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蒋介石在1949 1949年，是蒋介石一生中倒霉背运的一年，国民党政府面临着灭顶之灾。军事 上，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较量和渡江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 灭，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扫东南、中南、西北、西南，蒋介石丢掉了在大陆的大部公 地盘；政治上，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白炽化，桂系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外交上， 面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美国由失望、不满转向公开抛弃。蒋家王朝陷入了 内外交困的深渊。走投无路之下，蒋介石退守台湾岛，犹如登上了汪洋中的一条破 船，幸得逃生。 一、成都：蒋介石挥泪别大陆 1948年底到1949年底是蒋介石输得最惨的一年，东北被关门打狗、华北平津尽 失、中原淮海失败，1949年4月23日总统府也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大溃退，共 产党大追击，真是兵败如山倒。12月10日，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蒋氏父子登上“美 龄”号专机，向着渺茫的海岛飞去，此后，没有回过中国大陆。 1．东北，被关门打狗 在白山黑水之间，人民解放军经过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作战， 共歼敌30余万人，使东北战场成为全国各战场中惟一一个解放军数量超过国民党军 的战场。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达105万人，而国民党部队只有55万人，并 分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据点里，成了瓮中之鳖。 蒋介石对此焦虑万分，为挽救东北败局，他三易东北主帅。首先，蒋介石选中 了杜聿明这员虎将，结果，在1947年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中，杜聿明遭到惨败， 这使蒋介石极为恼火，选谁来接替杜聿明呢？想来想去，蒋介石只好把陈诚这张王 牌派往东北。陈诚奉命走马上任后，曾大肆吹捧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 东北”，并独揽东北的党政军大权。陈诚的嚣张气焰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而是输 得更惨：解放军在1947年冬季攻势中，消灭了蒋介石的王牌军之一的新五军，活捉 军长陈林达。面对此局，陈诚灰溜溜地离开沈阳，逃回南京。陈诚走后，蒋介石强 令卫立煌接替东北“剿总”司令和东北行辕副主任之职。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本来 就存在着矛盾，在东北战局上两人意见更难取得一致：蒋介石主张国民党军主力驻 守锦州，进可以守，退可以撤；而卫立煌则主张集中兵力守沈阳，以待时局发展。 辽沈战役前，东北国民党的兵力分布是：卫立煌率约30万人防守沈阳及附近地 区，“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约10万人固守长春，而另一“剿总”副司令范汉杰 率约15万人防护锦州。 根据东北局势，毛泽东运筹帷幄，确定由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实施辽 沈战役计划：首先攻取锦州，占领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关闭东北大门，形成关 门打狗之势的战略方针。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解放军以迅猛动 作切断北宁路，占领辽西走廊，将国民党军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 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往北平亲自指挥，并部署军队向葫芦岛结集增援。10月2日，他又 飞抵沈阳召集军以上人员的军事会议，决定将沈阳的国民党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 兵团。防守兵团由周福成指挥留守沈阳；攻击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出兵辽西，解锦州 之围。同时他不忘给将领们打气： 过去你们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已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 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 然后，蒋介石情不自禁以悲观的语调说：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 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让共 产党把你们抓了去，后悔晚矣！ mpanel(1); 为了夺取锦州，林彪一方面指示在塔山坚决阻击由葫芦岛增援的国民党部队， 一方面果断下令啃下锦州这块硬骨头。经过6天艰苦的配合作战，锦州解放，东北的 大门随之关上，辽沈战役也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下一步就该是打狗了。而东北野 战军的下一步所指就是郑洞国率10万之众困守的长春市。 辽沈战役之前，长春之敌已被我严密封锁和包围，长春成了一个孤岛和死城。 锦州战役打响后，随着战场形势日益恶化，蒋介石决心主持东北的大撤退。10月10 日，他电令郑洞国率部撤出长春。面对解放军的铜墙铁壁，突围无疑是送死，无奈 之下，郑洞国含泪给蒋介石回电：无法突围。蒋介石接电后认为：长春守军如不撤 出，必将为中共所用；如因撤出而遭歼灭，对南京团无所获，也不至于增加解放军 的兵力。因此，他强令郑洞国突围，并派飞机到长春将手令空投给郑洞国。郑洞国 接令后急与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七军军长李鸿商量突围事宜。曾泽生未置可否， 这位素与蒋介石不和的爱国将领在这生死关头正酝酿起义事宜。 16日晚，时不我待，曾泽生决定起义，并给郑洞国、李鸿连夜发信，内容如下： 杜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困，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残酷，目击 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吏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 垄断经济，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 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 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 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潭。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 因战火而糜烂，望却反身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竭诚奉达，敬 候戎绥！ 曾泽生敬启 郑洞国接信后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17日，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长春东半城获得解放。 这时，中共中央考虑，如果争取第七军李鸿和郑洞国起义，不仅在政治上能动 摇敌人的军心，而且不费一枪，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10月18日，中共中 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拟电报，对郑洞国进行劝降。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 21日，郑洞国投降，长春和平解放。 长春已失，蒋介石决定命廖耀湘带西进兵团收复锦州，并由杜聿明代替卫立煌 任东北主帅，以图起死回生。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黑山、大虎山一 带坚决阻止敌人南逃和攻占锦州。结果，西进兵团全军覆灭，廖耀湘被俘。辽沈战 役至此，只剩下沈阳这座孤城，东北全境的解放指日可待。 10月27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齐头并进，直插沈阳，而孤守沈阳的卫立煌更是坐 卧不安。30日，解放军已占领部分市区，蒋介石眼看卫立煌又要作俘虏，他面子上 既不光彩，又没人来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于是，蒋介石急令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派 飞机将卫立煌接出。 将帅一走，士兵也乱了阵脚。11月1日晨，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起总攻，沈阳多 数敌驻区都树起了白旗。国民党士兵几十人一伙，结成湖南帮、广西帮、云贵帮， 由前面一个戴红布条的人领着满街寻找解放军，见到解放军就说：“我们投降，蒋 介石再也管不着我们了！”在市中心“剿总”战车团的院子里，汽车、装甲车、坦 克整齐地排列着，驾驶员坐在车上，等着解放军接收。国民党军重炮十一团的军官 把18门151重炮交给解放军时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36门最大的炮，那18门让你们 在辽西缴了，这18门也请你们验收。” 当解放军接收蒋介石在东北的唯一高射炮团时，问团长该团有多少门炮，胖子 团长后悔地说：“该死，该死，过去太粗心，本人确实不知道。”又问他炮火威力， 他说：“没有使用过，遗憾！” 11月2日，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宣告解放。随之营口也被我军攻克。辽沈 战役至此宣告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东北换了主人。 2．淮海，被打开门户 济南战役后，山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可以畅通无 阻地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构成了威逼徐州、直捣南京，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 石精心构筑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蒋暴跳如雷，为挽救危局，决心固守徐 州，确保京畿的外围。于是，国共两党又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 大决战――淮海战役。 中共中央命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60万人投入淮 海战役进行中原逐鹿。而蒋介石则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杜聿明为副总 司令，统率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刘汝明等兵团共70万人负隅顽抗。 1948年11月6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发布全线出击的进攻命令，淮海战役开始打响。 根据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的第一仗，是集中力量消灭黄百 韬兵团，砍断国民党徐州集团的右臂，为下一步彻底消灭徐州之敌创造条件。当天， 解放军即完成了对徐州黄百韬兵团的战略包围。黄百韬见势不妙，急忙收缩战线， 人民解放军紧追不舍，层层压缩包围圈。最后黄百韬龟缩于碾庄一隅而不能动弹。 黄百韬被围，蒋介石急了。他训斥部下：“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 亡最大的关键！”他给刘峙打电话说：“七兵团在碾应仍为敌围攻，情况危机，至 为焦虑。万一七兵团为敌消灭，必影响整个战局，仰倾全力不顾牺牲及损失，兼程 东进，限期与七兵团会师解围，倘有延误，决按军纪从严惩处，不稍宽贷。” 根据蒋介石的电令，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部前往碾庄解围。毛泽东及 中共中央军委对此早有预料，坚决部署阻止敌人救援，这使黄百韬在包围圈内望援 兴叹，坐以待毙。 11月11日，时机成熟，解放军对碾庄黄百韬兵团发动总攻击，在解放军的猛烈 攻击下，黄百韬步步后退，已无招架之功，何谈还手之力？ 蒋介石在南京如坐针毡，他亲命顾祝同飞抵碾庄上空，鼓励黄百韬向外突围， 并带去大批粮食、弹药，散下大批传单、慰问信和“总统勋章”。黄百韬感激涕零， 对着上空的飞机发誓：“总裁，请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 确实，黄百韬是够顽固的，率部顽抵到底，直到22日，他见大势已去，才自杀 “成仁”。