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写自传与献“宝” 我认为写自传是审判的前奏。既然要审判，那就是说生死尚未定局，在这上面 我要力争一条活路。 对于应付审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刚到哈尔滨那天，我们走下汽车，还没 进入监房，这时侄子小固凑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问起来，还是在苏联那套 说法！”我略略点了一下头。 所谓在苏联的那套说法，就是隐瞒我投敌的行径，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善良 无辜的、爱国爱民的人。我明白现在的处境与在苏联时不同，我必须编造得更加严 密，决不能有一点点漏洞。 小固那天的话，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们和随侍大李的。那几句话说明了 他们早已有了准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过要想不出漏洞， 光是忠心还不够，我觉得还必须再嘱咐一下。特别是要嘱咐一下大李，因为他是我 的自传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从天津怎样到的东北――的实际见证人。我从静圆溜 走前，事先他给我准备的行李衣物，我钻进汽车的后箱后，是他给我盖的箱盖。这 些事一旦被泄漏出去，那个土肥原强力绑架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相信了。 这件事只能在休息时间，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见面机会去办。这时情况与 以前已经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纪较轻的犯人开始干起杂活，如挑水、送饭、帮厨之 类。我的家族除了荣源这时已死，黄医生因风湿性关节炎经常休息外，其余都参加 了这种服务性的劳动。我在休息时间，不大容易全看到他们，不是这个在帮厨，就 是那个在送开水。不过，也有个好处，这就是他们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为我传话找 人。我就是利用这种便利让小瑞把大李给我悄悄找来的。 大李来了，恭顺地走近了我，带着听候吩咐的样儿。我压低嗓音问他： “你还记得从天津搬家的事吗？” “是说到关外吧？是我收拾的东西，是吧？” “如果所方问起我是怎么从天津走的，你就说全不知道。你收拾东西，是在我 走后，知道吗？” “走后？” “对啦，走后，你是听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车送到旅顺的。” 大李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悄悄走了。 第二天，小瑞在院子里告诉我，大李请他转报，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贾科员谈天， 他告诉贾科员我在东北时待底下人很厚道，从不打人骂人。又说我在旅顺时，成天 锁门，不见日本人。我听了这话，觉着这个大李做得太过分了，为什么提旅顺的事 呢！我叫小瑞告诉他：别多嘴，如果问起旅顺的情形，就说什么也不知道。 我对大李的忠诚很满意。我对重要的问题有了把握，又向侄子们分别嘱咐过了， 这才动手写起我的自传。在这份自传里，我写下了我的家世，写下了西太后如何让 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过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进了日本公 使馆，我如何在天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是按外界传说写成的“绑架” 和“不幸的”长春岁月。记得我在最后是这样结束的：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忿。我希望 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 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这份自传经过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后用恭楷缮清，送了上去。从这篇文字上 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个十分悔罪的人。 送出自传之后，我又想，仅仅这篇文字还不够，还必须想个办法让政府方面相 信我的“诚实”和“进步”才行。怎么办呢？依靠大李他们替我吹嘘吗？这显然不 够，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还必须有实际上的成绩。 一想到成绩，我不禁有些泄气。自从回国以来，即使火车上的那段不算，抚顺 的那段也不算，单说自从到了哈尔滨，我参加了监房内的值日以来，那成绩就连我 自己也不满意，更不用说所方了。 mpanel(1); 原来犯人们自从听了公安机关的首长和所长的讲话之后，每个人都在设法证明 自己有了“觉悟”，都把所谓的“觉悟”看做活命的手段。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 常可笑，人们当时竟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好像只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骗得过政 府。在我存有这种妄想的时候，最使我引为悲哀的，就是我处处不如别人。 当时大家都从学习、值日和生活这三方面，努力表现自己，希图取信所方。我 们这个组，在学习方面“成绩”最好的要算我们的组长老王。他原是伪满军法少将， 在北平学过几年法政，文化程度比较高，对新理论名词懂得比较快。其他三名“将 官”起初跟我一样，连“主观”“客观”都闹不清，可是“进步”也比我快。在开 讨论会时，他们都能说一套。最要命的是学完“什么叫封建社会”的专题后，每人 要写一篇学习心得（或称学习总结），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领会、感想，用自己的 话说出来。在讨论时，我还可以简单地说一说，知道多少说多少，写心得可就不这 么容易了。老实说，这时我对于学习还没感到有什么需要，学习对于我，非但没解 决什么认识上的问题，反而让我对于书上关于封建社会的解释感到害怕。例如，封 建帝王是地主头子，是最大的地主，这些话都像是对我下判决似的。如果我是最大 的地主，那么不但从叛国投敌上说该法办，而且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上说也赦不了， 那不是更没活路了吗？我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简直连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在我勉 强安下心东抄西凑地写完这篇心得后，又看了看别人写的，觉得我的学习成绩是决 不会使所方满意的。 到哈尔滨后，我自动地参加了值日，这是惟一可以证明“进步”的地方。在这 里，所方再没有人宣布我“有病”，而我也发现这里每间屋的屋角上都有抽水马桶， 没有提马桶这个难题了。值日工作只是接递外面送来的三顿饭、开水和擦地铺，我 不再感到怵头，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 就出了一个岔子，在端饭菜的时候，几乎把一碗菜汤全洒在人家头上。因此，以后 每逢轮到我，总有人自动帮忙。