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我的信仰 一、童年及少年时代 我生于十九世纪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年，是中国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的那一 年，条约规定割让台湾和承认朝鲜独立，就是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的第二年。中 国惨败在日本手中，是因为满清政府的寡后把准备建设近代海军的钱，移去做现在 北京郊外著名夏宫的建筑费。旧的夏宫已在一八六○年为英法联军劫掠及焚毁，而 这个无知又顽固的妇人和她的排外心理，助成数年后拳匪之乱的突发。曾听父亲说 过关于拳匪之乱时那个寡后和皇帝逃走的情形，当时我五岁。查考年鉴，我发现订 立马关条约那一年，同时也是德国物理学家乐琴发现X光的那一年。 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从教会的屋顶滑下来。那间教会只有一个房子，而紧挨 着一座两层楼的牧师住宅，因此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可以透过教堂后面的一个 小窗望下去，看见教堂内部。在教堂的屋顶与牧师住宅的桁桷之间，只有一个很窄 的空间，小孩可以从这面的屋顶爬上去，挤过那个狭窄的空间，而从另一面滑下来。 我记得自己曾是那个站在阳台上的小孩，惊讶上帝的无所不在。它使我困惑，我因 此想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的头顶上几寸。我还记得曾为每日谢饭的 观念而自辩，得到的结论是：这是对生活的一般感恩，我们对一切生活都该用同样 的心情表示感谢，帝国的居民也该因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里而向皇帝表示感谢。 童年是新奇的时代，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就能发现好多新鲜的东西。眼前 是南山的十个峰，后面是另一个高山的石壁。我们的乡村深入内陆，四周环绕着高 山，当地人称它“湖”。由这儿到最近的港口――厦门，差不多有六十英里，当时， 坐帆船大概要三天。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种永远印在我心灵的经验。因为住在南 方，乡村到漳州的西溪河谷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光秃的黄土冈。可是 正因为深入内陆，到了离乡村约六英里的地方，河上不能行帆船，我们只得换一艘 小很多的轻舟，这种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把它举起来渡过急湍的，船夫把裤子 卷到腿上，跳入河中，把船扛在肩上。 有些事情和住在这环山的村落有关，因为接近高山就如同接近上帝的伟大。我 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 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轻忽矮山及一切人为的、虚假的、渺小的东西。这些高山早就 成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心里产生力量与独立感，没有人可 以从我身上带走它们。这山还印证了《圣经》上的那句话：“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 美”，我开始相信，一个人如果不能体会把脚趾放进湿草中的快感，他是无法真正 认识上帝的。 我们家有六个兄弟、两个姐妹，而我们这些男孩经常要轮流到家里的水井汲水。 学习打水很有趣。当吊桶到达井底时要摇动，这样它就会翻转来装满水，我们不知 道有小机器，因为那是煤油灯的时代；我们有两盏这样的灯，同时还有几盏点花生 油的锡灯。肥皂直到我十岁左右才进入我们的生活。母亲常用的是一种大豆残渣做 成的“豆饼”；它只有一点点的泡沫。刚有肥皂的时候，它的形状像一根方木条， 农夫常把它放在太阳下晒干，使它坚实一些，在洗濯的时候，才不会用得太快。 父亲是当时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 不休止。他传授给我们孩子一切新的及近代的东西，就是对西方知识被称为“新学” 的强烈兴趣。母亲刚好相反，拥有一个被孺慕之情所包围的简单、无邪的灵魂，而 我们兄弟姐妹常联合起来作弄母亲。我们常编造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告诉她。她肯 听，可是有点不大相信，直到我们爆出笑声，她才皱起面孔，她会说：“你们又在 戏弄笨娘了。”她为养育孩子，曾忍受许多苦，可是我十岁的时候，我的姐姐们已 把烹饪、洗涤等家庭杂务拿来做。我们每天晚上上床前做家庭祷告，我们是在一个 虔诚、相爱、和谐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长大。别人常以为我们兄弟会争吵，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 mpanel(1); 父亲是不随俗的。我们家的男孩不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梳辫子，而是留一种僮仆 式的短发；姐姐常为我们编一种便帽，是厦门对面鼓浪屿街上法国水手们所戴的那 一种。父亲是一个十分好动的人，月色皎洁的夏夜，他常会一时冲动，走到河岸近 着桥头的地方传道，他知道那些农夫聚集在那里，坐在夏日的微风中赏月。母亲告 诉我他有一次几乎因肺炎死去，因为在收割月满后外出传道时流了很多汗，回家时 没有擦干。他常建教堂，被派到同安传道时在那儿曾建过一所。我十岁或十一岁的 时候，看见他建筑在坂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太阳晒干的泥砖造成，上面盖着瓦， 外面涂石灰。当屋顶的重量渐渐把四周的墙挤开的时候，出现了一场大骚动。住在 六十英里外小溪旁的范礼文（A．L．Warnshuis） 牧师，听到这种情形，从美国定 购了一些钢条来。这些钢条用一只大钉固定在中间，那只大钉可以把钢条旋转到所 需要的适当长度。它们连接在支持屋顶的木条上，螺旋钉一扭紧，钢条把木条牵拉 在一块儿，大家可以清楚的看见教堂的屋顶被提高了几英寸。这是伟大而值得纪念 的一刻。 虽然父亲是牧师，却绝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家。我记得曾帮他装裱大儒家朱熹 的一副对联，用来张挂在新教堂的壁上。这副对联的字体大约有一方尺宽窄，父亲 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这些墨宝的拓印本，因为朱熹曾做过漳州的知府。朱熹生于十 二世纪，据猜测是因介绍女人缠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带入我们这一省。就我所见， 他的工作不算成功，因为这省女人所缠的脚既不小，又不成样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触是在一对传教士住在我们家访问的时候。他们留下了一个沙 丁鱼罐及衬衣领子的一粒钮扣，中间有一颗闪亮的镀金珠。我常觉得它很奇怪，不 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们走了以后，屋子内到处仍充满了牛油味，姐姐强迫把窗子 打开，让风把它吹走。我和英文书本的第一次接触，是一本不知谁丢在我家的美国 妇女杂志，可能是“Ladies Homejournal”（《妇女家庭》杂志）。母亲常把它放 在针线盒里，用里面的光滑画页夹住那些绣花线。我相信没有一本美国的杂志能用 得这么长久。在建筑教堂的时候，范礼文也曾寄给我们一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 中有一个旋转机，我对它们十分好奇，觉得它们做得相当好。 父亲和范礼文牧师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因为范礼文牧师发现父亲对一切西方 的及新的东西有兴趣。他介绍一份油墨印的，名为《通问报》的基督教周报给我们。 他寄给我们各种小册子及书籍，其中有基督教以文学及上海基督教广学会所印行的 有关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学的书籍。西学就是这样来到我家。我相信父亲曾读过一切 关于西方的有用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天他讽刺的笑着说：“我读过所有关于飞机的 东西，可是我从没有见过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这大约是莱特兄弟试验飞行 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得来这消息，只是当他和我们兄弟谈到柏林大学和牛津大 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眼里射出亮光，似真似假的希望我们兄弟有一天能在那 里攻读。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十岁的时候，我和两个弟弟离家去厦门上学，那四所本地学校父亲断言它不够 好。因为旅程要很多天而且要花钱，寒假我没回去，这等于离开母亲一整年。但男 孩就是男孩，很快的我就学会不想家而沉溺在学校里面的种种活动，这包括赤脚踢 从哑铃锯下来的木球。这是学校里孩子们的普遍运动，但没有任何事像回到母亲身 边那么快乐。进入被群山包围的坂仔河谷之后，还有一英里就到家，我们三兄弟不 能再忍受小船慢慢的摇，就起程步行。我们曾计划怎么样向母亲宣布我们回来了， 是在门外大喊一声“我们回来了！”还是再一次戏弄母亲，用老乞丐的声音，要一 点水；或蹑入家里，找到她，然后突然对她大叫。这个世界实在太小，约束不住孩 子的心，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所称的“中国人的顽皮性格”。 假期我们家就变成学校。我说过父亲是一位牧师并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者，当 我们男孩擦好地板，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后，铃声一响，我们就爬上围着餐桌 的位子，听父亲讲解儒家的经典及《诗经》，其中包含许多首优美的情歌。（记得 有位害羞的年青教师，当他不得不讲解那些孔子自选的情歌时，满面通红。）听课 到十一点时，二姐望着墙上的日影，慢慢地站起来，一脸不情愿的表情说：“我要 去烧午饭了。”有时晚上我们也集合读书，然后她又不得不停止阅读，起来说： “我要去洗东西了。” 我之所以必须写到二姐，不只因为她占了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同时可以显示 在我们家里，大学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我记得二姐很疼我（一切佛洛依德派的说法， 都给我滚！），因为我是一个头角峥嵘但有点不守规矩且喜恶作剧的孩子。当弟兄 们安份而细心的研读功课，我却到院子里玩。长大些时，她告诉我，孩童时的我， 相当顽皮，而且常发脾气，有一次和她争吵过后，我钻入后花园里的一个泥洞，像 猪一样在里面打滚，爬起来时对她说：“好啦，现在你要替我洗干净了！” 在这一刻我看来一定又脏又可爱！ 姐姐曾读过史各德、狄更斯、柯南道尔、哈葛德的《所罗门的宝藏》以及《天 方夜谭》，这一些书都早由同乡林纾译成中文。事实上林纾不识英文，完全是靠一 位魏先生翻成福州话。然后这位伟大的作者，再把整个故事用美丽的古文写出。林 纾大大的出了名，他进而翻译莫泊桑、及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这本书震动了 中国社会，因为女主角是个得了肺痨病的美人，十分像中国的罗曼史《红楼梦》中 的林黛玉。中国的典型美人似乎不是患上了肺痨，就是憔悴得差不多要死的贵妇。 甚至在古代，最著名的中国美人，不是患心绞痛，就是患某种神经病的，而她最著 名的姿势，是忍受极端痛苦而把眉头皱起来的那一刻。姐姐和我，读过了霍姆兹及 作者名字已记不得的法国某作家的侦探小说后，编集了一个我们自己的长篇侦探故 事来作弄母亲使她开心，这个故事一天天连续下去，充满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和冒 险。