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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父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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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父与子

彼得同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关系,恐怕是沙皇私人生活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片断。父子间的冲突由来已久,这期间高潮迭起,发展到最后事态急转直下,以太子之死结束了最后一幕。

太子阿列克谢生于1690年 2月18日。从保存下来数量极少有关太子童年的史料中可以看出,父王对太子的教育甚少眷注。这固然是由于沙皇多年来南征北战,辗转沙场,但太子为前皇后所出,也是他失欢的原因之一。

太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有一半时间是同母后一起度过的,因而完全处于这位眼光短浅的女人及其左右——修道士、神甫、男女侏儒和搬弄是非的政客们的影响之下。左右对中伤皇后的流言蜚语听之任之,对彼得也颇有微词,指责他在宫廷内外的举止有悖于传统观念。

太子六岁时开始识字。他的老师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是个没有主见、堪称误人子弟的庸材。他既不配为太子尊敬的师表,也未能培养太子好学的习惯。

按照当时的传统教育方法,太子的启蒙教育是从读日课经开始。在前皇后叶芙多基娅被囚于修道院之后,彼得有意把九周岁的阿列克谢送往德累斯顿继续求学。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之举。不过这个计划只有在多年之后才实现。这时,查理十二世在打败丹麦并在纳尔瓦取胜之后,进军波兰,随时都可能占领萨克森的首都。因此太子只好留在俄国,但破例为他指派一位外国人亨里希·居森男爵充当首席导师。他的俄国名字叫基津,来俄国之前曾在法国国王、丹麦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那里供职。这位具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受聘者于1702年来到俄国,翌年即被沙皇聘请担任首席导师。然而基津却谢绝了这一荣誉,宁愿在缅希科夫公爵手下做一名导师助理。公爵当时住在刚刚奠基的彼得堡,而太子却住在莫斯科,因此,所谓尽职尽责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由基津起草并经彼得批准的一道训令,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和教学大纲。但这一个大纲并未付诸实施。从1705年起,基津奉命完成外交任务,长期滞留国外。这些岁月,太子都是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皇村中虚度,整日无所事事。

太子的肚子里墨水不多。他的德语相当流利,粗通法语。至于其它学科的成绩,十八岁时才学会算术四则,十八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军事工程学基础。

太子在读书方面天分还是够的,他自己就说:“我生来并不笨,只是不肯用功。”他的父王在一封信里也说过:“上帝并未剥夺汝之智慧。”可是他疏懒成性,毫无进取精神。“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同母亲和宫女生活在一起,除了室内游戏,我一无所知。”太子写道,对学习“我极为厌恶,有时学是学了,可那是为了消磨时间,兴致全无。”

1712年,太子在国外待了大约三年,回国以后,父王问他学的东西忘了没有,随即命令拿图纸来。阿列克谢由于怕父亲要让他当场绘图,决定以最怯懦的方式逃避考试。他向手掌开了一枪,“蓄意使右手受伤”,但他并没有当真要这样做的决心,结果只擦伤了层皮。不过伪装还是使太子幸免一试。

太子的左右都是与对他进行教育有关的人。太子仿效父王,也把他的一些心腹叫作“帮伙”。

最受太子信任的是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他事实上是这群“死党”的头目。此人贪权好势,善于曲意逢迎。太子曾向他发誓,保证一切“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他们之间的通信证明,这位神甫在太子心目中享有极大的威望,他把太子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太子不止一次地向他吐露真情:“上天明鉴,诤友如阁下者吾今生今世难望再得。”在从华沙寄给神甫的另一封信里,太子告诉他,如果他一旦归西,“我决不愿再返回俄国。”这封信所以令人感兴趣,也由于早在1711年 1月,即太子出逃之前很久,就泄漏了他可能不再返俄国的天机。

太子的“死党”完全不同于父王的“彼得帮”。“彼得帮”积极参预所发生的事件,各显其能,十分卖力;而阿列克谢的“死党”充其量不过从旁看看热闹,有时甚至心怀叵测。

1711年梁赞省大主教斯特凡·亚沃尔斯基在莫斯科布道,这事激怒了彼得。这位大主教布道时指责设立行政监察官一事,希望皇位继承人登基之后,能象他所认为的那样恢复旧制。有关这次布道的消息,几个月之后传到了滞留德累斯顿的太子耳朵里,于是他头脑里产生了指望宗教界发动暴乱的念头。尽管太子是一位十分谨慎并善于掩饰自己真实感情的人,但这次他却不能自持,冒险写信给神甫询问布道内容,这样就留下了不利于自己的罪证。“请将梁赞省大主教新年训诫(如已印好)交达乌多夫专程送来。”在另一封信里他要求告诉他大主教后来的遭遇。也是在1711年,德累斯顿曾谣传缅希科夫去世的消息,但这个传闻是假的。这一消息也使太子欣喜若狂,因为父王驾崩后他接位这件事中又少了一名从中作梗者。阿列克谢发专函核对这消息是否可靠,并要求由最可靠的信使把密信带回:“此间盛传缅希科夫公爵已故,刻正式讣告尚未收到。如知情,望用密码函告。”

