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漫长的隧道（Ⅱ） 一 1966年3月上旬的一天，高庄教授的“劳教”两年到期了。指导员对他及时宣布 解除“劳教”，让他从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队，搬到了只有半截 花墙的北院“就业职工”队。 这立刻在“右派”队引起了不同反响。像我和高庄这样也是后来“加重处罚” 被送来“劳教”的人，就以为到期也会及时解除的；但从1958年春天就进来“劳教” 的人则大发牢骚：“晚来的人都走了，我们已被‘劳教’七八年的人，为什么反而 成了无期徒刑？！” 1966年4月23日，我的“劳教”两年也到期了。但我并没有像高庄那样，被及时 解除“劳教”。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动静，我想，这是否与我的一次绝食有关？ 这次绝食发生在3月底，起由是关于发放食堂粮票。按照惯例，每月28号晚上分 发下个月的食堂粮票，各人精打细算，基本上都能吃到下个月的28号。独独在这个 3月份，由于队部工作上的拖拉延误，28号晚上没有分发粮票，29号早上就有很多人 没有粮票吃早饭，照样饿着肚子去出工。 虽然，我的粮票略有富余，不仅自己吃了早饭，还三两二两地接济了一些人也 吃了早饭，但到了中午，这些被接济的人还是只能面对食堂的窝头馒头干瞪眼。此 刻，我身边还有几两粮票，足可吃一顿午饭，但为了抗议队长们这种不按制度办事 而损害了大家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开始了绝食。 同组的苏自田和组长范宝新以为我也断了粮票，苏自田给我送来了半斤粮票， 范宝新还买好饭菜端到我的面前，我也拒绝吃。 范宝新觉得事情不妙，连忙放下他自己的碗筷去队部汇报：“戴煌绝食了！” 分管我们这个组的小王队长[注]立即跑了来，再三劝我吃饭，我也毫不动摇。 晚上，我继续绝食。晚饭后，队部终于从大队部领来了粮票，当即分发。 对于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对我及时解除“劳教”呢？我认为，即便有所影响， 队部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不能“不宣而战”地默默拖延对我的“教养”期。 4月30日出工时，我向组长说：“我去队部说件事。”就来到了队部。队部的屋 子里空空荡荡，只有指导员一人在，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指导员，关押我两年的期限已过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解除劳教？你们还 懂不懂得法律？就是一个真正的罪犯，被判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到期不释放人家，你们也得说明为什么不放，为什么加刑，加多少，并且还要 出示正式的法律文书。而我们这些人被‘劳动教养’，还美其名说是按人民内部矛 盾处理，为什么反而不作任何说明，就把我们无限期地这样关押下去？” 这位指导员似乎还有几分涵养。我说了许多带有几分责问的话他竟没有插一句 话。他静静地听我说完，略加思索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这样说： “我们只是个管理机关，对你们的去留没有决定权。我们一定向上级反映你的 意见，望耐心等待。” 隔了一个多月，我被值班人员叫到队部，指导员正式向我宣布： “根据上级的指示，你的两年劳动教养已经期满，现在宣布解除。至于工作安 排，上级将和新华社联系，然后才能决定，望你继续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这样，我也步高庄教授的后尘，由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劳教 队，搬到了没有铁丝网的北院“就业职工”队，结束了“劳教”生涯。 一个月后，“文革”大战登台了。指导员又对我说： “由于文化大革命，新华社的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都戴起了高帽 子，敲着脸盆儿游街示众。新华社人心很乱，没人敢过问你的事，你只能暂时在我 们这里留场就业了。” mpanel(1); 这就是说，我成了一个“二劳改”的“留场就业人员”，到苹果园、梨园、桃 园、葡萄园、草莓地去修枝、除草、打农药、施化肥、采果、装箱，麦收时也一齐 去大田割麦子，忙了夏天又忙来了秋天，不断地忙碌着…… 二 “文革”伊始，北京城到处是自生的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接受毛泽东检阅的 红卫兵，一片乱哄哄。红卫兵和许多“造反派”胡乱打死人，许多胡同常常向外拉 死人去火葬场的恐怖消息，不时传到三余庄来。 接着，我听到了来自新华社的一些传言。据说，新华社内的“卫东彪战斗队” 之类的“造反派”，在张贴“打倒”、“火烧”、“炮轰”、“砸烂”吴冷西、朱 穆之、邓。