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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原逐鹿场,共军大展钳形攻势。刘伯承断言:“蒋某人是信基督教的, 他在‘十字架’上死定了。” 1948年的爆竹声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脚步声,震撼着南京总统府的主人。 曾经不可一世的蒋介石,被迫由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重点防御,妄图继续坚守西北、 东北、华东、华北和中原。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美国大老板,仍然十分慷 慨地运来最新式的飞机、大炮、坦克等等。为了“民主、自由、人权”,该让中国 人杀个够,为了在亚洲大陆普及西方“文明”,管它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中国人民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文明与价值取向。中国人不会让洋奴洋主骑 在自己的头上,即便是流血也要拼到底! 毛泽东英明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 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 己转入了进攻。” 此时,双方的战略家们都把自己的聚焦点定在中国土地上一块至关紧要的地域 一中原。 中原,即中州,狭义地说是指今河南省一带。自古以来,这一片土地是兵家的 必争之地。所以,当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大军,俯视中原之际,朱德总司令特意托 陈毅转告说:“自古谁得中原,谁可得天下。取得东北、华北、再取得中原,就得 到了全中国。中原战士要了解自己光荣的岗位。”毛泽东高屋建瓴,一语破的地指 出:“没有中原军的南下,东北、西北、华北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 在全国战局的棋盘上,中原是一枚极其重要的棋子。作为一个战略方面军的统 帅,刘伯承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在1948年4月17日野战军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古人说,‘中原逐鹿’,现在中原就是逐鹿场。”他清楚地看到,当时晋冀鲁豫 区养了83万军队,财政经济极度困难,人民负担非常沉重,经不住长期战争的消耗。 中原区的任务是要将战争引至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 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从敌情来看,国民党在全国有五个战略集团,而在中原区方面就有顾祝同、白 崇禧、张治中三大战略集团,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任务极其艰巨、繁重。 从地形来看,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 汉)。我军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有可能把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变成我军的内 河,实现中原作战的构想。刘伯承认为,就整个态势而言,我中原军有三个较好的 战场:一是沙河,二是豫西,三是豫陕鄂。其中以豫陕鄂为最好,因为这里有伏牛 山、武当山之依托,有桐柏、江汉的前进阵地,水寨较少,没有大山,适于我军部 队运动和作战。而在敌人方面来说,因有汉水、长江、大巴山的障碍,军队运动颇 为不便。 根据这些情形,刘伯承断定我们的战争仍是人民战争,是面对点的战争。基本 战法是面对点线的斗争和钳形进攻。作战的基本方式是钳形攻势,分割包围。具体 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于死地而后已。” 依刘伯承所见,未来的中原大战必将是千军万马的角逐,是宽大的机动,大兵 团作战,其战争空间比任何时候都要广阔,这一切,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将是空前的。 面对如此宽大的战场进行集团军作战,对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新的课题,各级指 挥员大多既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也缺乏这种大规模战役的实战经验,这就 要求尽快提高全军军事学术水平,边学边用,以适应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身为中 原解放军统帅的刘伯承深深感到了肩上的重任,他把组织学习提到了与组织作战同 等重要的地位。 