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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最后的岁月(1929――1940) 1 我们的民族,是个容易满足和遗忘的民族。当我们在世纪之交缅怀百年沧桑时, 真不该忘记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奉献。 七十年前的上海呵,真像个博大而充满活力的大海。这里既是远东闻名的国际 商埠,又是殖民地外来文化的聚散之地。在这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处处可见冒险 家和投机商一夜发迹的狂欢,也同样可见失意政客和流浪文人逃避苦难的逍遥。随 着紫禁城皇权的旁落,一大批叱咤“五四”的风云人物,纷纷相约南下。当他们带 着北方人固有的目光,在繁华的租界四处观光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里流行着完 全陌生的通商口岸式的消遣方式和价值观。每当周末降临时,可见富有的英国人携 带妻子,乘坐自备的敞篷马车,在林荫道上来回兜风。在路的两边,全是商号首脑 们的豪华别墅,带着尖顶的异国情调和宽阔的花园,以及网球场,是举行漫长的英 式午茶的好地方。而跑马场总是配有令人刺激的看台和俱乐部,占据了静安寺路东 头护城河沿岸的一大片土地。这里虽然离南京不远,却相对缺少政治中心的威严和 恐怖。名目众多的中外新闻出版和文化机构,给隐居亭子间的自由文人们,提供了 谋生和浪漫的庇护之地。 可是当我们遥望七十年前迷茫的星空,在这中国最大的金融都市里,虽然已经 居住着许多留洋归来的名流学者,但是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却仍像 个苍白无力的贫血症患者那样一筹莫展。一个瘦弱苍老的身影,就是这样来到了上 海亚尔培路205号。以他学术大师的情怀,开辟草莱的勇气,为本世纪的中国创建了 第一个统一的科学研究机构。并以罕见的执拗和毅力,在这个最高学术机构里,惨 淡经营了十三年,直至他生命的老成凋谢。 这是1930年元月的某个下午,蔡元培正在中央研究院的驻沪办事处召开院务会 议。窗外冰雪交加,凛冽的寒风就像这越来越糟的时局让人难以忍受。而亚尔培路 上那只温暖的火炉,以及炉火旁那位老人圣者般熠熠放彩的笑容,却像巨大的精神 磁场,吸引着当时学界各门类的顶尖人物,不辞劳苦地聚集于他的麾下。 中央研究院终于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的九个研究所和一所自然博物院,拥有 了一百多位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如李四光、竺可桢、丁燮林、梁思成、严济慈、 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翁文灏等,还请来了一些国外的著名学者。物理 所的海森伯教授就是德国国际波动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但采尔 博士,系德国民族学教授,蔡留德时的同窗好友。 这样的院务会议每月都要召开一次,今天,各位所长正神色严峻地听杨杏佛报 告一个沉重的话题。由于戴季陶等人的提议,国民政府指令蔡元培,将已准备在曹 家渡兴建的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研究所迁往南京。这真是个棘手的难题,一帮大 学者议论了半天,还是把目光投向了蔡院长。 蔡元培却很冷静,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冲着他避居沪上,远离南京的消极抵抗而 来。记得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他曾为院址煞费苦心。后来想在清凉山划地千亩拨 款建造,又因南京市政府要建自来水厂耽搁了。中央政府对院址没有拨过一分钱, 就连这次的建筑费,还是他从一个基金会里弄来的,他们凭什么横加干预呢? 一想到这里,他的老脸就激奋起来。记得去年秋天蒋介石还亲自来寓所看望他, 劝他收回辞呈,回南京侍候左右,又被婉言谢绝了。他终于生气地说: “前几天适之来看我,说政府中很有人和中央研究院过不去。他们无非是想借 此报复我的不合作态度,逼我回天子脚下去罢了……” 他威严地瞥了一眼杨杏佛,冷冷地说:“我是绝对不会向强权低头的,你给南 京回封公函,先说明我们无地无款也无法集中建院于南京的情况。再反问他们一句, 为何中央大学总部在南京,但下属医学院和商学院可以在上海?为何财政部在南京, 但所辖中央银行可以在上海?你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在南京没有建好本院新址前, 上海原定的建设计划照旧进行。” mpanel(1); 然而没几天,一份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又送到蔡元培的案 头。这份决议措词严厉,毫无通融的余地,看来姓蒋的也确实生了气。杨杏佛一看 脸就白了,连嘴角也哆嗦起来。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各研究所,应移至南京。所有在沪一切建筑,即日 停止。其所有已着手之各项设备,限本年四月以前一律移至南京。 “这可怎么好呢?下最后通牒了!” 平时号称智多星的杨杏佛,也怔住了。 蔡元培毕竟见过大世面,他那种在关键时刻的沉雄之态,使杨杏佛一下就镇静 了下来。 “不予理睬,我倒要看看姓蒋的如何善待老朽?再说南京的血腥气也太重,蒋 介石上台没几年,就在党内排斥异己,先是对付汪精卫、胡汉民、邓演达,现在又 和冯玉祥、阎锡山翻了脸,中原大战眼见就要爆发了。” 这件事后来虽经杨杏佛多方疏通,总算摆平了。但蔡与南京诸位大员的过节, 却由此种下了祸根。当时杨杏佛找了个很好的理由,说日本在上海搞对支文化事业 局,内设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了对付日本的文化侵略,他们必须留在上海发展。 中央研究院就这样发展起来了,虽然经费奇缺,内战不断,但历史语言研究所 先在安阳小宅村成功地发掘了殷墟。