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晤康梁 1898 年夏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流亡之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则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变法维新运动，死气沉沉的中国大地似乎出现了一线生机。 孙中山虽然远在日本，却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国内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展和命运。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之义愤， 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新。逐步取得了 光绪皇帝的支持、1897 年11 月，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年底，康有为第五次向光 绪皇帝上书，写道：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重。天下皆知朝廷软弱无 能，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如再不图强变法，皇上与诸位大臣，即便想苟且偷安， 维持短暂的歌舞升平也不可得…… 康有为的这些言词使光绪皇帝深为震动，他表示“不作亡国之君”。1898年1 月，光绪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李鸿章、荣禄等传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4 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倡议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呼吁变法救国。 6 月11 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 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在皇帝身边办理文书。之后，光绪又命各省总督巡 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志同道合者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 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参与变法工作。 从6 月11 日至9 月21 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维新”的高 潮。 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问，他和陈少白、宫 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不无忧虑地 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听说西太后 在光绪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就将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和革职回家了，这明显 是与光绪对着来的嘛！”陈少白愤怒地说。 宫崎寅藏突然站了起来，面对孙中山，以探讨的口吻说：“孙先生，贵国的维 新派人士只顾颁布变法条文而不重视抓军队，变法能够长久吗？”孙中山默然不语， 担心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煊赫一时的“百日维新”很快就流产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 派根本不能容忍光绪和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西太后实际掌握着朝廷大权，她在 将翁同和革职的同时，又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还决定 10 月到天津阅兵时拘禁光绪，另选幼主。 光绪获悉后，先后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袁世凯的身上， 他是荣禄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9 月18 日，这是一个风雨之夜，谭嗣 同悄悄潜入袁世凯的驻地，力劝袁世凯发动兵变，除掉荣禄，然后率兵进京勤王， 对西太后实行兵谏，不许她干预朝政。 谭嗣同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而又坚定地说道：“报国恩，救君难，除旧党，建 大业，全在此举！未来天下大政，将在阁下掌握之中，国家前途，系于阁下之手。” 阴险狡猾的袁世凯表面附和，当即回答道：“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 禄如杀一狗。”但是没有想到，9 月20 日，袁世凯就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 立即入京见西太后禀报了此事。西太后恼火万分，于9 月21 日发动政变，囚禁了 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缉捕维新派，所谓“新政”全部废除。9 月28 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炙手可热的皇帝亲信一变而为朝廷“钦犯”。 康有为逃出北京，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到了香港，梁启超则避居在日本使馆。 孙中山听到这些消息后，便和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平山周商量，请他们助一臂 之力，帮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脱险。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一批日本朋友，早就打算帮助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联 合，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便立即行动起来。宫崎寅藏悄悄来到香港，找到 了康有为，并掩护他到了东京。平山周则到了北京，在公使馆见了梁启超。为了掩 护梁启超潜逃，平山周要梁启超脱掉汉服，换了一身和服，乔装打扮后，先到天津， 再乘船到了东京。 