在同忏悔神甫通信时,太子时而采用密码,时而使用只有通信人才能明白的隐语,因为他们只能靠信件暗通消息。在一封信中,太子请忏悔神甫和所有的“死党”成员不必回信,因为“此事不足与外人道及,祈祷上苍,保佑吾大业早日告成,不再宕延。”另外有一次太子写道,在斯摩梭斯克,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祈祷上帝:“祈求上天,尽速降全福于我侪”。“全福”是何所指呢:是希望父王健康恶化,还是等待圣上在沙场上饮弹而死,还是摆脱父王委派的公务,返回莫斯科投入“死党”的怀抱呢?

阿列克谢某些信件的含义,时至今日人们也不甚了了。但信尾经常附笔“此事勿令人知”,或“勿令外人知晓”,证明他力求自己和“死党”的举动避开外人耳目,特别是有意避开父王的视线。他极力掩饰自己同亲母及外家的联系。

越到后来,他和父王的关系越加疏远。太子把父王委办的公务视为难以胜任的负担,因为他一向厌恶工作。王储长成之后,耽于宴乐,嗜酒无度。醉后放浪形骸,信口开河,不能自已。

一次,太子在什么人家里做客,回来时酩酊大醉。他踉踉跄跄踅进夫人内室,竟被赶了出去。阿列克谢回到自己的卧室后,开始向唯一的交谈者——近侍伊凡·阿凡纳亚耶夫发泄不满。一开始他辱骂他的夫人,接着越说越激动,狂叫要砍下所有参预他们的婚事的人的头,要造他父亲的反。

一觉醒来,太子力图回忆自己夜里所说的话。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虽然伊凡·阿凡纳西耶夫为人忠实,可是万一他去告密怎么办?于是,他把近侍叫来。

“我昨晚没有惹谁吧?”太子问道。

“没有。”近侍回答。

“那我酒醉没有说过什么吗?”

听了近侍的叙述,太子说:

“谁没有喝醉过?醉汉总是废话连篇。我很懊悔酒后发火,并说了许多废活。”

为防万一,太子威胁说:

“不准你向任何人讲。即使你讲了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你:如果我拒不承认,人家就会对你严刑拷打。”

近侍请太子放心,说听到的那些话只有他自己知道。

阿列克谢的酒友们时常辱骂沙皇,背后对他所实行的改革横加指责,把守旧派散布的流言蜚语带进宫内。后来,太子供认,所有的朋友都“要我同父亲更加疏远,用声色犬马娱我耳目,以致使我不仅对军务、对父王交办的其它事务,乃至对父王本人都望而生厌,退避三舍。”但有时父子还是要会面的,这时儿子就要对父亲的责备洗耳恭听,有时还会挨打但只要彼得刚一跨出门槛儿,儿子就又重新和狐朋狗友沆瀣一气。

彼得很不满意太子的行为,理由是很多的。使彼得苦恼的不仅是阿列克谢听命于修士和政客,主要是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太子第一次投身国事是在1704年,当时他在包围纳尔瓦城的俄国部队中服役,而后他参加了为庆祝占领这一要塞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典。

三年以后,十七岁的太子被派往斯摩棱斯克采办粮秣。1710年秋,王储的职责范围扩大了。先是派他去加强莫斯科的防御工事,以防查理十二的军队进攻首都:修补胸墙,构筑障壁,装备炮兵,给莫斯科卫戍部队补充兵员。在瑞典部队进军莫斯科的威胁消除之后,太子奉父命把五个新兵团补充齐全,装备并训练新兵,还参与了镇压布拉文起义的组织工作。

父子之间在参加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一方充当主角,而另一方则充当积极的助手),本来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和支持的局面,但事与愿违,不过这不能怪沙皇。

彼得1708年所写的书信中,已流露出对皇子办事拖沓的不满情绪,提醒他应在限期内完成任务。但很快看出来了,皇子对交办的事毫不上心,只一味和朋友饮酒作乐。他向由彼得任指挥官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送去的都是一些不大合格的新兵,这使沙皇火冒三丈。虽然彼得对别人的过失每每能宽大为怀,但他对怠情而玩忽职守者决不姑息。皇子从父王的来信中读到:“对汝选送至我团新兵极不满意;此类新兵即令派往他团亦属不合格者。由是观之,汝尸位素餐,其程度较之往日尤甚。”

父王的责备是有道理的。太子后来回忆说:“当父亲不在,我受命在莫斯科代理国家大事时,我以为得到了自由(虽然我也知道父亲把统治权交给我是为了使我在他身后获得继承权),于是便和神甫、修士和其它一些人一起寻欢作乐。”

