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绝的希望 有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骑自行车玩，骑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着一个人。在宫 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算这个人犯了君前失礼的过失，不过我倒没有理会。我的 车子在那里打了个圈子，准备绕过去了，不料这个人却跪下来不走，嘴里还说： “小的给万岁爷请安！” 这人身上的紫色坎肩，和太监穿的一样。我瞅了他一眼，看见他嘴上还有一抹 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监。我骑着车打着圈子问他： “干什么的？” “小的是管电灯的。” “噢，你是干那玩艺的。刚才没摔着，算你运气。干么你老跪着？” “小的运气好，今天见着了真龙天子。请万岁爷开开天恩，赏给小的个爵儿吧！” 我一听这傻话就乐了。我想起了太监们告诉我的，北京街上给蹲桥头的乞丐起 的诨名，就说： “行，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哈哈……” 我开完了这个玩笑，万没有想到，这个中了官迷的人后来果真找内务府要“官 诰”去了。内务府的人说：“这是一句笑话，你干么认真？”他急了：“皇上是金 口玉言，你们倒敢说是笑话，不行！……”这件事后来怎么了结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我常常听到师傅们和太监们说，内地乡下总有人间：“宣统皇帝怎么样了？” “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我的英国 师傅根据一本刊物上的文章说，连最反对帝制的人也对共和感到了失望，可见反对 帝制的人也变了主意。其实人们念叨一下“前清”，不过是表示对军阀灾难的痛恨 而已。我的师傅们却把这些诅咒的语言抬了来，作为人心思旧的证据，也成了对我 使用的教材。 不过中了迷的人，在徐世昌时代的末期，倒也时时可以遇到。有个叫王九成的 商人，给直系军队做军装发了财，他为了想得一个穿黄马褂的赏赐，曾花过不少功 夫，费了不少钞票。太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散财童子。不知他通过什么 关节，每逢年节就混到遗老中间来磕头进贡，来时带上大批钞票，走到哪里散到哪 里。太监们最喜欢他来，因为不管是给他引路的，传见的，打帘子的，倒茶的，以 及没事儿走过来和他说句话儿的，都能得到成卷儿的钞票。至于在各个真正的关节 地方花的钱，就更不用说了。最后他真的达到了目的，得到了赏穿黄马褂的“荣誉”。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 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绰号叫梁疯子的梁巨川， 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 的谥法。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注] 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至于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 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那时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们如 果获得其中的一种，也会认为是难得的“殊荣”。那些官职较低或者在前清没有 “前程”，又没有王九成那种本钱，走不进紫禁城的人，如当时各地的“商绅”之 类，他们也有追求的目标，这便是等而下之，求遗老们给死了的长辈灵牌上“点主”， 写个墓志铭，在儿女婚礼上做个证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犹太人哈同的满族籍夫 人罗迦陵，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状元刘春霖，以重礼聘到上海，为他准备了特制的八 人绿呢大轿，请他穿上清朝官服，为她的亡夫灵牌点主。当时某些所谓新文人如胡 适、江亢虎等人也有类似的举动。我十五岁时从庄士敦师傅的谈话中，知道了有位 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壁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 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 人物的念头。有一天，在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 这次会面的情形预备后面再谈，这里我要提一下在这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 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他的信 中有一段说： mpanel(1);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 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从外国人的议论上也受到了鼓舞。庄士敦曾告诉我不少这 方面的消息。据他说，很多外国人认为复辟是一般中国人的愿望。他有时拿来外文 报纸讲给我听，他后来抄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是他曾讲过的。 这是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华北每日邮电》上的一篇题为《另一次复辟 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论中的一段： 共和政府的经历一直是惨痛的。今天我们看到，南北都在剑拔弩张， 这种情形只能引出这样结论：在中国，共和政体经过了试验并发现有缺点。 这个国家的中坚分子――商人阶层和士绅，很厌恶种种互相残杀的战争。 我们深信，他们一定会衷心拥护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确保十八省的 太平就行。 不要忘记，保皇党是有坚强阵容的。他们对共和体从来不满，但由于 某种原因，他们近几年保持着缄默。显然，他们同情着军阀的行动，他们 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 那些暗地赞同和希望前皇帝复辟成功的人的论点是，共和主义者正在 破坏这个国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断然措施――来恢复旧日的 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气象。 复辟帝制绝不会受到多方面的欢迎，相反，还会受到外交上的相当大 的反对，反对的公使馆也不只一个。可是，只要政变成功，这种反对就必 然消失，因为我们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 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 危和前途祸福的，还是那些拿枪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 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 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便有了较亲密的交往。第一个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 霖巡间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 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 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赠馈张作霖，并由一位三品专 差唐铬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 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 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 将领（张海鹏、冯德麟、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了张景惠、张 宗昌被赐紫禁城骑马。