明智的军事家认为,战争首先是在头脑中、桌面上进行的,然后才是真枪实弹 地拼杀。谁能首先在“寂静的战场”上取胜,谁就能抓住现实战争的主动权。因此, 在布置中原区任务和行动计划的时候,刘伯承特别强调:“今后大兵团作战必须提 高学术,部队要展开学习。学习应以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及苏联《合同战术》, 美国《战斗纲要》为教材。但必须由实际出发,就是考虑敌我的装备、编制、训练、 作战等一切不同的因素,以及地形、天候、季节、政治、经济等,而求得辩证的学 术。” mpanel(1); 在运筹中原作战方案的同时,刘伯承又结合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抓住了介绍世 界最新军事学术的新选题――编译《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一书。 编译是翻泽的一种形式,它与直接转译外文的翻译、节译有些不同。编译是根 据某部外文书稿,或综合若干部书稿中的内容,由编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重新 组合,形成一部新的书稿或文章。也就是说,编译稿源于外文书稿,但又不同于直 译或意译,而是融进了编译者的理解和某些创造性劳动的。 刘伯承编译的《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一书,取材于苏军少将彭捷甫斯基的文 章《围攻的机动与战争经验》。彭捷甫斯基的这篇文章刊载于1946年11月苏联军备 部的刊物《军事见解》上。刘伯承认为彭氏的这篇文章总结了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与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新鲜经验,阐述了苏联红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新发 展,总结了苏军围攻机动思想的要旨,很值得人民解放军借鉴。刘伯承在说明编译 意图时写道: “编译的目的是供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2月25日报告(《目前形 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的军事原则与领会自己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作参考。读者宜从 自己经验中去考证它的实质与结论,吸取其中用得着的东西,拒绝某些用不着的东 西,更要发扬自己所特有的长期锻炼出来的战法,实事求是指导作战。” 从这里,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刘伯承进行翻译工作时,比过去更加重视借鉴 外国军事经验的“直接效应”,即更直接地针对当前战争实际,针对各级干部的实 际。在翻译的文体上。也选择了更能反映刘伯承本人思想的形式――编译。因为这 种形式可供编译者思考的空间更广阔,因而兼容性更大。 在“编译后言”中,刘伯承开宗明义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质”。文 中写道。 “如果说苏军有争取战争全部胜利之目的,与依据斯大林的战略原则而运用了 围攻的机动以歼灭敌人,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之目的,乃走向全国胜利,与毛泽东 军事原则是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之,两者正是相同。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实有它特出之点,即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 所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 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俘获敌人 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而应为 我们所把握以战胜蒋介石的。” 在阐述我军的围攻与敌人之间的关系时,刘伯承认为:“我军的围攻,有在敌 人进攻与退却中实施的,也有在它驻止与守备时实施的,就敌情说来,是一打必固 守,特别是其疏开队形深怕我军钳形突击割裂成块,遂缩成一团布成环阵防御,以 待一面或几面的援兵。现在敌人在其发动内战两周年内,被我全国人民解放军歼灭 了二百六十余万之多,纵有若干补充,其数量、质量也日趋衰弱。特别是在我军坚 持了大别山之后,又有攻克洛阳、开封等中原重镇的大胜利,使蒋介石中原重兵逐 渐陷于僵局。于是他在边地孤立的战略要点及时突围逃跑者日多,其不能突围逃走 者,竟有牺牲守备军队而不增援的,但其飞机增援却是到处都有的。