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19 绝望 一 没有几天,我们又奉命到第二生产队的地里去挖排水沟。 第二生产队位于云山场部东北,相距只有两里地。但挖排水沟的地方,是在七 八里外的一座山坡下。为了省下出工收工路上的时间,我们就住在那一带1958年冬 天大干水利时,“左派”精英连队留下的破窝棚里。 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大约是1960年5月15日凌晨,我们又奉命转移到云山场部东 边小云山第四生产队去挖排水沟。 从“左派”精英连队的这些废窝棚直接去小云山,只有七八里地。按说,应该 让我们径直去,因为我们都已衰疲不堪,还得挑着行李与工具。 但是,不,那会使几十个“右派”的劳动力浪费半天时间,而让“右派”的频 繁调动占用大白天的劳动时间是从来没有过的。于是云山场部让指导员刘恩强迫我 们挑着行李与工具,先到场部南面的云山水库大坝,再从几里长的大坝南端往回挑 沙子修补坝顶的路面,然后利用夜晚“业余时间”,再从那儿转移到小云山去。 这就是说,让我们这帮一阵大风就能吹倒的人,身负重荷,先从东北方向朝西 南走十几里地,然后再从那儿往东走十几里地,等于让我们走一个大三角的约有30 里地的两个长边,而不让我们径直去这个大三角的只有七八里地的底边,而且还要 利用“业余时间”。这样,这一天一夜就剩不下多少休息时间了,这比高玉宝《半 夜鸡叫》中的周扒皮还要周扒皮。 可是,在云山畜牧场领导中的王副场长、武副书记、祝大队长和朱麻子、刘恩 等人看来,这却是绝妙的领导“谋略”。不管对这群奴隶的调动如何频繁,从未因 此耽误过这群奴隶“为农场多作贡献”。而结果,等于无形中让这帮瘦骨嶙峋或浮 肿“发胖”的人,更快地走向黄泉路。 那天凌晨,满天乌云。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日用杂物和铁锹铁铲等工具,赶 到了水库大坝的最南端。 刘恩对大家说: “大家使劲干!就这么一点儿活,坑坑洼洼的垫一垫,补一补,早干完早转移, 早转移早休息……” 这种老套儿话,我们听过无数次了!他们每一次要我们干的活,没有一次是能 够让我们“早干完早休息”的。 这一次,沙石远在大坝南面的山坡上。每挑一担沙石到坝中心,来回一趟少说 也得走三四里地。我们从清晨挑到中午,从中午挑到快天黑,中午吃了自带的窝头 咸菜后一刻也没歇,才终于“早干完”,挑起行李工具向小云山“早转移”。 这时,空中的乌云已越积越厚,阵阵冷风吹来,下起了小雨。冷风冷雨,溜滑 泥泞的土路,大家摸着黑,饿着肚子向前撑。衣服外面是雨水,里面是汗水,全身 湿了个透,可又不能歇,也不想歇。因为只有到了小云山,才有晚饭吃。直到深夜 12点左右,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稀稀拉拉地抵达了小云山。总共不过十几里地, 滑溜了五六个小时。 但是各班一点人数,少了两个人! 一个叫佟霭成,四十来岁的河南人。宽额头,高颧骨,细长的眼睛,短小的下 巴颏,脸色灰黄,说话细声慢气。 他原是一机部子弟学校的校长。到北大荒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他离了婚,给 他丢下几个孩子在北京。他每月只有32块钱,根本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他极为愧疚 与哀伤。在山里剖木板时,他就曾在一座空炭窑里自尽过一次,幸亏被人及时发现。 这天凌晨,离开二队山坡下的那些废窝棚时,又有人发现他不见了。据说原在中央 某个机械工业部搞过共青团工作的排长盛桂林,和据说原是《中国青年报》行政工 作人员的他们班的副班长孙某,奉命到山坡上的林子里去寻找。他们找了半天也没 找到佟霭成,反而“找”回来两大挂包的野菜和山韭菜。 mpanel(1); 几天后,二队的推土机手们在那山坡上推平场地盖房子,才发现佟霭成是用自 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 第二位叫赵琪,也四十来岁,原是交通部的一名干部,共产党员。他那苍白而 浮肿的脸上,带有几颗浅麻子。他也是在危难之时被自己的妻子所抛弃的不幸的人。 半年前,他就不能再干活了。然而班排长们说他消极混泡,反抗改造,照常逼 他去“苦战”。 这天在水库大坝上,他就一直面无人色。他老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背,有气无 力地担着一副竹簸箕。