姐姐是天才，像黛博拉・寇儿一样，有伶俐而敏锐的表现力，因此当数年前我 在银幕上首次见到寇儿的时候，我心跳得好快，握着女儿的手惊叫：“那就是我二 姐的样子！”我太太见过二姐，她很赞同我的看法。 姐姐在厦门高中毕业以后，想去福州女子大学升学。我听到她在家庭祷告后提 出要求，可是一切徒劳。她不想马上结婚，她想去读大学。我说这个故事，原因在 此，我父亲却不这么想。姐姐恳求，美言劝诱，而且作种种承诺，可是父亲说“不 行”。对我而言，这很可怕。我并不怪父亲，事实上，他不是不希望有一个又能干 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我还记得他读完一篇上海某杂志的一位女作家的文章后说： “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女孩当我的媳妇！”但是像他这样的梦想者，他看不清有什 么方法可以办到。女子受大学教育是种浪费，而我们的家庭委实也无法供给。更何 况这是一个甚至厦门富裕家庭的儿子也不会到福州或上海去求学的时代。父亲听说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全中国学习英文最好的大学，我相信他大部分是从《通问报》读 到的。我听到父亲自己告诉一个朋友，当他卖去我们在漳州唯一的房子来让二哥可 以入大学的契约上签字的时候，眼泪止不住滴在纸上。这就是一个牧师能力的极限。 儿子，可以；女儿，不可以；在这个时代，不可以。这不是学费的问题，因为我深 信二姐可以在一所基督教大学获得一个名额。这是旅费及零用钱的问题，它可能每 年要花费五十至六十银圆。这样，我二姐只好彷徨又彷徨，在厦门教书，等待结婚。 这个时代是，女孩一过了廿岁，便必须急于嫁人。我二姐有一个等了很久的求婚者， 可是每次母亲晚上找她谈这个问题时，二姐就把灯吹熄避而不谈。她不能进大学， 那时候又已经二十一岁。 二哥即将毕业，可以赚钱供我读书时，大家庭提议我去圣约翰大学攻读，但是 到最后一天才决定，因为父亲要狠下心向一个又是好友又是他的过去学生借一百银 圆。按照古代中国的规矩，老师是终生的主，是儒家“君、亲、师”中的一位。这 位学生现在已成富翁，父亲每次过漳州，都住在他这个学生的家里。因为在他们之 间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这个富翁过去是一个聪明却贫穷的孩子，当他在父亲的门 下受业的时候，父亲送他一顶帽子，他对这件礼物终身不忘，等它破烂到不能戴的 时候，他发誓一生不再戴其他的帽子，而他的确做到了。这就是古代中国所谓的忠 ――在中国小说或在舞台上所教的强烈的忠，无论武将与文臣，家仆、夫妇之间， 都讲究忠。 父亲知道只要他开口，一定可以借到这笔款。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笔钱偿还 了没有。 这样，我便和二姐及家人一同乘帆船直下西溪，她要到一个叫做“山村”的小 村去行婚礼，而我是预定起程到上海读我大学的第一年。那一百银圆的借款问题， 像一把达摩克利兹的剑悬在我头上，但我是开心的。那时我十六岁。婚礼过后，二 姐从嫁衣的口袋里拿出四角钱给我。分手时她含泪说：“和乐，你有机会去读大学， 姐姐因为是女孩不能去。不要辜负自己的机会，下决心做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 一个著名的人。”这就是我家庭模式的全部。 两年后二姐死于瘟疫，但这些话一直常在我耳际回响。我所以谈这些事，因为 它们对于形成我个人的德性有很大的影响力。想成为一名基督徒，就是如二姐告诉 我的，是想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吗？在上帝的眼里，读书人对律法及先知的 一切知识、学问都没有意义；对一个谦虚、单纯的人，却尽力找出他身上最好的东 西；而对于跌倒的，却能把他扶起来。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义中最单纯而不夹缠的纲 领。我现在仍能想象出自己是那个在烂泥中打滚来报复姐姐的孩子，而我相信她因 此而爱着我。耶稣最特别的地方，他的无与伦比之处，是让税吏、娼妓，比当时那 些饱学之士更亲近他。 圣约翰大学在那个时候已在国际上享有相当的名声，因为它出了几位中国大使， 颜惠庆（来自我的家乡厦门），施肇基，顾维钧。它的确是学习英文最好的大学， 而在学生们的心中，这也就是圣约翰大学之所以存在的缘故。虽然它是圣公会办的， 它对大多数学生的秘密使命却是培植他们成功为买办来做上海大亨们的助手。事实 上学生英文的平均水准，并不超过一个买办的条件。校长卜舫济博士，一个真正伟 大的人物，他对于自己任务的了解，我想和英国鲁比或伊顿学校的校长差不多。 他对学生父亲式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每天清晨，早祷会后，他手上拿着一 个黑色皮包，带着一个总务，巡视整个校园。我相信这是他每天九点坐进办公室前 的晨规。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所以有人说他一年要读一本长篇小说来使自己一 星期中有一个小时来松弛一下。至于图书馆，藏书不超过五、六千本，其中三分之 一是神学书籍。其实到哪一所大学读书并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 学问的实质，像天国一样，在于本身，必须出自内心。我们的心就好比一只猴子， 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只猴子带到森林里去，你不必告诉它在哪里可以找到果子， 你甚至不必带领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个贫瘠的森林中漫游，读达尔文、赫克 尔、拉马克，及小说家温斯顿・邱吉尔的《杯盘之内》。此外，我学习打网球踢足 球，甚至向那位从夏威夷来的同学学打棒球，虽然我永远不能把它长成曲线。我参 加划船队及五英里竞走的径赛队。说句公道话，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收获之一，是发 展饱满自己的胸脯；如果我进入公立的学校，就不可能了。 青春的心是跃跃欲试的，我张望着所能找到的，贪吃一切可食的，就像一只公 园里的松鼠，无论他吃什么都能吸收而且滋朴。那个好思想的心，一经入水，便航 行在一望无涯且时有暴风雨的海上。人仰望群星而惊异，而船却在挣扎撞击，在波 浪中前后左右摇动。我记得二年级时回家度暑假。父亲请我讲道（这种事我甚至在 十多岁的时候就已做过好多次，因为父亲不喜拘泥传统习惯，而且想让爱饶舌的我 出出风头）。我选择了一个讲题：《把圣经当文学来读》。对那些农夫基督徒谈到 《圣经》像文学，的确是毫无意义，但这种观念当时在我意识的最前线，于是它就 溜出来了。记得我曾说耶和华是一位部落之神，他帮助约书亚灭尽亚玛力人及基奈 人，而且耶和华的观念是进化的，由部落所崇拜的偶像进而为万国万民的独一真神， 没有一个民族是特别“被选”的。你该可以想象得到礼拜天晚餐时我父亲的脸色！ 他可能看出，他已经做了一件错事。他认得一个厦门人，英文很好，却是一个无神 主义者。这是一个恶兆，“英文好，但却是一个无神论者。”因此他很怕我也会走 上无神主义的道路。 我很喜欢那所大学却不重视功课。考试那一礼拜，其他学生都在拼命补习，我 却到苏州河钓鱼，脑筋里从来没有想到考试会不及格。在中学及大学我都常常是第 二名，因为常有死读书的笨蛋，把第一名拿了去。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中文课程，因为它在我后来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很大的 反动。例如，上中文民法课时在书桌底下读张伯伦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为什么 会有民法一科，我始终无法了解。那位中国老师是一位老秀才，戴着一副大眼镜， 体重至少有八十磅。秀才是从来没有学过授课或演讲的。那本民法教科书是一本用 大字编印只有一百多页的东西，可以坐下来一口气把它读完，我们却当它是整学期 的教材。因为它被列入课程中，所以我们要强迫捱过。每周那位民法“教授”读给 我们听十至十五行左右，需时约十五分钟，那一小时其他时间，他就不言不动，在 他的座位上缩成一团，可能是透过眼镜注视我们，而我们也在沉默中看着他。不幸 这是一种我无法通过的表演，内心的一种绝对的空虚是难以自抑的，而我也并不想 像佛家禅宗般的入定。这是圣约翰大学中文课的典型。最坏的是即使连着几年中文 课程考试不及格，仍可以得到一张圣约翰大学的文凭。事实上，学校并不重视对中 国事情的研究，这种现象到一九三○年以后才好转。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中国历史有兴趣，可是进入圣约翰大学，就突然中止。一 心不能事二主，而我爱上英文。我丢开毛笔拿起了自来水笔，甚至我在莱比锡研究 的时候，父亲仍常来信说他非常以我的书法为耻。中国书法是一种要用平生努力才 能写到完美的艺术，这必须完全投入而亲身去做，而且必是大学之后的一部分教育。 心的持续生长与成熟，大部分是仰赖把中学及大学的所学抛弃。以我的情形来说， 这种抛弃的过程，是走一条曲线返回中国学术的研究，而且把我的基督信仰跟着抛 弃。 这时我学习当牧师，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在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注册，这是第 一次被暴风袭击。训诂学对别人比对我合适，因为我要追寻伟大的思想及理想。不 久，我成为福禄特尔的崇拜者，虽然在离开圣约翰大学以前，并没有对福禄特尔作 直接的探讨。我的问题，有时会发现互相矛盾的答案，有时没有答案。一被袭击， 我就逃走，再度被袭击，再次后退。一切神学的不真，对我的智力都是侮辱。我无 法忠实的去履行。我兴趣全失，得的分数极低，这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事。 监督认为我不适于做牧师，他是对的。我离开了神学院。 二、大旅行的开始 毕业后，我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住在北京就等于和真正的中国社会接触，可 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蓝色天空，辉煌的庙宇与宫殿及愉快而安分的 人民，给人一种满足及生活舒宜的感觉。朝代已经改变，但北京仍在那里。有卧佛 睡在西山，玉泉山喷射出晶明的喷泉，而鼓楼使守夜者惊醒。人何求于上帝？有了 生命的恩赐，人生在世还能求甚么？北京，连同它黄色屋顶的宫殿，赤褐色的的庙 墙，蒙古的骆驼以及衔近长城、明冢，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它是无神论的， 有无神论者的快乐和满足。 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有甚么意义？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圣约翰大 学是那个壳的骨架。我遗憾地说，我们走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 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虽然充满邪恶，腐败及贫穷，但同时也有欢愉和满足） 断绝关系。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 学表示赞同的人。总之，它意味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尤 其赞赏。它意味着对赞成女子受教育及反对立妾制度及缠足，保持明显而坚决的态 度。（皈依基督教的妇人首先要放脚，而我的母亲，自小是一个异教女孩，曾放了 她的脚改穿一双袜子。）它意味着赞同教育普及及民主观念，且以“能说英语”即 为具有良好教养的标志。它同时意味文字罗马拼音化及废除对中国字的知识，有时 且废除一切对中国民间传说、文学、及戏剧的知识，至少在厦门是如此。罗马拼音 法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我们在厦门有一套七声的完整罗马拼音系统，它是对反对它 的汉学家的嘲讽。我的母亲可藉罗马拼音法把全部《圣经》读通，此外也曾藉此自 习汉字的《诗经》，而且她曾用完全清楚的罗马拼音字写信给我。罗马拼音并非不 能实行，但在心理上我们不愿意要它。 而同时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处，这点我们可以很快看出的。