就地形说来, 我们有在山地围攻的,也有在平原围攻的。凡地形地物尤其是水网城寨之类足资防 守者,都被敌人用来构筑工事顽强防守、这里就向我们提出了在围攻之前的敌情判 断与地形判断的问题。” 在敌情判断、地形判断与决心问题上,刘伯承从敌我双方的情况出发,提出了 如下见解: “当围攻战役准备之前,对于敌情必须搜集与研究必要的材料而判断之。预见 到敌人在被围攻时它将如何布防,弱点何在。特别是有无外援,如有外援可能,将 以某些兵力,如何来援,何时可到。这一有无外援问题,必须细心思索清楚后,将 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对比着看相互的关系、构成正确的判断。我军或只围歼守敌, 或先围歼其援敌再及守敌,或只围歼援敌全部或一部,都是以此判断为标准,而定 下决心,部署兵力。同时,对这一战役所在的地形,必须结合敌我态势及互相影响 的行动,一并加以研究而判断之。一假使我们对敌情地形判断正确,善于集中绝对 优势兵力,又善于利用地形,隐蔽合围,对准敌人之弱点,实施突然的钳形突击, 就容易收到歼敌之效。” 刘伯承的上述见解,确是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要诀。其中,编译者提到的 “善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善于利用地形”、“对准敌之弱点”等,更是我军 作战经验的精华。 刘伯承从解放战争的战场实际和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清楚地看到合围钳形攻 势,必须各部队协同动作,其关键在“合围与割裂”。 他指出:“由于我军善于宽大的机动,捕击敌人弱点,所以战役的围攻较易完 成。但无论是阵地战或机动战,尤其是在机动战中,各部队必须根据作战基本命令 与具体情况,机断行事,协伺动作,才能合围与歼灭敌人合围就是防止敌人突围逃 走,割裂才能各个歼灭敌人。割裂必须判断敌人防御体系,寻求其弱点(如敌人接 合部、突出部、指挥部,展开态势的间隙、纵长队形与便于我军接近和割裂的地形 之类),运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施行主要的向心的钳形突击,而使两个突击 方向会合于一点。如此不断地割裂敌人成块,而各个歼灭之。就是围攻战斗的要旨。 割裂自突破敌人防御正面开始,必须从突破口透入纵深,贯穿到底;又必须从突破 口分向两翼卷击,扩大突破正面。以肢解其防御体系。因此,主要突击方向必须有 强大的兵力,作纵深的梯次配备,以便适时机动,扩张战果。”“这里是说围攻在 主要突击方向以两个突击队施行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至于在两个突击地段的中间 地带及其他地带上活动的诸军队,则作辅助进攻的钳形突击,或扼守要点防御,或 实施佯动。无论怎样,这些军队都应从各方面同时动作,尤其是从各方面同时施行 向心的突击,足以使敌人四面受敌,无法使用预备队或从某处抽兵实行抵抗或突围。 在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须适应情况作诱伏,或待伏或作封锁的布置。” 鉴于我军在实战中逐步建立起一些新的兵种,刘伯承提出了各兵种在突破割裂 敌人时的协同动作。他写道: “敌人在我围攻时,常情其炮兵火力,坚固阵地和飞机轰炸,挣扎待援。如果 我们善于利用遮蔽地形与黑暗天候接近敌人,实行近距离的合围战斗;如果我们善 于抓住敌人阵势的弱点,选定容易割裂而又能互相策应的诸突破口,实行向心会合 的钳形突击;如果我们善于在突破中运用炮兵的抵近射击,工兵的连续爆破、以支 援步兵机敏的割裂突击,不使敌人封闭突破口,或后缩组成环阵防御,则围歼敌人 可以减少伤亡,缩短时间。预定的突破口一经突破,后续部队即应向纵深挺进,同 时在突破口构筑工事扼守起来,并分向左右两翼卷击,扩大突破正面,以便友邻乘 此扩张战果。突破正面的宽度,应依据兵力,火力的强度如何来决定。总之,突破 正面越宽,则敌人欲封闭突破口也越难;突破越深,则后续部队向纵深挺进与分向 突破口的两翼卷击,越能发挥其效能。” 上述刘伯承关于合围钳形攻势的论述,确实是中国军事理论上的创见,是中国 人民革命战争沃土上培育出的奇葩。在6年前,当八路军还在用游击战争对抗日本鬼 子的时候,刘伯承就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和下部)。那时,有些人认为“合 同战术”这一套离我们太远了,派不上用场。曾几何时,“合同战术"已成为人民 解放战争中的普及项目了。到1948年中原逐鹿时,刘伯承所谈到的“合围钳形攻势” 已属于更高层次――邱战役范围内的问题。这充分说明,战争在发展,军事理论也 在发展,对干部的军事学术教育也必须随之跟进,甚至要走到战争的前头。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欧洲战场上的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只有通过军事翻译的载体,才能陆续传到“孙子”的故乡。而这些经验,尤其是苏 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实施合围的经验,对正在实施中原大战的人民解放军来说 是大有用场的。