岗等人的大字报中，有时也列有我的名字，同样在我的名字上也打了红 ××。原因是他们曾“鼓动”我“闹翻案”，“事败后又包庇”我只劳教两年，而 没有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其中跳得最高的人，认为我“应该被处以极刑”。 这个人，是一个远离自己丈夫的少妇。在我与潘雪媛尚未相识而青青已被接回 北京的时候，她曾一度相当殷勤周到地帮我照料过青青，还曾对我“瞬美目以流眄， 含言笑而不分”。后因我对她的非分之求装着不知道，旋又与潘雪媛相爱，她就反 目为仇，对我耿耿于怀。在我被送进牢门之后，她就曾在新华社的某些人面前大声 嚷嚷：“把戴煌这样的人留着干嘛使？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文革”一来，她更成了一个“意气风发”的“造反派”， 在“揭发批判”新华社的一些“走资派”的时候，便声色俱厉地嚷嚷这些“走资派” 对我这个“应被处以极刑”的人“竭尽包庇之能事”了。 对这样的“造反派”，对这样的“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人，应作何等评价？！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良乡机械厂”传来的消息说，周总理的那位老同学被人 活活打死了！据说那是良乡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纷纷拿着钢丝鞭 和铁棍木棒，到“良乡机械厂”大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把这位老先生拖 上了土台子双膝跪地，扒光了他上身的衣服，钢丝鞭和铁棍木棒一古脑儿地一阵猛 打，打得他满身满头鲜血直流，当场断了气！ 接着又从新疆传来消息说，在公安医院监护我的那位年青善良的徐干事，也被 人打死了！据说他带着一些“就业人员”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新疆当地的一些 “造反派”要对这些“就业人员”大打出手，他上前说理拦护，说这是违反党的政 策的。这些“造反派”竟说他是“庇护牛鬼蛇神的现行反革命”，在拼了命地痛打 一些“就业人员”的同时，对他的头部也施以重击，他当场倒地不治而亡！ 正当这许多无辜者横遭死难的时候，团河劳改农场的年轻干部也都臂套“红卫 兵”袖标，在农场所有林荫大道的要道路口，来回巡逻放哨，阻挡外面学校涌来的 红卫兵，或一些劳教“右派”和“就业人员”原机关前来要人回去批斗的“造反派”： “我们这里也有红卫兵。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些人有问题，我们这里也不会轻饶 他们的。” 这样，不知保护了多少人的性命。 对此，我们应该感谢团河劳改农场的领导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乡机械厂”， 这些人即便不会惨死于皮鞭棍棒之下，也会遍体鳞伤，鲜血横流。 三 1966年冬天，天津、唐山间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注]的热潮。位于茶 淀车站以西也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后改称劳改局）管辖的清河劳改农场，也抽 调了大批劳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系的工地，团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 一批“就业人员”前往清河支援。 清河农场以潮白河为界，潮白河以东、茶淀车站以西的几个老分场，创办于新 中国建国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几个分场，创办于“大跃进”的1958年。因之那里紧 挨潮白河西岸的第一个点就俗称“581”，由此向西的第二个点叫做“582”，再向 西的就叫“583”、“584”，最后一个点是整个清河农场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 “585”。 这样，整个清河农场由东而西连绵数十里，南北宽约十余里，拥有“劳改人员”、 “劳教人员”、t‘就业人员”不下4万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在北京市境外最 大的劳改场所，大大地大于同样归其所属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吉林白城子农场。 来到了清河农场，我没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于582这个点的潮 白河分场的直属队，任务是为修建组当小工，或去葡萄园挖沟埋覆越冬的葡萄藤条。 一天上午，刮着大北风。我正脱了棉袄绒衣，弯腰掩埋葡萄藤条，突然感到好 像有一股电流，从骰骨向上快速闪射到脑后的颈椎骨，腰就弯得直不起来了。