剩下几个残兵游勇也分头散去，各自逃命。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已隐约觉得国民党的丧钟敲响了。黄百韬的尸体后被运 回南京，由顾祝同报准蒋介石举行公祭和公葬，蒋介石特此下令，说黄百韬“忠勇 壮烈，追赠上将”。 消灭黄百韬兵团后，下一步即轮到解决黄维兵团。黄维兵团在增援黄百韬兵团 途中，已被解放军阻击、包围在双堆集地区。蒋介石见黄百韬兵团已无药可救，转 而严命徐州的杜聿明，南部的李弥、刘汝明两部增援黄维。结果，旧戏重演，杜聿 明被阻击、包围于陈官庄地区，其他各部亦自顾不暇。12月3日，中原野战军开始压 缩对黄维包围。15日，黄维被俘，他的12万精兵被消灭，这对蒋介石无疑是釜底抽 薪。 黄百韬、黄维兵团被歼后，淮海战场上就剩下最后一个包围圈――陈官庄的杜 聿明。当时，几十万之敌被压缩在南北宽5公里、东西长20公里的狭小地带，敌我相 距不过几米、十几米。这时，淮海战役总前委决定，暂缓攻击杜聿明，部队转入战 场休整，并对包围圈内的敌人实行双管齐下：在军事上以武力包围杜聿明，在政治 上展开攻心战。 在这寒冬腊月，包围圈内外，一个战场两个世界，一个四面楚歌，饥寒交迫， 充满了恐惧与哀伤；一个粮充弹足，暖衣饱食，一片欢乐。包围圈外的解放军抓紧 进行了20多天的休整，并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和学习。时值元旦，部队在战 壕里丰衣足食，欢欢乐乐过了个节。而包围圈内的敌军物资供应紧张，仅靠空投远 远不能满足需要，士兵们忍饥挨饿，而部分长官死到临头却寻欢作乐，饮酒跳舞， 纵欲荒淫，一派末日王朝的景象。 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军开展了声势浩大、丰富多彩的攻心战，方式多种多样， 有给敌人写劝降信、送衣物、招待敌人吃饭、阵前喊话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招待 敌兵吃饭。战士们把自制的吃饭“招待证”抛向敌人，证上写明拿此证可到解放军 阵地吃饭，以礼相待，决不侮辱，吃完饭，愿留则留，愿走则走。那些忍受不了饥 饿的国民党士兵，开始试着三三两两壮着胆子来吃，后来成批成群地来吃，吃完还 要带些馒头回去，解放军前沿阵地成了敌人的招待所。后来每次开饭，解放军就敲 着盆喊：“喂，喂，喂！吃饭了。过来吧！”并相约，听到了就朝天开一枪，于是 国民党阵地上枪声不断。元旦这天，就餐前，解放军战士拿出香喷喷的肉包子，一 个战士用刺刀挑起一个放在洞墙上说：“蒋军弟兄们，请尝尝我们的包子！”隔壁 敌军一把抓了过去。另一个解放军战士再送一个：“好吃吗？再来一个吧！”那些 吃了解放军包子的，都愿弃暗投明。 蒋介石为使其官兵为他卖命，空投下近百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鼓励 部下以黄百韬为榜样。无奈，其作用适得其反，有人大骂蒋介石：“老子要饭吃， 投这些废物有鸟用，真他妈的混账！”看到死撑下去是自取灭亡，蒋介石只好要求 杜聿明突围，并计划空军配合投毒气弹协同突围。 1949年1月6日下午3时，解放军最后总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刻到了。包围圈四周突 然炮吼枪鸣，流弹火花，漫空飞溅，滚滚浓烟，笼罩上空，解放军从四面八方涌进 敌人的心脏。杜聿明集团早已到了不击自溃的境地，官兵争相夺路四处逃命。 10日下午4时，战斗结束，杜聿明部被彻底歼灭。 徐州“剿总”副总指挥杜聿明也被俘。 至此，历时56天的淮海战役宣告结束，解放军共歼灭、俘获敌人60余万人。 淮海战役打开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门户，也使世界舆论为之震撼。纽约 《先驱论坛报》惊呼：“在生活步调一向是缓慢的中国，局势正急转直下地接近了 高潮……这一次将是一个伟大的高潮，因为南京政府遭到悲剧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 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1948年最后一个季度里所发生的事颇带有希 腊悲剧的味道。” 3．平津，部将起义 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失败的大势已定。华北战场上踞守平津的 傅作义部，屡遭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后，又失去了南北两面依托，军心动摇，孤立 无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但不管跑到哪里，对迅速 实现全国解放都是不利的。中共中央决定抓住战机，将其就地予以歼灭，以加速国 民党政权在全国的总崩溃。因此，毛泽东决定马上发动平津战役，击垮华北傅作义 集团。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 日战争，是驰名中外的爱国将领。他与蒋介石多有矛盾，与之貌合神离，但由于旧 观念的驱使，始终没有脱离蒋介石。傅作义集团所辖60万大军，20万是傅的嫡系部 队，另40万是蒋介石的“中央军”。根据当时全国和华北的战争形势，傅作义集团 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在华北大地上，东起 北宁线的滦县，西到平绥路的柴沟堡，东西约1200多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 张家口、塘沽、新保安为重点，摆成一字长蛇阵，既可守又可逃，以静制动。 针对傅作义集团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约计150万兵力， 共同投入平津战役，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负责具体指挥。作 战方针上，鉴于国民党军可随时西逃绥远或向东由天津、塘沽从海上南逃，为了防 止其跑掉，在战术上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法，决定首攻塘沽和新保安，切 断敌人逃跑之路。 1948年11月29日，杨成武率领的华野第三兵团开始包围张家口，平津战役开始 了。战役的第一阶段，解放军采取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的方针，分东西两集团着手 分割、包围傅作义部。到12月25日，傅作义的60万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 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敌人的西逃或东逃之路被阻，傅作义集团欲跑不 成，欲战不能，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被围在新保安的是傅作义的 第三十五军，军长是傅的心腹干将郭景云，被围在张家口的是孙兰峰的第十兵团， 他们均为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为了加快战役的进展，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二兵 团杨得志部、第三兵团杨成武部分别担任攻取新保安、张家口的任务。经过激战， 解放军相继拿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新保安守军将领郭景云战败自杀，张家口守军 将领孙兰峰被俘，傅作义的老本基本上也打光了。平绥全线获得解放，北平之敌西 逃的希望化为泡影。 这时，在军事打击的配合下，中共展开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工作。经过一系 列秘密接触谈判，在各方开导和形势的逼迫之下，傅作义于12月23日就起义事宜亲 自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 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 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 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 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 1月23日 毛泽东接电后，对傅作义的态度和目前的处境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新保安、 张家口之敌被歼后，傅作义在华北的地位有了明显改变，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也趋向 缓和，但蒋介石一直在对他施加压力，迫其南撤，故傅作义实质上还没最后下决断， 处于动摇、犹豫之间。毛泽东从傅作义的处境设想，对他提出几条说明和建议：目 前不要发通电，这样做很危险；中共将其列入43人战犯名单，请其谅解；傅氏不应 去南京，否则有被扣留的危险；双方应进一步谈判。傅作义听了这些意见后，如释 重负，派人与中共继续会谈。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中共又做好了进攻华北重城天津的准备，从而也争取到 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在谈判中，中共明确要求傅作义在1月24日午夜前就和平起义 问题进行答复，否则解放军将对天津发起总攻。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正与解放军秘密谈判，有起义的可能，遂相继派要 员到北平察看，拉拢傅作义。蒋介石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到北平要傅作义将部队由 陆、海两路撤向青岛。接着，蒋介石又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北平，向傅说明其南 撤有军统和美军的配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来北平游说，表示美国的支 持。傅作义内心斗争激烈，十分矛盾，他一面声言要与北平共存亡，一面对和谈抱 有希望。 1月14日午夜，人民解放军限期傅作义答复的时期已到，傅作义仍没有下最后决 心，人民解放军耐心督促守卫天津城的总指挥陈长捷投降，但是陈长捷拒不投降。 人民解放军仁至义尽，按照预定计划，于14日午夜发动了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个 小时的艰苦作战，到15日15时，天津战役宣告结束，陈长捷被俘。陈长捷炫耀固若 金汤、能守三个月的天津是如此不堪一击。 天津战役的胜利，狠狠地教训了国民党残余力量，也及时警告了傅作义：坚持 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企图拿武力抵抗作为谈判的筹码是枉然的。天津解放从而加 速了北平和谈的进程。 形势已不容许傅作义再思考了，他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择！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武力压迫和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决心以实际行动促成北 平和平解放。经过和谈，双方一致同意签署《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协 议共18条。另有附件一份，共14条。协议大意是：双方休战，并成立联合办事机构 处理有关军政事务；傅部队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接受整编；城内企业、银行、文化机 关、学校、邮电、文物等暂维现状；保护守法的外国官员和外交；释放政治犯等等。 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获悉后来电，大意是： 相处多年，彼此深知，你现迫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 于1月17日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需一周，望念 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傅作义给蒋介石回电：“遵照办理”。同时，他把蒋介石的意图迅速告诉了人 民解放军，要求城外解放军在蒋介石飞机飞来时，以祈年殿为目标，炮击天坛临时 机场，阻止其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企图用飞机运走他的嫡系部队 及其装备的梦想。 1949年1月22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履行实施，北平宣布和 平解放。 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天，南京也传出了一条特大新闻：总统蒋公于昨天的中常 会上宣布“引退”。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宣布引退，隐居溪口，这实乃被 逼无奈之举，形势使然。 自1948年下半年以来，国共两党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战，人民 解放军在北起松花江、南抵长江的广大土地上，前后经过142天的连续作战，消灭国 民党军队173个师，共154万多人。 