当时兵匪横行,为了保护发掘现场,蔡元培不 知给当地军政长官写了多少信。这是中国人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第一次大规模的地 下发掘,结果发现了大量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使中国的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 年。安阳发掘很快成为三十年代中国和世界考古学的一大奇迹,它标志着中国近代 考古科学的诞生。在确定考古组主任和殷墟发掘主持人时,蔡元培慧眼识珠,一下 就指定了李济。当时历史语言所的提名,是北京大学著名的金石学教授马衡。但蔡 元培凭直觉更倾向这位三十出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的哲学博士。因为李济 在1924年就和美国的考古学家一起,成功地在山西发掘过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这 一发现造就了李济,也造就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古老的我们终于摆脱了靠单纯介绍 西方过日子的尴尬,有了自己向世界炫耀的话题。 紧接着地质学家李四光,又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 这位曾任北大地质系主任的湖北人,在任教期间就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北部之蜒科》, 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后,又请他到了南京,对筹备中 央研究院出力甚多,是地质研究所的创始人。他不久又发表了划时代的《冰期的庐 山》,在国内外获得很高的评价。 而竺可桢这位绍兴小同乡,也很快创建了位于南京北极阁的气象研究所,并提 醒蔡元培致函交通部,要求取缔外国人设在上海的无线电台。还建议交通部在各处 电台内附设气象测候所,将预测资料直接报中央气象台汇总发布。 翻开中国的历史,随处可见帝国主义和外来势力掠夺中国资源,盗窃珍贵文物 的记录。而蔡元培一主长中央研究院,就以中华文明的守护神自居,竭力维护起国 家的主权。1929年9月,日本派遣东京帝大教授岸上镰吉一行五人来华调查长江一带 水产资源。蔡元培发现他们未经政府许可就深入四川探查,忙致函外交部,要他们 电令沿江各省政府,先扣留护照,再制止调查。而在1930年的春天和秋天里,他又 一直盯住一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不放。这是位典型的英国流氓,以前曾数次周游西 北,盗窃敦煌石窟藏书,割裂各地壁画,发掘各地古迹。还受英国情报部门委托, 调查自印度入新疆、甘肃、陕西的军事路线,测绘沿路兵险要地。由于出卖情报有 功,曾被英国政府赐以爵士称号。蔡元培见他这次又想故伎重施,携带百万元巨款, 率领大队人马,仅凭普通的游历护照,就开始在新疆自由活动,不禁勃然大怒。他 其实早就让外交部通知斯坦国,要他必须将这次考古旅行的目的、范围、计划抄送 中央研究院审核。他一直想建立一个法规,所有这类考察必须先报他这里和教育部 审核,再由外交部发给护照。可是这位英国人对外交部的通知,根本没放在眼里。 蔡元培终于亮出了杀手锏,以中央研究院名义具呈国民政府,电令新疆当局将此人 强行驱逐出境。 2 当我们凝视着蔡先生那慈祥恺悌的目光,不得不敬佩他晚年那种温而厉的性格, 那种文弱而刚勇的气度,那种重集于民主旗帜之下,以组织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 治犯的过激行动,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胆魄。真可谓是真虎,乃有风呵!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30年的春天,一直在国外流浪的邓演达秘密回到 了上海。他先单独拜访了宋庆龄,决定策动黄埔系军人共同反蒋,正式揭起反蒋的 旗帜。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自1927年宁汉合流后,就联合宋庆龄愤而与汪精卫 决裂。他自己亡命海外,而宋庆龄还故意去了苏联访问。他很快在夏天成立了中国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并通过杨杏佛,将该党的《政治主张》等文 件信任地送给蔡元培。蔡元培的脸上又开始溢出了血色,在1931年一个繁星满天的 夏夜,他们秘密集会于亚尔培路,商定了一个倒蒋的行动计划。参加那天会议的还 有国民党左派陈铭枢,邓演达先分析了局势。他说去年的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 又在年初软禁了胡汉民,一下激起了两广派军阀政客的反蒋浪潮,宁粤对立已成定 局,蒋介石处境十分不利。我打算利用老蒋调动十九路军进攻广东之际,迅速占领 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蔡公和我、陈铭枢领衔发表声明,用武装调停宁粤为借口, 建立起反蒋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政党。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邓演达一气说完后,就 不无担忧地盯着蔡元培问: “蔡公,我是军人,你可以犹豫,也可以退出,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蔡元培异常冷峻地沉默不语,眼前恍惚闪现当年参加暗杀团,胆气冲天地歃血 盟誓的情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站起身幽默地拍拍杨杏佛的肩膀: “既然要做掉脑袋的买卖了,总得找个去处喝杯夜老酒啊!” 邓演达迅速地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还成立了“黄埔革命同 学会”与蒋的嫡系“黄埔同学会”相抗衡。