,离开上海,离开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越来越远了。多少人对我寄予期望呵!我又想到关怀着我的一位位领导同志,不由得对党生出一种感激之情。当然,某一个人代表不了党,但党的正确与否、党的伟大与否以及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否优越、是否幸福,则又是通过每一层的党的干部来体现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能遇到这么些好的领导干部,这是我的幸运。

火车一声长鸣,将一支实力雄厚的上海队,其中包括上进心很强的、但棋艺和思想远未成熟的16岁的我带进了北京城。

参加比赛的人们分别住在崇内旅馆和崇外旅馆。所谓崇内和崇外,即崇文门内和崇文门外。1960年时崇文门的城墙虽然经岁月的摧残已相当陈旧,但它的厚实和高度仍使人感到巍然壮观。这道城墙将两个旅馆南北隔开,形成崇内和崇外。如今,古老的城墙早已影踪不见,在那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地铁和高层住宅区。崇文门曾名为哈德门,我们到北京时,北京人一般都称其为哈德门,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怕只有老北京才叫哈德门了。今天年轻的北京人已未见得知道哈德门这个名称。崇内和崇外两所旅馆是当时新建的,虽然在今天恐怕是不入流的,但在当时是够不错了。

比赛场地设在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安门西边是中山公园,这两个很有气派的公园加上中央的故宫以及气势磅礴的天安门广场,形成一个宏大的游览区,每天吸引着许多中外游客。棋类锦标赛的赛场安排在文化宫里边的一个大殿里,每天去赛场时我都要在文化宫内漫步观赏一番。历史悠久的名胜、修饰精致的花草以及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雄伟苍劲的古柏,这是上海任何公园都无法媲美的。

这次比赛的方法首次采用积分循环制,这是在选手众多而时间不能太长的情况下的一种较好形式。由于是第一次采用这种形式,以致不少棋手不理解。新事物无论大小,它的出现往往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否则就说明其并不新。

很奇怪,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我并没感到紧张,跟几个月前首次参加国际比赛时的心情大不相同。经过近两年的训练,我的棋风变得锋芒了、好斗了,再也不是刚集训时那种软弱的书房棋。我的思想也敏捷了,对局用时很少,当对手落下一只子后,我总是很少思索就将棋子放了上去。由于我的这种高速度,经常使对手不由自主地跟着快了起来。结果我的对局往往很快结束。一般棋手要苦斗8 个小时的对局,在我这儿老是不到半天就宣告结束。对此我心中颇为得意,我好像是学校的考场中第一个交上考卷的信心十足的学生,充满着自豪感。记得一次比赛中我只花了5 分钟就把一个对手击败了,心中很痛快,于是就想进一步突破自己这5 分钟的纪录。这哪是对艺术的态度?这纯粹是虚荣,这是只有未谙世事、未经磨难的年轻人才会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大!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这种无所畏惧的好胜心也正是获取成功的重要条件。

我的确是在提高,而且是只有10多岁的年轻人才可能有的迅猛提高。这种速度的提高往往是旁人估计不到、自己也大觉出乎意料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所以说“贵”,是因为难能。过高地估计自己会遭失败,而偏低地估计自己会失去本来可以得到的成功。虽然我已明显感到自己提高了,可以搏斗了,但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已跨入全国冠军争夺者的行列。上海市冠军和全国冠军之间有好一段距离,谁也不曾想到头一年刚得到市冠军的少年棋手第二年就可能争夺全国冠军。我的老师们无疑都认为我还嫩了些。的确我是嫩了些。但有一点却是谁都忽视了的,即,我所以嫩是因为我年轻,而年轻本身就是个最大的优势。我才16岁,而我的主要对手大多已60多了。年轻意味着体力上的优势、精力上的优势、思想上无包袱的优势以及技术上的一天天在上升的优势。年轻这一条优势就可以遮掩抵消很多劣势。可是很遗憾,不仅我的老师,即便我自己也未充分认识到这个巨大优势。如果我有较充分的认识,那我将会聚集更多的力量、鼓起更大的劲头、朝着更高的奋斗目标投入到比赛中,从而也就可能取得更出色的成绩。可惜!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冠军这个称号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既没有什么包袱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在比赛中过于放松了,除了面临“南刘北过”这样的谁都不会小看的对手,一般的对局都力图进行速决战。当我很快战胜一位对手时,就悠悠然地漫步到中山公园,然后在小吃部里喝上两杯啤酒,真是心旷神怡。事实上这每一次轻易的胜利和忘形的得意都给我播下了危机的种子。

比赛一共要进行16轮,既漫长又艰苦,这是围棋比赛的一大特点。要取得好成绩,不但要比技术,还要比体力、比精力、比意志、比思想。只有实力雄厚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又能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选手才有可能压倒群雄、夺得桂冠。我具有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拚搏的劲头,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敏锐的反应,同时也具有年轻人的缺点——骄傲、浮躁和轻率。