我试 着扭扭腰，腰就疼得像是截断了似地，怎么也直不起来；试着就那样弯着腰铲铲土， 也照样疼痛难忍。 活是没法再干了。我只得弯着腰挂着锹，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场部医务室。 医生捞起衬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说是“闪了 腰，受了风，脊骨没受到伤害”，给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给我开工伤假条。但是 我的腰不能直，头上冒着汗，咬着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不能往下坐。费大劲 坐了下来，又不能站起来。躺在炕上，连翻身也不能翻，这哪还能继续参加劳动？ 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我碰到了两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组组长兼技师陈德和， 一位是直属队的指导员于友善。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俩。 陈德和身材瘦小，但结实精干。他出生于江浙地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 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他率领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后，工兵团 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学习了一个时 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划入北京市公安局劳 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无形中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 员”。他们明白，这是没有法律文书的变相劳改，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骗人 的空话。 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兢兢业业地劳动着忍受 着。 当陈德和得知我的腰受损经过后，他也认为这是“闪了腰，受了风”，但他不 像医务室的那位医生那样只给我一些止痛片而死活不管，而是非常耐心地为我积极 治疗。每天晚上烧炕，他都为我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放在我的 腰背下，再把我的被窝两边和脚底下掖掖好，让我全身炯得汗如水洗。他说用这样 的办法来驱赶寒气。同时，他教我学会面部“八段景”，每天早起自我按摩一番， “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康复和防病”。 但康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得 吃饭，还得参加劳动。而劳动就得常常弯腰转身，这是我没法对付的。于是陈德和 向指导员于友善作了请示汇报：“能不能给老戴分配个不弯腰的工作？” 于友善身材细长，面色黄瘦，常闹胃病，说话细声慢语，从不对任何人发脾气。 所以大家背后都称他为“于善人”。 “于善人”听了陈德和的请示汇报，略加思考后说：“行，我再和范队长商量 一下，下午再答复你。” 下午，他答复陈德和了：让我去马厩放马。这样既不用弯腰，也无须快速大转 身，活也轻松，还可以散散步，免得老在炕上躺着。尤其是，这样我既歇了病假， 又算是照常出工，工资一分也不少。真是上上上上的设想，设想得太周全了！ 不愧是“于善人”！ 马厩，也归直属队管辖，里面拴有二十几匹马和几头也是拉车的牛。它座落在 582这个点人员聚居地的排水渠北。当我穿着那件旧的军棉大衣，腰间束一根皮带， 越过了排水渠上的石板桥来到马厩的时候，矮矮胖胖、和和气气的范队长已等在那 儿了。他给我挑了一匹老白马和一匹青点雪花马。 “这是母子俩。”范队长说，“小青马有点调皮，但它母亲会管着它。你就放 心地带它们去遛吧！” 从北大荒到这次进监狱，我从未干过这样轻的活，也极少碰到过为一名处于困 难中的“右派”设想得如此周全的队长、指导员。我满怀感激地一手牵着一条缰绳， 把老白马和青花马牵出了马厩，把缰绳放得长长的，漫步于渠北的田间大车道上， 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低着头啃食路边的荒草。第二天，又牵牧于渠南的田间或葡萄园 之间的大车道。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白马确实很老实，并富有人性。它的右眼蒙上了一层白翳， 已经完全失明。有几次，趁我环顾四野没注意的时候，轻率好动、不安本分的小青 马竟突然地咬我踢我。