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检察人员来了 从一九五三年末起，我们连着学习了三个月的《帝国主义论》。一九五四年三 月，学习结束后，管理所迁回抚顺。过了不久，检察机关的工作团来到管理所，开 始了对战犯的调查。 后来才知道，政府为了这次调查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准 备，组织了庞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战犯调到抚顺来了。几年前政府人员就准备了 大量材料。大约二百名左右的检察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事先受到了政策和业务的专 门训练。 日本战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里，那边的情形不清楚，我们一 所伪满战犯这边三月末开过了一个大会，开始了调查。调查工作――从犯人这方面 说是检举与认罪――一直进行到年底，才基本结束。 在大会上，工作团的负责人员讲了话。他说，你们经过了这几年的学习和反省， 现在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政府有必要来查清你们的罪行，你们也应该对过去有 个正确的认识，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和其他汉奸的罪行； 无论是坦白交代和检举他人，都要老老实实，不扩大、不缩小；政府对你们最后的 处理，一方面要根据罪行，一方面要根据你们的态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 所长同时宣布了监规：不准交换案情，不准跟别的监房传递字条信件，等等。 从这天起，每日休息时间各组轮流到院子里去，想跟别组的人会面也办不到了。 开过大会，各组回到各自的屋子开讨论会，每个人都表示了要彻底坦白、检举， 低头认罪，争取宽大。有人说：“我一直在盼这天，只要能审判，就有期限了。” 也有的人，比如老宪说了他相信宽大政策，却又神色不安，显然是言不由衷。 看到老宪面色发灰，我并没什么幸灾乐祸的想法，反而被他传染上了不安的情 绪。自从在学习心得里交代了历史关键问题之后，当时我对宽大政策有了信任，现 在又觉得政策还没兑现，不知将来处理的时候，是不是仍如所长说过的，对我并不 例外。如果像老宪这样一个“军医院长”也值得担心，我这“皇帝”又该如何呢？ 但是，无论如何，最大的问题我都已经交代出来了。我的情形可能跟老宪不同， 他也许在考虑是不是交代，而我的问题只能是如何让检察人员相信，我早已就是认 了罪的。 为了取得检察人员的信任，我决定详细而系统地把自己的历史重写一遍，同时 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战犯的罪行尽量写出来。我在小组会上做了这样的保证。 完全实现这个保证，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写到伪满末期，写到苏联对日本宣战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那时我担心日 本人在这紧张时机对我怀疑，把我踢开，总想着法儿取宠关东军。在得到苏军宣战 消息后的一天夜里，我没经任何人的指点，把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叫了来， 给他们下了一道口头“敕令”，命他们紧急动员，全力支持日本皇军抵抗苏军的进 攻。这件事情我该如何写？不写，这件事难保别人不知，写吧，这件并非日本人授 意的举动（那时吉冈正称病不露面），是否会引起检察人员的怀疑，不相信我是处 处受着吉冈安直摆布的呢？如果检察人员发生了误会，我所交代的全部历史就变成 不可信的了。 我最后决定，不能写的太多，坏事少写一件不算什么，把这件事也算到吉冈安 直的账上去吧。 写完了，我又考虑写得太少也不好。于是我把能写的尽量写详细。写完了坦白 材料，我又尽量地写检举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着检察人员的传讯。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着审问时候的场面。检察人员跟所方人员一样不一样？ 凶不凶？是不是要动刑？ 在我脑子里，审问犯人是不可能不厉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宫内府里对待犯过失 的太监、仆役，就向来离不开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说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从前对待别人那样打我一 顿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经认为，住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受不到野蛮的虐待是 不可能的。进了管理所之后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这里不打人、不骂人，人 格受到尊重。三年多来，一贯如此，按说我不该再有什么怀疑，可是一想到审问， 总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 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 我在这些念头的折磨下，过了十多天寝食不安的日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看 守员来通知我去谈话。 我被领进中央甬道里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大约有两丈见方。当中有一张大书 桌，桌前有个茶几，放着茶碗茶壶和烟灰碟。一位中年人和一位青年坐在桌后。他 们示意，让我在茶几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人问。 “爱新觉罗・溥仪。” 他问了年龄、籍贯和性别。那个青年的笔尖，随着我们的谈话“嚓、嚓”地在 纸上动着。 “你写的坦白材料我们看了，”那中年人说，“想听你当面谈谈。你可以抽烟。” 就这样开始了。中年的检察员从我幼时问起，问到我被捕。我都说完了，他对 我点点头，样子好像还满意。 “好吧，就谈到这里。以后赵讯问员可能有问题问你。” 总之，这种讯问的气氛是颇出乎意料的。我心里少了一个问题。 第二次讯问，当我发现屋里只有赵讯问员一个人的时候，不禁有点失望。我坐 在这位讯问员面前，注视着他的年轻的面庞，心中不住地想：他行吗？他弄得清楚 吗？他能明白我说的话是真的？他正当血气方刚之年，有没有脾气？如果别人瞎检 举我，他信谁的？…… “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下，’他打断了我的思路，问起我在伪满时颁布敕令和诏 书的手续问题。我照着事实做了回答。在谈到一项敕令时，他问我在颁布前几天看 到的，我想不起来了。 “大概是一两天前，也许，三天，不，四天吧？” “不用立刻回答，”他说，“你想想，几时想起几时说。现在谈另一个问题……” 在这另一个问题上，我又记不起来，僵在那里了。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我 又想不起来啦，好像我不肯说似的，他该火了吧？”但是他并没发火，还是那句话： “这且放一边，你想起来再说。” 后来，我终于对这个年轻人完全服了。 已不记得那是第几次讯问了。他拿出一份我写的检举材料，放在我面前，问我： “你写的这个检举材料上说，在日本战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策划 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东北粮食一千六百万吨。这件事说的太不具体。是一 年吗？是哪一年？一千六百万吨的数字怎么知道的？你再详细说说。” 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不过是我从同屋的两个伪大臣谈天中无意中听来的，我自 然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只有学一下苏东坡的“想当然耳”，说日寇对东北财富， 无不尽力搜刮，粮食是产多少要多少。说到这里，讯问员拦住了我： “东北年产粮食多少，你知道吗？” 我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这条检举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材料？” “我，……没什么把握。” “哦，连你自己也不信！”讯问员睁大了眼，“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 我正在呐呐然，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却把自来水笔的笔帽套好，收拾着桌上的 纸张和书本――有厚厚的伪满的《年鉴》、《政府公报》，显然是不再需要我的答 案。这次讯问是他用这句话结束的： “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实事求是。”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人，没有话说。我从心底承认了他的话。因为 我就害怕着别人给我编造和夸大呀。 我走出讯问室，心底蓦地冒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讯问员都是像这小伙子 似的认真呢？倘若有一个不是这样，而正巧收到了诬赖我的检举材料，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同屋的老元后来告诉我们一件同样的经历。他曾 按估算写了日本从东北掠夺钢铁的数字，讯问员不相信，给他一支铅笔，叫他算一 算生产这些钢铁需要多少矿石，东北各矿年产多少矿石……。“他带着东北资源档 案哩！”老元最后这样说。 因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赵讯问员的桌子上放着那些《年鉴》、《公报》之类的 材料。不过工作团为了查证每件材料，使用了几百名调查人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跑遍了各地城乡，翻遍了数以吨计的档案，这还是到了我在检察员的总结意见书上 签字时才知道的。 我在年轻的讯问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由于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到高兴，又 因自己的愚蠢而担心他把我看做不老实的人。因此我赶紧写了一个自我检讨书给他 送去。 “情形不像很严重。”交出了检讨书，我这样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