三大战役的胜利，给了蒋介石反动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其军队主力已被消灭， 作战部队仅剩下100多万人，并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蒋 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资本基本上输完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蒋 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瓦解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4．南京，总统府被占 1949年初，国民党主力已失，蒋介石病急乱投医，一方面抓紧编练新军，四处 抓丁；一方面加紧长江防备，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的滚滚洪流。同时，国 民党政府为了保存残余力量及美国在华势力，为卷土重来赢得时间，发出了求和声 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彻底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并提出以包括惩办战犯，废除伪 宪法和伪法统在内的八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而且郑重声明，不管谈判结果如何， 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南下，向全国进军。 面对解放军咄咄逼人之势，蒋介石匆忙布置长江防守：宜昌以西由宋希濂负责， 宜昌到湖口由白崇禧部负责，湖口到上海由汤恩伯部负责，防御的重点在东段，东 段的重点在上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面通过和平谈判进一步 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一面指示第二、三、四野战军协同配合，加紧准备渡江作战。 1949年4月1日，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谈判破裂。4月21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 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军：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 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治恶不俊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 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 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 们签订地方性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达散，并愿意于 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和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犹如五雷轰顶，瘫软在沙 发上，他强打精神命令汤恩伯、白崇神速、宋希濂死守长江。 4月21日午夜，朱德发布渡江总命令。从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百 万大军强渡长江。守卫长江的国民党军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没有任何战斗力。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当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进入总统府蒋介石的 办公室时，桌上的台历正好翻到4月23日。总统府前欢声雷动：“活捉蒋介石，解放 全中国！” 在这伟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七律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老巢已去，蒋介石在溪口再也坐不住了，关于“敌军”神速推进的电报一封封 来到溪口，蒋介石气急败坏，把电报往地上一扔，骂道：“娘希匹！敌军！敌军！ 为什么只报敌军进攻不见国军抵抗！”他登上“泰康号”轮船，气势汹汹地亲到上 海指挥部署淞沪决战。蒋介石认为淞沪战役一打响，美英等国便不再袖手旁观，坐 视国民政府败北，所以他发誓要打好“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线”――淞沪决战。然 而几昼夜的殊死战斗过去了，从华盛顿送回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失望：美国不会继 续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这才突然醒悟：“淞沪决战已经没有意义了。”随之杭州、 武汉、上海相继失守。 5．成都，蒋介石投下在大陆的最后一瞥 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分四路开始了对全国的大进军。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攻占西安古城，西安宣 告解放。这时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陕西的胡宗南部和青海、宁夏的马家军， 共约40万人。根据敌人胡、马联合抵抗我军的形势，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确定 “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决心首先集中兵力聚歼胡宗南于扶眉地区。 到7月份，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歼，残部退入川北、川东地区，胡马联盟基本被粉碎， 西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战争 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里。 胡宗南主力被歼后，处于绝望中的蒋介石企图依靠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 逵部，扭转西北战局，于是他积极策动二马与解放军在平凉地区决战。但是二马为 保存自己的实力，在解放军尚未迫近时即各自后撤，一路向西逃去。解放军冒着烈 日酷暑，千里追击敌人，最后造成西北野战军随敌向兰州、银川进军，各个歼灭马 步芳、马鸿逵的有利态势。 8月26日，兰州获得解放，马步芳部全军覆没，宁夏马鸿逵集团更加孤立无援。 解放军乘胜前进，不给马鸿逵以喘息之机，于9月份彻底消灭残余之敌，二马集团在 西北八十余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从而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条件。 新疆境内的形势十分复杂，除了部分向往和平的进步人士外，还有继续顽抗的 国民党势力，以及亲英美的鼓吹新疆独立的势力。1949年，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 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指挥的7万余人。蒋介石在军事大溃败后多次电令陶峙岳， 只留1个旅担任新疆的防务，其余部队悉数内调人关参战。由于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派 系复杂，在内调问题上态度不一，如强行内调则可能使新疆10万军队呈分裂瓦解状 态。为了不使地方混战和替国民党充当内战炮灰，陶峙岳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和 经费庞大为借口，拒绝内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疆的局势一直十分关心。1949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 解放新疆的主张，并派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新疆活动。在国民党失败已 成定局的情况下，在中共代表的大力争取下，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 疆全体军政人员发出通电起义，宣布新疆和平解放，10月10日，解放军进驻新疆， 蒋介石又丢掉了西北战场。 再说中南和西南战场，湘、赣、粤、桂等省由国民党白崇禧部、宋希濂部和余 汉谋部所控制。解放军过长江后于7月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长沙50万人民举行游行 示威，提出“湖南人民不需要战争”、“战争贩子滚出湖南”等口号，要求湖南和 平解放。对于湖南人民的正义要求白崇禧极力镇压，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将军 和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将军却深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表示 愿意谋取湖南和平，避免生灵涂炭。在毛泽东的直接争取下，1949年8月1日，程潜、 陈明仁率部起义。 这时，白崇禧的防御体系正面出现了一个大裂口，他担心其嫡系被歼，急忙收 缩战线，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携手建起一条以衡宝为中心，东起粤东，西至湘 西的“湘粤联合防线”，以防止解放军南进。针对敌人的负隅顽抗，毛泽东巧妙部 署，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将天罗地网撒向华南、中南、西 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粤北和广州。10月，国民 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把西南作为最后挣扎之地。 为确保西南，1949年8月底蒋介石曾亲临重庆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军政要 员，密谋固守西南，称：“必须保住西南地区，作为复兴基地，将来才能与台湾及 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9月底，陆续退守西南和原驻防西南的国民党部队达 90余万人，这成了蒋介石计划固守西南的最重要资本。10月，蒋介石抛出了在西南 同人民解放军进行持久作战的计划，确定“以机动防御配合游击作战，进行持久抵 抗，争取时间，等待国际事变”的应变方案。他调兵遣将，部署了以四川为核心， 以川陕边界为重点设防，构成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并向南延伸的“大西 南防线”，妄想依托这条“中国的马其顿防线”，争取时间进行反扑。 毛泽东早已明察蒋介石的意图，命令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统率60万解放大军， 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西南诸敌，并力求全歼胡宗南集团于国境线之内。10月 下旬，第三、第四野战军前委决定同时发起广西和西南作战。11月，解放军突破宋 希濂、谷正伦防守的川湘鄂边防线和湘黔防线，蒋介石吹嘘的“大西南防线”被拦 腰斩断。 蒋介石如热锅之上的蚂蚁，急忙命部队后撤，集中防守重庆，并策划退往滇、 康地区。刘、邓大军果断深入敌后，切断敌人退路，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 见势不妙，于11月3O日凌晨，带着从广州来渝还不到50天的“国民政府”，匆匆乘 飞机逃往成都。当天下午，重庆解放。 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蒋军兵败，势如山倒。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将其 “政府”迁往台湾。 树倒猢狲散，那些早就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争先恐后与解放 军接触，联系起义事项。云南的卢汉和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伯勋等 相继起义。国民党各部起义高潮迭起，解放军推进日行几百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的那样：“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 两月完成战役计划……” 至此，蒋介石在大陆的军队基本被消灭，残部退往台湾岛、沿海各岛屿以及中 外边境线附近。1949年12月10日，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同一天，蒋介石乘飞 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踏上过大陆土地。 二、南京，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在推卸自己失败的责任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共产党， 而是被我们的内部某派系搞垮的。这当然有推卸之意，实际上也有被内部矛盾搞得 狼狈之意。