我幸有破旧的军棉大衣挡护，未损毫毛。就这样，老白马也 没有轻饶了小青马。每当其时，它总要拿出懂规矩、做长辈的气度，嘶嘶地咬一下 或踢一下小青马，以示惩戒。那意思好像是教训小青马：不该对放牧人无理！ 这使我大发感慨！我想：连一个年长的牲畜，都知道教育自己的后代要与人友 好相处，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与人斗，其乐无穷”，甚而滥杀无辜，岂不天 良丧尽？！ 四 半个多月后，我已完全康复了。海河工地要人，我遂和一些人被派往工地，与 581的人一起劳动。 581，是582即潮白河分场的第一队。我们所从事的劳动，是从新开辟的海河一 条支流的沟底挖土装车。装好车，用马拉或钢缆牵引，爬过一里多长的缓坡，把土 倒在坡顶之外。这样，缓坡越堆越长，越堆越高，形成一条宽而深的河岸，将来既 可蓄水通航，又可防洪防险，一举数得。 但劳动是繁重的。不论是挖土装车的人，还是跟着满装着泥土的小车来回跑或 拉着空钢缆下到沟底钩车的人，都是绒衣汗透，一刻不停地干。每晚收工躺在潮湿 阴冷的窝棚里，都是精疲力竭，骨节酸痛。 春节过后农忙时，我才跟着这批人回到581，修水渠，育秧苗，割麦子，插秧， 除草，施肥，灌水，排水，割稻子，脱粒，从春忙到冬。 大家的劳动成绩是显著的，但工资的分配却很有“意思”：不论大家多么劳苦， 有些人却不能拿到该得的工资。比如说，每个月按国家规定，三级工是41元，二级 工36．5元，一级工32元，等外一级27元，等外二级25元，等外三级23元，但在发工 资的时候，一些人却往往拿不到这些钱。 为什么？因为和农村生产队一样，实行的是“工分制”：割一亩麦子或一亩稻 子多少工分，挖一方土多少工分，育一亩秧苗多少工分，施一亩肥多少工分……每 月结算，全队人员共挣多少工分，除以全队人员的月工资，得出这个月的工分值， 再用这个工分值，乘以每个人当月所得工分数，这是这个人当月应得的工资。 这样，不论每个人如何尽心尽力地干，多创造了多少实际价值，但年老体弱劳 动技能差的人，往往拿不到国家规定给他的工资。他们的亏损部分，都被身强力壮 劳动技能高的人“抢”去了。 这就是说，农村生产队“多劳多得”的人，是从他们给生产队多创造的价值中 得到的回报，并不是从其他队员头上刮油水。而在这种劳改队，不管大家多创造了 多少价值，则全部都被农场拿走，工分高的人只能从工分少的人身上“多劳多得”！ 这真是绝妙的“科学管理”――用有限的工资支出，去引发无限的剩余价值！ 这是旧世界的许多地主资本家望尘莫及的！ 另外，每天面对着墙头黑板报上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寿无疆” 和“永远健康”的宗教仪式，也使大家十分心烦！ 我觉得，我们这个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迷信堕落到如此地步， 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是在迅速走向崩溃，而绝不是象征着团结统一与健康强大。 读读《老三篇》，也许是有益的，但也没有必要在人人几乎都能倒背如流的时 候，还要强制进行老和尚念经似地“天天读”。如果长年利用这许多宝贵的时间， 让大家各有所爱地读些世界文学名著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甚或琢磨琢磨一 些棋谱，那该有多好！ 为此，我曾在小组学习会上公开发表过意见，得到了全组一致的支持。但一散 会，就有表面是人背后是鬼的“积极分子”向队部打了“小报告”。 一天，队部孙指导员找我去谈话，要我平时在组内说话要小心，同时交给我一 大沓子如此这般的“小报告”。可见这种“积极分子”在我的身上没少下“功夫”。 万幸的是，孙指导员是个很有头脑很明智的人。他说： “现在的这些做法，是与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但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们 也毫无办法，只能表面上应付着。望你多加小心，不然要吃大苦头的。这些个乱七 八糟的纸条儿，你就拿回去悄悄烧了吧。” 呵，一个多么富有理智的共产党人！ 五 在581，我劳动了将近两年。1968年秋收过后，我被调到582第三队。 在这个队，共有两个“右派”组，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从事大田劳动，挖 河、打坝或修路。 在这里，我碰到了1947年夏天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的原北平艺专的党员学生 朱程。 他个头矮小，广东人，比我大几岁。没想到这位精明的为党立过不少汗马功劳 的地下党员，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谈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犹如发生在眼前。 他说，他原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喜欢绘画。