以上供词是太子在十年以后作的。在得悉父王震怒之后,那一天他的表现却与此大不相同。他当时的行为动机只有两条:一是害怕受到惩罚,二是不择手段地来为自己开脱。千方百计逃脱罪责,四处找人为他说项。“皇上,有人在您面前诽谤我,说我派去的三百名新兵不合格,我没有能克尽职守,感到非常痛心。”接下去就是一些有意引起父亲怜悯的话:“真的,皇上,我是竭尽全力去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当时我实在搞不到更好的新兵,而您又催着叫我把新兵快点送去。”

太子得出一条结论,凡事应当十分小心谨慎,然而,不论是他,还是他的酒肉朋友都无从查明,应该提防什么人,是谁把太子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了沙皇。他曾试请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帮忙:“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请复函告我,父皇因何事见罪。”

阿列克谢并没有得到回音,便转而求助于继母。叶卡捷琳娜成功地调解了这次冲突。1708年12月19日,彼得对太子11月末的来信写了一封回函:“诚如汝信中所言,当时确无更佳新兵可供选送,苟能将此情况及早相告,当不致因此生怒而见责于汝也。”有一封彼得给太子的信听起来好象是对他的恳求:“无需因上信而心生烦闷,……需知种种一切均于汝有益,吾对汝亦将多方眷顾。”

1710年太子住在德累斯顿,第二年他忙于筹备大婚。父王为阿列克谢选定王妃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公主夏绿蒂(其姊嫁与奥地利皇帝为后)。1711年10月14日,婚礼在托尔甘纳举行,彼得前去参加,其间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当时也到了那里。“我到托尔甘纳,”莱布尼茨写道:“与其是参观婚礼,不如说是为了看一看这位杰出的俄国沙皇。这位伟大国君的才能是出众的。”

结婚并没有给太子的生活带来变化。夏绿蒂是个又高又瘦的麻脸女人,阿列克谢并不爱她。“他们把这个鬼婆娘拴在我脖子上,不管我怎样接近她,她总是一副没好气的样子,不愿搭理我。”

这位王妃“没好气”是有原因的。太子纵饮的恶习未改,他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下更糟了。加上他又姘上了一个情妇。原来太子的太傅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有一个叫叶芙罗西尼亚·费多罗娃的女奴,被阿列克谢看中了,太子对她一往情深,眷恋之情始终不渝。

婚后,从1711年末起,太子奉沙皇之命在华沙为驻扎国外的部队采办粮食。根据阿列克谢的书信来判断,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军粮没有买到,但是为了预防责备他玩忽职守,他几乎每一封信都要附上要么是他发布的命令的副本,要么是他的下属和实际办事人员报告的副本。这位王储在学习治国本领方面,也象他学习其它各门科学一样,没有搞出一点名堂来。

从1713年起,阿列克谢住在彼得堡。父王只是偶尔才派给他一点小事干干,可他却装病逃避。关于这种装病的本领,太子本人后来在受审时写道:“我害怕出兵远征,假装有病,故意吃药,这也是我的一种罪过。”

太子住在新京,仍处于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伊凡·阿凡纳西耶夫等这些老“死党”的圈子之中。从“死党”中退出的只有忏悔神甫,因为太子同他闹了别扭。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基京顶了首席顾问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的缺。基京是彼得从前的侍从官,由于他办事机灵,腿脚又勤,人也可靠,故此当上了海军部首席军需勤务官。当时沙皇对基京以青眼相加,上下关系十分融洽,彼得称自己的侍从官为“老大爷”。基京是为数不多的、和彼得保持通讯联系的人中的一员,沙皇认为有义务把战场上重要情况亲自通知这些人。

1714年基京利用职权进行盗窃,因而受审。“结果吓得中了风,”一位同时代人这样写道。彼得对待盗窃国家财产者素来是毫不留情的。但由于叶卡捷琳娜从旁说情,基京才免判重罪。皇后请求说,如果基京不能获释,那么,对他这样一个行将就木、几乎失语的瘫子,至少该让他安静地死去。“这一请求得到恩准:沙皇给基京留了一条命,但撤消了他的职务,剥夺了颁发给他的奖赏,结果尽管病好了,他依然“象被流放者一样,留起了胡须”。翌年,彼得允许基京在彼得堡居住,不过根本谈不到恢复他们之间以往的关系。基京对沙皇怀恨在心,他盘算着要官复原职,当然不可能寄希望于现在,而要有待未来,指望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能登上沙皇宝座。为此,他接近太子,并成为他的朋友。但基京从不炫耀他同太子过从甚密以及太子对他优礼有加这些事,他宁愿韬光隐晦,甚至预防不测,他很少去看望太子,只有在太子最需要他出谋划策的时候,他总是呼之即来。

1715年秋季的一天——10月27日埋葬了产后死去的阿列克谢的王妃,但太子的安逸生活也因此意外中断了。当天,他收到父王1715年10月11日签署的一封信。

原来沙皇对王储未能以国家大事为重、前往征讨强敌一事极为不满。沙皇在信中威胁道,如果他再不改弦更张,就要剥夺他的皇位继承权,“为社稷与黎民计,吾以一国之尊尚巨不借堂堂五尺之躯,焉能见怜于汝等游手好闲之辈。”