蒋介石和他的属下们的关系是根据这些人对他的忠诚程度、作用大小， 以及姻亲、门生、同僚等而划分为嫡系和非嫡系，由此决定“总裁”对每个人的亲 疏远近和地位高低。蒋介石把“五虎上将”、“十三太保”等各色嫡系亲信安置在 党。政、军、经、特各个部门的要津。但是，对于非嫡系人物，蒋介石则小心谨慎， 猜忌多疑，为达到控制之目的而煞费苦心。尤其是桂系，可算作国民党内蒋介石多 年的老对手。在解放军大军迫近，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之时，窥觑王位已久而又屡不 得志的桂系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蒋介石发起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 1．蒋桂“仇”史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黄埔路的蒋介石府邸，灯光耀眼，火树银花，溢彩流光， 总统府举行迎新年便宴。前来参加宴会的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立法院 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常委张群、 张治中、邵力子、陈果夫、谷正刚、张道藩、吴铁城等40多人早已到齐。不多时， 蒋介石从楼上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挥手请众人入席。尽管餐桌上有丰盛的山 珍海味，宴会厅亦装饰得富丽堂皇，可是大家正襟危坐，彼此无斛筹交错，也看不 到人们欢乐的笑脸，往日的热闹气氛消失了。 蒋介石首先开口，他以低沉的音调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 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 请岳军（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文告旨在声明保存国民党“宪法”、 “法统”和军队的前提下向共产党“求和”，并且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 个人（蒋介石）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文告读毕，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扭头问坐在身边的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这时，有人表示文告可发，即同意蒋 介石可下野，但CC系骨干分子谷正刚、张道藩等人却站出来嚎陶大哭，既反对与共 产党和谈，又反对蒋介石下野，人们议论纷纷，争论不休。这使蒋介石更为恼火， 他大发雷霆：“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 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我们是被我们内部某个派系搞垮的！”说罢愤 然离去。 这“某一派系”人人都知道指的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 在这形势非常时刻，蒋介石为何大骂桂系？ 原来，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桂系有解不开的疙瘩，桂系屡屡给蒋介石制造麻 烦也由来已久，说来话长。 桂系拥兵西南，以广西为根据地，其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闳个个能力 非凡，智力超群，其部队也能征善战，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威震全 国。这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战功、不易动的桂系，有争鼎之心，问鼎之力。这使 蒋介石感到如卧榻之旁的猛虎，寝食难安。 桂系和蒋介石历史积怨颇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分裂为武汉、南 京、上海三个党部和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政权。南京方面蒋介石搞得一团糟：军 事上军纪败坏，战斗力不如其他派系，北伐孙传芳、张作霖连连败北；外交方面， 日本出兵山东后，蒋介石又摸不透西方各国的态度而犹豫不决。“七一五”政变后， 南京和武汉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妥协，渐有宁汉合流之势，但武汉的汪精卫坚持只有 蒋介石下野，才能谋求宁汉合作，他们把蒋介石视为合作的主要障碍。汪精卫的这 一主张就成了南京政权内李宗仁等桂系逼蒋下野的一个绝好借口。 恰在这时，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路战事连遭失利，他想以军事胜利来缓和紧 张局势的希望成为泡影。1927年8月6日，蒋介石从前线回到南京召开师长以上的高 级军官会议，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也列席参加。当王天培一进入会议厅， 参谋长白崇禧就严肃地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突如其来的责问吓呆了，面色 苍白，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白崇禧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 在进攻徐州的战役中，被敌人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渍败，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且 部下还控告你十大罪状……”在场的军官惊讶地看着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蒋介石 冷冷地注视着会场，他搞不清楚白崇禧是在斥责王天培，还是在影射他。许多军官 也在偷眼看他，他猛然惊醒，大喝一声：“王天培，你知罪吗？带下去，军法处置！” 王天培成了蒋介石开脱战败责任和发泄羞愤的牺牲品，这更激起了广大官兵的 恐慌，纷纷对他敬而远之而投向李宗仁、白崇禧一边。李、白曾为蒋介石立足东南 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时他们与蒋已是貌合神离，遂抓住机会，加紧活动倒蒋。 8月初的一次国民党党部和高级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和孙科、何应钦等串通一气， 寻机向蒋发难。孙科提出：“现在形势太紧张了，蒋先生是不是该出国休息一下？” 白崇禧紧接着附和：“总司令太辛苦了，是应当休息休息。再说，此时为团结本党， 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李宗仁、何应钦、邹鲁等人表示同意，主张蒋 介石出国的占多数，认为蒋介石出国有利于宁汉合作。 在武汉汪精卫的直接逼迫和桂系的配合下，蒋介石经过种种考虑不得不于8月1 3日发出《辞职宣言》，回溪口老家去了。是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事后，白崇禧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干革命 工作，没他，我们一样可以做。”甚至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也说：“蒋是自己要走 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了。” 而下野对于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来说是以退为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与其成为 众矢之的，不如暂时将计就计避开锋芒，观战局外，让宁、汉、沪各派争吵，待时 机成熟时东山再起。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 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得，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而同时，他对桂 系也记恨尤加，指责桂系对他施加压力迫他下野。此有董显光的《蒋介石传》为据： “其时，广西将领威认为与汉口言和，始能解南京被围之险，由于蒋总统被视为和 议之障碍，他的旧日同志遂不免对他施加压力。在此环境中，蒋总统雅不愿保持其 权位。”可见，蒋介石记下了桂系反蒋的一笔账。 而蒋介石和桂系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则是1929年的蒋桂战争。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对各派有拉有防，明拉暗防，相机收拾。为了整倒桂系， 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先是桂系为争夺地盘曾联合程潜攻打唐生智，唐生智大败后蒋 又怂恿桂系回头打程潜，致使程潜被挤走，桂系进一步壮大。对此，蒋介石如坐针 毡，必须拿桂系开刀！ 第一步，起用唐生智，打倒白崇禧。唐生智被桂系打败后隐居上海，蒋介石派 人授以权计，拉拢唐生智，使原属唐生智部下。现已投靠白崇禧的李品仙、廖磊等 回归旧主；第二步，瓦解桂系。桂系中李明瑞、杨腾辉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矛盾， 蒋介石遂许诺给李、杨以高官厚禄，待其时机成熟率部倒戈；第三步，拆散粤桂联 盟。李济深为粤系首领，陈济棠、陈铭枢为李济深麾下两员大将，粤桂向为一家。 蒋介石趁李济深进南京的机会幽禁李济深，收买陈济棠和陈铭枢，使二陈投靠了蒋 介石。 1929年2月，桂系将领夏威、胡宗铎中了蒋介石的诡计，向湖南鲁涤平开火，蒋 介石抓住此把柄后下令讨伐桂系，进攻桂系中心武汉。这时，李宗仁困处上海，李 济深被拘南京，白崇禧远在平津，黄绍闳踞守广州，桂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两 军一交火，早已做好倒戈准备的李明瑞、杨腾辉公开亮相，桂军乱了方寸，纷纷落 荒而逃。在蒋桂第一次较量中桂系失败。 这次桂系被蒋介石打了个七零八落，但它时时图谋东山再起，蒋介石的第二次 下野与它也有脱不掉的干系。 蒋介石打败李宗仁后“削藩”信心大增，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两大派系即成 为其眼中钉、肉中刺了，下一步即磨刀霍霍指向冯阎。但冯阎自知势力不足，火候 欠缺，就主动联络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共同反蒋。这时，李宗仁兵败退居 香港。 193O年8月，避居香港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在寂寞无聊之际，应友人之邀到北平 旅游。这本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游历，谁知经新闻媒体报道后，云集北平的各派反蒋 人物获悉桂系巨头李宗仁夫人北上的消息后，犹如注射了兴奋剂一般，彼此奔走相 告。郭德洁抵达北平时，军政各界代表数百人在车站迎接，郭氏不知缘由，她内心 一面猜测，一面笑容可掬地频频还礼。下榻之后，邹鲁、谢持、汪精卫、陈公博等 国民党元老前来拜访这位年轻的李夫人。郭德洁做梦也没想到在丈夫走背运时她居 然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不过，她很快悟出了其中的奥妙：拉桂系入伙共同反蒋。 聪明漂亮的郭德洁尴尬表情迅即一扫，竟假戏真做，谈笑自如地和各方代表应酬起 来，居然成了桂系参加反蒋会议的代表。代表们一致推举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 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共举反蒋大旗。 1930年3月，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爆发。中华大地硝烟弥漫，烽火连天。蒋 介石借助东北张学良的力量力挫群雄取得胜利。李宗仁见势不妙将部队退回广西老 巢，但部队给养困难，粮饷两缺，处境艰难。这时，蒋介石独霸天下的野心昭然若 揭，而南京政府的胡汉民对此率起反对，蒋一怒之下把胡汉民扣押。消息传出，全 国舆论哗然。桂系乘机联合粤系和香港的汪精卫等扩充兵力，厉兵袜马，扬言北伐， 蒋介石则调兵遣将，准备南征。正待在战场上决一雌雄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蒋 介石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在四面楚歌中，蒋介石感到与桂、粤僵持下去不是高明之举，同时为了转移全 国人民怒斥国民党抗日不力的视线，他再次以退为进，于1931年12月5日宣布下野， 带着宋美龄回老家溪口去了。临走之前，他留给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一封信 称：“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看，蒋介 石下野的决心有多么坚决！但不过12天，他又上台了。这种拙劣的表演不禁令人哑 然失笑。 鉴于几次遭桂系打击，蒋介石对桂系更是严加防范，甚至欲借刀除之，而桂系 经过一系列挫折后也持重多了，他们采取了一套新做法：休养生息，保存实力，养 精蓄锐，蛰居待机；对于广西以外的事，赚钱就干，赔本不来，更不买蒋介石的账。 2．