我们不只要和 中国的哲学绝缘，同时也要和中国的民间传说绝缘。不懂中国哲学，中国人是可以 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国的民间故事却显然是可笑的。刚好我童年所受的基 督教教育是太完美了。那是因为我的教会是加尔文派。我不准去听那些漳州盲人游 吟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丽的故事。这些盲歌手，有时是男的，但多数时候 是女的，晚上在街上经过，手里拿着一副响板及一个灯笼，讲述中国古代的魔法故 事及历史上的奇事。我的母亲是在异教家庭中长大的，告诉我这一类的故事，但我 从来没有从那些游吟歌手那儿听过这些故事。当我们这些男孩经过鼓浪屿广场上一 个戏台时， 我们以为该直向舞台观看而不是边走边看。 现在，舞台是教育中国人 （包括文盲非文盲）知道他们的历史的普通媒介。任何中国的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 识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我甚至在童年就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 当我知道杞梁的寡妇因发现丈夫被征筑长城而死，流的眼泪溶化了一大段长城时， 我十分愤怒。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孩子所做的“好事”。 我决心反抗而沉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 我灵性的大旅行于是开始。我们经常留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生存，活动，及安 身立命，我们也是满足的，就像北京异教徒的满足一样。但身为中国基督徒，走进 一个我所称为真正的中国世界里面，睁开了他的眼敞开了他的心，他就会被羞耻感 刺痛，面红耳赤，一直红到耳根。为甚么我必需被剥夺？事情并不如我描写的这般 简单。甚至那个缠脚及立妾的问题也不是如我所想象的这般干脆和简单。在我没听 辜鸿铭为这二者有力地辩护以前，事实上我并不欣赏立妾及缠足的伦理学及审美学。 在本书结束之前，我将会谈到许多关于辜鸿铭的事。 在这里我必须提及两件事，鸦片及祖先崇拜――其中之一导致中国人的一种深 厚的屈辱感及对西方的厌恶感，另外一种使一个中国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剥夺国 籍的感觉。中国基督徒不近鸦片，那些传教士当然谴责它。它的戏剧性和悲剧性成 分，是传教士的同胞们把它带进来而且用枪逼我们接受。那位伟大无畏的中国官吏 林则徐（我的著名同宗）做广东总督的时候，在广州各码头上烧毁了许多箱鸦片， 引起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死于戍所，而中国国门因此 大大开放。一箱箱的鸦片，厚颜无耻地大量滚入。但问题是，传教士进入中国时正 是中国人被鸦片恶臭熏醒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因素――传教士及鸦片都在战 舰的荫庇之下得益，使这情形变得不但可叹，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传教士十分 反对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极端反对那些传教士；大家都认为对方疯狂。一个中国 人所能看得到的是，传教士曾关心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当战舰把我们的身体轰成 碎片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笃定可上天堂，这样便互相抵消，两不相欠。 现在我回头谈祖先崇拜，它是做中国人基本的一部分。中国基督徒被禁止参加， 便等于自逐于中国社会之外，而使那所谓“吃洋教”的控告属实。这个问题是基本 而中心的，而且质问一个草率的教会伤害它的教徒能到何等程度。祖先崇拜是儒家 被视为一种宗教时唯一可见的宗教形式；在孔子庙崇拜孔子常是学生及考试得中的 人的事。但即使是如此，中国基督徒没有理由不参加，且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自摒 于中国文化之外。 祖先崇拜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任何读过中国经典的人都应该知道。当孔子 试图重建在他之前七世纪时周朝创立的祖先崇拜的形式及规律时，他事实上是在做 考古的工作。 周朝的创立者距离孔子比乔塞距近代学者更远，比Beowudt史诗则近 一点。祖先崇拜，在中国人看来，是对过去的崇敬与连系，是源远流长的家族系统 的具体表现，而因此更是中国人生存的动机。它是一切人要做好人，求光荣，求上 进，求在社会上成功的准则。事实上，中国人行为的动机是：“你要做好，这样你 的家人可因你而得荣耀；你要戒绝恶事，这样你就不至于玷辱祖宗。”这是他要做 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弟兄，一个好叔伯，一个好公民的理由。这是中国人要做一个 中国人的理由。至于崇拜的形式，只有把想象力尽量扩张，才可以称它为如中国教 会所谓的“拜偶像”。把它和在某些基督教大教堂供奉神像的陋习（特别是在意大 利及法国）比较起来，这些写上了某一祖宗的名字的四方木牌，看来好像某些毫无 想象力的理性主义者的作品。上面只有几个字，比基督教的墓碑的字更少。祖宗祠 堂有一张祭桌，后面摆满了一堆这样的木牌，这些木牌，看来好像一把把特大的尺， 上面的记号是每一个男女祖宗之灵的座位。崇拜的时候，祭桌上点着烛和香。至于 跪在这些木牌前叩拜，实在就是基督教教会反对的主要一点，因为他们忘记了中国 人的膝常比西方人的膝易屈得多，我们在某些郑重的场合中，也常向在世的父母及 祖父母跪拜。屈膝是一种顺服的表示。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 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个人洗擦干净， 你将发现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为荣的骄傲。 现在，在厦门的非基督徒对我们是宽容的。在那里没有社会排斥。基督教社会 在厦门及漳州和当地人亲密地相处，像所有人都是一个教区的分子一样；他们进步 而成功，他们的孩子，不论男孩或女孩，求学都有较大的便利。如果有敌意，我想 是因为祭祖的问题。我们没有被人囚禁，我们却把自己囚禁起来而自绝于社会。在 一个现代城市里，这倒没有甚么关系，但在乡村中，这对一个中国基督教信徒，可 是最尴尬的个人问题。有些基督徒曾以最诚恳的态度来问我父亲，他们可否为社会 节庆中的演戏捐一点钱。这些基督徒真正想问的是他们是否要在他们的堂兄弟、叔 伯、及族里其他人的眼中，把自己逐出社会。这是基督教教会所禁止的，但他们却 在父母生前、欢乐地庆祝母亲节、父亲节；而父母死后，做极近乎偶像崇拜的事― ―用实际的相片来代替像米达尺的木牌。中国有一句俗谚说：“饮水思源”。中国 基督徒难道只可以从自来水龙头饮水，而不准去想水的源头吗？ 孩童时代，我年纪太小，不会感到任何敌意及中国基督徒已自绝于他们所属社 会的事实。在学校的日子里，我们是愉快地求学，以致不能感觉到任何事情。但我 记得在我村中某些非基督徒的领袖人物是对教会有敌意的。这些偶发事件是琐屑而 有趣的――并没有爆发到像被称为拳匪之乱这样的暴行和仇恨。我父亲完成了教堂 建筑的后一年，一个考试落第而又失业的吸食鸦片的文士，意图捐集款项在教堂的 同一条街道上兴建一座佛庙，他就这样做了。他是一个可怜人，不知是他的老婆拒 绝替他洗衣服，抑或是他自己想以囚首垢面来表示他通天灵；我最记得的是他满口 黑牙，穿一件污秽而只扣了一半钮扣的长衫。不论他想不想洗干净，却总有意让人 看见他永不洗濯的面容，我相信他是想保留死后在佛教的天堂中作海绵浴的快乐， 尽管有一道澄清的溪流刚好流经他的寺庙。但这个可怜人至少有他的机智，他是赖 此为生。我们的教会有一口美国人捐赠的钟，我们为它在前门建筑了一个约五十尺 高的钟楼；而这位失业的文士后来有了一面装设在他佛庙里的鼓，这种事是不常见 的（佛庙里常用他无法提供的钟）。当教堂礼拜日鸣钟时，他也注意去击他的鼓。 如他所说：“耶稣叮当佛隆隆”。我们孩子们决心不让他赢。我们轮流帮助拉绳， 而倾听鼓声何时停歇。我们继续这种竞赛，直至父亲以为我们是疯了，制止我们。 后一年，我从学校回来，那个鼓不见了。那个黄牙齿的人大概已把它卖掉买鸦片了。 于是我们胜了。 另一位非基督徒的领袖，因为他的年纪和他的胡子而较为可敬。他是整个河谷 的绅士。我父亲和“金公公”保持友好的关系，但金公公从来不来教堂，且阻止别 人来教堂。那条河是从山上下来，在河曲有一道桥，河的一旁是有许多商店的坂仔 街，高踞在堤岸之上，经常受河水侵蚀的威胁，因为当洪水来的时候，它会受到漩 流的全力打击；在河的另一旁是一个多石的浅滩，这个地区的轮回市集，每五天在 这里举行一次。在浅滩那一边的桥脚下便是金公公的家，在这种情势之下，他大可 说那道桥是他的。桥是木做的，上面草率地用圆木条铺平，但没有铺上厚横板。因 为那些木条不是完全直的，人可从那些间隙中看见下面的河水，而那些缠脚女人必 须小心行走，以免她们的鞋跟被桥洞卡住。我知道那道桥是金公公收入的来源，因 为他也吸鸦片，需要钱去买。若有一场大洪水时，那道桥不是被冲走就是要修理。 每次洪水来过，金公公便出去向乡民募集款项来修理，而桥完全被冲走时，当然是 一次意外收获。现在秋水泛滥在我们村里相当常见，为金公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金 钱来源。还有，由于经常注意那道桥构造上的裂痕，知道桥本身接榫的脆弱，金公 公可以断定这道桥对于河水的水平线的些微变动都很敏感。唯一要等待的是天公公 和金公公的合作而已。我记得金公公是一个斯文而讲理的人，他对基督教有敌意的 唯一理由是他开了一个赌局，而我父亲极力阻止基督徒赌博。因此他也不得不阻止 那些赌徒成为基督徒。 对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来说，加入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不做被剥夺国籍的中 国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期望。我是在全国英文最好的大学毕业的――那又有甚么了 不起？我因为幼承父亲的庭训，对儒家经典根底很好，而我曾把它铭记于心。每一 个有学问的中国人，都被期望能铭记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话，它是有学问的人 会话的重要内容，但我的书法很糟，是中国缺乏教养的人的最显著的标记。我对于 中国历史，中国诗，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学的知识，充满漏洞。现在我是在北京， 中国文化的中心。我觉得好像一个在剑桥大学一年级的英国学生和他的导师谈话一 样。那个导师用菸烟喷他并且喋喋不休地谈及斯文本恩、济慈及霍斯曼。对于这些 文学家，那个学生只有一个泛泛了解。一个有才智的小伙子经过这样会谈之后的第 一件事是到图书馆去读斯文本恩、济慈及霍斯曼；这样他在第二次会谈时，才不会 显得那般土气和无知。这是我们所称为的真正大学教育正常的程序，通过心与心的 关联，甚至也可以说是由于传染。我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广 大的异教智慧世界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 ――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外表上我是一个有成就的教师，我在清华大学干得不错。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 还庚子赔款建立的，这所大学突飞猛进，成为中国最现代及设备最好的大学之一， 而它那时正开始建筑一座壮丽的图书馆。它有一位不平凡的中国籍校长及一批本国 及美国的好教授，它坐落在北京郊外一个从前满洲王公的花园。但心智上我是笨拙 的，而且不善适应。直到那个时候我仍有时被胡适博士视为清教徒。我是一个清教 徒，我对一位非基督徒的诗人或学者有和善及友爱的期望。我的体质不适于饮酒， 酒可使我眼睑干闭。至于烟斗，我愿为这可靠的精神安慰者永远辩护。虽然我自称 为异教徒，像罗马酒神节日这样的东西，那时仍非我的能力所能理解，至于现在仍 是如此。