如斯大林格勒会战,在实施战役的第5天就完成了合围,参加合围的 苏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将德军22个师的部队团团围住, 最后予以全歼。又如明斯克战役,苏军以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 二、三方面军,只用了11天的时间就对德军20个兵团实施了包围,最后经过7昼夜的 激战,全歼德军。这些战例和苏军的作战经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很及时,很宝 贵的。 刘伯承结合我军实际进一步指出:“当战略上需要我们夺取大城市的今天,我 们在攻克洛阳、潍县、开封诸战役中,曾见到敌人在这些大城市的现代筑城如何防 御,而我们从中开始学会如何攻克它,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必须进一步)研究的课 题。就一般战术说来,敌人依托城墙、壕沟、高堡、地堡及其他副防御等组织火网, 成为步兵突击的障碍物。为支援步兵起见,我炮兵火力主要是对这些障碍物实施近 距离的点射。尤其是九二式步兵炮、战防炮等小火力队随伴步兵前进,常能一弹一 堡,炮不虚发。如敌人缩到狭小地域组成环阵防御时,我炮兵应组成交叉火力,支 援步兵从四面向心突击,此时各方突击动作必须协同一致,不得参差零乱。工兵应 在炮兵,机关枪火力掩护之下,对步兵预定突破口的某一障碍物进行连续爆炸。步 兵在突击时,应由爆炸组、作业组和突击组三者结合,编为小型的突击队而梯次配 备之,以便轮番突进。这些突击队在炮兵、机关枪火力与爆炸掩护之下,或作连续 突击,或作跃进突击。跃进突击即是利用敌火停顿之际从几个堡垒之间隙透过到纵 深进行突击。这样可以同时夺取几个堡垒,使敌人防御体系很快地陷于支离破碎” 由此可见,军事翻译的确是连接中国军事和外国军事的“桥梁”,这座“桥梁” 可以不受国界等时空条件的限制,一直通达到每个“阵中读都的心灵深处,开阔他 们的眼界,触发他们的思维,更新他们的观念,挖掘他们的潜能。 刘伯承编译的《苏军的合围钳形攻势》一书。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 上进行围攻战役的经验: 刘伯承认为,苏军进攻战役中对敌人实施围攻的含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 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基本因素是苏军战 争的目的在于争取全部胜利。因此,围攻战役的规模增大,足以歼灭敌人战略的基 干军队。第二个基本因素是斯大林战略原则在围攻战役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刘伯 承在这里用了“特质”一词,他认为苏军根据斯大林的战略原则运用现代装备的强 大兵力进行围攻战役,其表现的“特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预备强大的突击兵力。苏军的集团军与方面军都预备有强大的突击兵力, 所以能从几个点上迅速突破敌人防御正面而同时从两侧背施行纵深的包围,使敌无 可逃遁。 二是有战役的快速兵团。苏军以坦克、飞机、骑兵等组成战役的快速兵团,使 它们在战役进程中发挥其快速力,以造成围攻敌人大军的条件。 三是采用纵深机动的样式。苏军在战术上、战役上和战略上都不是采用线的样 式,而是采用纵深机动的样式。 四是围攻的军队在战役上获得有力的保障。对进行围攻的军队在战役上必须给 以有力的保障。如以兵力的―部分防备敌人突围逃走,而另一部分则防备敌人预备 队从外面来增援,苏军在进行围攻战役时始终如此。 五是围攻军队的战斗队形是坚强的。苏军认为围攻军队的战斗队形必须强化, 才能适应战役的进展。 六是割裂被围之敌。苏军特别推崇以钳形的突击将被围的敌军割裂成为几块, 以便于各个歼灭。例如在斯大栩格勒,在柯尔松、舍夫钦科,在白俄罗斯,在亚石、 栖生涅夫,在布达佩斯,在柏林诸战役中,由于苏军善于运用和发挥各兵种的威力, 对被围的德国部队施行摧毁的突击,使德军的几十个师被一一歼灭。 刘伯承从研究苏德战争中的若干战例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军在与德军作战中, 将围攻的机动作为战役的基本样式,用以代替从前的机动样式。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战役机动样式的含义。所谓战役机动样式,是指 在进攻战役中粉碎敌军集团的方式的一个军事术语。一般说来,战役机动样式有翼 侧突击,分割突击,在一个或几个方向上的正面突击,对敌军集团的战役迂回和包 围,以合围和消灭敌军为目的的向心突击,以把敌人逼向难以通过的障碍地区为目 的的突击等。从苏德战争中可以看出,苏联红军按照斯大林的战略原则,将围攻的 机动作为战役的基本样式,这是苏军战役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对国际军事界有相 当的影响。 