蒋介石深为忌恨,不惜悬赏三十万元捉 拿邓演达。就在8月17日这天,当他在愚园路出席干部训练班结业仪式时,因叛徒出 卖突然被捕。邓演达很快被秘密押往南京,蒋介石起初觉得杀之可惜,纵之可畏。 但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汪精卫和孙科以逼蒋下野作为共赴国难的条件。 同时,黄埔历届毕业生又联名要求保释他们这位教育长。蒋介石终于在下野前动了 杀机,于11月29日夜晚派他的卫队长,诡称要将邓转移到汤山,在半路上杀害了这 位年仅36岁的忠勇之士。 宋庆龄是从何应钦处得知噩耗的,起初还将信将疑,她立马赶往南京质问蒋介 石,并要求眼邓演达见面。她这次来有意不住官邸,而住在中山陵当年奉安大典筹 备处的简陋房屋里,还拒绝乘坐当局预备的轿车,坐一辆用灵车改成的小交通车。 蒋介石见实在无法掩盖,才被迫吐露了真情。宋庆龄愤怒至极,一下子就把茶桌掀 翻了,吓得蒋介石慌忙躲上楼去。 刚从南京返沪的宋庆龄连夜奋笔疾书,用英文撰写了抗议杀害邓演达的著名宣 言,并请杨杏佛等人译成中文发表。她悲愤地向天下宣告:“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 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党外之敌人,而 为其党内之领袖。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 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 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于死地。最 近如艰苦卓绝之勇士邓演达残遭杀害,即其一例。” 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蔡元培的心境也恶劣到了极点。令他失望和生气的 事实在太多,老人变得越来越容易激动和发怒。1932年的1月29日,日本驻上海的侵 略军向十九路军发起进攻。四十多架飞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航空母舰上呼啸而起, 炸毁了上万家商店和工厂,也炸毁了矗立在闸口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这是张元济 集毕生精力建造的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其设备不但在中国,就是在远东也无与匹 敌。而五层楼的东方图书馆里,还收藏着几十万册珍贵图书和各种善本古籍以及古 画。 在商务印书馆被焚烧的日子里,老人强忍悲痛,不时仰望天空。只见无以数计 的纸张、油墨燃烧时形成的强大气流,把灰烬和纸片卷上天空。黑沉沉的纸灰形成 了一层厚幕,冬天的阳光竟难以透过。纸灰随风飘落,飘落到城郊四处,飘落到静 安寺一带,也飘落到两位老人的寓所。 面对随风回旋的纸灰,张元济和蔡元培几乎抱头痛哭,呜咽得说不出话。蔡元 培立即与国立大学校长王世杰等人致电国际联盟抗议,强烈要求迅速制止日本焚毁 上海文化机关的暴行。 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也知势单力薄。在这法西斯新军阀一党专制的白色恐怖 下,在这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府面前,难道真有何主权和尊严可言吗?但是,也 许正因为他是书生,才敢凭一腔热血势单力薄地拼死呼号。既然生命已来日不多, 为何不长歌当哭敢恨敢爱一回呢? 他终于迈出了生命中最勇敢的步伐,为了在没有民主和人权的中国,捍卫最起 码的做人的权力,他义无反顾地和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一起,发起组建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已是1932年的年底了,当同盟在上海华安大楼宣告成立时, 杨杏佛向中外记者说过一段很沉重的话,令在场的蔡元培和林语堂神情黯然失色。 杨杏佛说: “争取民权的保障在西方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 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而当《申报》上刊登了那份同盟的宣言时,南京政府和上海蓝衣社、复兴社的 特务一片惊慌。因为同盟明确地把营救政治犯作为主要任务,他们提出的三大目标, 在当局眼里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反叛宣言。 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 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 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 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蔡元培毕竟是位教育家,又开始上台演讲,为成立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四处 奔波,为拯救蒙受冤屈的政治犯奔走呼号。其实早在同盟成立之前,他就开始了营 救进步人士的活动。都知道他的身边总是带着八行笺,只要一有人伸冤,他几乎有 求必应。“四・一二”政变那年他救出了史良,30年秋天杨开慧被捕,毛泽东的岳 母带着两个孩子,哭哭啼啼地赶来上海求救。他二话没说就致电何键放人。何键真 是歹毒之徒,竟以接电晚了为由,抢先杀害了杨开慧。他还先后救出了进步人士罗 隆基,革命作家胡也频等人。 1932年的春天,蒋汪再次合流,行政院长汪精卫又一次发出邀请。他却果断地 复函,拒绝在联合政府中任职。他似乎走得太远了,又开始了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 牛兰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工作人员,被捕后在监狱备受虐待。