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白河偷渡 动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 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 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 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 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 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 把我载出了静园。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 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邻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 这次骚乱和戒严，究竟是有意的布置还是偶合，我不能断定，总之给我的出奔造成 了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 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所以 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一出静园大门车就撞在电线杆子 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总算顺 利地开到了预定的地点――敷岛料理店。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吉田过来打开了车箱，扶我出来， 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早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 本军大衣和军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 的军车。这部车在白河岸上畅行无阻，一直开到一个码头。车子停下来之后，吉田 和真方勋扶我下了车。我很快就看出来，这不是日租界，不觉有点发慌。吉田低声 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在水泥 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 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 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做过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还有一个叫大谷 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 由一个名叫讠取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叫“比治山丸”，是 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过了 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据他说 当时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 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座位距离汽油桶大概不会 超过三米远，我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着河中 的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庶澄的炮舰上和 日本的驱逐舰上，我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 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 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全都 板着脸，一语不发。大家在沉默中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 “停――船！” 像神经一下子被切断了似的，我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忽噜忽噜地 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零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 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这时我觉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 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了，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 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跳起来似地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 枪声，渐渐远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了这一手，先装作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 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 过了一会，灯光亮起来，舱里又有了活气。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 轮“淡路九”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郑孝胥 活跃起来了，高谈其同文同种的谬论，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 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试共论； 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因为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麦合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 一个是“不忘在莒”，一个是“滹沱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 安不忘危，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 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做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树 将军了。 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一层不便 说出的原因，这就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 们的一致。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记上写道： 大七（即郑垂）至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 天，领事馆可佯为不知。 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币原给天津桑 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 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 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 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 了相当的警备。再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 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 其自然也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