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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2.5比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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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2.5比32.5

1960年春,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这次来访在中日两国的围棋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次交流是由陈毅同志和日本著名的自民党议员松村谦三先生共同发起的。陈老总对围棋事业作过很多贡献,其中促成中日两国的围棋交流无疑是极重要的一方面。

可能因为是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的缘故,这次日本围棋界派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规格很高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的名望和棋力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并最具有代表性。

代表团团长濑越宪作先生是日本围棋界的元老,他是日本第一个名誉九段。他所以享有很高的声望,不但因为他曾经是第一流的棋手,更重要的可能还有这么两点:一是他写过大量围棋著作;二是他培养了两位日本围棋界的巨匠,即吴清源九段和桥本宇太郎九段。吴清源到日本后受到濑越先生的赏识,于是收为弟子。很快吴清源就出人头地,称霸日本棋坛,并推动了日本围棋界的发展。

桥本宇太郎是吴清源的师兄。他从小才智过人,表现在围棋上思路敏捷、灵活多变,很有思想性、创造性。正因为如此,日本围棋界称他为“天才宇太郎”。如今他已七十好几了,但还是精力充沛地参加日本的各种棋战,在对局中仍然不落常套,才气横溢。桥本先生早期也在东京的日本棋院,后来他来到大阪创建了关西棋院。他用自己的精力、家产以及在棋坛上出色的战绩维护和发展了关西棋院。正因为他在关西棋院的特殊地位和贡献,关西棋院的人们都称他为“总帅”。他也培养了不少年轻棋手,如今他的弟子有不少已成为日本棋界之名手,如东野弘昭九段和宫本直毅九段、宫本义久九段两兄弟等等。桥本先生还写过不少著作,他对诘( 即死活题) 有特别的研究。他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任务,即每天睡觉之前定要创作出一道死活题。由于他对自己这一严格要求,使千百万围棋爱好者得益。他对中国古代著名棋谱《官子谱》相当欣赏并写了精辟的解说在日本出版。桥本先生对围棋的贡献和他的老师一样值得称颂。桥本先生也是这第一次来访的代表团的成员,他不但是关西棋院的最高代表,而且又是濑越先生的得意弟子,作为代表团的一员是再合适不过了。当时桥本先生的年龄虽然也已50开外,但在濑越老师的面前,他显得相当年轻、精悍。

代表团中还有一员大将,就是日本棋院的坂田荣男九段。坂田先生是女子棋手增渊辰子六段的门下。他年幼时就特别瘦小,外表显得很可怜,直到年老还是如此,似乎吹来一阵微风就能使他摇晃起来。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瘦弱的人具备了一个优秀棋手的良好素质,他具有顽强的精神和强烈的胜负心。尽管他的感觉很好,能下出一手漂亮的快棋,以至多次在快棋比赛中取得优胜,但是在重要比赛的胜负关键之处,他能不惜花上大量时间,有时花上两小时甚至三个多小时投下一着子,好似一位有魄力的指挥员在战争关键时将所有预备队全部投入一样。他的计算深远,而且总是追求最好的效果,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追求百分之百的效率”。从他的对局中的确也能体现出这种指导思想和顽强劲头。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对局中经常出现他人想象不到的种种下法和不寻常的精彩场面。他的技术相当全面,而且处处有特长,无论进攻、防守、腾挪、收束,都有他的独到之处。因此日本棋界赐予他不少外号,如“攻的坂田”、“凌的坂田”( 即摆脱困境的坂田) 、“剃刀坂田”等。这些外号自然都是褒义的,坂田先生也经常在其著作中提到这些外号,可见他的得意了。我很喜欢看坂田先生的棋谱,因为他的棋中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有着精确的计算和非凡的手法,体现出一种艺术美。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棋手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而且必然会在他的棋中体现出其艺术美。如吴清源的棋就显得那么华丽,给人以大方、舒展、新颖、轻快的感觉。而坂田的棋则处处锐利,给人以严厉、深奥、奇妙、紧凑以至惊心动魄的感觉。

