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夫妻的生死诀别 1967年6 月19日晚，又被批斗了一天的李立三在家里稍稍喘了口气，顾不得浑 身上下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疲惫，哆哆嗦嗦提起笔来，写信向毛泽东报告。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成为华北局文化革命运动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已经快一年了，其中虽然有起 有落，但最近两个月，华北局各组织（共四个组织）已经召开了14次斗争我的会， 加我以许多罪名――莫须有的罪名。我的精神和身体所受的折磨，已经非常厉害， 特别是头痛头晕，难于忍受，几次写信请求让我治疗或休息几天（在家里，每天来 访的人总有三四批），都未得到允许。 最近六月五日，忽然成立了“揪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参加联络站的 革命造反组织有58个之多。在联络站成立的公告上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职务的 李立三，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多 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 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力，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 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 主席！上述这些加给我的罪状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如果有一 条是符合事实的话，那么，我不仅应当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而且应当受到党纪国 法的处分……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 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 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 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主席！我在历史上犯过立三路线错误，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这是在任何 时候都应受到群众批评的。但我在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在莫斯科时期，虽然处 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是不止一次地不顾个人的利害，以至生命危险，坚决维护 党的利益。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王明搞篡夺党领导的阴谋，我是坚决反 对而且及时揭发了的（康生同志知道）。又如1938年至1939年在莫斯科坐牢时，我 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诬蔑我们党的事件进行顽强的斗争（恩来同志知道）。 我从1946年回国以后的二十一年中又犯了几次严重的错误（如梅河口会议的发 言，全国总工会的错误，1962年参加河北省委的发言等等），但的确只是由于对主 席思想学习不够，领会不深而犯的错误，而绝不是什么有意干的反党罪行。在华北 局工作十几年来（注：这是指包括从1955年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以后的十几年）， 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 点工作。我绝没有耍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我从来没 有搞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有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 任何关系（如高饶，我同他们反党活动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 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 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把李立三的思绪打断。他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立即把未写完的信稿拿到卧室，往枕头下一塞，还没缓过气来，一群造反派已经汹 汹地站在他的身边，不容他给家里人说句话，就被揪住衣领拖上了汽车。 “造反派”们这次把李立三秘密看押在三里河一座楼上私设的牢房里。 第二天，造反派按事先计划，把李立三与他夫人李莎押在一起开了一次斗争会。 斗争会设在华北局礼堂里。由于李莎是个“洋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钦点” 的“苏修特务”，人们像看“西洋镜”似的，都想看个稀奇。所以，整个礼堂人山 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参加陪斗的还有所谓“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漏网 分子”张某某，所谓“叛徒”苏某某等七八人。 mpanel(1); 斗争会历时3 个多小时，李立三与李莎始终被按站在台前。李立三面容憔悴， 颤颤巍巍，一副站立不稳、随时都要倒下的样子，但面对造反派的厉声呵斥，他仍 然 “死不认罪”，矢口否认有什么“特务活动”。李莎则被弯腰达90度，以至汗 流浃背，衣衫全湿透了。尽管这样，她还不时偷偷看一眼李立三，见到李立三那奄 奄一息的样子，心中如刀割一般…… 好不容易批斗会结束，按事先约定，主持这场批斗会的造反派要把李立三“交 还”给另一个造反组织。为了不暴露李立三的藏身之地（惟恐别的造反组织知道将 其抢去），他们先把李立三夫妇放在一辆黑色伏尔加汽车里，后面又暗地里跟了一 辆汽车，先向东往李立三家的方向行驶，行进到文津街附近突然停车，命令李莎下 车，转到另一辆车里，单独送回东单北极阁家中。李莎毫无思想准备，连与李立三 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更让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批斗会上夫妇二人的见面，竟 成他们俩最后的生死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