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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 三 订立密约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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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订立密约以后

早在旅顺的时候,郑孝胥就跟本庄繁谈妥了由我出任执政和他出任国务总理的条件。这件事情,郑孝胥直到本庄繁卸任前夕才让我知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郑孝胥来到勤民楼,拿出一堆文件来对我说:

“这是臣跟本应司令官办的一项协定,请上头认可。”

我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

“这是谁叫你签订的?”

“这都是板垣在旅顺谈好的条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头也早说过。”

“板垣跟谁说过?我就没听他说过。就算他说过,你签字之先也要告诉我呀!”

“这也是板垣嘱咐的,说恐怕胡嗣瑗他们不识大局,早拿来反而添麻烦。”

“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

“臣岂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这原本是既成事实,将来还可以另订条约,规定几年将权益收回。”

他说的其实不错,日本在协定中所要的权利,本来是它已到了手的东西。这个协定共有十二条款,另有附则、附表、附属协定,主要内容是:“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日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并可增加修筑;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供应;日本有权开发矿山。资源;日本人得充任“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在这协定中最后规定它将为日后两国间正式条约的基础。郑孝胥说的道理也不错,既然要“凭借”,岂可不付代价?但是尽管事情是如此明白,我却不能不感到气恼。我恼的是郑孝胥过于擅自专断,竟敢任意拿“我的”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我也恼日本人的过分讹诈,“皇帝宝座”没给我,反而要去了这么多的东西。

我在气恼而又无可奈何之下,追认了既成的事实。郑孝胥拿了我签过字的密约去了,胡嗣瑗照例就跟着走了进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立刻气忿地说:

“郑孝胥真不像话!陈宝琛早说过他惯于慷他人之慨!他如今竟敢如此擅断!”

“现在木已成舟!”我颓丧地说。

“或许并不尽然,且看东京方面的消息吧。”

许多天以前,我们便知道了关东军司令官将要换人和日本要承认“满洲国”的消息。胡嗣瑗非常重视这件事,照他的看法,日本调换关东军司令官,很可能要改变一点态度,应该乘此机会派人到日本去活动一下。他说,不给日本好处是不行的,像矿山、铁路、资源以及国防都可以叫日本经管,但是在官制方面,任免权必须在我。我采纳了他的主意,并且按他的推荐派出了当过律师的林迁琛和台湾人蔡法平,到东京找他的台湾籍朋友许丙,通过许丙找军部上层人物去活动。林、蔡二人在东京见到了陆军总参谋长真崎甚三郎、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还有即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等人,向他们提出了我的具体要求:

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职权;

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

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

四、练新兵,扩编军队;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

这也是胡嗣瑗为我拟定的。照他的意思,并不指望日本全部接受,只要它同意定国体和由我决定官吏的任免,便算达到了目的。但是条件还是多提一些,以备对方还价。

过了两天,胡嗣瑗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东京来了好消息。据林、蔡二人的来信说,东京元老派和军部中某些人都同情于我,不满意本庄对我的态度;表示愿意支持我的各项要求。胡嗣瑗说,由此看来,继任的司令官到任后,情形会有变化,我将按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治理自己的国家。但要治理好,非有个听话的总理不能办事。我听他说的有理,便决定把郑孝胥换掉。我和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臧式毅比较合适,如果任命他为总理,他必定会感恩报德,听我指挥的。商量已定,便命胡嗣瑗与许宝衡去找臧式毅谈。

臧式毅的态度尚在犹豫,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来了。

“听说上头派人到东京找武藤信义去了。”他站在我面前,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说罢,盯着我,看我的反应。不用说,他是看出了我不想承认这件事的,于是跟着又说下去:“东京在传说着这件事,说上头打算改组国务院。臣听了,不得不跟上头说说。但愿是个谣传。”

“你怎么但愿是谣传?”

“但愿如此。这个打算是办不到的。即使办到了,一切由满人作主,各部长官也驾驭不了。不管是臧式毅还是谁,全办不了。”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吗?”

“臣说的是实情……”

“说完了你就去吧!”

“是”

郑垂走了,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生气。过了一会,胡嗣瑗知道了,又翘起了胡子。

“郑氏父子,真乃一狼一狈。郑垂尤其可恨。上回熙洽送来红木家具,他劝上头节俭,无非是嫉妒,怕熙治独邀天眷,这次他又提防起臧式毅来了!”

“真不是人!”我越听越恨,决心也更大了,便问胡嗣瑗,臧式毅那边说好了没有。

“他不肯。”

事实上,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都明白,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只有找麻烦。

郑孝胥知道了臧式毅不敢,就更有恃无恐,居然对我使起当年奕劻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以退为进,向我称病请假了。不过他没料到,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也是有恃无恐的。我看他请假,就看做是个机会,毫不挽留地说:

“你也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我不勉强你,你推荐个人吧。”

他的秃头一下子黯然无光了。

“臣的意思,是养几天病。”

“那,也好。”

郑孝胥一下去,我立即命胡嗣瑗去找减式毅,让他先代理总理职务,以后再找机会去掉郑孝胥。可是过了五天,不等减式毅表示态度,郑孝胥就销假办公了。

胡嗣瑗知道了郑孝胥已回到国务院,对我叹气说:“他用密约换的国务总理大印,自然是舍不得丢了。”言下颇为辛酸。

我也有辛酸处,这当然不为总理的那颗印,而是我这执政的权威无论对谁都使不上。这次失败给了我很重要的教训。这是由胡嗣瑗的那句辛酸话启发的。

“郑孝胥用密约换得总理大印,密约白白地变成了他的本钱,这真太岂有此理了。密约为什么不能是我的本钱,向日本人换得我的所需呢?”

我决定等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到任时,再亲自提出那五项要求。胡嗣瑗拥护这办法,并且提醒我别忘了请日本人撤换郑孝胥。他是自从郑孝胥上台当总理,就耿耿于怀地打了这个主意的。

这是九月上旬的事。九月中旬,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满”大使武藤信义来到了长春。十五日这天,在勤民楼内,武藤与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这就是以那个密约为基础的公开协议。

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旨,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

事实,因满洲国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约款,其应得适用于满洲国者为

限,即应尊重之。满洲政府及日本政府为永远巩固满日两国间善邻之关系,

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且确保东洋之和平起见,为协定如左:

(一)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约款之前,在满洲国领土内,

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中两国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

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

(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

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

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

…………[注]

举行完了仪式,喝过了香摈酒,我就急不可待地跟武藤单独进行了会谈。我这时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林廷琛和蔡法平不多天前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告诉我,武藤在东京不但已经同意了我的要求,而且连恢复我的尊号都答应予以考虑哩。

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人’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上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我就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感觉。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

“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结果。

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会见。十天后,我和他第二次会见时,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他每次跟我见面,礼貌总是周到的,向我深深鞠躬,微笑,一口一个“阁下”,并且用一种崇敬神情谈起我的每位祖先,不过就是对我的各项要求绝口不提。如果我把话题转到这方面来,他则顾左右而言他。我被这样置之不理的应付了两次,就再没有勇气问他了。

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武藤去世时为止,我和他每次见面只能谈佛学,谈儒学,谈“亲善”。在这期间,我的权威在任何人眼里都没增加,而他的权威在我心里则是日增一日,有增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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