在吴清源的全盛时代,日本无人能与之抗衡。当时日本棋手中最强的几人都和吴清源下过十番棋,即连下10盘棋分胜负,他们都被吴清源以较悬殊的比分击败。后来坂田上来了,他和吴清源下了次六番棋,居然获胜。不久吴清源又和他下了次十番棋,坂田虽然输了,但已难能可贵。那是50年代的事,跨进了60年代,坂田的棋艺已足以和吴清源匹敌。当时如问到谁的棋艺最高,一般人恐怕都会说吴清源和坂田,他俩的名字已并列在棋界的最高峰。后来在1963年的第一期名人战中,比赛的最后一轮是吴清源对坂田,他俩谁胜谁将荣获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高称号——名人。两人竭尽全力,杀得难分难解,局势几度反复,直至第二天深夜两位巨匠均精疲力竭时才终局。数完子,竟然是和局,这个意外的结局使两人谁都没获得名人之桂冠。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胜利女神在向另一员棋坛名将——藤泽秀行微笑,而此时藤泽正绝望地在酒吧中借酒消愁呢。这是日本棋坛的一件趣闻,这件事充分证实了坂田已具备了和吴清源旗鼓相当的实力。从1963年这一战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吴清源是每况愈下,迅速地离开了他的棋艺顶峰。相反,坂田却一步步登上了自己的棋艺顶峰,以其出色的战绩使日本棋坛公认坂田时代到来了。

坂田比桥本要年轻10岁左右,在当时的日本围棋界,他显然还是个少壮派。可能是因为他的战绩特别显赫,因此在他的神态和举动中多少流露出一种自豪感。

桥本和坂田是日本围棋界的两颗彗星,他们俩足以使这个代表团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代表团中还有两位棋手,是日本棋界的中坚棋士濑川良雄七段和铃木五良六段。濑川是名古屋的职业棋手,他所属的机构叫做日本棋院中部总本部,即日本棋院名古屋分部。这个分部比起东京的日本棋院,其规模显然要小不少,濑川七段在这个分部中无疑是一员大将了。日本的专业棋手都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城市,这次代表团连团长在内的5 名棋手中包含了这三个城市的代表,可以说考虑得很周到。濑川七段和铃木六段虽然不如桥本和坂田那样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实力,但对于1960年我国的围棋水平来说,这两位棋手已够强大了。

日本围棋代表团由“日中友协”和“朝日新闻”社两个单位作为发起和后援单位,因此这个代表团中还包含了这两个单位的成员。这样一个阵容的代表团带着日本人民的友谊以及日本棋手的精湛棋艺,作为第一批日本围棋界的使者来到了我国。当时规定共赛7 场:北京3 场、上海3 场和杭州1 场。7 场棋都是日本棋手让先跟我们下。由于水平相差悬殊,因此在比赛的形式上虽然不平等,但也无可奈何。实际上我国的围棋水平比日本的高段棋手少说也要差两个子。

日本围棋代表团先到北京,北京迎战客队的阵容以过惕生先生为首,还有金亚贤和崔云趾两位著名老将。金、崔二老在北京的地位如王幼宸、汪振雄在上海一样。金老的年岁和王老一样,都已年近古稀,他的棋大刀阔斧、满盘手筋,是典型的古代棋风。一般力量稍逊的棋手遇上这员老将,不几个回合就会溃不成军。崔老虽比金老年小,但也六十好几。他的棋完全是小路子,善于精打细算,是个棋盘上的好账房。金、崔二老的棋风简直是天壤之别。

除了上述三老之外,北京还有两位30多岁的骁将,即齐曾矩和张福田。齐曾矩是北京一所大学的体育教师,他精通不少体育活动,还擅长拉京胡唱京戏,是个文体方面的多面手。他的棋气势宏大,有相当实力。张福田是个电车售票员,他研究了很多日本棋谱,因此虚路棋好。他们两位加上过、金、崔三老组成了北京市的最强阵容。不但如此,还添了个安徽的黄永吉,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北京队的实力。

北京的围棋界是全力以赴了,但无奈和日本队的实力相差悬殊,实在不是对手。3场15局的比赛中只有少壮派棋手黄永吉战和濑越先生,其余14局全部败北,真是惨不忍睹。好在总算和了一局,避免了一个大鸭蛋。北京的比赛中,齐曾矩和名将坂田九段的对局较为精彩。齐曾矩曾经是排球运动员,身材较高大,因此棋界称他为齐大个。这次齐大个在棋盘上使出排球场上扣球的力量,很有气魄地和坂田厮杀,对局中一度有些希望,但终因功力稍差,没能取胜。然而这局棋下得颇为精彩,齐大个因此自豪了不少年。