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东京后，孙中山考虑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加起来不过 七八十人，而且多数属于康、梁的维新派，如果双方能够合作，彼此坦诚相待，对 兴中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便决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去慰问，以示自己的诚意。 孙中山委托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去转达他的意向，但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 宫崎寅藏对康有为说：“你们同在日本流亡，应该联合为好，可以坐在一起谈谈。” 康有为十分傲慢地回答：“我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交往，恕不能 相见。”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得知此事，便出面周旋，约定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 山、陈少白四人，一同前往他在早稻田的寓所晤面。当孙中山带着陈少白来到寓所 时，康、梁二人尚未到。等了一会儿，只见梁启超一人匆匆赶来，吞吞吐吐地解释 说：“康有为先生因有其他事情不能来，实在抱歉。”“既然康先生有事，我们先 谈谈也行”，孙中山十分大度地说，“梁先生快请坐。”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先寒暄 几句。待侍者端来茶水后，犬养毅对孙、陈、梁说：“我不大熟悉中国的语言，先 离开一步，你们聊吧！”孙中山与梁启超就双方合作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交 谈。临别时，梁启超说：“今天所谈内容，关系甚大，必须与康先生商量后，再为 答覆。”孙中山紧紧抓住梁启超的手，动情地说道：“此事不宜久拖，盼尽快答覆。” 两天时间过去了，康、梁方面毫无回音。孙中山不免焦急，便吩咐陈少白：“你再 去拜访一次，听听他们的想法。”陈少白这时已十分恼怒，摆摆手说：“先生干脆 算了，我看康有为根本就不赞成革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生还记得大同学校的事 吗？”原来，孙中山与康、梁在此之前就有过断断续续的交往，发生过一些令孙中 山不愉快的事情。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与孙中山是同乡，有一段时间还同时住在广州城 里。当时，康、梁就已有了点名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在圣教书楼挂 牌行医，相隔不过几条马路，彼此一直没有什么来往。孙中山在确立了反清思想后， 曾把一切敢于改革政治的人，都当作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很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1893 年的冬天，孙中山听书楼的一个伙计说康有为常来书楼买书，就托他转告康 有为，说想和康氏见面结交。但此时的康有为正踌躇满志，看不起孙中山，竟然对 那个伙计说：“要他写一个拜见老师的帖子，称自己为门生才行。”结果结交未成。 mpanel(1); 胸怀大志的孙中山是不会计较这些小节问题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为扩 大影响，在日本横滨办了一所学校，孙中山取名为“中西学校”。因为教员缺乏， 孙中山、陈少白又希望与改良派联系，便委派一名校董到了上海，聘请梁启超到日 本主持学校的校务。梁启超不大愿意干这个差事，便与康有为相商。康有为另派了 他的学生徐勤和另外二人，来中西学校执教。 孙中山看到康有为派人来到横滨，十分高兴，便委托徐勤当了中西学校的校长。 谁知徐勤当校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 并挂起了康有为亲笔书写的门额。即便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动气，也不去追究。 他想，既然将学校交给他们办，改一个校名也无碍大局。 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遇到了一件使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抽空到 学校去看看，走进教员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教员们都上课去了，无意中瞥见桌子 上压着一张纸条：“不得招待孙逸仙！”孙中山觉得有点奇怪，不声不响地走了出 来。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跑到学校要和徐勤算帐。徐勤推辞 说：“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啊，字条绝对不是我写的，我可以发誓。”兴中会员们继 续和徐勤论理，双方僵持不下，后被孙中山制止了。过了几天，经过暗中了解，才 知道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 康有为自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后，受宠若惊，对光绪真是感激涕零。他 得意洋洋地在公开场合对人说：“变法要想成功，必须要从京城开始，必须要依靠 朝廷的王公大臣。”他听到一些康门弟子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甚密，担心对他的 前程不利，就在私下里向徐勤等人透露说：“要不了多久我就将受到重用，你们应 该与那些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否则将会受他们的牵累。”由此可以看出，在康、梁 的眼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是背叛朝廷的危险人物，不但不能与之为伍，还 要寻找机会对他们加以瓦解。正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徐勤才在学校里极力排除孙 中山的影响，并且以各种理由，将赞成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教职员排斥出大同学校。 就这样，一个兴中会创办的学校竟成了改良派的机关！孙中山以后也就不到这个学 校来了。 这些往事，孙中山当然是记忆犹新。陈少白在激愤之下提到大同学校的事，确 实令孙中山心绪难平。但他考虑到时过境迁，应以大局为重，要多做工作，促使康、 梁改弦易辙，不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恩恩怨怨上纠缠不休。 他耐心地开导陈少白：“变法维新已经失败，或许他们会改变原来的观点。 他们刚来日本，我们还是主动一些吧！”在孙中山的耐心劝说下，陈少白无可 奈何地再次登门拜访康、梁。他决心帮助孙中山，说服康有为，顺利实现两派力量 的合作。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