一些国际著名人士如 蔡特金、罗曼・罗兰等纷纷致电宋庆龄请求设法营救。他马上致电汪精卫,要求无 论牛兰政治主张如何,政府也应该让法庭公开审判,并准许他自聘律师辩护。以后, 当牛兰夫妇不服法庭判决,连续绝食达十四天之久,牛兰目渐失明,生命垂危之时, 又是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具状担保,将他们接来上海就医,牛兰这才开始进食。 最后当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外人士反对,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后, 他们又向国民党中央请求给予特赦。 他真是走得太远了,一边还在为牛兰伸冤,一边又接到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 的电报: “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刚因托派活动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又在上海家中被捕。蔡元培想起这位一生 多难的老友,心里深为同情。两人虽同在上海,却一直未能谋面。但陈独秀不久前 曾两次写信求助于他。一次是要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去函,保释一位叫郑超麟的人。 何应钦很快给他回信,答应觅保出监就医。尽管后来没有放人,也算纸面上给过面 子了。今年春天,陈独秀又写信要他为一位亲戚介绍工作。其实这人也是个托派分 子,刚从狱中出来。因陈独秀不能找工作,想让他有了生活来源再接济自己。蔡元 培真是费尽了力气,先后找了中山大学校长罗家伦,暨大校长沈鹏飞等人。后来几 经周折,总算将这人弄进上海招商局做了月刊编辑。所以这次听说陈独秀又出事后, 他马上会同杨杏佛、林语堂、柳亚子等文化界名流,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宽释这位政 治犯。蒋介石总算做了一次顺水人情,饶陈一命,将此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汪 孟邹为了接济陈一些稿费,想重印《独秀文存》,特地赶来请蔡先生写篇序言。他 欣然应允,很快就交了稿。他还派刘海粟去狱中探望陈独秀,劝他要注意身体的锻 炼。陈独秀感动地说: “我每次遇难,都受到他的照顾。在大节上,蔡先生是能坚持真理的。” 他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针对他和宋庆龄营救牛兰、陈独秀的 行为,通电全国,发出严重警告。 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又在一个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非法逮捕的教授 许德珩等人。在蒋介石眼里,宋庆龄和蔡元培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简直已成了他 们眼皮下的赤色组织。他在江西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而他们居然又在上海公开营救 起共党首领罗登贤、陈赓和廖承志。他终于恼羞成怒地动了杀机,戴笠的蓝衣社承 担了这次暗杀任务。他们毕竟对蔡、宋还有所顾忌,于是决定先从杨杏佛开刀。 上海的亚尔培路331号是一幢漂亮的花园小洋房,杨杏佛自从与夫人离异后就单 身住在这里。他平时喜欢在假日骑马郊游,并在大西路的马厩中养了两匹好马。6月 18日的早晨是个星期天,他刚带上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乘坐敞篷汽车准备到大西 路骑马出游,就遭到埋伏在马路两侧的四名杀手的袭击。他爱子心切,全身俯伏在 杨小佛身上,结果连中三弹,当场气绝。小佛仅右腿中一弹,受了点轻伤。 杨杏佛之死令蔡元培悲痛欲绝,入殓那天,大雨滂沱,狂风大作。一路上杀机 四伏,谣传特务将在这一天暗杀民权同盟的其他重要成员,尤其是蔡元培和鲁迅。 但蔡元培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犹豫地前去万国殡仪馆主持吊祭,致词时因悲痛 泣不成声,直到下午4时才返回寓所休息。而鲁迅的态度还要决绝,出门去送殓时, 干脆钥匙都不带,以示不存幸还之决心。 杨杏佛走了,以冲天的血光,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争取十八世纪的民权的泥 泞之路上…… 3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呢?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 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啊!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以在朝要人的声望从事在 野的民权运动,其目的不是想唤醒当局,以民族利益解除党禁,停止内战,真正发 动全国的力量一致抗日吗?虽然他平时最讨厌官场应酬,但是为了推动抗战国策, 一次他刚从上海到了南京,当汪精卫宴请时,他竟在酒席上语重心长地劝说江尽快 改变亲日的立场。他说: “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 了,我们的后辈也会抵抗,中国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他实在太激动了,一边说着,一边又老泪纵横起来。泪水就这样滴在西餐汤盘 里,他浑然不觉地又和汤一起咽了下去。举座无不为之感动,连铁了心的汪精卫也 如坐针毡,尴尬不堪起来。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日。