为此,刘伯承根据彭捷甫斯基的论点,着重归纳和阐述了苏军围攻机动的含义。 指出:围攻机动的样式,就是对某一敌军的后方及它与邻敌之间期联络完全割断, 施行合围攻击,以期完全歼灭之。 照刘伯承的看法,苏军的围攻区分为战役的和战术的两种:战役的围攻,是由 组织战役的联合军司令部所组成的机动,其目的在割断敌人大军的后方及它与邻敌 之间的联络,而后合围歼敌。战役围攻不过是造成便于歼灭敌人的条件而已,所以 必须将战役围攻转变为战术围攻,对敌人实行割裂,使它成为几块而各个歼灭之。 在对敌人大军进行战役的围攻时,必须进行战役的割裂,以便于战术的围攻。由此 可见,战役的围攻必须转变为战术的围攻;而战术围攻必须完全肃清所围之敌,才 能达到围攻最终的目的。 刘伯承指出:“由此看来,歼灭所围敌人的战斗指挥,主要是把敌人兵力逐步 割裂为各个集群,而压缩之于狭小地域,以炮火发射有组织的交叉火力支援步兵冲 锋歼灭之。自然,在现代的战斗和战役的条件之下,如欲歼灭所围之敌,必须以空 军的突击配合地面军队的行动。”这一段话,刘伯承称之为“围歼敌人的战斗指挥 要旨”。 那么,围攻的机动适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施呢?刘伯承认为,围攻的机动可 以实施于任何情况之下。即,既可以实施于突破敌人绵理的防御阵地之后,也可以 实施于战役的进行过程之中。 同时,刘伯承认为,围攻的机动要利用以下最有利的条件: “第一,进攻者处在包围的态势。如果进攻者的正面处在包围敌人的态势,则 便于合围施行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 “第二,敌人处于难于机动的地区。在敌人的后方或某一翼侧有巨大的天然障 碍(江湖、沼泽、森林、断崖之类)之时,则我军可以从一方或几方突击,压迫该 敌向此类障碍地区退却即行合围; “第三,敌人据守一地。敌人固守某一要点,甚至在合围威胁之下也不打算退 走,当然这是容易合围的; “第四,快速兵团挺进追击拦住敌人退路。如敌人被击溃实行退却,而进攻者 还有强有力的快速兵团,则即使用之实施挺进的平行追击,超过敌人,拦住退路, 构成合围。纵使该敌还有预备队,然而由于他的正面已被击溃,也不能组织抵抗。” 刘伯承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综合分析了苏军在卫国战争中一些未能合围 成功的教训,找出了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围攻兵力少。快速部队也弱,空军 也小,不能合围,所以不能封锁敌人。二是没有从各方面向纵深同时施行突击,而 只是在创造战役围攻的条件之下,曾突击了敌人,并未从其他地段同时进攻,这就 便利敌人在其未被进攻的地段抽出兵力和使用预备队进行突围的机动。三是在敌人 可能突围的方向没有派兵控制要点,以致敌人逃走。其实此种要点在合围之初,就 要派兵控制起来以保障合围的成功,一待后续部队到达时,就此发动进攻,把战役 推向前进。四是只限于合围敌人而不割裂歼灭。对被围之敌,既未加以割裂成块, 更未实行各个歼灭,给敌人造成了突围的可能。” 为此,刘伯承十分重视集团军与方面军在围攻机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苏联卫国 战争历史证明:当对敌人正面进行围攻机动之时,通常是以一般的联合军进行的。 如果单靠集团军独立地行动,在战术和战役上不同友邻军队、快速兵团、飞行队等 取得密切的协同动作,是不能合围敌人大军的、因为现代化战役的规模大,各技术 兵种组成复杂,除步兵外,还有坦克的、机械化的、摩托化的各军、兵种等,这样 就决定了战争自始至终都是机动战争,其战役必然发展为大规模、高速度、远纵深。 以歼灭的战役和战术的样式实施之。 所以,“方面军应成为战役的联合军,而适于实施进攻大敌的战役。进攻战役 的组成通常是先由一般兵团突破敌人正面,而以快速兵团插进此突破口挺入纵深; 尔后一般兵团一面向纵深继续突击,另一面则分向突破口两翼卷击以扩大突破口。 由此可见,一般集团军、快速兵团(坦克的、机械化的)和飞行队等在进攻战役 (主要方向的)中,只能成为组成战役联合军的各个因素,而方面军才能成为整个 战役的联合军。现代的方面军是能以自己的力量围攻敌人战役的集团的、然而欲围 歼敌人战略的集团,则又不能不由诸方面军共同进行之。例如,斯大林格勒战役使 用了三个方面军,亚石、栖生涅夫战役使用了两个方面军,白俄罗斯战役使用了三 个方面军,布达佩斯战役使用了两个方面军之类。这些战役所获的成果,确是远超 出了战役胜利的范围,而成为战略的胜利了。” 最后,刘伯承运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基本观点,对苏军的合围钳形攻势,作 了如下简洁的表述: “其一,先进的军事理论和现实条件一致。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唯有苏军战斗 的活动,根据了最先进的、吻合于现代兵器之可能性的军事理论,才能经常完成围 攻大敌的机动。围攻正是造成歼灭敌人生动力量及其技术兵器的极好条件。苏军在 如此坚决的战役样式中而能达成如此巨大的规模、技巧及其战果,不仅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参加了最多最好的现代化军队),而且在过去战史上也找不出一个能如 此围攻大敌的例子。 “其二,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进行围攻战役。苏军战斗经验的启示,不但战 役的样式而且战役的内容都证明了在任何情况中,就是说在进攻、追击和反攻中, 都可以围攻大敌。 “其三,围攻一定成为典型的机动。苏军战斗动作的经验、完全驳倒了不正确 的论点,即所谓‘围攻战役的机动,乃属于不常有之事’。事实证明:以善于运用 现代兵器性能的军队,且在现代战争的条件(机动的性质、歼敌的目的)之下,应 将围攻战役的机动作为典型的机动。 “现代的战争对于技术兵器给了大力的推动,新式武器出世了,其中许多武器 都表现出其发展的前途。第二次现代的战争对于技术兵器给了大力的推动,大战的 经验和技术兵器发展的趋势。曾预示:将来的战争仍然带着机动的性质,而以全歼 敌人的目的施行之。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围攻的机动无论在战术上或战役上都必然 会普遍运用的。如果苏军单在1944年一年之内就实行了十多个围攻战役,歼灭敌人 达一百六十个师之多,那末,这样的围攻战役在兵器不断发展且可以普遍进行围攻 机动的将来,其规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刘伯承的军事译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使我军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中, 得以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外军经验,这不仅对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国民党反动 军队的最后决战有直接帮助,而且对发展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理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 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中,刘伯承创造性地应用了合围钳形攻势的理论。 在刘伯承看来,“合围钳形攻势”虽然是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 军事理论,但它并不是什么神秘之物,而是从战争实践中产生,普遍被世界各国许 多军事家所了解的战役、战术通则。早在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在论述“神圣同盟” 对法国的战争问题时,就提到过“神圣同盟”在制定夺取巴黎的作战计划时,就是 在地图上以巴黎为圆心,以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约70德里,步兵14天的行程) 为半径划出一个圆弧,采取沿弧线运动的分进合击战法。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日 军在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作战和对国民党军作战时,就分别采用“铁壁合围”, “铁脚合围”之类的战法。刘伯承称其对根据地的“扫荡”为“圆规画法”。“就 是以某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掠取的办法。”这也是一种合围的方式。19 48年6月5日,刘伯承在河南南阳彰新庄中原军区高级干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作 战的基本方式是钳形攻势,分割包围。但是要因现实情况而有不同。情况是辩证的, 我们的方法也是辩证的。”这就是说,刘邓大军所创造的钳形攻势战法是从中国的 战争实际出发,有中国军事特色的作战基本方式。 然而,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军事理论水平较低,有相当一部分指挥员, 对我军的“合围钳形攻势”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人虽亲身参加打过不 少胜仗,却弄不清楚打胜仗的原因,对我军的战法说不明、道不白,甚至发问说: 为什么刘邓大军在上党、平汉两个战役中,能一下把五万多国民党军消灭得干干净 净呢? 刘伯承一语破的,明确地回答说:“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假若 和敌人牛抵角,最多也不过把敌人打退而已。”这就是说,在我国自卫战争一开始, 刘伯承和邓小平就率先采用了“钳形攻势”,而且运用自如。克敌制胜,很有自己 的特色。 早在1946年11月4日,刘伯承就在濮县白衣阁团以上干部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 告中,介绍了我军运用“合围钳形攻势”战法的独特性。