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吉冈安直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 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五年起来到我身边， 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军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年 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住，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他有两个身分，一个是关东军高级 参谋，另一个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后者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 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看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能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 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 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 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 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要伪满出粮、出人、出物资，我便命令张景惠在一 次“省长会议”上，按吉冈的纸条“训勉”省长们“勤劳奉仕，支持圣战”。日本 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兵力不足，要伪满军队接替一部分中国战场上的任务，我便在 军管区司令官宴会上，按纸条表示了“与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断乎粉碎英美 势力”的决心。 此外，日本在关内每攻占一个较大的城市，吉冈必在报告了战果之后，让我随 他一同起立，朝战场方向鞠躬，为战死的日军官兵致默哀。经他几次训练，到武汉 陷落时我就再用不着他提醒，等他一报告完战果我就自动起立，鞠躬静默。 随着“成绩”不断进步，他也不断给我加添功课。例如这次武汉陷落，他又指 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写亲笔祝词，赞颂他的武功，并指示我给日本 天皇去贺电。 后来修建了“建国神庙”，我每月去那里为日本军队祷告胜利，也是在这“电 线”的授意下进行的。 在“七七”事变前，我的私事家事，关东军还不多过问，可是事变后，情形不 同了。 “七七”事变前，我在关内的家族照例每年要来一些人，为我祝寿，平时也不 兔来来往往。“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做出规定，只准列在名单上的几个人在一定 时间到长春来。而且规定除了我的近支亲族之外，其余的人只能向我行礼，不准与 我谈话。 同时，外面给我寄来的信件，也一律先送吉冈的喽罗――宫内府的日系官吏看， 最后由吉冈决定是否给我。 当然，关东军也了解我不致于反满抗日，但是，他们仍旧担心我会跟关内勾结 起来恢复清朝，而这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 在那时，要想瞒过吉冈私自会见外人或收一封信，简直是办不到的。那时在宫 内府设有“宪兵室”，住有一班穿着墨绿色制服的日本宪兵，不仅一切出入的人都 逃不出他们的视线，就连院子里发生什么事也逃不过他们的耳朵。加之宫内府自次 长以下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吉冈的爪牙，这就造成了对我的严格控制。 吉冈之所以能作为关东军的化身，干了十年之久，是有他一套本领的。 有的书上说，吉冈原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 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 于是便选上了他。其实在天津时，他不过有一段时间常给我讲时事，谈不上是我的 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 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 学校，吉冈正在这个学校担任战史教官。他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请溥杰去他家做客， 殷勤招待。他们两人成了好友之后，他即向溥杰透露，关东军有意请他到满洲，担 任军方与我个人之间的联络人。溥杰来信告诉了我，后来又把我回信表示欢迎的意 思告诉了他。他这时表示，这是他的荣幸，不过假如他不能得到关东军高级参谋的 身分，就不想干，因为从前干这差事的中岛比多吉和石丸志都磨没在满洲站住脚， 就是由于没有在关东军里扎下根。 后来，不知他怎么活动的，他的愿望实现了，关东军决定任他为高级参谋，派 他专任对我的联络职务。他在动身来满洲之前，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同时 说：“如果令兄能预先给我准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就更感到荣幸了。”我知道 了这件事，满足了他的“荣幸”感。过了许久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 看的。他在关东军的眼里既有与我的不平凡关系，在我的眼中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 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诗，请我题字（什 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日本报纸 上刊登了这幅画，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由此出现的， 我不知道，但我敢断定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艺术上的称号，却是比 这称号更值钱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 互相馈赠些小礼物，中间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 往来就更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 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再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 日本点心。好在那位老太太和我都有现成的做点心师傅，彼此送来送去，都不费什 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了才敢动。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 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 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地问我： “这个机器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我们两人 的英文程度差不多，平时说话中国话夹着英文，加上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 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吧！ 嗯！”接着就用日本话说出：“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话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 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挑起。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 我也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 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 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却有了变化：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 是陛下的父亲，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份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 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 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 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担心，他是否在用突然袭 击的办法考查我。 为了使他不疑心，我只好一听说他到，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甚 至正在吃饭，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真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 三握发”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