读完父亲的信,阿列克谢就同基京商量对策。基京建议他借口健康不佳放弃皇位继承权。

太子按基京的建议作了答复。但他没有详谈,只是说父王的愿望与他本人的考虑不谋而合。他说由他来挑起这付重担是不够格的,也不胜其负担,一则由于记性欠佳,二则以多病之躯无法管理众多百姓。因此,太子声明决定放弃皇位。

在收到太子复信一个月之后,沙皇病倒了。病情险恶,朝廷元老们日夜守候在沙皇的寝官,认为圣上的大限之期不远了。殊不知沙皇命不该绝,再次康复。他给太子写了封信。

彼得对阿列克谢知之甚深,他怀疑太子宣誓放弃皇位不是出自真心,故写道“此举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一点使父王感到不满的是,皇子在复信中只提到了他“多病之躯”,而在父王的头一封信里说的是他“未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父王重新向太子提出那些没有得到口答的严肃的问题,要求太子明确答复,大意是,想随心所欲,混下去是不行的,要么洗心革面,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要么去当修士,否则为父王的很难释念。

在事关他未来命运的两种方案中,太子选择了后者。根据基京出的主意,阿列克谢同意削发为僧,基京曾经说过:“僧帽又不是用钉子钉在脑袋上的。”

几天之后,彼得在出国前夕,同装病的阿列克谢作了一次详谈。沙皇劝他再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把最后的答复在六个月之后寄到哥本哈根。

儿子表面上的顺从,同意放弃皇位或进修道院等等,都是不折不扣的欺骗。修道院是那些确实已看破红尘有出世想法的才进的。而太子口里虽然说他心甘情愿进修道院,但这都是违心之言。因此,尽管他可以在修道院小修室坐等父亲死亡,但小修室毕竟不是最好的栖身之地;僧帽虽则不是用钉于钉到脑袋上,但是正如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要把僧帽换皇冠还不那么容易。除此之外,出家以后就要求清心寡欲,连在太子心目中越来越受宠的叶芙罗西尼娅也不能再朝思暮想了。

正因为如此,阿列克谢决定逃往国外。基京出发往查理巴德之前答应他:“我一定给你找到一个安身之地。”

但是,怎样才能脱身呢?

恰恰是沙皇本人帮他实现了这个计划。当时正在哥本哈根的彼得,最后一次想使儿子回心转意。他写信劝儿子要么前来哥本哈根,参加反对瑞典人的海战,要么就把削发为僧的时间确定下来,并提出要进哪个修道院。阿列克谢当即表示愿去哥本哈根。

很快就安排停当。1716年 9月26日,阿列克谢告别了诸元老,在叶芙罗西尼娅、她的弟弟伊凡和三名仆人的陪同下上路了。

“我要对你讲了,你不会告诉别人吧?”有一次太子向他的近侍伊凡·阿凡纳西耶夫吐露了真情。伊凡答应保守秘密。

“我不到父皇那里去;我要去奥地利皇帝那儿,或者到罗马去。不过我只让你和基京知道这件事,基京已去维也纳为我奔走,看我到哪里更合适。遗憾的是我现在见不到他,也许他正在路上。”

太子同基京终于见面了。他们在米塔瓦谈了一次话。

“你为我找到藏身之处了吗?”太子问道。

“找到了,”基京回答说:“到维也纳奥皇那里去,那里不会有人出卖你。”

这次会面消除了有关逃向何处,是维也纳还是罗马这个问题的所有疑虑。当然应该去维也纳,因为那里可以指望得到自己连襟的庇护。

基京给太子出了一些主意:“如果你父王派人在半路上找你,你应在夜里一个人偷偷溜掉,好避开来人。”此外基京还建议太子在前往哥本哈根路上科罗莱维茨时给沙皇发一封信,以便掩饰他真正的去向。最后,基京还嘱咐他,如果他父王派人来找你,绝不可从命。

逃亡者耍了许多花招。在从米塔瓦出发的邮车中,坐着的不是俄国皇位继承人,而是莫斯科的一位叫科汉斯基的中校及其夫人和一位中尉。另外一辆大车里坐的是中校的仆人们。

途中还换了几次妆。科汉斯基中校在各驿站登记时,化名为波兰勋章获得者克列缅涅茨基,他蓄起小胡子,他的夫人穿上男装,作为少年侍卫伴随着他。

1716年11月10日深夜,当维也纳朝廷的副首相申博恩准备就寝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操着半通不通的德法混合语向伯爵报告,说俄国皇太子就在门外,请求立即接见。阿列克谢太子进入内室,心情十分激动,不停地东张西望,前言不搭后语地抱怨父王想剥夺他的皇位,说缅希科夫的左右都是一些笨蛋和酒鬼,继母叶卡捷琳娜有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等等。

