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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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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

获奖年度1970年

演讲日期1985年2月6日

出生日期

1915年5月15日

学历

1935年 芝加哥大学学士

1936年 哈佛大学硕士

1941年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40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1944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1947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1955年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1945年 弗莱契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国际经济关系教授

重要著作

《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经济学》(Economics)

《线性规划写经济分析》(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Analysis),与多夫曼(Dorfman)及索洛合著。

《经济学文选》(Readings in Economics)

《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A.Samuelson)

过去五六十年间,美国出现经济学蓬勃发展的现象,随即变成世界经济学的重心。1932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创新者一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亚伦(R.G.D.Allen)使用数学符号;不过如果他们和我早期的经验相同,就难免遭遇著名期刊对运用到微积分的论文严格的设限的情况。矩阵是稀有动物,在社会科学的动物园中尚不见踪迹,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简单的行列式。

我的时代的经济学

眼见今日各式符号不但充斥于《计量经济期刊》的篇幅中,连《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也无法幸免,许多对这种现象反感的人士,大概都会觉得我前面所描述的情景宛如伊甸园,而生出向往之心吧!

别想得太天真。在旧式的经济学中,处处充斥因袭过往的陈腐谬论,茁壮的科学新株难以由这片土壤孕育出来,而时髦的教科书与论文,亦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况。

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它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愈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愈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坯的土壤,迟迟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

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这个名词指的并不是50年前在凯恩斯、汉森、罗宾逊夫人、勒纳(Abba Lerner)、卡莱奇(Mlichael Kalecki)等人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些政策与观念。透过卢卡斯(Robert Lucas)、沙坚特(Tom Sargent)、巴罗(Robert Barro)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已将早先凯恩斯学派的原理作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衷的主流凯恩斯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ism)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Frank Knight)与威纳(Jacob Viner)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1936年由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首创的宏观方法学,固然是1985年挥向凯恩斯学派的利剑,但同时也成为捍卫主流总体经济学的盾牌。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内部逻辑及其发展,这些是课堂内所探讨的经济学。当然,对外在经济世界的观察,也被带入了课堂之中。就外在环境的影响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于我这种经济学者发展的时期,大学大幅扩充,工作机会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经济科幻小说的通俗术语,我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乃是乘着康德拉捷夫扩充(Kondratieff 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 Deal)与福利国家的政策,替经济学者在政府机构中创造了庞大的新市场。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计有武器、炮灰和经济学者:就算景气循环因战时管制经济而进入冬眠,资源配置的数量问题也不再存在,经济学者还是可以在作业研究这门新科学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者,在这类游戏中能胜过他们的,也只有少数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

接下来适逢战后教育的蓬勃发展。1935年时,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寥寥几所,现在则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经济研究所出现。升任正教授毋须熬到45岁,拜一批行动积极的系主任之赐,为战后经济学的天地创建了香格里拉乐土,他们在行政当局授权下,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一如战时空军有嘴上无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荣登崇高的学术位子。

欧陆精英齐集美国

单以人数众多而论,美国的经济学者就比国外经济学者占上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就为我们送来了一批欧洲大陆的精英。芝加哥是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城市,同样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纽约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乎全数为美国罗致。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Fermi)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我们还看到了经济学者库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顾志耐等许多人。之后,由于美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国的经济学者名单上,相继出现了赫维兹(Hurwicz)、戴布鲁、泰尔(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费彻(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数十年来,我不断看到国外顶尖的博士后学者在美国访问一年,由哈佛巡回到斯坦福,从中获得莫大的激励。他们回国之后,开始积极改革旧世界。五年之间,他们的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后,好像是按照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学派倏然退潮。

科学本身显然不适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法则。你说这不公平?那么套句肯尼迪总统的话:谁说生命是公平的?