我的优点使我战胜了心目中最强的两个对手——“南刘北过”。在与他俩的比赛中我发挥得相当好,我所有的长处和优势都跃然盘上,都在那一个个投下的棋子上体现出来。这两局所取得的胜利令我自己难以相信。当然,比赛是双方下的,我固然发挥得很好,然而我的对手是否充分发挥了呢?至今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想象,面对一个16岁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花甲老棋手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包袱。

我战胜了“南刘北过”,使棋界为之一震。“南刘北过”的时代从此动摇了。

我无疑已成为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我奋斗来的胜利却被轻率而导致的失败糟蹋了。我先后败给黄永吉、竺源芷和王幼宸三人。非常巧,每盘都输一子,三盘的总和才三子,微小的数字却意味着巨大的失败。

败仗是由轻率造成的,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第一场败仗的对手是安徽棋手黄永吉。黄永吉体格魁梧,精力充沛,年龄30多,虽然比我大1 倍,但无疑还是个少壮派棋手。他的棋细腻扎实,擅长后半盘收束。1960年他的棋艺正处于巅峰阶段,尽管他过去的战绩和声望都不如“南刘北过”,但其实力显然是不亚于任何人的一员大将。面临这样的强手,即使全力以赴,还不知结局会如何。全国赛之前安徽围棋队曾到上海交流过,那时我胜了黄永吉。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年轻人的自信却使我以为曾经击败的今后依然会击败。谁都知道“失败乃成功之母”,殊不知有时成功是失败之父——轻易的成功会带来轻易的失败,意外的成功也会潜伏着意外的失败。正因为如此,我在战略上有足够的藐视,而战术上缺乏应有的重视,没有将种种困难和不利因素作充分的估计。比赛一开始我较顺手,至中盘局势的天平向我这方倾斜了,我感到又可以拿下了。黄永吉不愧是位大将,临危不乱,顽强不馁,他在后半盘中把每一子的得失都看成生死攸关的大事,他死命地把一个子又一个子扣了过去。终于,我震惊了:他这一子又一子的积累,使量变成了质变,我的优势动摇了,丧失了。意外的突变使我紧张起来,但已经晚了!黄永吉的特长正好压住了我的特短。他那殊死拚搏的劲头和使我痛苦不堪的收官技术终于把局势扭转过去,赢得了宝贵的一子。一子重千金呵!

竺源芷是浙江选手。1960年春我随日本围棋代表团去杭州观看最后一场中日比赛,当时我只知道杭州有两位有些名气的棋手,一曰孙宜章,一曰张李源。一次我和孙、张对局,旁边坐着一人观战,他挺和气,笑眯眯的,又有些似笑非笑,很有意思。经人介绍,他叫竺源芷,是浙江大学土木系的讲师。当时他也就30多些,显然是个有修养的聪明人。孙宜章和张李源两位浙江大将在那时已不是我的对手,而竺源芷的棋艺据说也就和孙、张两人相仿。因此全国赛中我一看到名单上有竺源芷,就把两分算在我的账上了。有了这种想法,比赛时自然不会尽全力。事实上即使平时相差两个子水平的棋手,如掉以轻心,比赛时也会遭到厄运。何况竺源芷毕竟有相当实力,这一盘的结果我又以一子之差败北。

我能战胜“南刘北过”,那是因为我年轻;我之所以输给黄永吉和竺源芷,也是因为我年轻。

年轻人有朝气、有闯劲,但一般而言,年轻人多少有些不够老练持重。而老练持重往往要用年轻作为代价才能换来。一旦你老练了、有经验了,年轻的优点往往也就丧失了。

败给王幼宸这局是我这一辈子所有败局中印象最深的几局之一。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不得不披露些事实。

我们每个棋手虽然参加的是个人赛,但并不完全是代表个人,而又是代表他所属的省或市。每次出征之前,省市体委都会对其选手提出一些要求和希望。作为我个人来说,自己的成长离不开上海的培养,因此身为上海市的一名选手,当然也想为上海取得好成绩。我想其他省市的大部分棋手也会有和我类似的想法。

在赛前,恐怕谁都会认为刘棣怀先生夺标的可能性最大。可是没料到,他败在我的手下,之后我又力克过惕生,而刘老在以后的比赛中也并不理想。这样上海队就把夺标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比赛进行到一半,我将遇上王幼宸先生。一天,王老和我都赛完了,王老把我拉到文化宫的花园中散步,很诚恳地对我说:“祖德,你现在成绩很好,很有希望。我年纪大了,不会有什么前途了。下一轮我俩就要遇上,我想这局棋就让你赢了。你好好下,争取把冠军夺过来。”

我根本没有过比赛中要对手让的思想,更没想到老师主动让学生。我一愣:“那怎么行?”