当年年龄和我接近的福建罗建文、山西沈果孙都在北京学棋,他俩的实力还不能披挂上阵,只能作为观战者。一次桥本九段赛完和罗建文下了一局,让罗三子,罗输了。桥本九段的高超棋艺和轻快棋风使在场棋手无不为之惊叹。

北京在战鼓隆隆时,上海正磨刀霍霍响。在1960年时,上海的棋风显然较北京盛,爱好者的水平也较高。知道世界上最强的棋手即将到来,整个上海围棋界都在期待着,兴奋地、热切地、焦灼地甚至惶恐地期待着。我想,在兴奋的人们中我应当是最兴奋的一个。上次罗建文参加全运会时我羡慕得要妒嫉了,这次不同了,我不但要上场,而且将作为主力上场。领导和老前辈为了培养我,在上海的三场比赛都让我上。我是最年轻的上场棋手,才16岁,我还是首次和外国棋手交锋,我的老师们在解放前大多和日本棋手下过棋,而我是第一次,因此我不但兴奋、激动,而且还怀着很大的好奇心和新鲜感,我想看看日本棋手们究竟是何等模样。

上海棋手们作了认真的备战,加紧研究了棋艺,尤其是研究了几位日本棋手的对局。市体委领导还作了动员,给我们作动员的是市体委竞赛处的负责人杨明同志,他后来一直是上海棋社的负责人。杨明同志体格魁梧,相貌堂堂,举止稳重,不到40岁的人已早生华发,又增添了一种威严感。他的外表一看就是个有修养又有魄力的领导同志。他的讲话很有分量和感染力,使我感到了这次比赛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鼓起最大的劲头投入比赛。

为了迎接这次比赛,在器材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但赶制了比赛计时钟和精制的棋盘,而且还准备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云南围棋子。按理说已很充分了,不知谁出了个主意,认为应该到杨寿生老先生家里去借高级棋子,迎接第一次国际比赛,必须拿出我国最好的珍品。被他这么一提醒,大家都点头称是。

杨寿生在解放前是个大珠宝商,在资本家云集的上海市也算得上是第一流的富豪。他自己是做生意的,他的亲属中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他有个亲属在新四军中,是陈毅军长的部下。解放后陈老总和杨老经常来往,陈老总不但经常把杨老接去下棋、叙谈,而且有时去杨老家,非常随便。杨老是奋斗发家的,因此即使他后来家财万贯,也还始终保持着节俭的本色,有时未免给人有些过分的感觉。如出门坐电车,他也要打算盘,乘几站是5 分,多乘一站就要花1 角,不合算。杨老由于酷爱围棋,因此特制了不少围棋子,大约有四五十副,其中有些是国内无双的珍品。他在这方面倒真舍得破费,足见他对围棋非同一般的感情了。

大家都同意向杨老借棋子,但又感到向他借东西可不那么简单,让谁去借呢?最后决定由我去。可能是我年轻,万一碰个钉子问题也不大。于是我来到了杨老家,向他说明了来意。杨老还是够热情的,他说中日围棋比赛当然要支持,又说不过因为是你陈祖德来借我才借。他给我看了不少珍藏的棋子,拿出了其中最好的一副——一对棋盒涂金的,闪烁着令人目眩的光芒。白子由白玉磨成,磨得光滑均匀。杨老说,这白子每个光手工费就要两个大洋,黑子则由琥珀加工而成。我下了多年围棋,也看到了一些棋子,但这一次可真是开了眼界。这不是普通的围棋子,是贵重的文物,是国宝。杨老小心翼翼地将棋子倒在桌子上,一个个地给我点了数,然后给我交代清楚,一个子都不能少。我诚惶诚恐地允诺,但一边想:如真少了一个子我怎么赔啊?