我目睹了经济学者社会声望提高,对金钱的需求也增加。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物理学者、生物学者乃至经济学者,并非任职私人企业,而是在大学里——也许说在各大学间进出较为适当。我并不认识有经纪人的经济学者,不过有些人倒的确有代为安排演讲的办公室。至于在公司董事会担任一席公共董事,则已成为一种时兴的生活方式。

年休期间为华府要员提供建言,是项令人晕眩的经验。出身学界的报纸专栏作家,无心插柳之间取得了这项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

传道授业原是课堂中或讲桌旁的事,但现在也泛指在国会委员会中疾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是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要低买高卖。

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到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邱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的事,不过既然这系列演讲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该谈谈“我自己”。杜利(Dooley)说过,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准备写一本有关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的书,书名是《我与古巴》(Me and Cuba)。书的开头是一段献辞:“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认识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的后头上了圣璜山。”

我可以自夸,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所谈论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有次自称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doctrines)历史与区位经济学等等。基尔洛(Kilroy)既然也在那里,就应该是共犯。(歌德曾写道,他所听过的罪恶,没有一项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犯下的。索洛对此的反应是,歌德在自抬身价。前句中的“罪恶”也许是我的误译,歌德说的可能只是“错误”。)

接下来要要谈我最严重的错误。诸位是否记得,经济学者曾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形?结果自然是错得离谱。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预测,是由跨单位的团队共同执笔,我并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诸位翻阅《新共和》(New Republic)泛黄的档案,就会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写的论文,其中在预测上也犯了严重低估的错误。我的良师兼益友汉森就相信,战后会有一波复苏的景气,可惜在这点上他没把我教好。其他像史利特(Sunner Slichter)以及一些凯恩斯学派与非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都比我高明。

永远要回头看

我为这个严重的错误而自责。不过如果发现错误后还死不承认,我的自责会更深。我没理会派吉(Satchel Paige)“永不回头看”的建议,在20世纪40年代站在多头这方而获利甚丰,我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作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这并非只是玩笑之辞或自认无能,而是体认到残酷的事实比美丽的理论重要。未来有些部分不能由过往推知,这也正是科学无从措手之处。好在有待科学做的事还很多,而且许多科学任务尚未完成。

接下来,我要比较明确地谈谈自己在学术与研究上的发展历程。我不喜欢套用虚骄的陈腔褴调,因此也无意重复一些前人自传的写法。四卷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中,有种种我个人的回忆散布于学术篇章之间。不过这方面资料蕴藏最富者,首推我于1968年在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世界年会中的主席致辞。那篇讲稿巧妙地以《一位经济学者之路》(The Way of an Economist)为标题,双关的用字表达出两重意义,一是所经历过的经济学之路,一是行路者的个人风格。同样地,我今天在前面谈到“我的时代的经济学”时,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备我特有节奏的与风格的经济学。

第二项个人自传资料来源,是我所写的《黄金时代的经济学:个人回忆录》(Economics in a Golden Age:A Personal Memoir),收录于霍尔顿(GeraldHolton)所编《20世纪的科学:思想来龙去脉研究》(The Twentieth CenturySciences:Studies in the Biography of ideas)一书中。

第三项来源是《我的人生哲学》(My Lifetime Philosophy),标题是别人订好的,是《美国经济学人》(The American Economist 27,1983)一系列的学者介绍,亦收录于《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的第五卷之中。

以下容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客观地简述自己的研究生涯。

萨缪尔森老是受幸运之神眷顾,一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自幼聪颖,深受父母宠爱,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中,学业却一落千丈。他的出生日期按日历记载是1915年5月15日,但事实上应该是1932年1月2日,地点是芝加哥大学。

他天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是A+,但他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

早露头角

他想争取的荣耀无不手到擒来,而且来得很早。他在大学阶段获得大学部社会科学奖章,而就在毕业之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新设了一个试验性经济学奖学金计划,他成为首位得主,而能从容地在哈佛就读。他在芝加哥曾受业于奈特、威纳、舒兹(Henry Schultz)、西蒙斯(Henry Simons)、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内夫(John U.Nef)与明兹(Lloyd Mints)等大师,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尔逊(Edwin Bidwel Wilson)、哈伯勒、钱伯霖(Edward Chamberlin)与汉森的教导。在奖学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学会(Society ofFellows)对经济学的排斥,骑在柏莱图(Vifredo Pareto)的肩上进入初级研究员的神圣圈子。他在学会的同僚有哲学家昆恩(Willard van Orman Quine)、数学家伯克霍夫(GarrettBirkhoff)、两度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巴定(John Bardeen)、化学家威尔逊(Bright Wilson)与伍华德(Robert Woodward)以及博通诸家的列文(Harry T.Levine)等人。他在那里迈开步伐,发表论文的速度极快,连期刊都来不及容纳他那些半数学化的东西。