总统竞选好戏连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各战场连连失败；加之，国民党政治、经 济的腐败使各界反蒋情绪日益增长；而美国眼看蒋介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欲 另觅新欢取而代之。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面临翻船的危险。为了安抚 人心，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选举 正、副总统。这样，围绕正、副总统的权位问题，蒋、桂争斗又日趋激烈。结果， 李宗仁如愿以偿当上副总统，并促使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美国在对蒋介石失去信心的情况下默许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在美国的支持 下，李宗仁做起了黄粱美梦，一心要参加竞选。对于这次选举，开始蒋介石公开表 示希望“本党党员自由竞选”，眼见李宗仁真要参选，蒋介石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我是当然的正总统，岂容老对手做副总统，不是自找麻烦吗？ 4月3日，他亲自召见李宗仁劝其弃选。蒋介石说：“你最好放弃竞选。” 李宗仁据理力争：“你已表示可以自由竞选，现在木已成舟，很难从命了。” 蒋冷冷地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一听这话，李宗仁很恼火：“这倒很难说，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蒋介石霍地站起来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你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平静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说完，李宗仁转身而去，谈话 不欢而散。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蒋介石召集黄埔系重要干部开会秘训：“李宗仁竞选副总 统，无疑将一把利刃插入我的心胸，你们如果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忠贞干部，就应 该替我把这柄利刃拔出来。”同时，为了打败李宗仁，他拉孙科竞选副总统，以此 分散李宗仁的选票。此外，参选副总统的还有于右任、程潜、莫德惠、徐博霖等， 而蒋介石、居正为总统候选人。 选举期间，为了阻止李宗仁当选，孙科受蒋之命动用了国民党党部、同学会、 政府机关、宪兵、中统、军统等一切力量，对“国大代表”威逼利诱，甚至三更半 夜还去“代表”家中“访问”，转达从蒋意者有官有钱，违蒋意者自毁前途的意思。 “国大代表”不堪其逼，怨声载道，议论纷纷，认为蒋介石手法几近下流，李宗仁 气愤已极声言退出选举。蒋介石无奈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又假惺惺地回头劝李参 选。如此反反复复闹了几次。选举结果，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 孙科等人落选。 公布选举结果那天，蒋介石在官邸从收音机中听到李宗仁当选的消息时，盛怒 之下竟将收音机踢翻在地。李宗仁对此毫无所知，竟傻乎乎地带着夫人郭德洁到蒋 的官邸拜谢，结果，李宗仁夫妇在会客室等了足足半个小时，蒋氏夫妇才姗姗来迟， 双方表情都不自然，话不投机，李宗仁只好寒暄数语而出。蒋介石故意给了他一个 警告。 1948年5月20日，南京举行正、副总统就职仪式。这一天，南京各单位一律放假， 通行大道上，张灯结彩，爆竹喧天，欢乐的南京似乎掩盖了国民党已经敲响的悠悠 丧钟。就职典礼即将开始，李宗仁派人去侍从室问蒋就职时穿什么衣服。蒋说： “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听后，心中犯疑：老蒋从来喜欢提倡民族精神，在这庄 重时刻为什么穿西装？不一会侍从室又传出蒋的手谕：穿军便服。典礼开始了，此 时出台亮相的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而李宗仁身穿军便服犹如一个大副官伫立在蒋 的身后，形象极为难看。李宗仁顿悟出蒋介石在有意捉弄他，索性昂首挺胸不以为 然。蒋介石斜眼看到李宗仁不伦不类的样子心中暗乐，多日来的恶气总算出了一口。 蒋介石运用当年在上海滩从黄金荣那里学来的一套把戏，使李宗仁当众出了个洋相。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这一闷棍表面打在孙科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中。蒋不会 对此善罢干休，他寻机对桂系进行报复。首先，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调任他为 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几乎被这一纸任命气昏过去，他坚决不干，带着夫人 马佩璋去了上海。马佩璋对此心存怨言，有一次对郭德洁说：“你的老公做了副总 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其实，谁人不知白崇禧的国防部长是徒有虚名 呢？ 白崇禧出走上海，蒋介石下不了台，只好派白崇禧的老搭档黄绍闳去劝驾，黄 对白晓之以理，认为在南京做个国防部长不过是笼中之鸟，有名无实，不如趁此机 会到华中“剿总”武汉团结实力，静观大势，然后迫蒋下台，到时由李宗仁出面来 收拾局面，岂不大有可为？白崇禧一听言之有理，遂接受了南京任命，一心经营华 中。这样，桂系迫蒋下台的军事形势开始形成，只待时机来临。 1948年底，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国民党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战役使 国共前途渐趋明朗。眼看蒋家王朝已不可救药，美驻蒋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 马歇尔建议，“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位，让位于李宗仁。”蒋介石闻知美国策划换 马后非常恼火，无奈人家是主子不敢得罪，只好涎着脸派夫人宋美龄到美国“哭秦 庭”，陈情求援。这时，美国已失去了往年迎接蒋夫人时的热情，只允许宋美龄以 私人资格访问，总统杜鲁门对宋美龄的求援不予理睬，并指出：“就现在局势恶化 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宋美龄空 走一趟一无所获，只好暂住孔祥熙在美国的别墅，准备作长期努力。 在国共两军酣战的关头，蒋桂斗争也达到高潮。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临 覆灭的危险，蒋介石心急如焚三番五次命华中“剿总”白崇禧增援，白崇禧却按兵 不动，并且接连给蒋发来“亥敬”、“亥全”两电，策划“逼宫”，由李宗仁上台， 以利和谈。李宗仁则宣布了包括“蒋总统下野”在内的五项和平主张，而长沙绥靖 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随电附和。其时，在解放军大军压顶的形势下，共产 党宣布不以蒋介石政府为和谈对象，这又给桂系倒蒋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下野。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有所说明：“父亲曾缜 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 另起灶炉，排除万难，争取新生。”因此，才有了本节开头所描述的1949年元旦之 夜蒋总统的“最后的晚餐”。 几十年来，蒋桂之间风风雨雨，冲突不断。有时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是一前一后， 如影随行，其实，他们大多貌合神离，泾渭分明，甚而兵戎相见。桂系之于蒋，是 仅次于共产党的心腹大患。 3．李总统“总而不统”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同日，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但是，蒋的文告只有“求和”并无“下野”的字样。蒋介 石还在有意拖延，恋栈不去。并且他还致电白崇禧作一说明：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耿耿此心， 可质天日……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 是从……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 基础，然后可战可和。 对于蒋介石的顽固不退，美国不答应，桂系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司徒雷 登大使的顾问傅泾波打电话给李宗仁，认为蒋总统的元旦文告有收回两周前辞职的 决定，请副总统以适当形式对蒋总统予以劝告。李宗仁当下给白崇禧打电话要他采 取更激烈的逼蒋举动。很快，沪宁一带传递着一条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蒋氏如再 坚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队将退出武汉地区，让开长江一线给中共。与此同时，武 汉三镇大街小巷上贴满“蒋总统不下野，中共将不肯和谈！”“蒋不下野，美援无 望！”的标语。 而蒋介石对自己的迟迟不去自有说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已大 半被匪消灭了，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不已。 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原来，他还挂 念着杜聿明能使淮海战场起死回生。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谈条件： 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 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与此同时，桂系也在悄悄行动准备另立政府，加紧逼蒋行动。 1月19日，蒋介石只好再次召集孙科、张群、吴忠信、陈立夫等人开会研究下野 事宜。蒋介石道：“毛泽东的时局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八项条件下的和 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 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 持。”蒋说完，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 吴铁成壮了壮胆，说道：“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常会讨论一下？” 蒋失望之极，冷冷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 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陈立夫眼泪汪汪叫了声：“总统！” 不等陈立夫说下去，蒋不耐烦地站起来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定采 取第二种办法。下野文告怎样措词，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 的主张，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明天我去找李德邻，叫他来干，后天我就走开！”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李宗仁说：“德邻兄，我是决定下野了，由你顶起这个局 面，和共产党讲和任务艰巨啊。”李宗仁推辞一番：“你尚且不能讲和，我更不行。” 二人虚情假意客气一套自不必说，蒋介石决计下野。 1月29日上午，蒋介石在官邸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场气氛极为沉闷。蒋 首先发言：“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和 中共和谈。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挽救党国危机。”蒋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 等他谈罢，谷正纲等人旧戏重演，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宜退休，应继续领 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说：“事已不可能，我已作出此决定了，我今天就 离开南京！”说罢起身欲走。 李宗仁连忙问：“总统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边走边说：“我还有事未办，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这时，老态 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喊：“总统！总统！” 