这副中国最珍贵的围棋子就放在赛场的第一台上,以表示对日本围棋代表团团长濑越先生的尊重。当时我怎么想得到,若干年后,杨老先生的家被造反派抄了,这些珍贵的围棋用具也被洗劫一空,杨老经不起冲击就此一命呜呼。我们祖国的这些宝物至今仍无下落。每当我想起这些艺术珍品,我就对那些打砸抢的行为,尤其是那些趁火打劫,盗窃个人财物和祖国文物的可卑家伙产生一种痛恨感。

上海的赛场安排在上海市体育俱乐部。这个体育俱乐部位于南京路,紧挨在上海最高的建筑物国际饭店的旁边,因此尽管它本身是个9 层高楼,但在它那高身材的邻居身边却很不显眼。比赛场地设在体育俱乐部2 楼的一个篮球场上,篮球场内摆着五对沙发,每对沙发之间是一条长茶几,茶几上摆着比赛器材以及供选手享用的烟、茶、糖果、点心和水果之类。在茶几的旁边放着一张长桌,是裁判和记录人员的座席。以后大部分的中日围棋赛都根据这种形式来布置。在比赛时除了上场选手和有关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均不得进入赛场。观战者可在赛场上边的一圈观众席上俯视下边的赛场,虽然距离远些,但居高临下,还算清楚。这个赛场可算别具一格,后来在上海举行的多次中日围棋比赛均设在这儿。

6 月12日,在上海的第一场比赛开始了。走进比赛场,我的心咚咚地撞击着胸膛,好像非要蹦出来不可似的。我知道必须立刻冷静下来,但愈是急于冷静,却愈是慌乱得不行。究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而且我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坂田九段呵!然而当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我从棋盒中取出第一颗黑子时,我的思想便立刻变得单纯而明晰了:怎么走好这一步棋?

这次比赛规定每方用时间是5 个小时。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后怕。一盘棋按规定可以下10个多小时。日本代表团在赛前谈判时希望能缩短比赛时间,因为他们的水平高出我们太多,自信能够轻易地取胜。但要知道日本的职业棋手在国内的大比赛中每方规定为10小时,一盘棋要下整整两天!

在比赛中,我国棋手在用时间方面都表现了顽强的斗志,几乎每个棋手都把自己的时间消耗完,然后再艰苦地读秒。应当说,我国棋手都尽了努力,但可能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当时不少人认为把5 个小时用完才说明对局者是竭尽了全力,好似一个战士在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因此有的选手本来不一定需要耗尽5 小时,结果也偏要延长思考时间,让时针走到5 小时为止。

我和坂田一交手就厮杀起来,从我的左下角一个定式开始纠缠起,战火很快蔓延开。我专捡那些最厉害的着下,坂田未料到我这么一个孩子竟敢对他如此凶狠、大胆,靠在沙发上讲了几次“むつかしい”( 即困难) ,其实他未见得是真的感到为难,他不知经受过多少次大小比赛的磨炼、遇到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及处理过多少次危难的棋势,我想他所以说“むつかしい”可能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或者是一种习惯性的口头语罢了。而我的老师顾水如先生听到坂田发出这个词汇,逢人便说:“祖德真不容易,居然使坂田这样的强手叫起困难来。”

虽然我把吃奶力气都使了出来,但究竟不是坂田的对手。坂田很快就抓住了我的破绽,处了上风。他很轻松地往沙发背上一靠,在茶几上执起一个糖果品尝起来。他两眼经常向上注视着篮球场上的屋顶以及上边正在观战的爱好者。一会儿他又站起来,漫步到其他棋桌旁观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不是滋味,我根本看不见茶几上那些美味的点心和糖果,也看不见上边热心的观战者,两眼死盯着棋盘,只恨自己力量不足。当我好不容易落下一个棋子,坂田走了回来,不用怎么思索就从棋盒中取出一个白子,啪的一声打在棋盘上,于是又继续他的踱步了。

这一天桥本九段和坂田九段的情况相似,他因为棋艺高超、感觉敏锐,因此落子如飞。他也和坂田一样,经常悠悠地站起来,去观看其他几局比赛。桥本和坂田在赛场中来回走着,把赛场当做散步场所了。

日本方面另三位棋手则不同了,濑越先生毕竟年岁太大,因此反应已不那么快。他始终端坐在棋盘旁,纹丝不动。要不是过一会儿看到他伸出手来下上一个子,你简直会以为他是放在沙发上的一尊佛像。他的棋品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濑川七段和铃木六段两位棋手的棋艺显然不如坂田和桥本两位大师,因此有些担心镇不住中国棋手的野战。他俩对局时兢兢业业,不轻易投下一着棋,气氛较紧张。尤其是铃木六段,其认真的程度不亚于我国棋手,加之体躯较胖,额头上不断渗出汗珠。他拿着扇子又不停地扇动。其实当时不算很热,可他那神情和在大伏天没什么区别。