在一种罗马将领的宴会中，斜倚在卧榻上吃用金盘送上来的一束葡萄，我 依然一直是一个旁观者。至于女人，在清教徒教育中的训练则有某些益处。当礼拜 天我的某些同事去嫖妓，我却在清华大学主持一班主日学，而清华是一所非基督教 大学。一位同僚教授称我为处男，直到结婚时我仍是如此。这就是为甚么我这么喜 欢巴黎夜总会的脱衣舞。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好清教徒这般正当地欣赏脱衣舞。我 永不会像大学里的富家子弟那般文雅和自信，虽然我在后来的日子中学习在男人及 女人的社会中安详、自然，我仍学不会在一个家伙背上猛烈地一拍的动作。我想这 是因为高山的精神永远影响着我，而我本质上就是来自乡村的男孩，这是“异教徒” 一字语源学的真义。直到现在我仍喜欢穿着袜子在我系办公室的地毯上行走，视之 为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之一。我以为人的双脚，即因为上帝为了叫人行走而造成它 们，所以是完美的。对于它们，不能再有甚么改良，而穿鞋是一种人类退化的形态。 汤玛斯・渥尔夫曾在《望乡》（Look HomeBward）一书中亲切地写，天使脚趾翘起， 因为他生来就是如此。有时，晚上在曼哈顿区的街上散步，我因妻子一个大声的呵 欠，或突然的，故意的拖长的尖叫声而对她愤怒。因为我虽然在曼哈顿士敏土的行 人道上行走，我的眼仍看见山巅未受拘束的太空，我的耳朵仍听到山泉甜蜜的笑声， 而我并不害怕。 我常想，做一个富家子弟，要文雅，要知道在甚么时候闭嘴，要懂得安静等待 升官，真不知道这其中的滋味是怎样的。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学生，就要成为统治 阶级的一员。我曾看见一位来自官宦家庭的同事，他的出身和前途无可怀疑的是官 场。但我来自福建――不是来自上海或北京。我们在整部中国历史上出产诗人、学 者①，他把自己人生，及美人，但没有高等官吏。 在外交部的短暂时期中，我发现这位同事已学会闭嘴，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 文雅而态度自然。他在办公室，把时间①上一代有三位伟大的中国作家来自福建： 严复，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及赫胥黎的翻译者；林纾，司各德、狄更斯的翻译 者，关于他，我在上文已曾提及；以及辜鸿铭（请看下文）。――作者自注。都花 在喝茶及看报纸上。我对自己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省的首长，结果果然不 出我所料。我常想彻底地知道这种不说话的神秘，与闭嘴魔术和升官主义的关系。 而我所得的结论是：一个兵把他的血贡献给国家，但永不放弃他的荣誉；一个真正 成功的官吏为他的国家放弃他的荣誉，但永不奉献他的血。一个兵的责任是只去做 及去死，一个好政治家的责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谈及它。他所做的只是爱他的国家。 我短暂的神学研究曾动摇我对教条的信仰。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这里有A及B， 则二者之间必有一条联系线C， 来说服我相信圣灵在神学上的必要。这种经院派一 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独断，伤害我的良心。这些教条产自迂腐的心，处理灵性的事情 像处理物质的事情一样，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并论。那些神学家这 么自信，他们想他们的结论会被接受成为最后的，盖上了印装入箱子保留至永恒。 我当然反抗。这些教条中有许多是不相关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按典章编成的 次序而论，保罗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纪的教父比保罗知道得多。按他们真言 的比较而论，耶稣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对信仰的确信，但仍固执地抓住对上帝父性的信仰。圣诞节在清华大 学主领主日学班时，那颗大星怎样准确地把三位东方博士领导到马槽所在的那条街， 这种想象对我已经有很大的困难。我只能在桑塔亚那的感觉中，欣赏天使们夜半歌 声的象征美。圣诞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话，但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虽然如此， 但在我自己切断和基督教会的连系之前，还必须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两位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触。他们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影响，对我未 来的发展有不同的贡献。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国文化复兴的胡适博士。文化复 兴，和其他较重要的事，严格说来就是反儒学。胡适博士，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研究生，在纽约放出第一炮，这一炮，完全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中国思想及中国文 学的趋势。这是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路标，提倡以国语取代文言，以 国语作为文学表现的正常媒介。同时，北京大学有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教授陈独秀， 编辑《新青年》。胡适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博得全国的喝彩。我和他在清华大学 相会，这是像触电般的经验。对于这个运动的整个进步，我直觉地同情。同代的中 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及林长民，都参加了这个运动。然后保罗・门罗、约 翰・杜威，在我出国留学之前，又来北京大学访问。（我一九二三年从德国回国在 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那里当图书馆管理员――但没有人注意他，我也从来没有 见过他。） 总之，文化复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去所作的一种全面的 决裂。一方面军阀们在交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向他们自身挑战及斗争的紧张 情绪所支配。北京是充满活力的。林纾，那位我姐姐曾读过他的作品的伟大翻译者， 那时也在北京大学，谴责白话为“引车卖浆者的语言”。哪里有斗争哪里便有活力， 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动，有为它而战或为它而反抗的主义。年轻的中国彻底的被震 动。共产主义者陈独秀继续谴责儒家的整套系统，特别反对祭孔及寡妇守节。而胡 适，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以科学考据为依准，其实较为温和，写出来的文章像 一位学者。陈独秀谴责迷信，如扶乩。当然，《新青年》能轻易地做反对缠足的努 力，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民国的时代，所以这种努力有点儿像马后炮。一个热心的 学生写着：“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 ―对新自由战士而言确是一种不寻常的任务。你想，事实上最少有五千万双中国女 人的小脚要背，而这位青年可能有一双软弱的膝头。我不免被北京大学吸引，而我 出洋回国之后，便在那里任教。在这思想大动乱当中，我为自己的得救，而埋头研 读中国哲学及语言学――每一种我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我飘浮在中国觉醒的怒潮里。 但是，却有一个不加入呐喊的人。他一八八五年从柏林大学、爱丁堡大学、及 牛津大学学成回国，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来，我们这些民国时代的青年新贵，是 无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现在称为德谟克拉西的近代群众崇拜所腐化，灵魂也已被 玷污得鬼鬼祟祟。 他说我们是“近代没有辫子的时髦中国人， 回国的留学生”， “曾从英美的人民学习，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行为不端’的人”。他是一个怪物 但不令人讨厌，因为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 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在中国的人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用英文写作。他挑战性的 观念，目空一切的风格，那种令人想起马太・安诺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条有理地展示 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句话的风格，再加上汤玛斯・喀莱尔的戏剧性的大言，及海 涅的隽妙。这个人就是辜鸿铭。辜鸿铭是厦门子弟，像是料理中国人文主义大餐前 的一杯红葡萄酒。由于他把一切事情颠倒，所以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着一个吹毛 求疵的角色。 我觉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毛姆对于他的描写。毛姆没有提及辜鸿铭的名字， 而在他那本《谈中国屏风》书中用“那个哲学家”来代替。毛姆在扬子江上游的四 川省见过他，那时大约是一九二一年。下面是一篇生动的描写，极能显示这个人性 格的要点。 这里住着一位有名的哲学家，我这次有点吃力的旅行动机之一就是想见一见他。 他是中国儒学的权威。据说他英文、德文都说得很流利。他曾好几年做皇太后总督 之一的秘书，但现已退休。每星期的几天里，他家大门都为那些寻求知识的人开放， 宣讲孔子的教训。他有一班门徒，但人数不多，因为那些学生大都喜欢他简朴的住 宅及朴实中的高贵。如果向他提及外国大学的建筑及那些野蛮人的实用科学，只会 被他轻蔑地开除。从我对他一切所闻看来，我断定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提出想和这位著名的绅士见面时，主人立刻安排，但是经过许多天还没有 消息。我问起来，主人耸耸两肩。 “我送了一张便条通知他来这里一趟，”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 有来。他是一个脾气很大的老人。” 我不以为用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学家是适当的，所以我并不惊讶他对这 种呼召置之不理。我寄一封 信给他，用我能想到的最有礼貌的词句问他可否让我去见见他，就在两小时之 后，接到他的复信，约定明天早晨十时。 当那哲学家进客厅来时，我立刻向他的赐会表示感谢。他指给我一张椅子，帮 我倒茶。 “你想见我对我是一种奉承，”他回答，“你们国家的人只和苦力及买办交易， 他们以为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是这一种就一定是那一种。” 我想冒险抗议，可是我还不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种嘲弄的 表情望着我。 “他们以为只要他们点头，我们就一定会去。”我知道他仍然对我朋友草率的 通知感到不满。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喃喃地说了一些恭维的话。 他是一个老人，身材高，有一条炭色的细辫子，明亮的大眼，眼睑下有很重的 眼袋。他的牙已残缺而且变色。他过度地瘦，手优美而小，干枯的像鸟爪。曾有人 告诉我他吸食鸦片。