蒋稍停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之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 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一甩：“你找德邻办去！”说罢，扬长而去。大胡子于右任在众目 睽睽之下讨了个没趣，尴尬地慢慢走了。 午饭后，李宗仁等纷纷赶往南京明故宫机场准备为蒋送行，岂料蒋介石离开会 场便直奔机场乘“美龄”号飞机转道杭州回了溪口。李宗仁扑了个空，也再次尝到 了蒋介石对他的戏弄。但他转念一想，总统职位已经到手，区区小事不必计较，不 禁暗自高兴。而蒋介石这时心情则异常沉痛，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不得不离 开这个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 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从此，蒋介石再也没回南京。 蒋介石离开后，张群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交李宗仁过目。李宗仁看到文告中并 无“下野”、“辞职”、“继任”等字样，只有“代总统”，很是生气。白崇禧得 知后也说：“德公，刘邦当年对韩信说过，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为假！ 我劝你要做就做真皇帝，千万别做什么代的！”李宗仁坚持修改文告，将“代总统” 改为“继任总统”。张群打电话给蒋，蒋介石满口答应说修改到李宗仁满意为止。 第二天，各报均以头条位置同时刊登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继 任文告”。李宗仁兴冲冲地细读两则文告。“下野文告”云：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 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 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恪共党， 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 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 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关精诚，同心一德，翊赞 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 看着看着，李宗仁脸色大变，忍气细读自己的“继位文告”：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 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 任，昌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 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 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 容辞谢，惟有龟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 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 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 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读罢两则文告，李宗仁才知“下野文告”根本只字未改。他不禁大骂：“老蒋 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无奈，事 已至此，只好由他罢。 蒋经国后来在他写的《危急存亡之秋》中谈及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时说：“父 亲之所以要引退，是考虑到下面三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 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而蒋介石后来追 述他第三次下野时曾说：“我之下野的决心，固不能说全无国际环境之影响，但其 重要因素还是由于我们内在矛盾的关系所多。”他还声称其下野是出于对台湾问题 的考虑：“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 俄’的堡垒。” 看来，蒋介石早就找好了退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且下野之前，他还做了 一系列安排：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 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 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他把亲信安置在大陆西南、东南、沿海 及台湾的重要部门，并密令将大陆的军械、黄金和文物统统运往台湾，以防不测。 4．蒋介石“垂帘听政” 蒋介石虽避居溪口，这和当年袁世凯削职回项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一样，是 职退权未退，退而不休。他在溪口小镇驾了七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 党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也不绝于途。溪口小镇取代了六朝粉 黛的故都南京而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蒋介石也成为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四天，便召集汤恩伯、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开会部署长江 防守计划，决定重点防守湖口以下，以确保上海的安全，将台湾作为最后据点，由 汤恩伯负责总指挥。在会上，蒋说：“共产党是要我的命，而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 我的钱。”而在南京的李宗仁虽说“代总统”面子不够，毕竟蒋介石让位了，他要 挽救危局，打出和谈的旗号，争取时间取得美援，保住半壁江山。为此他也加紧部 署江防，决定重点防守湖口以西，确保南京的安全，以海南岛为最后打算，由白崇 禧负责指挥。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内战达三年有余……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 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 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 决定。 李宗仁电报一发，蒋介石大怒，即命孙科将行政院和国民党中央迁往广州，以 示和李宗仁领导的南京政府对立，而大批国民党党政要员既不去广州也不在南京却 聚集上海，两边都不得罪，这就形成了“一国三公”的局面。 2月5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讥评道： 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 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 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 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是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 同时，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不承认南京政府。蒋介石对此幸灾乐祸，他在日 记中写道： 共匪于今用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 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汗颜至此， 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 李宗仁见蒋一日不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遂策划逼蒋出国。和谈代表张治中 和屈武对他深表同情，愿请缨前往溪口一劝。蒋介石一见张治中和屈武便没好气地 说：“你们是要劝我出国的吧？”他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报纸上早就登出了。他 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 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几句话把张治中的嘴封住了，他便只好就和谈一事请示蒋介 石。蒋介石消了气，说：“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德邻现在所负的责任 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我愿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可是 谁又会相信他的话呢？蒋介石趁机就和谈规定了最低限度：划江而治，就地停战。 4月1日，国民党派出张治中、邵力于、屈武等代表赴北平和中共谈判。这时， 解放军早已饮马于长江北岸，随时准备过江。对于国民党的要求，中共中央答复： 不承认已停战，无论和战解放军均要过江，并且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订 案）。 这不啻给李宗仁当头一棒，是战是和，他不敢作主，遂修书一封派人送给蒋介 石：“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 力，迅赴时机，如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争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 去，以谢国人。”蒋介石看罢信说：“现在我是退休的人，他是代总统，一切由他 作主。不过我是支持他的。”4月16日，谈判代表黄绍闳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回南 京请示是否签字，李宗仁不敢签字，即派人送蒋过目。蒋介石一看，拍案而起：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李宗仁无奈之下召集心腹桂系将领开会，研究和谈事宜。白崇禧认为中共中央 的和谈条件过于苛刻，决不能签字。黄绍闳则认为共产党已答应保留桂系军队和地 盘，李宗仁还可做联合政府的主席，这已很宽大了，应抓住机会签字。其他人议论 纷纷多不主张签字。最后，李宗仁也表示拒绝签字。 4月20日，和谈破裂。对日，解放军渡过长江。 黄绍闳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解放已指日可待，遂悄悄飞往香港。在机场， 他遇到屈武，他对屈武说：“快到西北去！”屈武会意后也迅速逃离了南京。 4月22日，南京城内响起了零星的枪声，人们纷纷打起包裹细软出逃，交通一片 拥挤，李宗仁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23日晨，他乘“追云”号飞机飞往广州，飞机 飞了1个小时后，他突然命飞行员转变航向，去了桂林。当晚，南京解放。 这时，蒋介石在溪口也坐不住了，遂乘车悄然驶离溪口，登上“太康”号军舰， 驶往上海。从此，蒋介石父子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乡。 27日，蒋介石在上海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文告，内称：“当此国家民族存 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 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同时，他派人三番五次到桂林催李宗仁到广州主政。 而李宗仁感到蒋处处掣肘，自己手中无钱、无枪、无军队，实在难以一展宏图， 他不想去广州，一到广州即无法脱身了，还是留在桂林桂系老巢安稳些。鉴于此， 他和白崇禧等经过一番磋商，拟出五项条件： 代总统有权调整军政人事； 移存台湾的金钱应运回大陆以供军政开支； 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 中常委之决策，只能作为建议； 蒋先生出国。 对此五项条件，蒋假惺惺地表示答应，唯有出国一事他不同意。他说：“中正 许身革命40余年，始终一贯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 土，保持独立之主权，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他写信给李宗仁：“今日国难益 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 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李宗仁被蒋的花言巧语 所迷，还是飞往了广州，继续做蒋的替罪羊。 