太子来到维也纳,使奥地利政府感到左右为难。如果公开为太子提供避难所,那就是说和彼得公然作对,而沙皇在是不惜以兵戎相见的。可不希望事件发展到那样一个地步。另一方面,在维也纳,人们认为立即引渡太子也非良策,因为他们想把他当成一场政治赌博中的赌注。因此奥地利朝廷决定将太子秘密收容,把他连同其随行人员一起送往蒂罗尔的山地要塞——埃伦贝尔格,与世隔绝。

在太子求见申博恩,维也纳的大臣们忙于解决这一辣手问题的那些日子里,彼得等待皇子前来哥本哈根已经白白等了两个月,他开始着急了。太子迟迟不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这一问题可以设想两种方案。要未是太子路上险遭不测,遇到了杀身之祸,要未是他自己有意躲起来了。尽管彼得也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他还是在12月 9日向威杰将军(驻扎在梅克伦堡的俄军指挥官)发出命令,要他派下面的军官去搜寻太子。同时彼得把正在维也纳的亚伯拉罕·维谢洛夫斯基召到阿姆斯特丹,命他查明太子的下落,并随时派信使送专函报告他的行止,并嘱咐他要绝对保密。此外,维谢洛夫斯基还受命转交查理六世一封信。彼得虽然写信给奥皇说他的太子“去向不明”,但他认准了逃亡的太子此刻正在这位皇帝所管辖的领土上。

威杰将军组织的搜寻工作毫无结果。然而,维谢洛夫斯基却发现了太子的行踪。1717年 1月初,他查明,去年10月29日太子正待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从那里又往布累斯劳方向去了。维谢洛夫斯基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地跟踪太子,最后追到了维也纳。但是,在这里线索突然中断了。维谢洛夫斯基在维也纳及其近郊到处寻找太子达两个月之久,但一无所获。只是在 3月的下半月,他才弄清楚阿列克谢躲在埃伦贝尔格要塞。此时做这个工作的已经不只他一个人——近卫军上尉亚历山大·鲁缅采夫也前来协助他。

由于掌握了在逃的太子停留地点的确切消息,维谢洛夫斯基觐见了奥皇并转交了彼得的一封信。但查理六世却佯称并不知情。

奥地利朝廷采取了观望态度。只是在一个月之后,当再也不能否认太子隐匿在奥国境内的时候,查理六世才复信沙皇,转弯抹角地承认了阿列克谢留居在奥国境内。奥皇向沙皇保证,他将“尽心竭力地”照顾阿列克谢,决不会使他“落入敌手”。奥皇的这封支吾搪塞的复信,没有回答沙皇提出的主要问题,即维也纳朝廷是否准备引渡太子。

维也纳朝廷想先用搪塞的方式赢得时间再静候局势的变化。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了夺回皇太子沙皇会不会诉诸武力,欧洲各国对此事的态度又将如何。这时,维也纳决定把太子转移到那不勒斯,因为他的隐居地点已为众人所知。但是就连迁往那不勒斯也很难不露形迹,因为鲁缅采夫一直寸步不离地跟踪着太子。

查理六世支吾搪塞的态度,迫使彼得不得不派遣有经验的外交官彼得·托尔斯泰前往维也纳。在他携带的一封信中,沙皇明确表示他已知悉皇子逃奥后的种种经过以及眼下正被拘留在那不勒斯一所城堡之中等各节。沙皇言之凿凿,维也纳方面再也不能抵赖,何况它本来就十分害怕俄国军队入侵,于是决定准许托尔斯泰会见阿列克谢,以便商谈有关太子返国的事宜。

1717年 9月26日,托尔斯泰同阿列克谢第一次会晤。托尔斯泰向太子递交父王的一封信,“汝一向忤逆不孝,无论好言相劝抑或严责,均不能使汝遵从吾之教导,汝远行告别之前,信誓旦旦,曾几何时,逃往国外,甘心卖身投靠,汝此等行为,使为父个人羞愧难当,痛不欲生,国家亦因此蒙受耻辱……。”沙皇还告诉太子,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将和他面晤并提出建议。还答应他,只要他回国决不加惩罚。设不听劝告,将革出家门,并宣布他为叛徒。

读完父王的信,又听了托尔斯泰的劝导,太子说:“现在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这件事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两天以后,托尔斯泰得知,阿列克谢断然拒绝服从父王的意愿,理由是“回到父亲那里很危险,我怕见他那副怒气冲冲的面孔;为什么我不可以把我不敢回国的事写信向我的保护人奥皇陛下报告呢?”