气候并不热就随身带着扇子,难道是铃木六段特别怕热?非也。扇子对于日本棋手来说可谓必备之道具。即使是三九寒天,只要往棋桌旁一坐,他们也会亮出扇子。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下棋时光动脑,两只手老闲着没事干的缘故,或者是为了使棋手的风度更为完善也未可知。扇子的重要作用并非解热,而是在手中摆弄,很多日本棋手把扇子一张一合,随着这种动作发出有节奏的劈啪声。有那么些棋手特别热衷于这种习惯,并尽可能使发出的声音响亮,这就自然破坏了赛场的安静。说实在的,我不喜欢听这种声音,围棋比赛当然需要宁静的气氛,任何噪音只会使人烦恼,干扰人们的思路。但这是人家的习惯,只能克服一下。可我国有些棋手很快就把这种习惯学上了,在以后的我国围棋比赛中,也有一些棋手经常拿着扇子不断地发出劈啪声。我想我国棋手所以会染上这种习惯,主要并不是因为这种劈啪声有任何动听之处,而是模仿强者的心理在起作用。日本棋手不但自己扇不离手,而且凡和他们对局的都会得到他们馈赠的扇子。这些扇子制作精致,有的画着日本历代围棋名家的人像,有的是围棋名手之题词,都很有意思。我国的棋手也挺喜爱这些小巧精致的扇子,可这些扇子自然也传播了更多的劈啪声。

日本人称下棋为“打棋”,以前我认为这只是语言上的不同,可通过和他们比赛我才明白为何称为打棋:不少日本棋手拿起棋子举得高高的,好似武术家运用气功一般,把千钧之力集中在手指上,然后很清脆地啪一声打在棋盘上,这一声往往使满盘黑白子为之震动。尤其是下到得意时或关键之处,打得格外带劲,以显示高昂的斗志、决死的精神或玉碎的境界。日本棋手经常讲“气合”,就是在精神上不能屈服,要压倒对方。这种“气合”经常表现在技术上,也表现在下棋的姿势上。日本的打棋可能和武士道的影响分不开。我国棋手称下棋为“手谈”,即通过手来交流思想、加深友情,这当然要心平气和,表现在落子上是拿起棋子轻轻地放在棋盘上,显得优雅且有艺术修养。这是习惯上的不同,还是民族性格的不同?看到日本棋手下棋的姿势后,我国的一些棋手也染上了打棋的习惯,这也只能理解为崇拜强者的一种心理吧!

云南围棋子是我国最高级的围棋子,在我国棋手的手中其牢度绰绰有余,但遇到善于打棋的日本棋手,有些云南子就惨子,只听得啪的一声,一个好端端的棋子碎成了好几块。一场比赛下来,就有若干云南子成了牺牲品。

日本的围棋子是两面鼓的,而我国的围棋子是一面鼓,另一面扁的。初次使用我国围棋子的日本棋手往往把鼓的那一面放在棋盘上,在放错了数回之后他们才明白过来。

上海的全部比赛结束了,这三场比赛吸引了很多围棋爱好者,日本围棋手的精湛表演真使人大饱眼福。这次比赛也检验了我国棋手的棋艺水平。上海的著名棋手在这次比赛中全都上场,包括顾水如先生也和濑越先生对了一局。但顾先生不但年龄大,而且已多年未真刀真枪地对过阵,赛至一半,精力和体力都已不支,只能半途退出。

三场比赛中我国棋手胜了两局,这两局也是整个比赛中仅有的两次胜利。刘棣怀先生以他的刚力胜了濑川七段,真不愧是刘大将。王幼宸先生和濑越先生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两位老将酣战一天,最后濑越先生一个眼花,被王老逮住机会,以一子取胜。刘、王二老在第一次国际比赛中立了战功。

我赛的三局全部败北。和坂田九段这局输得较惨。虽然如此,坂田对我印象不错,他说我的棋像他,我想可能是喜欢乱战这一点像他吧。

第一次中日围棋比赛以日本队32胜1 和2 负的成绩告终,这是不成为对手的一次较量。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有着数千年的围棋发展史,但是我们的围棋水平却不能和日本同日而语,这足以说明我国围棋之衰败了,也足以说明我们多少年国运之不盛了。要不是陈毅同志的大力提倡,围棋这朵艺术之花很可能要继续枯萎下去……

2.5 比32.5,这个数字意味着失败、耻辱,然而从今天看来,1960年的我国棋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是尽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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