在解放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下，5月2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上海又失掉了，如此 “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蒋介石孤舟漂泊，不知何处安身。5月末， 他终于来到台湾，落脚于台北十几公里处的草山，因忌讳“落草为寇”的“草”， 便改草山为阳明山，以表示对哲学家王阳明的尊重。草山也就成了蒋介石的“总统 府”。 草山，青山环绕，林木茂深，泉水叮呼，本是游览的胜地，但是，山河美景不 能激起蒋介石的一丝游兴。烦闷之余，蒋开始拟定防台计划，决定以舟山、马祖、 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以防务台湾为第一。 不久，李宗仁和阎锡山两次来台，要蒋介石到广州“主持大局”，蒋经国觉得 “尚非其时，亦非其地。”蒋介石则不然，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遂于6月14日 飞抵广州，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乖乖听从蒋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 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这无异于恢复了蒋的独裁。不久，他在对部下的 一次训话中解释了他赴广州主持大政的理由：“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 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想起总理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 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 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战。”看，他的理由又是多么动听。 蒋介石酝酿从幕后走向前台。 三 华盛顿，美国人“等待尘埃落定” 美国是蒋介石的国际后台老板。多年来，美国给予蒋介石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援 助，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美国更是从全球战略利益考虑，把蒋介石 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尾声，美国的对华政策却发生了微 妙变化，美国人开始试图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局势是清楚 的，他们可不愿将政治和经济资本投入到蒋介石政权这艘“沉船”上，美国人要同 他拉开距离，等待所谓的“尘埃落定”。 1．美国人失望了 对日战争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 本主义阵营形成对峙状态，国际关系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上升为美国的头号敌 人，世界也由此也构成两极对立的格局。而在中国，共产党接近苏联，国民党接近 美国。那么美国在中国利益的具体维护者，便当然地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则成为美 国利益的具体执行者。 正是基于国际两极对立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美国有一大批支持蒋介石的人。其 中许多人后来被认为是些“利用中国问题来到达个人目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在国 会中，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唐协罗不停地为蒋介石摇唇鼓 舌。参议员布利特曾经建议，在今后的三年内，美国对中国经济投资十亿美元以上， 派军事、文化顾问前去监督改革，并要派麦克阿瑟将军到中国充任“总统的个人代 表”，以实行一项“防止苏联征服中国的计划”。布利特一本正经地警告说： 如果中国落入斯大林之手，那么整个亚洲，包括日本，都会或迟或早落入他的 手心，亚洲的人力和资源将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在中国独立之后，不出一代人时间， 美国的独立也将丧失。 蒋介石有了美国这个强大后盾，本该有所作为。美国人纳闷，蒋介石从美国手 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美元和先进武器，为什么还不敌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最后， 他们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和无能，他们用 金钱催生出了一群寄生虫。美国确信如果要挽救国民党，避免其被共产党击败，必 须将以蒋介石为首的“贪污腐化的一伙”赶下台，另选比较有作为的人上台取代蒋。 这样，便出现了1948年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一幕。1948年4月，美国支持的 李宗仁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在美国，支持李宗仁、指责蒋介石政府腐化堕落的主要是执政的杜鲁门政府。 杜鲁门在1945年因总统罗斯福逝世，以副总统接任总统职位，三年来几乎处处和蒋 介石作对，很多事情不让蒋如愿。1948年在美国也是大选年，从选举一开始，民意 测验的结果就对杜鲁门大为不利，以后杜鲁门虽竭尽全力，但仍不能摆脱不利的局 面，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民意测验得分远远超过杜鲁门。 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前处境不利的形势使蒋介石看到了希望。共和党人杜威在 反共上虽然不像后来的麦卡锡那样歇斯底里，但也是非常坚决的，不像杜鲁门那样 有缓和余地。杜威如果获胜，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不会像杜鲁门那样设法赶他下 台，反而会坚决支持，杜鲁门控制很紧的对蒋介石的“有限援助”政策就会结束， 大批美援会源源而来。再加上看到杜威胜利在望，蒋介石便毫无顾忌地以杜鲁门之 道，还治杜鲁门之身，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当选。他先是特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 钧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大肆活动， 为杜威拉选票。 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带四百万美元，以参加美 国道德重整会名义，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蒋介石的活动，引起了杜鲁门 的注意，他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吩咐。”可是，蒋介石终 于打错了算盘，在大选举行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杜鲁门神话般地扭转了局势。1948 年11月7日，杜鲁门在美国大选中击败杜威，当选总统。这时，杜鲁门政府已十分确 切地知道：蒋介石政府已经完蛋，必须在中国寻找机会的同时，保持政策的灵活性， 并避免撞死在一条路或一个国家上。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蒋介石在焦头烂额、狼 狈不堪的时候，不太赏识他的盟友杜鲁门继续执政，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厚着脸 皮请求杜鲁门援助。 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信杜鲁门，要求杜鲁门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党政府的 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利于正在 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竟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 绝了。杜鲁门在彬彬有礼地回答蒋介石的一些问题后，这样写道： 阁下当已注意到，我在1948年3月11日之公开声明。我在该声明中谓，美国与中 国政府维持友好关系，并力求援助被承认的中国政府维持和平。我又谓我不希望中 国政府中有共产党参加。马歇尔国务卿于1948年3月10日公开声明，共产党现在公开 反叛中国政府，容纳共产党于政府内是一件应由中国政府决定之问题，不应由美国 政府命令。我相信这些声明与美国政府根据1948年援华法援助中国政府之行动，已 明白表示美国政府之态度。 杜鲁门还婉言拒绝了蒋介石要求派遣一高级军官与蒋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 具体计划的建议，只是提出，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可常备咨询。 杜鲁门在给蒋介石回信的末尾像传道士宣讲福音书一样表示： 阁下当了解美国政府在全世界支持和平民主运动 之愿望。此种愿望使美国政府对许多国家促进健全经 济与稳定之情况的努力给予援助，如无此种健全经济 与稳定情况，则世界人民不能期望和平，而民主原则亦 不能滋长。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各种形式之援助实 具有这种希望。我对中国政府与人民此时所面临之困 难深表同情。 蒋介石接到杜鲁门的回信后，深感世态炎凉，他一心视为靠山的美国政府现在 已不再是那样肝胆相照，意气相投了。尽管他在写给杜鲁门的信中哀号：“华中之 共产党军队现在已到达沪宁甚近之地区。如果我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将失去民 主。”杜鲁门也没有表现出蒋所期待的扶助“民主”的热情，只是泛泛地给予安慰 和同情。 1948年底，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美的反应也是冷淡的。 宋美龄在接受蒋介石让她向美国佬陈情的任务后，于1948年11月24日打电话给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 马歇尔的回答如当头一瓢冷水，令第一夫人凉透了心。马歇尔说：“我代表鄙 国政府并以个人名义至诚欢迎夫人的来访，但鉴于目前之时局，我们十分愿意你以 私人资格访问。” 11月28日，宋美龄启程飞美。在华盛顿机场，宋美龄受到隆重的欢迎，一些亲 蒋的国会议员在蒋介石政权危急存亡之秋，对蒋夫人表示了无限之同情。12月3日， 宋美龄晤见了马歇尔，10日又同杜鲁门见了面。宋美龄按蒋介石旨意提出了一个具 体的援华计划：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的反共宣言；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 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十亿美元。但对她的 如意算盘，不管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予理睬。美方认为：“现 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之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49年后，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更加明显地与蒋介石政 权拉开距离。 2．与“沉船”拉开距离 1949年1月3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就中国问题进行 了汇报。 马歇尔问：“中国总统蒋介石在元旦发表了公开申明，不知阁下对此如何看待？” 司徒雷登答道：“我非常乐意向阁下汇报情况并对蒋委员长的新年文告加以评 述。我对文告最初反应良好。它庄重而又调和，对共产党的辱骂之辞也明显减少。 蒋以惯用的方式检讨了自己对民族困苦的责任，并表示个人的进退得失绝不有悖于 新的民主精神。” 马歇尔听到此番话，沉默片刻后说道：“您认为文告发表后，中共会采取某种 缓和姿态吗？也就是说，该文告会达到其意图吗？” 司徒雷登不假思索地答道：“不，从目前看，这仅仅是一厢情愿，中共的毛在 元旦发表了意见相反的讲话。从蒋的文告方面讲，也暴露了不幸的缺陷。蒋的文告 表现出一股傲慢的宽容，以一种掌权者的自负不凡的口气与反叛者交谈。从而忽视 了残酷的现实：军队战斗力土崩瓦解，金融制度的最终失败，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愿 望，以及本人下野的必然性。” 马歇尔随即问道：“蒋也许在采取实际步骤进行和谈吧？” 司徒雷登只得据实相告：“事实是令人失望的，蒋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作出让步， 但实际上毫无表现。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他还决定让副总统行使全权，自由地采取 任何能造福于民的新政策，但显然由于蒋固步自封，由于蒋被共产党的战犯名单所 恼怒，由于宋子文及其他强硬派的影响，他又收回了起初的决定。蒋的文告看来是 国民党内部各集团妥协的结果，他的五项条件每一项都代表了这些派系的态度。