太子之所以这样坚决,是因为他深信,即使沙皇采取军事行动,奥国朝廷也不会拒绝给予庇护。托尔斯泰的任务就是要打消阿列克谢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托尔斯泰确知,维也纳不想走得太远,为了太子之事同俄国发生武装冲突。

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行动相当坚决。他终于成功地打消了优柔寡断的太子的抗拒心理。

托尔斯泰对太子说:“我不会离开这里,直到把你交到你父王手里为止,不管你是死还是活。我会到处跟踪你,你想躲也躲不掉。如果你赖在这里不走,你父王就会把你当成叛徒。”

为了使吓唬能起作用,托尔斯泰还想出了一个新招,他佯称收到沙皇的一封亲笔信,说俄国部队正在波兰集结,准备入侵奥国领土,以便迫使奥国朝廷引渡太子。

恫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阿列克谢仍然犹豫不决,直到被托尔斯泰收买的奥地利驻那不勒斯官员想把奥国官方文件称为“姘妇”的叶芙罗西尼娅从太子身边夺走时,太子才改变主意。阿列克谢这下明白了,奥国朝廷并不听他那一套,实际上他已被人家甩了,今后他们更无意把同俄国沙皇的关系复杂化。

太子本来准备到罗马去找教皇,但他这步棋却被叶芙罗西尼娅阻止了,她的劝告太子总是无条件接受的。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返回俄国。阿列克谢把托尔斯泰请来,对他说:

“我要回到父王那里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答应我住在乡下,不要把叶芙罗西尼娅从我身边夺走。明天你同鲁缅采夫再来一趟,我把我的答复告诉你们。”

翌日,1717年10月 4日,太子给父王写了一封信,由于激动写得很不工整,在信里“最卑贱最无用的奴才,不肖之子阿列克谢”陈述了他打算返回俄国的事,并再一次请求宽恕。太子在准备起程的同时,烧毁了全部文件和书信底稿,以防万一。

10月14日,阿列克谢太子在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的陪同下,离开那不勒斯。途中他收到已经到达彼得堡的父王的来信:“吾儿。10月 4日来信收阅。现答复如下:所言请求宽恕一节,此前吾曾通过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二先生书面和口头上予以应允,现特在此重申:决不食言。托尔斯泰先生亦曾将汝之其它要求函告,吾亦予以应允。”

彼得同时还写信给托尔斯泰,告诉他来函中所提皇子想娶同他姘居的女子为妻,并想在自己的村子里定居住等要求可全部答允,只要他能回国。

阿列克谢在逃亡中度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太子在那些自愿的形同坐牢的岁月中,对皇位可说朝思暮想。

他留在俄国的那些死党,同样也不知道这位逃亡的太子的去向和现况。

亚伯拉罕·洛普欣(太子曾将出逃的计划告诉过他)由于受好奇心的驱使,一次他找到奥地利驻彼得堡的公使,贸然问道:

“太子现在哪儿,有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由于得到的是支吾搪塞的回答,洛普欣便直截了当地追问道:

“太子目前在贵国吗?”

洛普欣非常希望给奥地利公使和他的政府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太子并不孤立,在俄国他拥有大批有势力的拥护者,他们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这种臆造出来的说法(洛普欣对此也深信不疑),维也纳朝廷和阿列克谢都奉为至宝。阿列克谢的精神状态,需要经常用一些令人高兴的虚构故事加以刺激。

果然不出所料。奥地利公使迫不及待地把同洛普欣的谈话,秘密报告副首相申博恩,他把报告的副本转送给太子。太子怀着不可掩饰的高兴心情读了秘密报告。怎能不高兴呢,报告里说阴谋家们为了太子的利益已经起来暴动了:“他们起来了,已经包围了莫斯科。”阴谋家们似乎准备谋杀沙皇了。

奥地利政府大肆传播这类消息。有假情报说驻扎国外的俄国部队已经起义反对彼得。太子听到这个消息,兴高采烈。

他还听到传闻,似乎瑞典人战胜了俄国军队,这也引起了他真正的狂喜。听到彼得预定的继承人,他的两岁的异母兄弟患病的消息,太子把这看作是天意:“老爷子要这么做,而上帝却要那么做。”

被酒气熏糊涂了的太子的头脑里,产生着一个比一个更离奇的计划。后来他供认,他深藏内心的幻想就是希望父亲早死。然后,他作为太子,应达官足贵之请,将启驾返国。

太子曾对枢密官和各大臣寄予厚望。只要他一回到俄国,这些完全靠父王提拔而身居高位的人就会立即反戈一击,站到他阿列克谢这一边来。太子同他的情妇议论着各种传闻,交谈着预示他未来一帆风顺的各种梦景,但他并不以此感到满足,也积极进行活动。他和奥皇谈判提供军援的问题;看来,他也不反对投靠瑞典国王,以便借他之助来夺取王位。

惊慌己过,一切又归于平静。太子便着手给俄国的枢密官和主教写信。他把写给枢密官的一封信,于1717年 5月 8日交给一位奥地利官员,以便后者转寄俄国。枢密官并未收到这封信,因为奥地利官廷没有冒险按指定的地点和收件人转寄这封信;结果该信在未被历史学家发现之前,在维也纳档案馆原封不动地躺了一百三十年。