他穿着一件黑长衫，戴着一顶小黑帽，都破旧不堪了，穿一条 深灰色的裤子束在足踝上。他在观望，不十分知道应采取什么态度，是一种戒备状 态。 在我从他的风度上感到可靠的松驰。他像一个全身端严起来等待人家来替他拍 照的人，听见镜头遮蔽器一响，才恢复他的自然。他拿他的书给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又在牛津读了一个时期。但 英国人对于哲学没有很大的胃口。” 虽然他把话说得像有点歉意，但显然他还蛮高兴说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们曾有过一些对于思想界略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醒他。“休姆和伯克 里？当我在牛津时这两位哲学家在那儿任教，他们深恐会得罪他们的神学同事。他 们不会追求他们思想的逻辑结论，因为怕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 “你曾研究过哲学在美国近代的发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它是那些对不可思议的事想相信不疑的人的最终避难所。 我喜欢美国的石油甚过美国的哲学。” 接着还有更多类似的尖酸话。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真实的（我曾立誓不用批 评家所爱用的空词套语“有洞察力”那个字），他说：“他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 只能满足他所谓的‘智慧只能在儒家经典范围内找得到’的那种想法。”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见辜鸿铭在真光电影院，他的前面坐着一个秃头的苏格兰人。 白人在中国到处都受到尊敬，辜鸿铭却以羞辱白人来表示中国人是优越的。他想点 着一支一尺长的中国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苏格兰 人时，他用他的烟斗及张开的尖细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静静地 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不得不按中国的礼貌来做。辜鸿铭被 中国人熟悉，可能是因为他对立妾制度有隽妙的辩护。他说：“你见过一个茶壶配 四只茶杯，可是你看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吗？”在我们之中也曾传说如果你想 看辜鸿铭，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红灯区便可以看到他。这不是一个老浪子 的姿态，而是一种对某些重要哲学主张的信念。他劝那些无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 同，如果他们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可以从那里的歌女身上，证实中国女性本质 的端庄、羞怯、及优美。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 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曾任张之洞的“通译员”，（张之洞是十九世纪末叶，主张维新的伟大 满洲官吏之一，是使长江一带不受拳匪扰乱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曾见过辜鸿铭， 他留着薄薄的头发，在中央公园独自散步。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走霉运的太监，或 者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多么孤独骄傲的心啊！虽然如此，但我觉得不配去接近这 位精通马太・安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的专家。尽管当陈友仁（后来 在一九二八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辜鸿铭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闻》（一 份陈所编的英文日报）大开笔战的时候，我在圣约翰大学里就对他颇为仰慕。辜是 一个众所共认的保皇党及失势的支持者，而陈却是一个革命党。两者都精于谩骂， 而且无懈可击地精通英文。陈称辜是江湖术士及抄经文士，而辜却称陈是走狗和一 知半解的印度绅士（一个失去国籍，半英国化的印度人），因为陈生于千里达岛， 说中国话像外国人。当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发见辜 鸿铭在德国的那段日子还很有名气。 他那本小书 “Veteidigung Chinas gegen Europa”（如果我还记得清楚，有一个德国人曾将他这本书译为《中国文化的精神》） 在文化界知者甚多。这本书写于一九一五年，大战爆发后不久，虽然他用很不含糊 的话来谴责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他把大战首先归咎于卑劣的英国帝国主义及伦敦 的暴民崇拜。他说了一些同情德国人的话，说他们“热爱公义”，整洁而有秩序， 有“道德性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麦王子的伟大仰慕者， 所以虽然他在美国是完全籍籍无名，他的话德国人很喜欢听。 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 充满硬毛的豪猪。但他的深度及卓识，却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 人是很少的。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 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 演了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 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 解。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那些外国的汉学家译得很糟，中国人自己却 忽略了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难的。观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 是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示，没有字尾变化，且没有常用的连接词及 冠词，有时更没有主词。因此中国哲学的“源头”，直到今天，仍被覆盖在似雾的 黄昏中。结果使剑桥大学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说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 平凡、 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 在哲学观念上翻译的陷阱是很大的。 仁的真意 （benevolence？ mercy？ humanity？ manhood？）义的真意（Justice？right？ righteousness？）礼的真意（ritualism？courtesy？goodform？socialorder？） 甚至还不被人了解。 谈到这里请大家宽恕我介绍一段经过翻译的迂回累赘的话。它是采自詹姆士・ 来兹的儒家经典的译本，已被编入为麦克思・缪勒所编辑的《远东的圣书》中。来 兹作了一次对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种真正的外国远古气氛，比意义更是显明忠实的 标志。孟子所说的在中文刚好是十二个字，当军队列阵拿着利矛坚盾攻袭敌人城堡 的时候， 他说：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 （the weather less important than terrain， and the terrain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army morale．） 如果有人宁愿逐字直译， 那就可把它译为“sky－times not so good as ground－situation； ground－situation not so good as human harmony．” 对于任何中国孩子 “sky－times” 是指天气而不能作别解； “ground－situation” 是指地势，而 “human harmony”是指士气。但按照来兹所译，则孟子是说：“opportunites of time （vouch safety 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and advantages of situation（afforded by）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 （the union arising from） the accord of men．” （天所惠赐的时间上的机会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而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 好处不如人的团结一致。）辜鸿铭的翻译却永远站得住，因为它们来自对两种文字 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 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受过马太・安诺德、喀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歌德、 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鸿铭自信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像他这样了解儒家。他的中心 观念是绕着雅与俗的问题转。雅是意指孔子对于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罗斯金的话， 简单地说就是“身体与灵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觉。使他的治与乱的辩论成为有效 是由于白人帝国主义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国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当然包括 某些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内）又武断地说“中国是信邪教的”，他们具有开化中国文 化的使命，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拳匪之乱以后特别明显。用“门户开放”的名义，公 然抢夺中国土地而伴以他所谓“英国的芜词滥调”来谈及文化，当白人在《北中国 每日新闻》辱骂皇太后的时候，辜鸿铭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抨击他所谓“伪善 的英帝国主义”，攻击那些迎合伦敦人经商攫取钱财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抨 击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说他们集竖子、小人于一身，他们的灵魂十分需 要拯救。这是充满了激动及报复心在内的国家主义，加上一种忠心拥护帝制反对民 主的偏见（喀莱尔的影响）。 辜鸿铭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这些议论在他一九○一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 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迷惑中醒觉过来的心态。