里面的沙子几乎都漏光了,他也不知道。到了坝顶上需要垫 沙子的地段,他也把两只空簸箕照样往下抖一抖,转身再去“挑”。指导员刘恩和 排长盛桂林骂他“装疯卖傻”,“一点儿干劲也没有”。可是我们不少人都预感, 他快不行了,但是还没有想到他很快就会死去! 傍晚,我们冒着风雨向小云山转移时,路过云山场部。基建队“右派”中一位 面熟的人到小卖部去买蜡烛,在路上见到了我们。他望望满天的黑云,悄悄对我说: “老戴,看来这场雨短不了,你们在路上可得小心啊!在你们这个排,没有几个人 还能干活了,尤其是你、赵琪、石铁生[注]三个人的脸色最难看,身体最瘦弱,可 不能倒下去啊!在这个鬼地方,想关怀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地被整倒了,有实权的人 又往往没有人性!望自重!” 经他这一提醒,我认为赵淇的情况最严重。虽然他和我不在一个班,我也想向 刘恩和盛桂林建议把他先留下来,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让他到小云山去。我们班的小 罗――罗相成,就是刚到“五间房”“文明流放”初期,还在研究马卡连柯教育法 的那位原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干部――连忙阻止我。“难……难道你……你头上 的‘真……拉拢’、‘假……假同情’的帽……帽子还……还少吗?”他一急,说 话就更加口吃。“这……这种事,不能再……再由你出面,我我……我去想想…… 办法。”他转身叮嘱了赵淇班里的熟人,请他们一路上多多照看老赵。 但这有何用?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第二天早上就传来了噩耗: 赵琪死了! 夜间,在我们躺倒后,队部曾接到赵琪班里人的报告:赵琪倒在半路上的水洼 地中,不能动弹了,照看他的人也帮不了他,请队里的医生跟着回来报告的人一道 去抢救。但队部里的刘恩等人听之任之,也不派医生去。结果这位过早风烛残年的 人,就死在风雨地里了! 二 这是我们来到北大荒后,除了水利工地爆破冻层炸死一个人和伐木中砸死几个 人的不幸事件外,纯粹因为不堪忍受的残酷虐待而致死亡的开始。对此,大家议论 纷纷。 关于佟霭成的死,有人分析主要是他的妻子造成的。说那是一个“苏格拉底的 妻子”,是悍妇,是坏老婆。她心胸狭隘,冥顽不化,唠叨不休,动辄破口大骂, 使堂堂正正老实巴交的佟霭成窘困难堪。佟霭成忍气吞声地忍让了她多少年,到头 来这悍妇还要和他离婚,把孩子都扔给他,他很难想得开,只得一死了之。 可是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分析,认为这种分析的逻辑是混乱的。因为佟霭成的妻 子既然是悍妇,是坏老婆,这女人主动提出离婚,倒是敦厚老城的佟霭成的一大解 脱。因此,佟霭成的死,主要是这女人与他离婚后,给他甩下几个孩子饥寒啼哭没 人管,而北大荒的“改造”岁月又如此残酷遥遥无期,所以他才采取这种办法,了 却其极端的苦痛。 “这说得通。”多数人同意这后一种分析。 对于赵琪的死,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很简单也很一致,那就是:农场领导要负无 可推脱的责任。 然而,农场掌权的人一切依旧,无动于衷。刘恩对于佟霭成的死,说他是“自 绝于人民,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对于赵淇的死,他虽然也“惋惜”了一番, 但他话锋一转,竟荒谬地指责我们“缺乏相互间的体贴照顾,发现严重情况后又抢 救不力”,反而要我们“讨论讨论赵琪死的根源,吸取教训”。这真是荒唐绝顶! 在讨论中,有人隐隐约约地责怪班排长和农场领导,也有人怪赵琪本人没有自 知之明――他应该赖在云山场部不要冒这个险。同时也有个别“丽唱仍添锦上花” 的人,居然趁机为农场领导大唱赞歌,说什么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人如何地“关怀 备至”。 这不禁使我突然想起一位先哲的话:“蛮不讲理的是冥顽,有理说不出的是傻 瓜,有话不敢说的是奴隶。”《国际歌》的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奴隶?! 