有人说萨缪尔森是由物理学家与数学家的身份出道,这并不正确。但他在大学时代就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他持续研究数学,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数(Lagrange multipler)的情景,如果根据最大胆的推则,他据此独立发现了埃奇沃斯——斯塔克尔伯格(Edgeworth-Stackelberg)双头垄断的非对称解——此项见解使他得以不受纳什-库尔诺(Nash-Cournot)错误之解的蒙蔽。

他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oconomic Analysis)一书,大部分是担任初级研究员时所写,后来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David A.Wells Prize),后来在1947年又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项奖励是以40岁以下具学术潜力的人士为对象。到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这是经济学奖项开始颁发的第二年,也是美国学者首次获奖。

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芝加哥时期如婴儿初生,那么在1940年10月,他接受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时,又以成人之身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拉力在哈佛未受阻拦,因此可移动之物就移动了。对萨缪尔森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事。男孩在父亲的庇荫之下永远长不大,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属于自己的高楼。萨缪尔森与一些杰出同僚共同努力,终能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学中心。海明威笔下的芸芸众生常说,活得好就是最佳的报复;但在清醒的现实中,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NorbertWiener)在成名后,仍然为被逐出哈佛而闷闷不乐的例子,令萨缪尔森更加珍惜他与哈佛的联系,也努力为母校争光。

荣耀接踵而至

同行之间对他也很快就给予不断的肯定,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国家学术院(National Academy)、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等。正如赚第一个一百万最困难,得到一项荣誉之后,另一项也会接踵而至。如果你已经累积了一打的荣誉学位,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数目自然会加倍。萨缪尔森的第一个荣誉学位来自芝加哥大学——他的母校,也是他不再信奉的教会——最令他感动。当哈佛授予荣誉给他本国的先知时,他也感到欣然。

专业学会副主席与主席的头衔也纷至沓来: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协会、国际经济协会等。如果有银河经济俱乐部,大概也少不了他。

在麻省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新地方,会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但萨缪尔森倾向于不动如山。在1966年成为驻校教授之后,由于有极佳的研究机会,而且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他实际上又回到永久的初级研究员的阶段。既已到达乐园,他就留着不动了。

但也会偶尔到外面逡巡一番。他曾为国会的委员会讲课多次。当他受聘为联邦机构的顾问时,经常会加速该机构的终结,幸好美国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理事会虽曾请他担任学术顾问,倒是逃过了此劫。萨缪尔森认为美国太过珍贵,不能完全托付给那些只有大方向的思想家,如盖伯瑞斯(Kennethe Galbraith)或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等人,因此他对史蒂文森(Adlal Stevenson)与哈里曼(Avered Harriman)讲授经济学,并终能成为肯尼迪在参选总统阶段的经济顾问。他最后并未去华府那块应许之地,但能支援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核心的智囊,如海勒(Walter Heller)、托宾、戈登(Kermit Gordon)等人,他也颇觉有趣。

对于万事不缺的人,神仙还能赐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用了以下的文字介绍:“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麻州贝尔蒙(Belmont)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盖伯瑞斯在《财星》(Fourtune)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生代的经济学将是来自《经济学》一书,结果此一预言也真的应验了。曾有人听到萨缪尔森志得意满地自语:“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是由我写的,就让其他人去拟定法律条文吧!”这本教科书在耶鲁遭到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抨击为诋毁上帝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售也直线上升。

四分之一世纪前,对某位写了一本畅销书的学者乍得的声名,《经济学》的作者曾恳切地作了一番评述:

“撰写教科书是项困难的工作,但报酬十分可观——我指的不单是金钱的报酬。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把我们经济学者所知的经济学化为文字,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但愿能与读者分享这份兴奋之情。”

著作之乐

住嘴!讲得够多了。对《名人录》式的简介,这样已经过多了。上面所描述的内容,也适用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厌恶军旅生涯的西点毕业生,或许愿意承诺一项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虚掷一生来换取升迁与勋章。

在学术与科学的领域中,我所看重的报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进行奇妙的探索。我21岁即开始撰文出版,此后不曾中止,希望往后也能一直继续下去。约翰逊(HarryJobnson)去世时,有18篇文章正在校稿中,真可谓战死沙场!(即使是像他这种做事绝不半吊子的人,18篇也是过量了。)

我的思绪里永远思索着各种经济观念与关系。大文豪据称也会灵感不继,文思永久或暂时枯竭,而我却无此困扰。如同我在另文中所说,繁多的议题与疑问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或许终我一生也写不完。某种我曾注意到的统计方法,也许哪天能用来解决某项金融上的问题。