抗战胜利后，他本可从西南联大 毕业，但奉地下组织之命，转到北平艺专边学习边做地下工作。1947年“五・二○” 运动后，眼看国民党特务可能对高庄教授下毒手，地下党命他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 区，并给了他一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他们从北平出发，坐火车到了唐山开滦，由那里向开滦西北步行。步行了多半 天，高庄8岁的儿子走不动路，脚上也磨起了水泡，朱程就背着他走。又走了五六里 地，前面是一大片高粱地，从高粱地里突然钻出来五六个手端长枪的人，纷纷喝问： “是干什么的”？ 朱程按照事先的约定首先答话：“我们是走亲戚往回走的。” “亲戚在哪里？” “开滦十字街口。” 这几个人立即放下枪奔了过来，有一个人边奔这说：“是朱程同志和高庄教授 吧？我们昨天就在这儿等候你们了，我们是专门来接你们的……” 紧紧地握手。朱程如释重负。 “这里还是游击区。”那位似乎是领头的人补充说，“再向前走几里地，就是 解放区了，就是到‘家’了。”他笑嘻嘻地说。 但是朱程不能去那个“家”。他的这次使命就是把高庄父子交给前来接应的人， 然后立即往回转，北平还有新的任务等待着他。 建国后，由于他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警惕性高，并研究和熟悉敌情，先后在 唐山、天津两地公安局担任过治安科长，后调到国家的一个军事工业部当部长的秘 书。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由于他的胞兄朱谷怀被列为“胡风骨干分子”， 他也就成了“胡风分子嫌疑对象”，被“隔离审查”了半年之久，结果什么问题也 没有。 1957年整风鸣放，部机关《整风快报》主编约他写稿，请他谈谈自己被冤整的 经过，以帮助部领导牢记主观主义、盲目整人的教训。一连动员了好几次，他才写 了1000来字，发表在《整风快报》上。 十多天后，“反右”开始了。这篇1000来字的自己被冤整的经过，被认为是 “恶毒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和“秋后算账”，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不服，为自己解释说明了几句，这又被认为“态度恶劣，顽固到底”，被送 交“劳动教养”。 1961年，他被解除了“劳教”，同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直在当着“留 场就业人员”…… “这有什么道理好讲？”朱程谈完了自己的过去感叹地说，“我们的党弄到今 天这地步，是过去搞学生运动、做地下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六 1969年，雨季冲坏了公路上的一些路段。三队的两个“右派”组奉命前往修补， 从路边附近的一些荒土丘取土，用小平车推到路上缺土的地方，然后再用木夯打实。 我的任务是推上。为了加快运土速度，每次空车返回时，我都推着车猛跑。一 次正在猛跑，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打转，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一个半弧圈， 左边的小车把就猛地向里一打，打中了我的左肋，当即被打得晕头转向，轻轻地呼 吸一下都疼痛难抑。 组长和朱程他们都让我停车坐在一边歇歇。半小时后，觉得呼吸时的疼痛已减 轻了，遂又起来继续推土。 不料，还没有推几趟，当又飞快往回奔跑时，左边的车轮又一次突然停止转动， 左边的车把又把我的左肋猛打了一下。这一次，我连极轻极轻的呼吸似乎都不能进 行了，似乎肺叶每一次小小地掀动，都推挤着受伤的肋骨，疼不可耐。 这一次，我再也不能在短暂的时刻里恢复常态、鼓足力气推土了。我只能坐在 一旁等待收工，并仔细地审察这个左车轮为什么接二连三地突然停止转动？ 在一旁装土的朱程，也抽空过来帮我仔细琢磨，他是业余修理自行车的老手。 他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突然停止转动的根源何在：原来是一根车辐条靠近中轴的 那一头断了。当车轱辘快速转动时，它的断头如果突然卡死了中轴，这车轱辘就会 跟着停止转动，而另一个还在自由转动的车轱辘仍然向右前方打了个半圆圈，停止 转动的这边的车把儿才会击中我的肋骨。 原因找到了，可是已经晚了。我的伤势很重。据朱程等人推断，经过这接连两 次的猛烈击打，左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已肯定无疑。 但是晚上收工后，医务室的大夫也束手无策。莫说去清河农场医院住院检查治 疗，就是开个假条在本队休息几天的待遇也不给。他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第二天 照常忍痛上工。医务室大夫的这种态度，比起直属队的“于善人”和范队长对人的 关心，真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