当然，拳乱是由传 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 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白色帝国主义 是无约束的。当中国的统一受威胁时，辜鸿铭只是用全力来批评及攻击英国暴民崇 拜的宗教及该撤走的殖民政策。他著《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一书，声音喊 得天般高。《总督衙门来书》包含了一篇最长的文章――《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 （初在横滨《日本邮报》发表）。这篇文章已证明对英、法、德、美等国的文化及 其衰颓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考验。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 烈酒般的讽刺。下面这一段话，是他对在中国的英国人轻微的嘲弄。 自贝康思菲尔特爵士死后，英国贵族阶级再度成为无望，他们的领袖索尔斯柏 利爵士，遇见了一位有伦敦人才智的伯明罕青年。这个伯明罕的伦敦人曾企图以模 仿贝康思菲尔特爵士的帝国主义旗号来谄媚英国贵族的优越感，并想在高处挥舞这 个旗子以取悦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自信心！真的，如果美好的英国老贵族的情景不是 这般悲惨的急需金钱、理想、和主意，一个小伯明罕的伦敦人用他安格鲁撒克逊自 信心的破布来领导，将会造成像苏格兰“一个兰恩血统的一文不名的少女”一样滑 稽的情景①，他把自己人生。 ①此文及下面一段引用文是采自１９０１年在上海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 ――引者自注。 辜鸿铭用敏捷的，印象主义的笔触，探索德国及法国知识分子的没落。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就是德国。德国是欧洲的苏格兰，普鲁士人是住在平原的 低地苏格兰人，缺乏想象力。 普鲁士的气温冷酷得多，因此那些普鲁士人除了缺乏想象力外，还有一种可怕 的食欲。俾斯麦王子说：“我们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大吃家。如果许多人都有像我 们这样的食欲，国家将不可能存在，我会被逼得迁居。”……腓特烈没有想象力。 但他除了天才之外，有法国的教养，那种源自法国的心灵颤动及清醒。腓特烈之后， 普鲁士的清教徒因为缺乏想象力不能继续做全德国的保护领主。 而拿破仑必须回来在耶拿光荣复职。……爱默生曾以伟大的卓见，谈及拿破仑 被送到圣赫勒那不是由于战败，而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粗鄙的味道，中产阶级的气质， 及伦敦人的派头。当拿破仑以散布革命自由观念者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欧洲所有的 绅士都对他高声欢呼。可是等他们发现这个科西嘉岛的小资产阶级不过是想建立一 个皇朝时，所有欧洲绅士都对他大倒胃口。然后普鲁士的清教徒穿着“Vor―Warts” （前进军） 的军服，加入欧洲绅士对这个科西嘉小资产阶级的追捕。……当“Vor ― Warts” （前进军）把拿破仑逐出德国时，他同时想把法国革命伟大的自由观 念也驱逐出去。为抗拒这一点，全德国的知识分子都起来和他作战。这就是“文化 斗争”的开始。……法国革命的真正伟大自由观念是在政治上的“门户开放”及在 宗教上的“开展”。但“Vor―Warts”（前进军）的苏格兰低地人的自私倾向使他 们不喜欢“门户开放”，而普鲁士人想象力的缺乏，也妨碍他们了解宗教上“开展” 的真正意义。 辜鸿铭继续娓娓而谈。他连跳带跑通过了近代欧洲史的种种背景，而达到值得 注意的结论：“今天世界的真正动乱不在中国――虽然中国忍受它的影响――而是 在欧洲及美洲。”他向欧洲人大喊：“注意，欧洲人！照顾你们神圣的文化珍宝吧！” 辜鸿铭并不攻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尊敬真正的基督教，但他猛烈地攻击耶稣 会与法国军队，及德国主教与德国军队在拳匪之乱时的主动合作。下面是他痛恨的 一例： 基督教最初是一种力量，足以减低德国苏格兰低地人的自私心及庞摩尔兰尼亚 省大吃家的可怕的食欲，但现在在德国的基督教死得像一个老顽固。他们已经正式 设立一个主教安沙尔，胶州的名人，国家社会党，及那些歌颂德皇所说“我们怎样 处置那五万投降的中国人呢？ 养他们吗？不成！”在名为《将来》（Zukunft）诗 篇中写最后一章的政客们的基督教来代替它。因此，当我们遇见五万毛毛虫的时候， 我们怎样做呢？用一个滚压机来压死它们。讨厌的工作！但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 耶稣会怎样说。如果他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战争的世界。依照这个牧师 的见解，耶稣也会变成食肉的动物。 下面是他说及真基督徒和真基督教的话。他引用孔子的话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德国人，是商人、传教 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自私，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文化人。 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个伪善者，一个下流人，一个 非利士人，一个邪教徒，一个亚玛力人，一个野蛮人，一只野兽。 然后辜鸿铭进而引用歌德在《虚伪与真实》中的观念――歌德认为基督教是进 步的，基督教的文化在乎仁慈、体贴他人，以人道胜过不人道。他说：“我们将会 知道，无论欧洲人或美国人，要处理中国的问题时，采用歌德的关于文化的概念， 抑或采用想使耶稣基督成为食肉动物的德国政客的滚压机！” 真正的基督徒是因为爱好圣洁及基督教里面一切可爱的东西而自然成为基督徒 的。而那些因为害怕地狱之火而做基督徒的，是伪善的基督徒。那些只是为了想进 入天堂饮茶及与天使们共唱圣诗而做基督徒的，是下流的基督徒。现在的那些耶稣 会教士是那些自己不大相信天堂、天使、及地狱之火，但却想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 的基督徒。 这些文章十分激烈；很容易刺激一个青年读者的思想。它是好文章，但同时具 有一种特别刺激灵魂的本质。因为人常会问什么是基督教的本质？究竟什么是儒家？ 这样他们就可以宽心和愉快的倚在椅子上，舒适地多读对于不同的国家的奇怪的批 评。 美国人难以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美国人通常是宽大、单纯，但 不够深刻。英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英国人一般是深刻、单 纯，却不够宽大。德国人也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德国人深刻、 宽大，但不够单纯。至于法国人，在我看来是能了解并已经是最了解真正中国人及 中国文化的。……因为法国人在心灵的性质上曾达到一种卓越的程度，这是上文中 我所曾提及的其他国家的人所没有的――那是一种想了解真正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所 必需具有的灵慧。一种精细的灵性。 从我在上文所说可以看出，如果美国能学习中国文化，将会获得深度；英国人 将会获得宽大；德国人将会获得单纯。而所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由于学习 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的书籍及文字，将得到一种精细的灵性。我放肆地说，在我看 来，他们通常都没有达到这样卓越的程度。 它是令人安慰而又真实的。我对于中国宽宏或宽大这一点，想提出异议，但他 们的确单纯、精细、且有深度。但有人会被这样的文章所刺激，再去发现自己的国 家，且在中国思想的茂密森林中探索旅行，来试着达到某种了解。 三、人的灵性问题 辜鸿铭帮我解开缆绳，推我进入怀疑的大海。也许没有辜鸿铭，我也会回到中 国的思想主流；因为没有一个富研究精神的中国人，能满足于长期的对中国本身一 知半解的认识。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遗产的声音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渴求。 在中国语言里面有某些东西，是虽然看不见却能有力地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的。思 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话的音调，在英语与中国话之间非常不同。说英语时， 人们用英国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中国话来说话时，就不免用中国的方式来思想。如 果我在一个早上写两篇题目相同、见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写，一篇用中文 写，这两篇文章自会显现有别，因为思想的潮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联想， 会自动地导入不同的途径。人并不是因为思考而说话，而是因为说话，因为安排字 句而思考，思想只是解释话语而已。当我们说另一种不同的语言的时候，概念的本 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肤色，因为那些字眼会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联想。因此， 我开始用中国式的思考来研究中文，而因此使我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 在中文和英文两种如此不同的语文中间思考真是有点奇怪。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单音 字是光滑、发光的圆石；而我的中文承认英文思想具有较大的明定性及准确性，但 仍笑它是可疑而抽象的杂碎。 我必须说，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不感兴趣。中国的语言就好像女人的闲聊，每 一桩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娶回来。中国人的抽象观念，遵循中 国人务实的思想常规，常是两种真实性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面积”（那颗钻石 大小如何？），长短代表“长度”，而轻重代表“重量”。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 “物”的常用字是“东西”（你的冰箱里有没有可吃的东西？）。严格的哲学概念， “正”、“义”、“忠”、“利”，都是深奥的单音字，且常流于相似。以是与非 为例，它把真与假，对与错两种相对的观念并合起来，区域的界线是消灭了。还有 心与头脑分离成为二而一的东西，当一个中国人承认他们用他们的心来思想（我在 我的肚子里想，有时我在我的心里想）的时候，那个“心”字是同时指心肠及头脑， 因此中国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感性的。 《圣经》“肠”（owels）字和它最为相近 ①克伦威尔在一六五○年写信给苏格兰教会会员大会说：“我以基督的‘肠’（爱 心）恳求你们考虑你们是否可能有错。”因此，中国人的思想中的抽象概念相当少， 或者根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生活的范围，没有沉溺在抽象推论太久的危险。 人，像是一条鲸鱼，必须升上海面来呼吸自由的空气，偶然瞥望一下云彩及天空。 这种思想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理论的术语，没有专门传达思想的暗号， 没有“群众”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分别。