他们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汤浇顶的危 险。 生活上的情形，就更不能跟别人比了。我的服装依旧不整洁，我的衣服依旧靠 小瑞给我洗缝。自从所长当众指出我的邋里邋遏以后，我心里总有一种混杂着羞耻 和怨恨的感情。我曾试着练习照顾自己，给自己洗衣服，可是当我弄得满身是水， 仍然制服不了肥皂和搓板的时候，心中便充满了怨气；而当我站在院里等待小瑞， 别人的目光投向我手中待洗的衣袜时，我又感到羞耻。 交上自传不久，我忽然下定决心，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件事再困难也要干，否 则所方看我一点出息都没有，还怎么相信我呢？我以满头大汗的代价，洗好了一件 白衬衣。等晾干了一看，白衬衣变成了花衬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画。我对着它 发了一阵呆，小瑞过来，把“水墨画”从晾衣绳上拉下来，夹在怀里悄悄地说： “这不是上头干的事，还是给瑞干吧。” 他的话很顺耳，――我边散步边思索着，不错，这不是我干的，而且也干不好。 可是，我不干这个，干什么才能向所方表现一下自己呢？我必须找一件可以干、而 且干得出色的事情才行。 我正苦苦地思索着，忽然旁边几个人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我五妹夫老万那屋里的几个。他们正谈论着关于各界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 援志愿军的事。那时按规定，不同监房的人不得交谈，但听别人的谈话并不禁止。 那堆人里有个姓张的前伪满大臣，在抚顺时曾跟我同过屋，他有个儿子从小不肯随 他住在伪满，反对他这个汉奸父亲，连他的钱也不要。他现在估计这个儿子一定参 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儿子，总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现在又是如此。 “如果政府还没有没收我的财产，我要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我儿子既然不要， 我只好这样。” 有人笑道：“这岂不是笑话！我们的财产本来就该没收的。” “那怎么办呢？”老张愁眉苦脸地说，“也许我那孩子就在朝鲜拚命呢！” “你想的太多，毫无根据。”另一个说，“你以为汉奸的儿女可以参军吗？” 这句话别人听了显然不是味儿，一时都不再做声，可是老张还想他的主意： “咱们随身带的财物，政府并没充公，是代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那有多一点？”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总理大臣，谁的东西都值不了多 少钱！……” 这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我还有许多珠宝首饰呢，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我 较量的。不说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说露在外面的一点也是很值钱的。其中那套乾 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用的“宝”，就是无价之宝。这是用田黄石刻的三颗印，由三条 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精美。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决定把这三 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 决定了就赶快做。我记得从前有一次，所方人员在岗台上宣布志愿军取得第五 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时，不知是哪个犯人听完之后立刻向干部要求到朝鲜去参战，接 着有好些人都提出这个要求，还有人立时扯本子写申请书。当然，所方没有接受。 我后来不免有些嫉妒地想：这些人既表现了“觉悟”，又实际担不上什么风险，心 眼真是不少。我想起那回事，决定这回不能落后于人，不要让他们抢先办了，显得 我是跟着学的。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 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 并没穿军装。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 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 “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 我拿出了乾隆的日黄石印给他，他却不接过去，只点点头： “你是溥仪吧？好，这件事你跟所方谈吧。” 他又问了几句别的话，就走开了。我想，他如果看到我的东西，知道它的价值， 就不会如此冷淡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找所方办这件事。我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套 石印，交给看守员请他转送给所长。 这套田黄石印送出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连多日没有消息。我不禁起了疑心， 是不是看守员偷着匿起来了呢？ 我犯了老毛病，疑心什么就相信是什么。这天晚上，别人下棋的下棋，打扑克 的打扑克，我却独自寻思田黄石印的去向，已经完全肯定是被贪污了。我考虑着是 否直接问一下所长。这时矮墩墩的刘看守员从外面经过，站住了。 “你怎么不玩？”他问。 “我不会。”我答。这是实话。 “你学嘛，打百分一学就会。” “我学也学不会。”这也是实话。 “哪里的话！我不信还有学不会打扑克的。等一等，”他热情地说，“我交了 班来教你。” 过了一会儿，他果真带着一副扑克牌来了。他一屁股坐在栏杆外面，兴致勃勃 地洗起牌来。我那套田黄石印就是交给他的。我心里对他原有的好印象全没有了。 我当时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是难受的――竟是充满了厌恶。 “我就不相信这个学不会，”刘看守员发着牌说，“再说，不会玩怎么行？你 将来重新做人，重新生活，不会玩那可怎么生活！” 我心想：“你可真会说，装的真像呵！” “溥仪并不笨，”高个子老王也凑过来，嘴里叼着个小烟袋，笑着说。这就是 在抚顺给荣源找回沈阳烟的那个看守员，他的烟瘾很大，终日不离烟袋，那烟袋只 有一柞长。他到痰盂那里敲掉了烟灰，又开始装新的一袋，一边装一边说：“溥仪 不笨，只要学，什么都学的会。” 他点上了烟。隔壁有个人对他说：“王先生，你的烟挺香呵！” “怎么，大概你的烟卷又没啦？”他挪过一步对隔壁看看。不知是谁笑着又说： “我抽烟太没计划。”王看守员笑笑，解下了小烟荷包，扔了过去：“好吧，拿纸 卷一支过过瘾。” 王看守员每逢犯人抽光了规定的纸烟，总要解下烟荷包让人卷烟过瘾。这种举 动原来使我很不理解，而现在则有了解释：‘你们全是骗人！我就不信你们这一套！” 事实上，一心想骗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而弄得别人不能相信的，也是 我自己。过了不久，所长在院子里对我说： “你的信和田黄石的图章，我全看到了。你从前在苏联送出去的那些东西，现 在也在我们这里。不过，对于人民说来，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