太子在信中报告枢密官们说,“他现在受到几位大人物的保护,平安无事,身体健康,正静待皇上命令他重回祖国,届时请不要将他弃而不顾;”信上太子说他要“永远记住枢密官诸公的好处和整个祖国,至死不渝。”接着,阿列克谢要求不要相信那些关于他已经死去的传闻。

关于一旦接位如何治理国家的这个问题,阿列克谢无论对自己,对朋友,还是对记录刑讯供词的人,都不能作出全面的满意的回答。太子的纲领(所谓纲领左不过是叶芙罗西尼娅所听他讲的那些东拉西扯的废话)中只有一点是明确的:恢复旧制,完全放弃文化、生活方式和行政机构方面的改革。他想把海军置诸脑后,不提彼得堡,“在莫斯科过冬,在雅罗斯拉夫尔度夏”。内外政策要来一个根本改变,太子打算把此事交给维护旧莫斯科习俗的一些人去执行:“不要撤掉所有的老人,按我的意愿选拔新人。”所谓“老人”,他指的是彼得的最亲密的近臣,受到沙皇信任的那些人。这样,太子的计划如果实现,就将使国家的种种努力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付之东流,而正是由于这种努力和牺牲,俄国才得以到达波罗的海沿岸。

从那不勒斯到莫斯科的路程,太子整整走了三个半月。当载着逃亡者的轿式马车沿着秋季泥泞的道路疾驰的时候,已经怀孕的叶芙罗西尼娅,由弟弟伊凡·阿凡纳西耶夫陪伴,为了免受颠簸,缓缓地向前行驶,后来在太子的坚持下,才于临产前夕留在了柏林。

叶英罗西尼娅与太子之间的通信保存下来了,这些信件中关于他们的相互关系的描述,令人颇感兴趣。信中充满了对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女人的感人的关系,以及这个女人对他的盲目依恋。“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悲伤,我的朋友。”阿列克谢从波洛尼亚写信说:“小妈妈,我的朋友!在威尼斯请按医生开的药方配药,然后把药方带好。如果在威尼斯,也象在波洛尼亚一样不能配药,那就在德国的某个大城市里想想办法,免得路上没有药吃。”

“我的小妈妈,我的最心爱的朋友,叶芙罗西尼尤什卡,你好!”太子在从因斯布鲁克发来的信中写道:“你,我的朋友,不要伤心,上帝保佑你,路上要多加保重……你愿意在哪里休息,休息多少天,都随你的便。不必吝惜金钱:虽然已经花了很多钱,但你的健康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宝贵。”

阿列克谢给叶芙罗西尼娅的最后一封信,是从特维尔发出的。太子表示出的希望是:“如果他们免除我的一切职务,按照上帝的意志,我们就一同隐居乡村,我们将过一种清闲自在的日子。”太子以为,结婚的夙愿已快实现了。这种想法,在出逃之前很久,有一次他向伊凡·阿凡纳西耶夫讲了:“你记住,我要和她结婚。父王也是这么干的。”这是指父王同一个无名的女俘结婚的事。

1718年 1月31日,太子被送到莫斯科近郊, 2月 3日举行了太子进入故都的入城式,皇室人员当时正在故都,枢密官、上层僧侣和将军们也被召进城去。当时的一位外国人曾描述过太子同父王会面的情景。

“太子进入宫殿的大厅,沙皇坐在那里,所有高级臣属侍立左右,太子把一份文书呈给沙皇,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沙皇把文书交给副总理大臣沙菲罗夫男爵,然后扶起匍伏在他脚下的不幸儿子,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太子回答说他恳求宽恕,留他一条性命。

“对此,沙皇表示:你所要的我都给你,但是你已失去继承皇位的一切希望,你应该签署一份正式文书,宣布放弃皇位。

“太子表示同意。然后,沙皇问道:“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警告,是谁竟敢出主意唆使你外逃?”听到这个问题,太子凑近沙皇附耳向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两人退到隔壁大厅,据认为太子在那里说出了同谋者的名字。”

单独谈话之后,他们又回到大厅,太子签署了预先准备好的放弃王位声明:答应“永远不再要求继承皇位,也不以任何借口觊觎和接受皇位。”于是立即颁布了褫夺阿列克谢继承皇位权利的公告。

那位外国外交官关于沙皇父子单独谈话的猜测是对的:阿列克谢供出了主要的同谋者。象1698年调查射击军暴乱一样,彼得把领导调查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天,他派出两名信使去彼得堡见缅希科夫,告诉他,据太子揭发,是亚历山大·基京和他的亲信伊凡·阿凡纳西耶夫出谋划策唆使太子外逃的。因此沙皇责令立即将两名唆使犯逮捕法办,戴上镣铐,严加看管。