我提出:赵琪死的根本原因,是农场领导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我们一贯采取歧 视冷漠的态度。对赵淇的死,应该接受教训的是农场领导而不是我们。农场领导应 该“一叶知秋”,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我们的处境,避免死亡现象的蔓延与扩大。 有关人员应该检讨并请求上级处分,而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来接受什么教训…… 讨论还没完全结束,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就到指导员刘恩那儿汇报去 了。 第二天晚饭后,关于赵琪的死,刘恩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说了一句“领导也有一 定责任”;但他拒不承认农场长时期来违背了党的政策。随即他就瞪大了眼睛大声 说: “有人又想乘机煽动大家对支部领导不满,对整个农场不满,这是妄想!党是 正确的!农场党组织是一贯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政策的!即便我们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也只能向上级党组织做检讨,而不能在你们面前做检讨!” 三 其后一个多月,阴雨连绵。我们几乎每天都淋着雨,在稀巴烂的地里抢挖1米左 右宽、50多米长的排水沟,土方量约20立方米。这是每人每天的劳动定额,必须要 完成。收工回来,连烤衣服的条件都没有,许多人不得不穿着湿衣服钻进被窝,为 着第二天能穿着这被体温悟干的衣服出工,暂时摆脱一下落汤鸡的痛苦。 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带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之为“泡将”,有的还不让吃饭, 捆罚打骂的现象亦非罕见。 一天收工后,全队集合开会批斗某班的罗应洪与马竞亮。 前者原是国家某部搞电机设备的工程师,细长的身材,体质十分纤弱;后者据 说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位科长,早先也是我们军队里的一名军官,还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立过功。他们的出身经历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脾气,那就是“倔头犟”:领导 上讲仁义,吃得饱,干活就肯卖力气;反之,就像赌了气的千里马,动不动也得尥 尥蹶子。 这一阵,他俩体弱不算,确实也在闹病。马竞亮饿得没辙,偶尔捡到几根鸡骨 猪骨头,烤焦了权当“锅巴”吃。刘恩、盛桂林们却说他们“破罐子破摔,丑化社 会主义”。 这次批斗前,又一次剥夺了他俩的吃饭权。我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这样做。我说: “越是不把大家当人待,大家越不会好好干活。就是一头牲口,吃饱了才肯拉车犁 地呢,何况是人!” 这可把站在一旁的刘恩气得咬牙喘大气。我们的班长赵超群――就是我在山上 被爬犁夹伤后,用牛爬犁把我拉到住地下的那一位――这时也变得“左”了起来, 马上站起来反驳我说:“你这是‘人性论’,是右的立场!”[注]刘恩连忙对赵超 群的发言表示了赞许。 四 我这样不顾一切地大声疾呼,既为了争取改善全体奴隶的命运,也为了努力挽 救我自己。 这时我已到了没有拐杖就不能挪步的岌岌可危的地步。除原有的多种病痛外, 又增添了关节炎与胃溃疡。过去在苏北盐(城)南战役中被冻伤的脚,在越南奠边 府前线返回后方途中从马上摔下被跌伤的左胯骨,在山上拉爬犁夹伤的左小腿,都 一齐酸痛难忍。双腿硬如木雕,膝盖肿胀如特大哑铃。每天下午,全身恶寒发烧, 而一测体温,水银柱并不高。医生明知这是体质极度虚弱濒临死亡的征兆,可是不 但不让我休息,而且也不给我打针吃药。开始抢挖田间毛渠时,我还常常在黑板报 的“擂台表”上被列为“上”,有几次还超过了日掘20立方土的定额而上了“光荣 榜”,后来就逐渐下降为“中”了…… 我深知为人在世“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该“惟刚 斯不惧,惟刚斯有为”。但是我怎样才能继续“刚”下去呢? 