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市围棋队 我们家只能有一个职业棋手。 1978年底，上海棋社的领导找了我、乃健和华学明，问我们想不想进市围棋队， 要我们回去跟家长商量一下，如果想，他们就跟体委打报告。当时，爸爸妈妈考虑 了很长时间，因为虽然我们学棋有国家的支持、补贴，但如果作为一种职业继续下 去，似乎前景并不光明。不像现在，围棋发展得这么好，作为职业棋手，各方面的 环境和条件都不错。 爸爸妈妈偏向于不能两个孩子都做职业棋手，因为很多运动项目的生存和发展 取决于社会的支持与否，如果社会支持下围棋，那围棋就能生存和发展。可万一围 棋作为一个运动项目中断了，那家里的两个职业棋手根本没法安排生活，所以爸爸 妈妈没有信心，认为专业下棋最多只能有一个，最好都别下了，反正现在恢复了高 考，上大学是一条光明之路。 乃健对这个问题无所谓，因为当时他已离开少体校，考进了市重点市西中学。 乃健性格随和，长得又可爱，邻居朋友都喜欢他，而我倔倔的，长得又不好看，除 了爸爸妈妈对我们不区别对待外，我在其他人那里并不得宠。乃健后来考进了爸爸 的母校――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以后去了很多地方，现在又回到了上海。 看上去他走的路跟围棋已没有关系，但到底小时候学过棋，读大学时还获得过全国 大学生围棋冠军，平时闲暇时还下下棋。1979年的时候，他还和钱宇平、丰芸等作 为小棋手一起访问过日本。和乃健一起学棋的时候，我觉得有依靠，我们手拉着手 一起出出进进，不用父母接送。因为拉着手走路，还遭到同学的讥笑，稍大一些， 他就再也不跟我拉着手走路了。我认为，如果乃健一直下棋，做职业棋手应该也不 错，因为现在围棋发展得相当好。 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下棋，只是喜欢少体校的环境。如果我不下 棋，那就没有理由留在少体校，势必要回到学校去。原先学校的人我已经不熟悉了， 说老实话，我当时特别不喜欢学校，甚至觉得有点可怕，所以，我坚决要求下棋。 在家里，我是个比较倔的人，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爸爸妈妈以为我真的喜欢下 棋，就同意让我试一试，不过他们跟我约定，如果进了市队，两年内我还不能参加 全国比赛出成绩，那就要放弃围棋，回来准备高考。 这个条件比较苛刻，因为上海的围棋基础很好，优秀棋手多，而参加全国比赛 的名额却很少，只有两个，一般也就杨晖、马亚兰参加，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 另外，爸爸还要求我平时要坚持学习功课，我都满口答应了。至于进了市队以后怎 么办，没想那么多。 1978年12月底，我和曹大元、钱宇平、华学明去上海棋社报到，那时杨晖已进 入了国家队。市队的老师有谢裕国、邱鑫、杨以伦等，他们还兼运动员。 市队不同于少体校了，没有文化学习，整天就是训练下棋，我白天还看看书， 以我的学历，初中都没毕业，因为我是初一进的少体校，不过友谊中学（少体校） 的学生算是中专待遇。进了市队就算参加工作了，还能领津贴，虽然只有十多元钱， 但在当时已很不错了，因为伙食、服装、住宿都由国家包了。 市队各方面都不错，就是住宿条件不好。黄陂路三Ｏ四号是以前举重队的训练 馆，用三合板分隔成很多小间，房顶很高，但屋子又黑又小，窗子也很高，连白天 都要开灯。我们宿舍隔壁住着胡荣华老师一家，像他那么著名的棋手也住在那儿， 可见当时居住条件的艰苦。胡荣华老师虽是中国象棋冠军，但围棋水平也很高。有 一次，为了参加比赛，队里请胡荣华和朱永康老师助阵、陪训，我下不过他，而且 他的招术我特别不适应。那时候，我们很书生气，虽说知道一些定式，知道一些布 局，但实战不多。 在市队的训练比较密集，整天从早到晚，周围的前辈老师也多，经常给我们复 盘。有一年，国家队要调整，让所有的队员回各自的省市队，然后再重新挑人。那 时，国家队里的上海籍棋手杨晖、王群等都回来了，我们组成一个大循环打比赛。 那段时间我长棋挺快，因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棋风和新的思想，我从中收获很大。