正当红军发表通电,放弃“反蒋”口号, 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时,他在邹韬奋的《生活星期刊》上发表了《墨子的非攻与 善守》。仿佛他自己也回到了二千多年前,他借墨子的《非攻》篇的故事,大声地 赞扬起墨子的反侵略精神。也许毛泽东出于对他一贯来的崇敬,出于自北大以来包 括营救杨开慧义举的感谢,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6年的9月20日, 毛泽东终于在延安的窑洞里挥笔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表达了与这位爱国民主 人士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呢?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 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啊!他毕竟发动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位始终站 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启蒙先驱。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复辟之风不能不令他愤怒,蒋介 石以提倡新生活运动为名倡导尊孔读经,国民党又恢复了他主持大学院时明令废止 的祀孔祭典。还给了孔子七十七代孙特任官的待遇,任命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 奉祀官”。历史又无情地倒退了二十年,他不得不佩服鲁迅当年深刻的预言。为了 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又拖着疲乏衰弱的身体,领衔与陶行知。李公仆、陈望 道、黄炎培等百余人,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还在同一天,去 上海青年会主讲《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当他在台上从容而凛然地大声演讲时, 门外的特务竟如临大敌,生怕他的声音会引发一场暴乱。 五十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 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 想家,为近世科学之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近年来我国以反对 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而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 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 他其实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无非是想冲破那道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 容之主义”的禁令,重新倡导思想自由的民主原则。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议。他先后在1934年发表了《我在北京大学 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两篇重要的自传体文章。还在夏天写下了《吾国 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公开赞扬新文化运动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的 希望。当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准备编选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青年编辑赵家壁跑 来约稿,说鲁迅、茅盾和郁达夫建议这套煌煌巨著惟蔡先生才有资格书写总序时, 他欣然答应,认为这是对当时的复古倒退思潮的一个有力反击。这年夏天,蔡先生 避暑青岛,挥汗写下了长达二万多字的序文。当赵家壁从邮局收到挂号寄来的稿件 时,还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天气炎热,交稿期迟了几天,希望不要影响 全书的出版。而信尾的一段话,却如灯火照亮了漫漫长夜: “中国的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运动体现的科学精神、 民主思想以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 们,不得不有奔腾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 相信在第二个第三个十年里,中国一定会产生出自己的拉斐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类文 化巨匠。” 当样书出来时,赵家壁最先送去给蔡先生看。先生抚摸着深蓝烫金布脊,配在 灰色纸面上的精装本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又鼓励这位年轻人,有可能应 编比这更重要的翻译作品的结集,把它作为姐妹篇,那将是多美啊!赵家壁是位有 心人,又开始奋战了一年多,终于落实了《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十卷本的编辑计划。 他又跑去研究院拜见蔡先生,想请他写篇短序。当时蔡先生大病初愈,刚刚出院, 医生规定每天办公一小时,绝对不能见客。当他请门房通报姓名后,一位秘书出来 招呼,轻声地关照:“先生今天破例,谈话请以十分钟为限。”正在这时候,蔡先 生已推门进来了。