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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 十一 在北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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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在北府里

我说了那几句漂亮话,匆匆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定,心想我这不是在王府里,而是进了虎口。我现在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处境有多大危险。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逃出国民军的掌握。这时,不但他们的奔走情形毫无消息,就连外边的任何消息也都无法知道。我很想找人商量商量,哪怕听几句安慰话也好。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他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边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来,“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呵!”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上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这时内务府大臣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宫监、宫女的问题,宝熙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只剩下绍英在我身边。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的消息是最好的:经过他的奔走,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已经向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保证了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我,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

官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

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我们在荷兰使馆进行了磋商,所以他们自

然急于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会见时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

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

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

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

“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

然要比皇帝惊慌。当他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了,我

说,‘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我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可是,

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我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

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的另一举动,尤其令我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郑孝胥带着两个日本人来了。从“东京震灾”捐款时起,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就和我的“股肽”们有了交际,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郑孝胥这时和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性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我进医院,把我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说出了他们的计策,但是遭到了王公大臣和师傅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口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我父亲的态度最为激烈,他的反对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冯玉祥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结果是郑孝胥和日本人被送出大门去了。

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陈、朱两师傅和内务府大臣出进,外国人根本不许进来。这一下子,北府里的人又全慌了神,因为既然国民军不把洋人放在眼里,那就没有可保险的了。后来两个师傅分析了一下,认为历来还没有不怕洋人的当局,王正廷既向三国公使做出保证,料想他不会推翻。大家听了,觉得有理,我却仍不放心。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黄郛和王正廷尽管如何保证,离我最近的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就怕一切保证都不顶事。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同时心里也埋怨父亲只考虑自己,却不顾我的安危。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从天津回来了。他是在冯军接管内城守卫的时候乘坐京津国际列车[注]到天津求援去的。他到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司令部的金子参谋告诉他,鹿钟麟已进了宫,日本司令官叫他去找段祺瑞。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住转来郑孝胥的求援电报。段祺瑞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罗振玉看了那个电稿,明白了段祺瑞马上就要出山,觉得形势并不那么严重,不过他仍然要求日军司令部出面“保护”。日军司令部告诉他,北京的竹本大往会有办法。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返回北京找到竹本大住,竹本大住叫他告诉我,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日本兵营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陈宝琛也告诉我,日本兵营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后来因为怕国民军知道,没敢收),于是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这样一来,罗振玉在我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相等的地位,而王爷就被挤得更远了。

我看到了段祺瑞指摘冯玉祥“逼宫”的通电,又听到了奉军将要和冯军火并的消息,这两件事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陈宝琛给我拿来了日本兵营转来的段祺瑞的密电,上面说:“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接着门禁有了进一步的松动,允许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进来,甚至连没有“顶戴”“功名”的胡适也没受到阻拦,只有庄士敦还是不让进来。

不久,北府所最关心的张、冯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传来了冯玉祥在天津被奉军扣押的消息。后来虽然证明是谣传,但是接踵而至的消息更鼓舞了北府里的人:国民军所支持的黄部摄政内阁,在北京宴请东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绝。北府里乐观地估计,这个和我过不去的摄政内阁的寿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东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属意的段祺瑞。果然,第二天的消息证实了罗振玉的情报,冯玉祥不得不同意张作霖的决定,让段祺瑞出山。过了不多天,张、段都到北京来了。那几天的情形,郑孝胥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

乙巳廿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营中平电话云:

段祺瑞九点自天津开车,十二点半可到京。偕大七(郑的长子郑垂)往迎

段祺瑞于车站。……三点车始到,投刺而已。……

丙午分七日(二十二日)。……曹纟襄衡(段的幕僚)电话云:段欲

公为阁员,今日请过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请代辞,若晤面恐致龃

龉。至北府入对。泽公,亻斤贝子、耆寿民(龄)询余:就段否?余曰:

拟就其顾问,犹虑损名,苟不能复辟,何以自解于天下?亻斤贝子曰:若

有利于皇室,虽为总统何害?……

丁未廿八日(二十三日)。……北府电话召。入对。上(溥仪)赐膳,

裁两器、两盘、数小碟而已。段派荫昌来,守卫兵得其长官令:不禁止洋

员(指庄士敦)入见。涛贝勒云:顷已见段,求撤卫兵,但留警察。使垂

访池部(日公使馆书记官)。上云:今日已派柯助志、罗振玉商购裱褙胡

同盛昱之屋,将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棋瑞),

谈久之。至北府,入对。……

己百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见,草赐张作霖诏,罗振玉书之。诏

云:“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所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

备悉一切。予数年以来,固守官中,囤子闻见,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

惟筹备尚须时日,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

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所有详情,已属

庄士敦面述。”……北府冯军撤回。冯玉祥求免职,段批假一月。闻冯已

赴西山。……

段、张合作的消息一传出,北府的气氛就变了。王公们首先给张作霖秘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庇护。张、段入京后,王公们派了代表和郑孝胥一齐表示欢迎,然后又分头进行活动。由郑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张文治去找他的盟见张作霖。让北府最高兴的,是张作霖托张文治特别邀请庄士敦去一趟。结果庄士敦去了两趟。张作霖找庄士敦的目的,是想通过庄士敦探一探东交民巷对他的态度,而北府里则希望通过庄士敦探一探张作霖对我的态度。我让庄土敦带去了我的一张签名照片,一个大钻石戒指。张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与此同时,段祺瑞向郑孝胥表示了,可以考虑恢复优待条件。既有了东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这两位当权人物的支持,虽然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北京城里,而北府的人们已经敢于“反攻”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门上的国民军撤走、冯玉祥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用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国民内务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暴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

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

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

……

与此同时还发出了向外国公使们呼吁支援的公函。对摄阁成立时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清室代表已参加开了几次会,现在也否认了。

这天,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记者来访问我,我向他发表了谈话,与出宫那天所说的完全相反:

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

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注]

《顺天时报》是日本公使馆支配下的日商报纸。说到当时日本人对我的“热心”,决不能忽略了这份报纸。它不像竹本大住那样的一切在暗中进行,而是依仗特权公然地大嚷大叫,极尽耸动听闻之能事。从我进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顺天时报》连续发出了对“皇室”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激愤”的消息和评论。里面大量地使用了“逼宫”、“蒙难”之类的字眼,以及“泰山压卵”、“欺凌寡妇孤儿”、“绑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和编造了“旗人纷纷自杀”,“蒙藏发生怀疑”等等的故事,甚至还编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断指血书,愿以身守宫门”和“淑妃散发攀轮,阻止登车”的惊人奇闻。其他外文报纸虽也登过类似的文字,但比起《顺天时报》来,则大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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