但王老说他一定要让!那种使人无可辩驳的坚决,那种使人不容置疑的真挚。我当时虽然有些不快——我为什么要他让呵?我不要他让么!比赛一让还有什么劲?不过我又很感动——王老是要我好啊!

这天晚上上海队开了准备会,会上王老又主动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上海队的领队杨明同志感到王老很有诚意,又对上海队有利,也表示赞同。

怪就怪我这个人不争气。我和王老比赛时,以为这局棋已毫无问题了,因此下得就马虎了。而王老还是按常规在对局。王老的棋如正规部队,而我的棋却似散兵游勇,没有章法。这下可糟了,不知不觉,形势明显于我不利。王老没料到他会得到如此优势,好像一块点心已送到嘴边,不咬上一口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他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我突然发现不妙,王老的架势哪像在让我,那是要把我生吞活剥呵!这下我真急了,全力反扑。但此时的形势好似两人打架我已躺倒在地,被对手使劲按住。我是极尽挣扎之能事。局势居然一点点地有所挽回,如果棋盘再大一点,我就有可能扭转乾坤。但眼看有些希望时,棋已终局。王老终于把优势维持到最后,以一子取胜。

这局棋输下来我真有些发呆了,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想:王老呵,你要赢我,为何要先跟我打招呼。作为你的学生,我输给你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但你为何欺骗我呢?不过,我怎么可以把人想得这么坏呢?王老一直是爱护我的,他不但培养了我,而且赛前的一番话也完全真心诚意,他是希望我获得好的名次的。只是在比赛中我自己轻率,不认真对局,才使王老师临时改变了主意。棋手几乎是本能地要去赢对方的呵!当然,王老这么做并不能说是正确,但任何人都有犯私心的时候,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就这么一个错误,那这个人还是不容易的。

我只能怨我自己!我悄悄地对着玻璃窗,默默地流着眼泪。任何侥幸的心理都可能带来不幸,任何侥幸心理都是可耻的、可鄙的、可悲的!这次的悲剧是对我的报应,有可能得到手的冠军只因一时的侥幸心理,就拱手让给了他人。

教训呵!

一个运动员,如果只以输赢为目标,而不是想在比赛中从技术、品格、意志等各方面提高自己,那末,他即使赢了,也未必能从中得到多少提高;甚至他本来可以赢的,也会因此而输掉。

16轮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安徽黄永吉以14胜2 负得28分获第一。王老和我都是26分,由于王老胜我,因此他第二,我第三。说实在的,一次锦标赛中,第一与第二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而第二和第三的差距很不足道。“北过”排第四,“南刘”列第五,上海小将赵之华获第六。前6 名中有4 位上海战将,说明实力之雄厚,但偏偏最重要的冠军被他人所夺,真有些不光彩。这次比赛共取12名,较之现在只取前6 名来说,能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

1960年的全国赛还包括了少年赛,河北15岁的棋手王玉才获冠军,上海11岁的小棋手范九林得第二,安徽的王汝南当时仅14岁,获第六。

这次比赛的最大特点是“南刘北过”已不再垄断棋坛了,一批年轻棋手开始为人瞩目。自1959年初国家抓了围棋运动后,不到两年时间面貌已有改观。以前人们认为下围棋非老翁不行的局面已过去,棋坛生机盎然。

11月4 日,在文化宫举行了闭幕式。不知谁说了声:“陈老总来了!”可不是吗,他兴致勃勃地走了过来。在比赛期间他来观战过,但在那种场合下,无法随意谈话。这次可不同了,围棋手们有好多是他熟识的,他见了我们可高兴呢。一会儿,他给获得名次的棋手们发奖,当他给我发奖时亲切地说:“祖德,又见到你了,长得这么高了!棋也长进多了。”

我说:“我没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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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陈老总呵!如果是赛前说我打第三,我是高兴的,但今天我实在心中有愧。

发完奖陈老总又和棋手们侃侃谈上了。他先谈了下棋的好处,说下棋可以锻炼人的头脑,也可以锻炼人的品德,要好好提倡,要在广大群众中开展这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下棋的人多了,人材也就会越多,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陈老总再次向围棋手们提出:10年后要打败日本,全国要有1000万人下围棋。半年前,陈老总向围棋界发出了这一号召,今天他又一次地重申,这是他的殷切期望,是他的决心呵!

过了3 天,《体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棋类活动,提高棋艺水平》的社论,这是建国以来第一篇有关棋类活动的社论文章,这篇社论的发表固然和1960年棋类锦标赛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显然是陈老总的积极提倡。

比赛是对棋手最好的检验,不但在技术上,也在思想上。通过1960年的全国赛,我感到自己在技术上有了明显的提高,面对众多的老棋手,我意识到自己年龄上的优势。但与此同时,我也发觉骄傲思想的猛然抬头,骄傲给我带来了沉痛的教训——使我终生难忘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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