有 一次，我居然赢了杨以伦老师，特别高兴。队里人人都很用功，打谱特别多，另外 队里资料也很多，还有日本棋谱。我打的第一本谱就是藤泽秀行先生的《华丽》， 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 mpanel(1); 1979年夏天，我第一次代表上海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全国少年围棋比赛。赛前， 队里安排我和华学明进行了三番棋的选拔赛，我先赢后输，最后一盘又赢了。其实， 那盘棋我形势一直不好，但不知怎么就赢了。当时，杨晖和马亚兰的成绩都比我好， 所以参加比赛的名额分到我们就很有限。我那次赢了华学明后，她参加比赛的机会 就更少了。以后差不多都是由我和杨晖代表上海参加全国比赛，华学明就没有参加 全国比赛的机会了，因为尽管上海的围棋基础比较好，但名额也只有两个。所以， 我觉得华学明挺不容易的，换了我，也许就因此放弃了围棋，准备功课考大学。华 学明后来调到了八一队，这才有了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 那一年的全国少儿围棋比赛，我获得了并列第二，对于我来说，那已经是很不 错的成绩了。 1980年4月，我和杨晖又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安徽屯溪举行的全国围棋团体赛。分 组赛时，我战胜了孔祥明，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同年的秋天，在四 川乐山举行的全国个人赛上，我获得了第四名，杨晖理所当然地拿了冠军。也就是 在那个时候，我知道自己可以被调进国家队了，我真是欣喜若狂。国家队高手云集， 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也是每一个棋手向往的地方。比赛期间，陈祖德老师经常跟 我们复盘、聊天、吃饭，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我本以为去北京后可以接受陈老师 更多的指导，没想到陈老师突然胃出血，病情一度十分危急，这以后就休养了很长 一段时间。这对陈老师本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中国围棋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到北京去 我读了一本令我终生难忘的书。 1980年10月4日，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北京时是杨晖来接的。我和杨晖。 金酋倩一起住在国家体委训练局大楼的五一五房间，同一层还住有女排和女篮的队 员。她们都是“老”住户了，只有我一个人是新来的，跟大家都不熟，再加上性格 内向，特别胆怯，所以除了同屋，我都不敢跟大家说话。 进国家队的第一年特别想家，老是梦见妈妈在炒菜。幸而姑姑芮苑如在新华社 工作。星期天我就常常去她家，和三个表姐玩，她们称我为“老四”。时间长了， 渐渐地也就习惯了离家万里的生活，到底是年轻人，大家一起训练、一起玩，很开 心。1983年底，又来了一批人，我就和张璇、牛力力住一个房间，力力比我大两岁，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友谊，而且每次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 话。 那时，全国比赛很少，我们基本上以训练比赛为主，分组打循环。如果在B组打 得好，或是有出访任务，那么往往会把你调到A组，那锻炼就大了，因为最好的棋手 都在A组，如聂卫平、马晓春等。有时候还分组训练，比如聂卫平老师带一组，华以 刚老师带一组，小组研究讨论。虽然那时以训练、比赛为主、但大家的热情都很高， 如果有机会能升组，大家会特别高兴。 对棋手来说，那段时间打谱已经是非常重要，可能是自己悟性差，从小以及在 少体校和市队，我都有些糊涂，不知道该怎么学棋。国家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学 习环境，周围的棋手都比我强，而且大家朝夕相处，时不时就说起棋，无意中都可 以得到很多收获。 