恰似孕妇分娩一般,我在著作出版时会有解脱之感。我是否已经出版太多?别人尽可有他们的评断,而找自己,几乎打从心底就不曾后悔自己写过的任何篇章、论文、附注或注脚。反倒是某些编辑因耐性不足或受限于篇幅或编排的考虑,多次横加删除,令我耿耿于怀。

或许这意味着老餐的品味欠缺?希望不是。个人对古典诗人豪斯曼(A.E.Housman)在下列对话中的观点深有同感。一位友人问他,为何在他的有关拉丁文的选集中未选入某篇文章,“难道你不认为这篇不错吗?”“是不错,”豪斯曼答道,“但对我来说还不够好。”而我在拜读某些学者的近作时,也不时会向索洛问起一句哈第(G.H.Hardy)曾问过利透伍德(J.E.LittleWood)的话:“为什么一个能写那样文章的人要干这种事?”

杰出的学者为其未来著作所设定的标准与时俱进。每天写一封信不难,但如果五年都不写,那就真的没什么可报告的了。

对于重视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念,我一直不敢苟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农夫边说边朝池塘吐口水。我们应就自己所面对的最急迫问题尽力而为,之后就算落入报酬率递减的情况,对应为之事尽力而为,仍是最佳的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你碰到了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使曲线又回到报酬率递增的阶段。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但如果他也能同时惠赐一些珍珠宝石必然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套句詹姆土(William James)的话——如果他出生时有一瓶香摈,应该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不绝的灵思

稍早我曾招认,我这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对后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抗议:“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传闻属实,你连半夜做梦时也经常不忘工作呢!”的确如此,只是对我而言,从事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对自己讨厌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这点上可说是恶名昭彰。行政事务我是全力规避,而且因为表现不称职,久之也就少接到这方面的任务分派。像罗伯逊(Dennis Roberrson)一样,我总是最后才洗叉子,因为万一原子弹不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没必要洗了吗?

如果必须填一份复杂的问卷,我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尽量拖延那件讨厌的事就好了。

描写画家、音乐家、诗人或科学家的小说,经常忽略了他们平日工作时间内在做些什么。其实再想想,有关商业大亨的虚构小说,也同样没有精确描述这些企业家在做什么。

因此,对听众谈到经济学家时,我应该具体地描绘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酝酿工作。我是怎样开始注意到问题的?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步骤为何?事后回顾,这项研究对知识的领域有何贡献?

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有一本用来记载研究思考的大记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为例,1月1日的那一栏,我可能顺手记下了如何设计一个线性规划系统的数字实例,足以推翻经济学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这项研究一直尚未发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项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当时我还是威尔森门下的学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还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记录,可能还有对相关问题的演绎。

在1983年之中,类似这样的记录可能超过五十项。然而刚好记载于这本床头笔记本中的事项,也并非我该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连这些研究的抽样代表也称不上。因此,我要找一个较充裕的时间,才能详细说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酝酿成形的。等不及的读者可参阅我1982年在Jorgen GeltingFestschrift的文章,题目是《阮赛最适可行租税与最适公共用事业价格之历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动力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学家的动机与报酬。科学家和亚当·斯密的生意人一样贪得无厌与竞争激烈,然而他们所追逐的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他们所求的名,诚如我196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中所说,乃是在同行——他们敬重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社会学者默顿(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书中,探讨我所称的这个“龌龊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及传记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经观察到,诚实古怪的林肯在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小小的野心之钟在滴答作响。在我自己的价值天秤上,无论是《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头衔、因眼光独到而投资获利数百万、乃至担任权贵或总统顾问而掌握的权力,如果比之于对科学王国的贡献所能赢得的认可,可说都是轻于鸿毛了。

有次我曾问友人统计学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谈一笔交易,以一项精彩的理论交换你的灵魂,你会怎么办?”“我不会答应,”他说,“但如换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论,则另当别论。”我喜欢他的回答。我曾证明,再笨的人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不论后继的学者就此再加发挥,还是在更早的文献中可找到类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变我从中获得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研究,只要能够对当时的科学界能有贡献,就当时而言也就足够了。

我因为早熟而早露头角。在年轻时,我不知不觉地行事匆忙,实在是由于家族中多位男性长辈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认寿数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岁时英年早逝,大家认为我亦难逃此一命运,也带给我极为沉重的阴影。因此当时我的想法是,该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现代科学却带来了改变,遗传可以经由环境加以修正。无论如何,我一直身体健康。一般人在谈到科学家的贡献与他们的成就时,往往低估了健康这项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终生为恼人的偏头痛所苦,有人会不公平地把他归类为低成就者。我则认为,他算得上是将自己资源明智运用的贤人。

关于早年成名,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可以使人放轻松。如果能一竿在手,静待鱼儿上钩,为何还要汲汲于争名夺利呢?