用一种普通人所能懂的语文来写关于哲 学的文章，绝不会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知识“大众化”为耻。据 说柏拉图写了两本哲学书，一本是专家的，一本是通俗的，幸而后来那本专家本遗 失，所以近代读者可以享受柏拉图对话录的明朗。如果西方的哲学家，能用柏拉图 简明的笔调来写英文，则哲学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获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 们写得清楚一点，会泄露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说。） ①Owels，在《圣经》中，有时作“肠”解，有时作“爱心”解。――译注。 有时我会问自己，中国曾产生过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吗？答案显然没有，而且中 国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康德，当他谈到“物”本身的那一霎那会讥笑自己：他的 理性――他可能有一种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觉的――会告诉他是可笑的。一切 知识，在康德看来，是从知识得来：是好的。一切理解是被一种先天的心的规律所 决定：是好的。一个盲人可能藉他的手指的触觉，感觉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组织是不 同而得到关于梨及香蕉的知识。不错，但中国哲学家会觉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 有不同的性质是与触觉上的不同相一致的。这种知识不是“真”的吗？为什么你要 知道香蕉的本身和梨子的本身呢？假定有一种和人不同的存在，结构不同，且被赋 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会用一种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觉香 蕉皮与梨皮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仍是与香蕉本身及梨本身的不同符合一致吗？ 然而我们谈到以香蕉及梨子的本身来代替对梨子皮的坚韧和香蕉皮的软滑的直接感 觉与经验的了解，有什么好处？梨皮的坚韧及香蕉皮的软滑，就足以告诉人它自己 是什么，这是直接的、正确的、且最有用的。耳朵对于不同的声波，眼睛对于不同 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样。这是“知识”的自然的方式，这般微妙地发展，使 一只鹿用他的嗅觉、听觉或视觉能老远就知道有一只老虎走来。这些感觉必需正确， 且必须和真实环境相符合，所以必须是“真”的，否则那只鹿便不能够生存。我们 要记得，例如，外面世界变迁的画面，一辆在二百码以外的汽车对着一个人的方向 驶来或驶去，记录在面积不过半寸的视网膜的影像之内，因此这辆汽车的影像的本 身大约只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这万分之一英寸的细微的活动，直接记录下来 且常常不会有差错，为什么康德却要谈到那辆车的本身呢？西方的哲学家会立刻回 答，“中国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说的是什么。”中国人则反唇相讥，“我当然不懂。” “现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吗？”这样，东方与西方一定各自耸耸肩膀走开。 我也曾问我自己，中国曾否产生过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呢？答案显然是没 有。中国也不可能产生。中国不讲究分析的能力、观念的及系统化逻辑的检测；对 思想的途径及知识范围的差异也没有客观的兴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 地方是他们推理的方式是现代的，而中国的推理方式完全不同。中古学究型的推理 及认识论的寻求毕竟以亚里士多德开始。一个中国人乐于倾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政治学及诗学，……而对于他的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及生物学知识，虽然观 念粗一点，但为他的渊博所惊及感动。平心静气地考察到，在物理学及生物学中， 他对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观的解剖（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医生）是惊人 的。中国人有限的视野逼使他把一切的鸡以科学分类为不是“硬的”，就是“软的”。 至于它和别的鸟类，例如雉，珠鸡的可能关系，当作是没用的而丢开。孔子有一个 学生子夏，他有一种收集事实报导的嗜好，且对《诗经》所提及的鸟类、虫类有兴 趣，孔子对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中国人事实上耽溺于对全体的直觉的了解，耶鲁大学教授诺斯拉普称之为“无 差别的美学的连续”。诺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国人喜欢在第一个印象中估量事 物，而以这样来保留对它们全体的较好的感觉。他们永远怀疑对不可分割的东西的 分割，他们宁愿信赖直接的观感。孚来第尔用爱默生的语气对思想所说的话，道出 中国哲学家的真相：“他的见解就在这里，事前未作准备的，无可争辩的，像航海 家从云雾罩着的深海中露出来的信号。……他的风俗、作品、及思想，都是一个绝 对的印象主义者。他永不会用一种明确的、逻辑的、或精心结撰的方式提出他的意 见， 而是用自然且常是偶然发出的命令的方式。 像‘内容的次序’、‘绪论’、 ‘转调’这种东西，对他并不存在。他开始想申述某个观点时，我们以为他是在有 系统地编织它，从各方面来说明它，且为它巩固防线以抵抗一切可能的攻击。谁知 突然有外来的一张图画，或一个明喻，一句警句或一段摘要感触他，充塞在他思想 的环节中间，主题从此以后便旋转在一个新的轴心上。” 伟大的旅行便这样开始，最初我毫无感觉。我的心像任何大学毕业生一样装备 了近代思想的武器， 必然会掠过那些思想的大陆， 且发见它们奇怪、乏味、空虚 （孔子的话初听常似有点空虚）。我四十岁生日时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 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我必须用更精确的逻辑思想的框架，阐释中国人的 良心及直觉的知识，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议放在中国直觉的评判下测验。 因此我必须停下来，用分章描述在我终于接受基督教做为对人灵性问题的满意 答复之前，我的沿途所见。我转回基督教，有些人曾表示惊讶，且觉得难以相信我 会放弃对现世及现实主义的接受，而去换取较为可疑、且较为形而上的基督教“信 仰”。我以为我应详述中国方式的美和缺陷，指出在那里他们已达到最高峰，并指 出在那里他们答复不完满的地方，从而将我的演进和转变作清楚的说明。我也应该 说清楚天堂与地狱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仍然如我曾在别的地方所说，认为如 果上帝有一半像我的母亲这样爱我，他将不会送我去地狱――不是五分钟，不是五 天，而是永远的沦落在地狱里――这是一种甚至世俗法庭也永不会觉得心安的判决。 我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我之回到基督教，不如说是由于我的道德的一种直觉知识， 由中国人最为擅长的“从深处发出的讯号”的感应。我也必须说明经过的程序不是 方便而容易的，我不易轻易地改变一直崇信的道理。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 上漫游，看见过美丽的山头；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峰且 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过这 些之后，我才降落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云上有阳光的世界。 我将只讨论儒家，道家这两支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主流，及东方第三大 灵性势力的佛教。在古代的中国哲学中，除了儒家及道家之外，还有诡辩家、法家、 论理学家、墨家（墨翟的门徒）及杨朱派（为我而活），此外还有一些小流派。我 甚至不想谈到墨家，因为这一派在主前三世纪及二世纪已经绝迹，并没有在中国人 的思想上留下永久的影响。但墨翟及他的门徒，因为问答方法及论理学的发展而为 人所注意。他的学说实际上是一个可注意的以“上帝的父性”及人与人是兄弟关系 的教义为基础的苦行及舍己为人的宗教。据说墨家是“清苦派”的，这是说他们为 帮助别人，劳苦到只剩一把骨头。墨翟同时坚决地主张一神，他称自己为天，在中 国，天是上帝的通称。 在后面论及儒家、道家及佛教的三章中，我认为要关心的是人的灵性问题，及 这些可敬思想系统关于宇宙及人生哲学的见解。我最关心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 耶稣的教训是在一个独特的范畴里，独特而且具有奇怪的美，阐述一些在其他宗教 找不到的、人所公认的教训。但首先我想在这里说明白，我们不能只为方便地作一 种黑暗与光明的对比，说基督教是“真”的，因此儒家是“假”的。我们不能因此 而用简单的句子摒弃佛教为“拜偶像的邪教”。不能因此而说耶稣谈及爱，谦虚的 教训是对的，而老子谈及爱的力量的教训是错的。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必 须在作比较之前，先进入这三个思想系统及这些生活的理想。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思想系统在一切观念上都很少互相排挤。甚至斯多噶 学派及伊壁鸠鲁学派表面上是互相排挤，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它们其实是相近的。 而对于中国各家的教训，由中国人自己看来，尤其是如此；它不是中国的怀疑论， 而是中国人对于无论在哪里找到的真及美都能接受的本领。伟大的中国人，像白居 易（八世纪）及苏东坡（十一世纪），过的是儒家的生活，却写了渗透着道家见解 的佛教诗。特别儒家的情形是如此，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因为儒家 是“君子”与“好教养”、“有礼貌”的人的宗教，而这样便等于说一个好基督徒 不相信人要做一个君子和有礼貌的人。道家过份加强基督教主张的爱及温柔的教训， 使许多人不敢接受。如果说佛教拯救的方式和基督教的方式不同，它的基本出发点 ――对于罪的承认及深深地关切人类受苦的事实，却是和基督教很接近的。 这种文化融合的最好实例，可在苏东坡给他的侍妾朝云的诗中找到。苏东坡―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及伟大的儒家学者，在六十岁的时候，过的是被流放的生 活。他的妻已死，而他的少妾在一○九四年自愿随他到戍所惠州。朝云当时已成为 佛教徒，而苏写诗赞美她在对神（佛）的服事上，像一个维摩天女。在这些诗中有 一首，苏东坡谈及她把从前的歌衫舞扇抛在一旁，而专心致志于佛经及丹炉（道教）。 当不死之药找到的时候，她将和他说再见而到仙山去，不再像巫峡的神女和他结成 生死姻缘（儒家）。这首诗之所以比其他的诗突出，就是因为这种情感的奇妙的混 合。佛教维摩天女的意象在诗中重现。按照佛教的传说，天女从天上散花，花瓣落 在圣者的衣服及身上将会滑落，但却附着在那些仍有世间情欲的人身上。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采。这些个 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 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次年夏天朝云死了，她在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念了一句佛偈，而按照她的 意思，葬在一座佛寺的附近。