如果真正是全民族大敌当前,我会照样像过去在革命战争中那样,“余生无足 恋”;如果是身陷真正的敌人的囚牢,我也会像许多先烈们那样,“热血拼将流”, 不怕把敌人的牢底坐穿;如果因公致残,长卧难起,我也能“壮怀犹未折”,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如果我们的党,干脆把我推上断头台,说我“无可救药”,我也 相信终有一天,人民的历史将会使我“白骨复更生”! 然而现在,我的遭遇是什么呢?是在号称“自己人”的手里,既不明明白白地 让我们赶快死去,又不稍稍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既不能反抗和暴动,又不堪 忍受与沉默。 两年来,就个人言,我的劳动是尽力的,做人是诚实的,对于各种反常的现象, 我也怀着宁可齑躯碎首的心情,说了应该说的话。结果一切一切的努力均白搭。我 丝毫也看不出,我们接受如此这般的“考验”与“牺牲”,于国于民于己究竟有何 益? 我真正地悲观起来了,真正地模糊了人生的视线…… 五 连绵的阴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开始播种大豆。每天出工收工,都要在泥泞的 路上和水洼地中,来回跋涉30多里路。我的一双脚,常常被陷在淤泥中不能自拔。 我们还要轮流地从大豆地返回小云山,抬着装满了稀饭足有200多斤重的铝制大牛奶 桶,在这“鬼门关”似的烂路上再来回跋涉一遍,把午饭抬到地里去。 然而,在地里等着吃这桶稀饭的200多人中,多数是身体状况远胜于我们的军工 与青工。相对来说,他们一无精神压力与痛苦,二无太重的饥寒之忧。他们在规定 的粮食定量外,都还能在队长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默许下,非法而“合法”地搞点大 豆和其他东西填肚子。而我们,只能一边往地里撒豆种,一边把一些破损的、半瓣 的、拌了“六六粉”的生豆子往嘴里塞。尽管内中未经高温破除的胰蛋白酶毒素, 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而且还要甘冒“六六粉”中毒的危险。 同时,军工与青工上工比我们晚,收工比我们早,干活比我们少而轻。而对抬 饭这最重、最苦、最累的差事,队部却偏偏强加于我们这些命在旦夕之人。尽管我 对这种早被墨子所痛斥过的“爱有差等”的做法十分恼怒,同时自己又力不胜负, 但我还是强打起精神来应付。我想,既然刘恩们铁定了心要我们这些人来抬饭,我 如果不抬,他们也会让我们当中别的人来替我干。 一天突然接到命令,新华社和文化部的人全部离开云山畜牧场。许多人认为这 可离开了这片苦海,从而欢声雷动。但是,惟独我与我们社里的方约同志被留了下 来。 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我敢于反对云山畜牧场一系列非人道的行为,就应 该被继续留下来当他们的奴隶?新华社的领导就这样一味地盲目听信他们的胡说八 道,让我永无脱身辩白之日?! 在这悲愤失望之余,我请即将分手的新华社难友陈亮,带封信给新华社党委。 不知怎么搞的,刘恩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在全队面前冷嘲热讽地说: “有人想向原机关告状,这是梦想!党只相信自己的组织系统,任何个人的叫 屈是没有用的!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威风,如何地看不起我,我现在硬是有权不让 他走,叫他吃更多的苦头,看他能怎么的?!” 我又能怎么办?!我过去曾一度梦想过,这种阴曹地府般的日子不会太久长, 中央很快会来纠正这里的非法所为的。可是北京的来人也好,农垦局的来人也罢, 似乎都认为这里平安无事,百事顺心。回想这一切,我原有的信念似已彻底崩溃了。 即便中央一旦发现了这里问题的严重性,恐怕我们很多人都已骨头打鼓了!与其再 忍受煎熬,不如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自杀,不好;越过乌苏里江到苏联去,不可能;像个别人那样逃跑,不光 明磊落;惟一可行的办法,主动请求党杀掉我。既然党已认为我是个“最危险的敌 人”,把我交给这批法西斯分子残酷地折磨虐待,使我备受“不信之耻与犬马之辱”, 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这时我实实在在地连走路都很艰难了!