见他虽面容苍白,仍精神矍铄,一见面就紧紧握住年轻人的手, 说你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还一口答应撰写短序。正当先生谈兴正浓时,秘书 已进门向他暗示。他知道不应过度消耗老人的精神,忙起身告辞。大约三天之后, 先生就派人送来了一篇短序。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呢?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 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啊!他毕竟是本世纪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奠基者, 随着梁启超、章太炎的相继过世,他成了当时文化界惟一能领袖群伦的精神导师。 但他毕竟垂垂老矣,而在这苦风凄雨的乱世里,要找他帮忙和关心的人和事也实在 太多了。为了集中精力办好中央研究院,创建第一届评议会,他终于无奈地在七十 寿辰前发表了一份启事,宣布辞去一切社会兼职,停止接受写作,停止介绍职业。 虽然他也明知这只是一纸空文,但是他确实感到自己老了,有点累了。 当他的七十岁生日即将来临时,他的学生和朋友突然惶恐起来。先生为国家和 民族奉献了一生,但至今连一所自己的房屋都没有。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出于对先生 的敬重,发出了集款建屋祝寿的倡议,一下就得到各地几百位名流的响应。这则新 闻在当时的报纸上广为流传,尤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献寿函,令一些为富不仁者 闻言失色。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是先生七十岁 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 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 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 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 度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 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 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 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 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 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 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轮到我们的蔡先生惶恐了,他从来只知道付出,而没有接受馈赠的习惯。 他起先坚决不愿意,还说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但是经再三 劝说,朋友们要他把这看作是对一种精神的奖励,他也只好勉强答应了。 虽然因为抗战的爆发,很快就淞沪沦陷,建屋之举未能实现。但在朋友为他举 办的祝寿晚会上,当马君武代表大家致词,以普法战争时德国的一些大英雄都是在 七十岁以上建功立业为例,希望先生要不以为老,领导同人努力救国时,蔡先生也 激昂地以孔子“五十志学”为例勉励自己,深情地表示: “人到七十,只不过多活几年而已。如果人以一百二十岁为上寿,八十岁为下 寿,我今年正好七十岁,实谈不上寿。惟马先生要我不以为老,努力救国,我极愿 意接受。” 就在那天的晚上,马相伯老人书写寿字立轴相赠,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献上了热 情洋溢的长篇祝词。最令他感动的还是上海音专的学生们,用一曲《敬祝蔡院长孑 民先生千秋》的诗朗诵,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也让他感叹得热泪盈眶。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博大的艺人和精明的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模范;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欣逢上寿,敬祝千秋! 敬祝千秋!千秋!千秋! 其实那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就在几天前,他的亲密助手,中央研究院的第二 任总干事丁文江,又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在这个世界上,令他遗憾和感伤的事实 在太多了。1936年真是个悲哀的年头,他先后送别了丁文江、王光祈和太炎先生, 而当他在秋天为鲁迅主持葬礼时,他恍惚已感知到一种生命的大限在冥冥中逼近…… 应该说,鲁迅能认识先生真是一种幸运。尽管他可以对先生的某些事有所保留, 但先生对他从来只有情同手足的关怀,只有一如既往的援助。先生辞去大学院院长 后,鲁迅的特聘撰述员曾一度因人而易。先生发现后立即疏通关节,求人弥补上才 放心而去。鲁迅的晚年怨敌实在太多了,即使他死了,当局和他的对手也没有停止 过一天的攻击。而先生就是这样顶着压力,怀着悲痛和愤怒,与宋庆龄一起为他组 织了治丧委员会,并亲任主席。那天先生不但走了许多路去万国殡仪馆吊唁,还在 出殡时亲自为他执绋。不但写下了“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 莫作空头文学家”的不朽挽联,还在葬礼上庄严地号召大家:“我们要使鲁迅先生 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 建造历史的塔尖。”