为自己工作

我很早就认定,学者是为自尊——也就是学者们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然而,一旦期盼他人赞美之心稍歇,你就可以自在地为自我肯定而工作。能带来真正满足的工作,才是你会自认满意的工作。也许要达到这种境界,多少要有个信念,那就是一位巧匠所喜爱者,也终会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无论何时,我都力求让自己快乐。有人认为我在热力学的领域里搅和,是想要提升经济学在科学上的正确性,或是要驳斥经济学者不能了解物理学复杂理论的说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学上的尝试,与其说是增加名声,倒不如说是在对名誉课税。那又如何?税是我们为文明所付的代价。这类工作很有趣,而且我认为对人类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均有禆益。

就更深的层面而言,一个人并非只为同僚间的美名与赞誉而工作,也不只为个人兴趣或探索之乐而工作。就更深的层面而言,某位生理学家的对手,并非其他著名学府的同行,他的对头是癌症。经济学家说到底也是如此。客观的真理远在彼方,纵然千辛万苦,也要设法了解。如果厌倦学术圈的勾心斗角,或是目睹民主与文明在身旁崩坏,你总是可以退隐下来,致力于追求这客观的真理。复杂的数学不会虚骄掩饰,即使闹牙疼,最佳的止痛剂莫过于把难解的景气循环或复杂的控制理论演练上五回合。

我说这些并不是在开玩笑,有个实例可以为证。已故的内瑟(Voss Neisser),是对社会研究新学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卓有贡献的流亡经济学家。他有次告诉我,在希特勒逐步掌权的黑暗时代,能钻研于解决瓦尔拉竞争性均衡(Wlrasian competitive equilbrium)之解,实在是一种解脱。我十分理解也完全同意。

有人问我是否高兴获得诺贝尔奖,我思考一下才答道:“是的,生命中能带来纯粹乐趣的事少之又少,这件事倒真是如此。”这项荣誉是个惊喜,而且来得颇早,但也不致早到甚至连我也会担心。我所尊敬的朋友都为我感到高兴。如果有人有什么相反的意见,恕我迟钝不知。我的家人都喜欢斯德哥尔摩的相关庆祝活动。有些科学界同僚一想起那些把他们由实验室中拉出来的访问及种种恼人的差事,就觉得苦不堪言。我倒是能自得其乐,而且我还发现,只消过了几天出门有司机的日子,很快就会上瘾了。

社会学者研究诺贝尔奖对得奖人有何影响。例如,桂冠得主是否会进入生产低落的时期?他们与人合著的论文是减少还是增加?名字是领衔或殿后居多?别人引用其著述的情况是否增加?他们变更领域的倾向有多大——诸如物理学者搞起脑的问题,或是化学家变成和平问题或最低工资的专家?

对我而言,这是个容器——几乎要——溢出的情况。我心中最后一丝罪恶感业已消失,当我选择离开经济学领域中的主要干道,去探索费雪(R.A.Fisher)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或马克斯韦尔(Clerk Maxwell)使热力学第二定律失效的魔鬼形象。我仍如鹰隼般紧盯着企业趋势与最新风潮,我仍撰写经济学中许多不同领域的文章,但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再也不觉得有必要站在——我是说设法站在——所有经济学文献的顶端。

行将迈入古稀之龄,我的感觉如何?和音乐家瓦格纳(Wagner)与威尔第(Verdi)同登高寿的歌德曾说,年老与年轻之别,在于年轻人的体力总是呼之即来,随时待命;反之,八旬老翁只有在巅峰状态下,才能有最佳表现。以我个人而言,行年虽已六十九,状况仍如二十五,日子似乎总还是一如既往般美好。然而一如诗句有云与理之必然,9月已至,残存的美好时光终将逐渐消逝。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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