每走一步,全身的骨节缝都痛如锥挖针 刺! 六 在我们正在播种大豆的那块地边,也有几座1958年冬天挖干渠时,“左派”精 英连住过的已经东倒西歪的烂草棚。一天收工时,我和几位同样行走十分艰难的好 友,要求就住在这些烂草棚里,免得每天来回走两三个小时活受罪。 这也被刘恩一口回绝。我对他说: “你不同意这些人都搬过来,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我保证每天天一亮, 当大家从小云山出工时,我就会独自下地先干活。我不仅不会因为多干了点活而不 高兴,反而会因为每天让我少走这许多路而心怀好感。如能让别人给我带来我的那 份饭,我感激;如不让带,我就把豆种中肯定出不了芽的破豆子挑出来,用铁皮碗 煮来充饥……” 我这可谓诉于衷,求于切,委曲求全了。大凡尚存一丝人性的人,是不会拒绝 的。 然而刘恩不但不答应我的要求,反而和排长盛桂林一道讥讽侮骂我。我被激怒 了!在收工时我坚决不走!他们就把同班的罗相成留下来伴着我走。小罗胆小,不 敢违命,我不走他也不走。这使我十分为难:我可不能误了他晚上的那两小勺稀粥 啊!我只好憋着满头大汗,跟着他往回走。 但我走一步,疼一步,实在疼得没法忍受了,突然高举起双臂,疯狂般地呼喊: “请党来枪毙我吧……党如能早日结束我的生命,我将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笑三声……” 小罗惊呆了。他以为我真地发疯了。他连忙上来搀住我,结结巴巴地说: “老……老戴,我们快……快走吧,回家吃……吃饭吧!不然他……他们也…… 也会说我……我们是‘泡……泡将’,也会扣……扣……扣我……我们的饭……饭 的……” 小罗这几句可怜巴巴的话,一下使我悲恸泪下!当他离开清华园,步入高等教 育部机关大院的时候,他会想到日后有此厄运么?他的那位孤寡多年、只有他这个 遗腹子的老母亲,还在北京一座小院里的一间背旮旯儿小屋里,魂牵梦绕着他呢。 我不能让他跟着我受累饿肚子。于是我只好跟着他走,并且还让他拽着我走,后来 干脆一步一咬牙地自己走了。我想为了小罗,我也得苦撑着往回走。 等我们用了比一般难友多一倍的时间崴到小云山时,大家都早已喝罢稀汤粥, 倒炕睡觉了。 第二天,排长盛桂林询问小罗我在路上说了些什么。小罗出于好心,向盛桂林 说,“老戴快……快不行了,快……快……疯了”,意思是希望盛桂林向队部反映 反映,多少照顾我一点,兔得再来“第二个赵琪’或“第二个佟霭成”。盛桂林问: “何以见得?”小罗遂把我发疯般举起双臂高呼的情形向他说了一遍,望他赶快相 告刘恩,是不是请医生查查我的神经功能,是不是神经系统发生了什么障碍。 事后小罗把与盛桂林谈话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我,我谢了谢他,但说:“结果肯 定适得其反。” 果然,盛桂林听了小罗之说如获至宝,立即向刘恩作了汇报。刘恩随即找我去 队部谈话。 他当着我的面,打开了他那32开日记本的“生死簿”,翻到了“戴煌”的号头。 上面歪歪扭扭、密密麻麻,共有好几页。他向我拍拍他那个大本本,阴笑着说: “你的一切情况都在这上面――”接着就一条一条地念给我听,让我核对。他每念 一条,我都摇一次头。因为绝大部分都不是事实,只有很小一部分多少有点儿影子, 但也都被夸大歪曲了。 “那么小罗说的这一条是不是事实?” “这一条是事实。” “那也够了!就凭这一条,也足够证明你对党的极端仇恨了!” “不!”我站起身来大声说,“我这不是仇恨党,而是仇恨身披党的外衣的一 些人的官僚与专横,仇恨那些混进我们党内的毫无人性的人!” “好吧!你等着吧!!”刘恩恶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好像他真地 就能很快把我推上断头台。 等到冷静下来,我也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不该那样冲动地举起双臂发出狂喊。 斯宾诺莎说得好:“由于痛苦就把自己看得太低就是自卑。”当自己的希望一个又 一个地落空时,我也应该坚定沉着,应该向那些“尚情无我”的智者学习,永远保 持着清醒的良知与勇气。绝望,而且是一种近乎疯狂的绝望,则也是某种沉沦与衰 颓,决不可取。我应该相信世事万物均在变化中,目前的状况绝不会永恒不变的。 虽然有些事物的变化,悄悄然地不可捉摸。

Search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