他指出:“我们的队形和 一般书本规定不同,我们是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战术原则规定的,因而有它的独特 之处。按照最新的条令规定,战斗队形有突破、包围、迂回、合围等几种。但是我 们既然是以五倍以至六倍的兵力对敌一部,那就不能把书本的东西看成是一成不变 的。我们是以大打小,吃敌二块,各种队形都用。有突破、包围、迂回、合击,对 敌形成一种真正的大合击。怎样合击?锥形攻势。大家回忆,我们几次的作战都是 钳形。” “钳形攻势包括突破、包围、迂回。横宽的突破口多,当打开突破口的时候, 各路的第一梯队不为敌人的战斗警戒部队所迷惑,主要是乘破竹之势,直透敌人心 脏,割裂、撕毁敌人的防御体系,使其互不联系;而第二梯队则在突破口左右卷击 而扩之,掩护主力之进入,至于残留侧背之敌,亦由第二梯队肃清之,如此则可获 全胜。” 前面已经提到的上党之战,是自卫战争中对国民党军的首战,也是我军成功运 用钳形合围攻势的第一个漂亮战役。紧接着是平汉战役,也是采用钳形合围攻势, “待敌脱离筑城地带时,全军东西实行钳击,并于敌人溃败时,在其退路上兜击, 侧重打击其指挥机关,割碎其部署体系,予以各个歼灭。”刘伯承在总结平汉战役 的经验中,专门阐述了中国钳形合围攻势的特点,他生动而形象地指出:“按一般 战术原则说,要大量消灭敌人,必须是合击(合围)与聚歼,但为了容易消灭敌人, 又必须将整个敌人防御配系割裂几块,才便于我以优势兵力对敌人的劣势兵力实行 各个合击,以求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即使只是消灭一个营一个团也比击溃一个师 毫无所获好得多。这是我军战术特点必须发挥的。对于各个敌人的消灭来说,也必 须是合击中有割裂,割裂中又有小合击,才容易达到消灭的目的。就是说要把核桃 打碎来吃,不要啃整个核桃,囫囵吞枣是无法下咽与消化的。” 刘伯承借用外军经验,是为了加深各级指挥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加深 对人民解放军自身革命战争经验的认识,借以提高广大指挥员的军事学术水平,从 而运用到指导中原大战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去。 在刘伯承编译《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的时候,逐鹿之战已经在广袤的中原大 地上全面展开。从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豫、鄂、皖各省纵横穿插, 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形成了对蒋军构成极大威胁的“品”字形阵势――刘邓大军 在长江北岸依托大别山,陈毅、粟裕大军在豫东依托泰山,陈赓、谢富治兵团在豫 西依托伏牛山。接着,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形势的发展,和协调中原各 解放区及地方武装部队的行动,适时成立了中原军区(下辖七个军区),任命刘伯 承为中原军区司令员,从此,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组建以后,三支大军会师中原,展开宽大机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的 运动战。并配合以阵地战,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活剧。从1948年 春末到初秋,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又出色地指挥了宛西、宛东、襄樊等战役,并 配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发动开封、睢杞等战役,共歼灭蒋军近6万人。其中,被朱德 总司令誉之为“小型模范战役”的襄樊战役,最好地体现了刘伯承“合围钳形攻势” 的战术思想。 位于中原地区汉水流域中段的襄樊地区,处于川陕鄂三省要冲,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夺占襄樊后,不仅能斩断华中国民党军与其西北军队的联系,有力地配合华 东野战军在豫东战场的行动,而且可以直接威胁武汉三镇,进而南渡长江,西入四 川。 这年7月间(也就是《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一书出版的时候)刘伯承令所属第 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部队及陕南第十二旅向襄樊城发动进攻。襄樊包括襄阳、樊 城两处。襄阳位于汉水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北与樊城隔水相望,又互为依 托;南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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