刚开始，我们一些相熟的棋手经常摆棋，像杨晖、曹大元、王群、邵震中、钱 宇平等，我一个人根本想不出多少东西，所以，我吸收了他们很多对棋的理解。 后来全国比赛慢慢多了，有新体育杯、国手战等。1983年，我第一次参加国手 战赢了华以刚老师，特别高兴。其实当时我全国比赛个人的成绩一直不好，打团体 还不错，我和杨晖合作，她打第一台，我打第二台，差不多年年拿冠军，一直到八 一队把孔祥明和华学明调去，我们才被打了下去。 全国个人赛我的成绩上得特别慢，1980年是第四名；1981年自觉棋长了不少， 但也只是第三名；1982年是第二名，从此就连着第二，总是不能突破。1984年我本 有机会拿第一名，但小分不够，这就像踢球，临门一脚总差火候。常常是只要这盘 赢了就能拿冠军，但我往往就是会输掉这一盘。技术不成熟，心理状态也不够好， 老拿第二，所以大家都叫我“万年老二”。我自己也觉得也许就是“万年老二”的 命，冠军就在眼前但就是拿不到，挺苦恼的。从1982年到1985年，冠军由杨晖、孔 祥明、丰芸轮流，而第二名总是我。尤其1985年，最后一盘对李杨。我对李杨下比 赛是赢多输少，似乎只输过两盘。一盘是选拔世界业余比赛名额，当时杨晖家里有 事，没有参赛，显然我的机会来了，但我却输给了李杨。另一盘就是1984年，我只 要赢了李杨就能拿冠军，可是我却又输了。在我和李杨比赛时，孔祥明认为肯定是 我赢，所以她早早地逛街去了，一心一意做老二。谁知逛街回来，人们却告诉她： 芮乃伟输了。所以，不管平时我能不能赢对手，赢得多还是赢得少，关键时刻我准 输给她。后来我跟李扬说：“只要有用的我都输给你，没用的赢得再多也没用。” 1985年，我和杨晖的距离越拉越远，后来干脆就没有比小分的可能。我特别着 急，觉得很多地方有问题。当时，华以刚老师和容坚行老师都跟我说，别着急，急 是急不出来的。华老师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如果你是老二，那就说明你就是 老二的实力。你只有努力，努力够了，你才有可能摘掉老二的帽子。” 在国家队的最初几年，我仍然内向、不自信，也不喜欢活动。1984年后，中日 围棋擂台赛不再专门安排女棋手出场，我们如果想同日本棋手下棋，必须和男棋手 竞争，所以我就开始有意识地从各方面锻炼自己。 那时，我和杨晖、张璇一起学骑车。马晓春有一辆自行车，那年他要去日本比 赛用不着，我就向他借。马晓春很爽快地把钥匙留给了我们，我们很多人用它学骑 车，不知摔了多少次，反正等马晓春回来，那辆新车变成了旧车。 学会了骑车就好像多了两条腿，训练完就特别想往外跑。我们骑着车上街、去 公园玩，还去了龙潭湖，租船打水仗。龙潭湖高训练大院不远，分大、中、小三个 湖，那时泥土小道，草木丛生，很有野趣。我们每天沿湖晨跑，体力差的跑小湖， 好些的就跑中湖和大湖。 中秋节到了，我们还带着月饼、啤酒、水果去龙潭湖赏月，要是换了现在，我 就懒得出去了。 当女排训练完后，男棋手们常常去她们的训练馆踢球。有一次因为缺人，我被 拉进去充当守门员，门框就是两个包，我居然还挡住过几个球。不可思议的是，我 还担任过前锋，一旦我带球进攻时，大家都停下来看着我，没人上来拦截。我和守 门员一对一，还做个假动作，把球踢进了球门。 当时我还读了一本令我终生难忘的书，那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 夫》。在那个多愁善感的年纪，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活力，身上似乎也增添 了不少劲。 比赛时我总是会弄出许多故事。1985年，升段赛在山西大同举行，我升到了七 段。比赛地点是在郊区的航空学院，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大城市的孩子，亲近大自然 的机会不多。所以一有空，我就往外跑，在草原上散步游玩，看蓝天白云，看牛羊 吃草，看夕阳西下，美丽的大自然令我浮想联翩，心旷神。冶。 有一天早晨，我在草原上碰到方天丰，我们发现草地上有很多蘑菇，但不知能 不能吃，是否有毒。有个当地人跟我们说：“蘑菇怎么会有毒？”听说没有毒，我 们就采了很多，邀请一些朋友晚上来吃蘑菇。