而 蒋对这些派系的协调又必然加剧内部分歧。” 司徒雷登的汇报是早就拟好草案的，字斟句酌。他后面这一段关于共产党与国 民党未来走向的估计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共产党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态度强硬，毫不 让步。在步步取胜的形势鼓舞下，他们企图完成彻底 消灭国民党凶恶势力（如陈立夫）的任务。而陈立夫的 支持者们现在则在考虑如何应付共产党。至于说，共 产党是想消除国民党的现存领导和组织结构，还是根 除他们掌权道路上的任何障碍，这尚有待事态发展。 但看起来，由于国民党自身的缺陷，它必将让位于富有 生气的共产党意志。一旦共产党铲除了这股势力，他 们将计划组成某种形式广泛的联合政权，并与某些边 远地区政治上的反对派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无论如 何，新年伊始，一个新运动已经展开，并将是结束全国 军事冲突的开始。预计蒋委员长试图在必要时撤往台 湾，在那里建立其抵抗基地。 国务卿马歇尔在听完司徒雷登的汇报后，马上同总统杜鲁门进行了磋商。现在， 美国当局的决策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的失败已属必然，蒋政权已腐朽不堪， 继续把自己绑在蒋的战车上，等于自陷“烂泥坑”。 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在大使馆内收听到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评论题目是 《评战犯求和》。解放军女播音员抑扬顿挫，富于感情的铿锵之声使美国大使感到 蒋介石政权的末日正在逼近。司徒雷登在日记里表达了他的心情。 1月8日，美国大使馆迎来一位身负特殊使命的客人，他就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吴铁城。司徒雷登按外交惯例给予热情接待。 寒暄过后，吴铁城满脸严肃地说道：“鄙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严重危机，蒋总统 元旦文告发表后，全国人民普遍支持蒋总统所宣布的恢复和谈的决心。他们在许多 电信和公开宣言中，表示他们立即拥护和平解决政府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争执问题。” 政治舞台向来都是凭实力说话，谁有实力，谁的主张就响亮，司徒雷登当然清 楚这一点。身陷绝境的蒋介石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这个论断和提法已经无法欺 瞒对蒋政权有多年观察经验的驻华大使了。出于礼貌，司徒雷登还是点了点了头， 并说道：“我们也热烈希望贵国政府与共产党能结束冲突。” 吴铁城吩咐随身秘书拿出一份黑色的文件匣，他很恭敬地用双手递给司徒雷登 说：“这是鄙国政府请求贵国政府‘调解’的备忘录，请大使先生早日递交贵国总 统及国会。” 司徒雷登接过备忘录，仔细地浏览了一遍，只见其中写道： 美国政府过去曾经多次表示它对中国情形的友谊 的关怀，而且曾与中国政府合作以增进国际和平。中 国政府愿意向美国政府保证其与中共和平解决的真诚 愿望，并特别希望借此获悉美国政府对此项问题的态 度。中国政府将欢迎美国政府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 复的任何建议。中国政府更表示它已准备通过可能的 美国政府的调解，开始与中共谈判，以求达到上述 目的。 司徒雷登看过之后，表示他会立即电报总统及国会。吴铁城补充道：“今天之 内，我会把相同的照会送往法国、苏联和英国大使馆，希望贵国政府早日见复。” 1月12日，杜鲁门政府以下列备忘录答复蒋介石的调解请求： 美国政府已接获中国外交部长于1949年1月8日致驻南京美国大使的备忘录，并 已从长加以考虑。 备忘录中说明中国政府十分渴望中国国内的局势，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世界和平 进展的障碍。备忘录并说明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曾立即采取步骤与中国共产党进 行和平谈判。 但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 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 杜鲁门政府这份拒绝充当调解人的备忘录对蒋介石来说，是美蒋关系上令人难 忘的一页。在蒋介石途穷日暮，四处求援的时刻，这份备忘录等于扇了蒋介石一个 耳光。杜鲁门的理由非常充分，言外之意是对你蒋介石，我们帮得太多了，如今， 我们已帮不了忙了。 美国政府拒绝调解，英法自然紧随其后。蒋介石求援之举在西方后台老板那里， 没有得到任何有益之反响。据说，蒋介石在听侍从念完此备忘录后，狠狠推倒了面 前桌子上的水杯，骂了一句：“娘希匹！” 1月15日，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信中说：“政府（指南京政府）从南京迁移的 准备工作已日渐明朗化。虽然隐瞒这种庞大的迁移工作较为困难，但政府仍决定秘 而不宣。” 蒋介石要迁都，美国人跟着走吗？ 不。司徒雷登在信中表明主张： ……我们极可能被请求转移。可以认为，目前迁都计划的采纳和实施，会使国 民党有时间在南方建立政府，继续行使全权，因而它极有理由要求我们随之迁移。 我们将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随时报告这方面的信息，并汇报有关的形势发展和我们的 观点。在国务院尚无指示或指示尚未到达之前，我们将根据先前的指示留驻南京。 1月20日，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次日，蒋介石“引退”。此时，人民解放军 已取得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全国的胜利也指日可待。艾奇逊的对华政策成了引 人瞩目的焦点。 艾奇逊认为美蒋关系的核心在于要不要继续出钱出枪支持蒋政权。他在这个问 题上，作出了令蒋介石伤心的大举动。 1月24日，艾奇逊指令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就是否颁发《1948年援华 法案》项下剩余军需品出口许可证提出意见。 1月26日，巴大维复电，建议暂停启运，待中国军事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以后再作 决定。巴大维将军抱怨援蒋的物资被大量的贪污、侵占，而运到前线，则等于送到 了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共产党手里。巴大维的意见显然符合艾奇逊内心的想法。 2月初，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 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 攻的跳板”，因此“在灾难的烟尘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艾奇逊的谈话被美国各大报刊以醒目的大标题登载，转而传遍欧洲、亚洲舆论 界，人们谓之“等待尘埃落定”说。杜鲁门政府现在已经不需遮掩对蒋介石政府的 厌恶和绝望，艾奇逊的谈话是公开表明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 这一政策认为，中国的发展显然正在进入一个变动极大和极其混乱的时代，在 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就未来对华政策制订出任何“僵硬的计划”，而只能提出近 期内一个大概的政策方向，以“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这一指导思想的逻辑 上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采取所谓“观望”、“等待”的态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心甘情愿地接受战后对华政策失败的现实，老老实实 地把干涉之手从中国缩回去。所谓“等待”、“观望”，并非置身事外，而是继续 执行其原来对华政策前提下的等待，这就决定了美国在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打交道 时不会有多少“行动自由”。同时，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态势规定了杜鲁门政府不 可能坐待“尘埃落定”，而必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在不扩大卷入中国内战的前提下， 阻止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行动自由”只不过是要保持反 共的“自由”罢了，也就是说，美国不愿意在蒋介石这棵树上吊死，而要寻找更有 效的“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手段。这正是美国和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的动机，历 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要不要继续执行1948年《援华法案》， 艾奇逊在会上坚决主张停止向蒋介石政权运送剩余军需品，但此主张遭到国会方面 反对。经过再三考虑，杜鲁门最后拍板，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 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 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杜鲁门决定的拖延启运政策。3月4日，艾奇逊通知司徒雷登， 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华南的运输船只已经暂停，已载货的运输船大部分被推迟到两 周以后才允许启航。“拖延启运”政策的实施，使国民党政权得不到所期望的迅速 而大量的援助，这对于视美援为救命稻草的国民党集团，在实际上和心理上都构成 了沉重的打击。 2月5日，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时，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大使留在南京，理由是： 从东北到长江流域的大片中国国土即将归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而美国在华利益 及商人大部分在这一地区，为保护美国的利益，必须有正式代表能与中国共产党接 触，并认为司徒雷登作为正式代表最为合适。此外，如果整个使馆迁往广州，将被 解释为对国民党支持到底，因而也就得继续给予援助，这是不合适的。 后来，毛泽东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称之为“开设新店，捞一把。” 1949年8月5日，美国为了向世界交待在中国的失败，抛出《中美关系白皮书》 和艾奇逊国务卿为发表白皮书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这些文件对中国发生的事， 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它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极端仇视，另一方面企图逃脱助 蒋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责，并阴谋继续利用所谓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来破坏 中国革命。同时，文件也细细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化、专制和昏庸，指出 国民党的失败实乃咎由自取，而非美国支持不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 邀请部分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与会者分为两组，结果一 组赞成，一组反对。由于公众舆论莫衷一是，美国国务院无法做出决定。最后国务 卿艾奇逊决定采取“静待尘埃落定”的袖手静观政策。 国民党撤往台湾后，杜鲁门继续采取放任中共进攻，或让国民党在台湾自生自 灭的政策。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说：“台 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 “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恶化， 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 1950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大搞复职，美国目睹李、蒋之争，仍执行保李倒蒋的 政策。 尽管美蒋在反共反苏这一政治上存在重大共同利益，但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 化，美国不得不考虑调整他扶蒋反共的政策。从1949年年初开始，美国政府基本上 开始实行从中国内战“脱身”的政策。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话说，1949年初 美蒋关系开始“走向最低点”。蒋介石政权在美国当政者眼中只是一艘“沉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