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时， 我父亲曾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 （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 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 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 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 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 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 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并在这里和张景惠拜了把兄弟。 这两年，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下面是 登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亲王派人到奉天送礼品、和张景惠来北京 之后的两个月）英文《导报》上的发自奉天的消息： 最近几天以来，在沈阳的各阶层人士中间，尤其是张作霖将军部下中 间盛传一种谣言，说将在北京恢复满清帝制以代替民国政府。根据目前的 种种断言，这次帝制将由张将军发动，合作的则有西北的皇族的军事领导 人，前将军张勋也将起重要作用。……说是甚至于徐总统和前冯总统，鉴 于目前国家局势以及外来危险，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锟、李纯以及 其他次要的军人，让他们保持现有地位再当上王公，就会很满足了。…… 我从庄士敦那里得知这段新闻，是比较靠后一些时间。我还记得，他同时还讲 过许多其他关于张作霖活动复辟的传说。大概这类消息一直传播到民国十一年，即 张作霖又败回东北时为止。我对上面这条消息印象特别深刻，它使我从心底感到了 欣喜，我从而也明白了为什么奉军首领们对紫禁城那样热诚，为什么端康“千秋” 时张景惠夹在王公大臣中间去磕头，为什么人们说奉天会馆特别热闹，某些王公们 那样兴致勃勃。但是我们的高兴没有维持多久，扫兴的事就来了：直奉两系的合作 突然宣告破裂，双方开起火来了。结果奉军失利，跑出了山海关。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连而至：徐世昌忽然下台；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 被赶下台的黎元洪，二次当了总统。紫禁城里发生了新的惊慌，王公大臣们请求庄 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好，英 国公使馆可以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 同时还和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商议好，可以容纳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难。我的想法和 他们不同，我认为与其躲到外国使馆，还不如索性到外国去。我向庄士敦提出，请 他立即带我出洋。因为我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所以这位英国师傅怔住了， 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徐总统刚逃 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阴谋。 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待陛下……” 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联想的本领，因为人们不曾告诉我，张。徐之间以及张、徐 与小朝廷之间暗中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想不到直奉战争之发生以及这一场胜负和东 交民巷的关系。我当时一听这个要求办不到，只好作罢。后来时局稳定了下来，没 有人再提出洋，就连避难问题也不提了。 这是民国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选票的 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小朝廷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 一位声望日高的直系首领吴佩孚发生了兴趣。后来到我身边来的郑孝胥，此时向我 献过策，说吴佩孚是个最有希望的军人，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 前去游说。这年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整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 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又去游说他，也 没得到肯定的答复。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 奉两系之间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 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朝廷里王公大臣们的心情变化，并不完全 一样。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了巴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 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 好处，因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他又 说：“就算王公出不了乱子，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个什么 结局。”他的主张，是让我和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跑到老丈人家里去过日子。 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问事了，代替他的是绍英。绍 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 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是“优待条件”。因为 保住了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他是首先从 庄士敦身上看到这种保险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给外国人住，也不收肯 出高租的中国人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领他这份情，帮忙给找了一个外国人做 了他的邻居，在他的屋顶上挂上了外国的国旗，因此他对庄士敦是感思不尽的。 处于最年轻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内务府大臣之间的是陈宝琛师傅。他不像世续那 样悲观，不像绍英那样除了保守优待条件以外，别的事连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轻的 王公们对军人们那么感到兴趣。他并不反对和军人们联络，他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去 慰劳过冯玉祥，在商议给军人送礼时，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过他一向对军人不抱 希望。他所希望的，是军人火并到最后，民国垮了台，出现“天与人归”的局势。 因此，在张勋失败后，他总是翻来覆去地给我讲《孟子》里的这一段：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 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陈宝琛本来是我惟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