我点上加热器，用方便面调料煮了很 多蘑菇，特别鲜美。 因为晚上有港台录像片，张璇他们吃了一点后，就急急忙忙赶去看录像，剩下 我和方天丰、廖桂永吃得特别多，还把汤喝了。吃饱喝足了，我们就去草原散步看 月亮。到了半夜不对劲了，方天丰说他又冷又出汗，浑身不舒服。我们就把他架到 医务室，方天丰冷得直哆嗦，却又大汗淋漓。很快，廖桂永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这下可把我给吓坏了，赶紧一一去找吃过蘑菇的人，他们都说没事，我这才放下了 心。可是在找他们的过程中，我的视觉开始模糊，眼前的人变成了一个个黑点，想 吐又吐不出来。大夫也慌了，弄了辆车把我们送到城里，给我们吃了泻药，好一番 折腾。为了便于观察，医生不让我们睡觉。于是我们一帮人赏月。喝茶，表面上很 风雅，其实心里忐忑不安。 那晚的月亮特别大，比我见到的最大的月亮还大好几倍，不知是否因为瞳孔放 大，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比平时大，但又很模糊。三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 第二天比赛时，我是什么棋都想不出来。廖桂永说他输了，因为点目看错一行， 差了十目。当然我那棋盘也不对，点错一个星位，星是歪的。每次比赛，都要由各 队投票评精神文明奖，我通常都能评上，这次也不例外。可是最后组委会有人说， 吃蘑菇中毒还能评上精神文明奖？所以差点被拉掉了。后来自己想想，也感到实在 不应该，因为第二天还有比赛，应该养精蓄锐，居然还贪玩、贪吃。类似的错误不 止一次，有一次在连云港，下午有比赛，我上午还去游泳，冻得够呛，结果下午输 了。 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去秦皇岛休整，也算是半放假。有一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后， 我们在秦皇岛总结休息，不会游泳的我一有空就套个救生圈在海里扑腾，胆子特别 大。我们一大早就去赶海、捡毛蛐，烫熟后蘸点酱油就吃，觉得比国家队的伙食还 好。其实，国家队的伙食非常好，我们不过是想吃点自己弄来的新鲜的东西罢了。 有一年，我们准备去秦皇岛，俞斌和张文东提议骑车去，说是几天就到了。俞 斌借了我的车，我那辆自行车买来以后就成了公车，有时自己想骑都不知在哪儿， 轮胎里的气永远差那么一点，瘪瘪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到了秦皇岛后，俞 斌说：“太累了，现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骑这辆破车回去了。”这下张文东就犹 豫不决了，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他一起骑回去，那他愿意再做一次傻瓜。我脱口而出： “我骑！”张文东傻眼了，他其实也不想骑了。而我之所以那么“勇敢”，是因为 那段时间心情不好，特别想做一些没有做过的、刺激的事来发泄一下。张文东不骑， 我也不敢骑，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路。我到处找人，找“志愿者”，最后梁伟棠表 示愿意陪我骑车回去，领导也同意了，因为回北京是乘大巴士，破车托运也麻烦。 大部队出发我们也出发了。头一天边骑边玩，兴高采烈。第二天就不对了，摇 摇晃晃往前冲，哪边阴凉就往哪骑，有时甚至是逆行。第三天我筋疲力尽，只是机 械地踩着踏板，休息时我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只是猛喝冷饮。半夜，我们总算撑到 了宿舍，我双手肿得解不开夹在车后的包。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连续骑车超过一 小时的。 多年以后，在国外没有棋下的时候，我时常回想起年少时的那些事。年轻时太 贪玩太不珍惜了，不过虽然鲁莽了些，但是积极的一面也有，那就是在不知不觉间 培养了我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