那首苏东坡题在她墓旁白梅树上的词，是我所读过的 最纤美的东西。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 污，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是真的人生，及痛苦、死亡、孤独的问题：用伟大的人类心灵来表现灵性与 肉体的关系。在这里，人的心灵遇到了人生的问题，遇到它的悲凄和美。而耶稣用 简单明了的方法解决了这些人生问题。① ①以上三节分别选自《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第三章 的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篇名为编者所拟。该书为林语堂探讨东西方思想异同的集 大成之著作；他以宗教入手，打着皈依基督教的招牌，充满了对东方思想的赞美， 实践了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诺言。该书据林语堂称，“记载了自身在信仰上的 探险、疑难及迷惘”（《绪言》），可视作林语堂个人的精神自传，心灵自传。只 是议论太过专门，不易阅读，故节取两章一节，以便读者窥豹。 四、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一）中西思想法之不同 少时读《亚里斯多德》，使我不胜惊异的，就是读来不像古代人的文章，其思 想、用字、造句，完全与现代西洋文相同，使人疑心所读的不是二千多年前古代希 腊哲学家所写的，而是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的西洋论著。亚里斯多德的学问，不但 是分科的，而且是分析的，对于动植物学、物理学、政治学，甚至对于诗文修辞， 都有精细的推论。 最重要的是他的《逻辑学》（Organon）定逻辑的形式系统。后 来这逻辑系统统制西欧二千年的学术。西洋学术是出于这系统，所以难怪今日西人 思想法与亚里斯多德同一面目。后来我回来重读中国经史，就觉得中国思想大不相 同。初看时，似乎推理不够精细，立论不够谨严。格言式的判断多，而推理的辩证 少。子思言“率性之谓道”，怎么“率性”，率什么性，子思不肯阐发下去，只由 读者去体会罢了。经过几十年的思考，才觉悟这体会之道，与演绎之理，大大不同。 这是中西思想法不同之大关键，就是直觉与推理之不同。直觉就是体会、体悟、妙 悟。因这思想法之不同，乃使中西哲学走入不同的趋向。要明白中西哲学思想之精 奥，必先明白这思想法之不同，然后可得平衡之论而明白利弊。 单以道字而论，中国所谓道，非西洋所谓真理（Truth）。中国人讲天道人道， 西洋人也讲天道人道。 但是中文道字，西文没有。西文Truth字，讲客观的真理， 中文也似乎少这观念。老实说，中国人对客观的确与不确，不大感兴趣。对于行为 的是非，乃大感兴趣。中文是非两字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客观的事实之真伪，一是 行为之是非，含有道德上的评判。英文便分出真伪之True―false及是非之Right― wrong。 我们所谓“各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常常含有道德上之评判，不单是 真理之是非。中国之所谓道是要行的，可行之谓道，去行无所谓道。所以孔子说， “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西人言客观的真理，只要是真，虽 然远人，为什么不可以为道？这样讲下去，东西思想内容难免就不同了。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 一、 西洋重系统的哲学， 而中国无之。 系统的哲学就是所谓Systematic philosphy， 就是把一条理论，贯串一切，自己成立一理论的大系统，如康德、黑 格尔等。在西洋人看来，你没有系统的哲学，就不足当“哲学”二字的名称。系统 的哲学，是一种推论的结构，有前题，有证实，有结论的踪迹可寻，如七宝楼台， 有轮廓，有基石，有顶层，琳琅满目。中国的哲言，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 一个， 足以炫耀万世。 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现，不知来源，不测去向。爱墨生 （Emerson） 是美国有名的论文家，所说的都是精深的议论，很近中国式。就有人 批评他不足称为哲学家，因为他有雕金削玉的名言，却找不到系统的线索。正要听 他阐发论据时，他已经谈到别的题目去，也只让读者自己体会去罢。中国思想，如 墨子，如王夫之，有精细详切的推论的极少。 二、中国人不重形而上学，因为与身体力行无关。老庄有形而上学，但是言简 意赅，还是令人自己揣摩。子贡问“死者有知乎？”孔子很幽默答道“等你死后， 就知道了”（见《孔子家语》）。一句话把死的问题排开。董仲舒讲阴阳，有天人 合一之论，是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后来宋朝周濂溪、张横渠诸人，都有相当清楚的 宇宙论，但这些都是受佛学的影响。佛学在中国，能为学人所看重，因为他有这一 套形而上学的辩论，是古代中国哲学所无的。世界思想三大系统，一是孔孟思想， 二是佛教， 三是希腊及西洋思想， 而实际上佛学的推论， 还是近于亚利安族 （Aryan） 思想方式，近于西洋，而不能归入东方思想的系统。后来宋儒输入佛家 的血脉，成为理学，谈心说性，而根本谈不到佛家的知识论（所谓“意识”），硬 把格物致知套上。实际上，程朱等之形而上学，还是谈不过释迦，没有什么出色。 三、中国人不注重逻辑，尤不喜爱抽象的术语。佛家因明之学，不受中国人欢 迎。别墨好辩，也是自生自灭。庄生评惠施“其道舛驳”，公孙龙“能胜人之口， 不能胜人之心”，庄生言“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就是看不起争辩的词汇。现今 西洋学术文字，最明显的就是专门抽象名词之多。专门术语就是逻辑的工具。古人 之道常隐于荣华，今日之常隐于专门术语。见道不笃，则荣华术语日多。中国人留 学学心理学、社会学，那里是学社会学，常只是学社会学的专门术语而已。凡能深 入浅出的人，都不肯靠这些专门术语为学问的华冕。以上所举三点，是西洋思想之 长处，也就是他们的短处。系统的哲学，主见太深。形而上学易入空虚。抽象的名 词理论，易脱现实，失了刚健的现实感。 总而言之，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近情，西人重逻辑。中国哲学重 立身安命，西人重客观的了解与剖析。西人重分析，中国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 求客观的真理。中国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这些都是基于思想法之不同。 （二）直觉与逻辑 这思想法之不同，简单的讲，可以说是直觉与逻辑，体悟与推理之不同。逻辑 是分析的，割裂的，抽象的；直觉是综合的，统观全局的，象征的，具体的。逻辑 是推论的，直觉是妙悟的，体会出来的。西洋逻辑是思想的利器，在自然科学，声 光化电的造诣，有惊人的成绩。格物致知，没有逻辑不成。宋人讲格物致知，其实 是全盘失败的。宋人讲格物，摸不到门径，结果不得其门而入。王阳明拿凳子坐看 园中竹子，想格出竹子之理，格了九天便病下来。结果退下来，说“反求本性，便 是格物”，实在是很勉强的说法。朱子虽言“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 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原则上很好，略如西方笛卡儿所说。实际上逻辑辩证法还 没有建立，如亚里斯多德之Organon及佛兰瑟・培根的Novum Organon树立科学的辩 证及试验的方法。朱子所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不过是推类至尽的意思， 但不同类而要推知其理，就犯上逻辑上的大毛病。程伊川谓“万物皆备于我”，就 是犯这毛病。所以宋人格物是失败的，也是中国科学不能条畅发展的原因。 但是逻辑这种利器，也是危险的。行之于自然科学可谓无孔不入，无往不利； 用之于人类社会安身立命之道，就是“行不得也么哥”。凡人伦大端，天地之和， 四时之美，男女之爱，父子之情，家庭之乐，都无从以逻辑推知，以论辩证实。温 莎尔伯爵夫人最近一本书，叙述她和退位的英国皇帝的恋爱，书名叫Love has it’ s reasons．语出巴斯葛的名言， “爱情有他的理由，非理智所能知道的”。这是 双关语“Love has it’s reasons of which reason knows nothing”，不仅此也， 凡人生哲学的大问题，若上帝、永生、善恶、审美、道德、历史意义，都无法用科 学解决。上帝不是一个公程式，永生并非一个三段法，善恶美丑都无法衡量，无法 化验。无法化验则无法证实，无法证实则无从肯定或否认。所以伦理系统，建立不 起来。今日的社会学家，因为要科学，要客观，闭口不言善恶。今日的哲学家，闭 口不言伦理，今日的存在论家，闭口不言人生意义，甚且否定人生意义。今日之大 思想家闭口不言上帝。凡逻辑无法处置的问题，都摈诸门外，绝口不谈，一谈就不 科学。这是今日西方学术的现象。 所谓直觉，常为人所误会。直觉并非凭空武断，乃其精微危一处，可以意会， 不可言传。直觉不是没有条理，是不为片面分析的条理所蔽，而能统观全局，独下 论断。秘书每长于议论，部长却应有明决之才。此乃直觉与逻辑之辨。女人向称有 六感，乃近于部长之才。女人常知某人是真朋友，某人不可交，谓之第六感，而理 由说不出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是没有根据，而是所根据难以分析，在可 以意会不可言传之间耳。我们常言某人相貌似广东人或江浙人。这是根据以前的复 杂的印象，却难作“广东脸”或“江浙脸”的定义。这样讲，直觉仍是根据经验而 来。古者贤君，每有知人之明，先觉之见，就是根据这种经验，而为论断。其间貌 合神离，或口蜜腹剑之徒，毫厘之差，精微处惟凭孟子所谓眸子而鉴察之。 且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亦莫不有其情，于情有未达则其理不可通。理是 固定的，情是流动的。所以我在《吾国与吾民》书中说：西人断事之是非，以理为 足，中国人必加上情字，而言情理，入情入理，始为妥当。因为我们知道，理是定 的，推演的；情是活的，须体会出来的。近情合理始是真知，去情言理，不足以为 道。这是中国人思想法之特征，所以生出中国之近情哲学。情字用法，亦西洋所无。 大都指变动之情势。（参见《论情》篇）。若单言“状况”，指固定的，亦可以英 文Condition表出， 若言“情状”则必有深一层的理会。孟子所谓“苟得其情，则 哀矜而勿喜。”良吏断狱，亦必廉察其情。凡吾所谓“民情”“军情”“敌情”， 都含有形容难以数字表出之情势。耶鲁大学诺尔摄教授常论中西思想之不同，也说 中国人所见的宇宙万物，是“未经分析无已进行的动流”。这动流是难以逻辑切开 的，抽刀断水水长流。这是精微之处，也只好用体会体悟方法觉察。这就叫做直觉。 （三）逻辑与西洋哲学的困扰 中国人思想法重直感，西洋人的思想法重逻辑；西洋人求知，中国人求道，因 此中西思想重点趋向各不同。求道就不能不把知降一格，把行字提高一格，而所谓 求知的知也变质了。结果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经过任何变化，不离道之一字，而 成为实践主义的思想。道就是路，就是子路由也所欲由的路。此地先讲西洋哲学， 因为偏重逻辑所发生的问题，及所遭的困扰，与最近稍为补正之办法。 逻辑之用处在于辩，不辩则无所用乎逻辑。但是辩有个范围，辩也者有不见也。 执不可辩而辩之，问题就多起来。佛兰瑟・培根早已看得清楚，说我们认识自然， 只能观察自然， 不要存在任何成见， 也不应离开视察去追求幻想万物之起源 （cause）“哲学之坠落，最大的原因就是要寻找爱神（Cupid）的父母，（按爱神 原无父母）……但是哲学家却按辩论的义法，推演出来逻辑及数学的琐屑结论，极 平常的意见， 及越出自然界的范围， 想入非非之见。 ” （On Principles and OriBgins，１６２３―１６２４）这就是庄生所谓好辩之人“非所明而明之，故以 坚白之昧终。”昭文鼓琴，师旷技策，艺术之事，父尚不能教其子，师不能教其徒 弟，而况天地之奥，宇宙之秘。故非所明而明之，结果沦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