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呢?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 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啊!他毕竟是一切艺术家和学者博大而慈祥的父亲,是善 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楷模。就在他送别亲爱的鲁迅以后,也就在1936年的冬天, 他终于被一场严重的伤寒症击倒了,病势险恶得几乎生命垂危。他的门生像蒋梦麟。 罗家伦和朱家骅等人,都专程赶来商量急救方案,甚至已开始考虑后事。但他还是 勉强地挺了过来,先生的生命终于步入了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 紧接着爆发了“七七事变”,上海也很快地沦入敌手。他不愿意随蒋介石去重 庆,考虑再三,还是去了香港养病和栖身。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经济十分的拮据。 居港的开支需要用港币,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为法币,按牌价一兑换就所剩 无几了。战时的香港房租既贵,物价又高,加上子女教育医药等费用均需开支,每 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许多熟悉内情的朋友都说,先生的生活连当地一般肩挑背负卖 苦力的都不如呵!但他总是教育家人要安贫乐道,绝不肯屈节于豪门贵族和富商大 贾。直到临终前过旧历新年时,才不得已向老友王云五要求过经济上的接济。 虽然他生活清贫,心力不支,又一直深居简出,但他始终痛心山河的破碎,关 心着人类反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他曾在一首诗里抒发了抗战必胜的信念:“由来 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他还用生命的最后热能,为他的中央研究院,为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日夜操劳。 他终于在1938年的2月,历经千辛万苦,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 总干事朱家骅和丁西林、李四光、竺可帧、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长的如期到来, 令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 人生有小休息和大休息,我们的先生终于要大休息了。在他临终前不久,他又 经受了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打击。这位留洋回来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 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听说她死得很惨,断气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 “国难,家难……”我们的先生实在太累了,终于在1940年3月3日早晨起床后去浴 室时,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两天后,溘然长逝。 他死在他心爱的妻子周养浩的身边,死在他年幼的女儿蔡(目座)盎和两位幼子 怀新和英多的身边。我们的先生怎么会死呢?周养浩悲痛欲绝的眼帘前,总是闪现 去年她五十岁生日时先生赋诗吟诵的表情:“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 惟卿第一能知我,留起心痕永不磨。”记得她当时也激动地提起笔,和下了“天荒 地老总不磨”的诗句。他还和孩子们过了最后一次愉快的儿童节,还说明年的儿童 节请多约些小朋友一起来家里热闹。 我们的先生怎么会死呢?记得吴玉章路过香港时,他还沉痛地谈起过中国知识 分子的命运。他说康、梁、章太炎、孙中山包括我自己,算第一代人。尽管我们从 不同的方向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结果却殊途同归,这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啊!现在 历史的重任又落在你们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非常了不 起,我希望你们寻找到中国的出路,希望你们的命运和归宿比我们好一些…… 一代宗师就这样静静地息影香港,一晃已悠悠六十年华。我们的蔡先生啊!您 生得寂寞,死后更寂寞,但您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二十世纪的日月星辰已为您立下 了一块高遏行云的无字丰碑,您在北京大学那座石雕巨像下永久地沉思着,您担负 着普罗米修斯的责任,也许还有高加索山崖的惩罚。您难道还有什么不放心吗…… 安息吧!先生。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了。如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站立起 来,我们怎会忘记您一生的功绩呢? 只要天地间有浩浩正气充盈八极,中华大地就永远镌刻着祭奠您不朽的挽联: 打开思想牢狱,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 推转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1999年6月28日完稿于六和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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