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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路线”的形成(2) 第二,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量,李立三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 力量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 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他认为,只要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 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 性的革命政权,过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第三,关于革命道路问题,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他强调“争取一 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 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所以,组织 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 力量,是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他认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与主 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他批评“以农村包围城市, 以农村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 术”,“必须根本的转变过来”。 第四,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上,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的界限,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他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 动联盟的一部分”,因而错误地认为“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 “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 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此他主张革命如果在一 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在城市“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在农村 消灭富农经济;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阶级专政”。他认为革命转 变的阶段论“无疑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要求全国各地举行武装暴动,“准备一省或几 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李立三心目中的战 略“总方针”大致是这样的: 关于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准备组织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还计划 组织哈尔滨、大连、抚顺、北京、天津、唐山、郑州、开封、广州、香港等各地中 心城市的武装暴动; 而为了配合上述南京兵暴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江南省委计划组织徐州、海州、 蚌埠、南通、泰州、如皋、芜湖、安庆、杭州以及皖西北和浙西南地区的武装暴动 ; 为了配合武汉暴动,长江局计划组织信阳、黄陂、宜昌、沙市、阳新、大冶、 安源、常德、重庆、万县等地的武装暴动,并截断京汉路、陇海路、武长路等铁路 线; 为了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北方局则计划组织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天津六 大纱厂同盟罢工、北京四大铁路同盟罢工和四大城市的同盟罢工。 关于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力争武汉首先胜利。规定: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 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九江,夺取整个江西,切断长江;湘鄂赣地区的红军, 帮助鄂南与鄂东西地方暴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帮助鄂 西和鄂西南地方暴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 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配合武汉暴动,占领武汉。 同时命令右江地区的红军进攻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北江地区建立根据地, 阻止两广敌军向北增援,最后配合东江红军,夺取广州。 与以上计划相联系,还要组织全国性的政治大罢工。 6 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政治决议:组织全国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维 埃代表大会的示威运动。 同日,李立三署名在《红旗》上发表“准备七月十六日反军阀战争的大示威” 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七月十六日举行全国的反军阀战争的政治罢工与 示威行动,特别号召全国各大产业中心的无产阶级要来广大地参加这一行动……七 月十六日要在这些全国大城市举行总政治罢工,要以反军阀战争为最中心的政治口 号。” mpanel(1); 7 月16日,李立三在《红旗》署名发表了“再论革命高潮是名词的争论还是原 则的争论”的社论,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逼迫革命高潮――暴动形势,我们 已经处在伟大事变的前面,中央正在动员全党同志坚决英勇地去领导广大群众,向 敌人做猛烈的进攻,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做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样严重的历史 任务的当前,每个同志都应当在中央领导之下,特别努力来完成伟大的任务。” 这且不说,李立三的冒险计划甚而还包括要掀起“世界大革命”。 7 月19日,李立三在《红旗》署名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的社论。文 章一开头,李立三首先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第三时期 的解释:第三时期,是所谓“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 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 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 义的大革命。”同时还引用莫洛托夫所说谓“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 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 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 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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