几小时后,沙皇弄清阿凡纳西耶夫两兄弟的名字都叫伊凡,便又派出一名信使送信去,说明要抓的是哥哥,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兄弟二人都抓赵来,即使不戴镣铐,那也不妥。

到了 2月 6日,沙皇尚未收到缅希科夫关于上述命令的执行结果的报告,遂又派出信使送去一道手谕说:“审讯基京和阿凡纳西耶夫需在刑讯室进行,刑讯时只能用一次吊刑,不必鞭笞;如再发现其它同犯,应照此办理。”沙皇命令立即把所有犯人都送往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同时告诉他们禁用鞭笞是为了他们不致在途中生病。

与本案有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沙皇向缅希科夫又派去很多信使,命令“逮捕”将军多尔戈鲁基伯爵、伊凡·纳雷什金,前妻舅亚伯拉罕·洛普辛和前姨妹瓦尔瓦拉·戈洛文娜,以及其他许多人。彼得责令将所有这些人都送往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理由是涉嫌的人愈来愈多。

2月 4日那天,信使们奔赴新都,以便对阿列克谢供出的同案犯进行审理。彼得向太子提出了一份所谓的问题清单。到底谁是太子的同谋者,是谁左右优柔寡断的太子,唆使他放弃王位并逃往国外。沙皇要求皇子彻底但白,老实交代一切问题:“凡与本案有关者,纵令未列入清单,汝亦应作出交代,不得隐瞒。……否则,一旦查出,决不轻饶,勿谓吾言之不预也。”

彼得当时还不知道太子搞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谋反策划,故此他决定只要太子彻底交代,就予以从轻发落,只对同谋犯加以严惩。

3月18日,仍然活着的太子的同谋者,被押往彼得堡继续受审。阿列克谢独自坐在一辆马车里,没有上铐。临行前夕在莫斯科残酷地处决罪犯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的谋士,出逃的组织者基京,受到车磔之刑: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先后砍掉了他手和脚,其间相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刽子手砍下他的头,挂在一根木桩上示众。太子回忆起一个半月以前父亲对他的严厉警告:“如果你企图隐瞒什么,一旦查出,可别怪我。”他在极力思考着,彼得堡的审讯会有哪些不利于他的供词。他盘算着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但是,审讯刚一恢复,所有这些想法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太子对自己性命的担忧,完全压倒了他的理智,他撒谎,开脱罪责,诬谄别人,想借此减轻自己的罪过。只是在确凿的物证和人证前,他无法再抵赖,这才供认出自己的罪行。

揭发太子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情妇叶芙罗西尼娅。孩子生下来之后,她于1718年 4月被押回彼得堡。

不用说,阿列克谢的命运是捏在彼得手心里的。但沙皇并不想假自己的手去处置他。彼得记得,他曾答应宽恕太子,允许他在回国之后同叶芙罗西尼娅结婚。但审讯结果表明,太子的外逃决不是毫无恶意之举,他离开俄国不只是为了摆脱修道院的幽禁生活。亲生骨肉竟然是个叛徒。

沙皇发出两封内容相同的诏书:一封给各位主教,一封给世俗的官员们。彼得向他们声明,他作为父王和国君,本来自己就可以作出判决。……“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乃人之常情。”

沙皇在诏书结尾要求组成一个公正的法庭,根据被告的罪行量刑,而不必念及阿列克谢乃当今国君之子。

这两封诏书在僧俗官员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据当时的记载,法庭的所有成员已经就座,大厅所有的门窗都敞开着,……这时太子阿列克谢由四名军士押进大厅,站在沙皇面前。沙皇严厉谴责了皇子谋反的罪恶企图。这时,太子也供认不讳,说他不仅想在整个俄国煽动暴乱,而且如果沙皇要把他同党一网打尽的话,他就要血洗俄国。太子声称自己是俄国古老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的维护者,故此民心归向。

这时,沙皇转向僧侣们说:请看,他的心何其毒也。请列位商议一下,然后提出一份他应受何种惩罚的书面意见。当然这并非最后判决。沙皇请求他们千万不要顾及罪犯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但同时又嘱咐他们宽大为怀。

这时的太子神色自若,看起来决不会再回头,接着他被押回要塞。

太子的情绪总在变化:先是意气消沉,继而天塌了也不管,再转为歇斯底里大发作,然后负隅顽抗——这就是阿列克谢行为的典型特征。故而上面描述的那种公开辩论的场面,根本不是太子“强项“的反映,而是失去理智的人的狂言乱语和仇恨心理的大爆发。何况,当时首都曾经盛传,太子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精神错乱了。1718年 4月末,法国人戴拉维曾就太子情况写道:“他的全部行为表明,他的大脑是有毛病的。”

宣判后的次日,即1718年 6月14日,太子即被逮捕,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从此,他被贬为普通囚犯,带上了足枷。想当初太子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受审时,还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己答辩、开脱,曾几何时,他已是不打不成招的囚犯了。

太子受的第一次酷刑是在 6月19日。这一次,太子被打了二十五棍。在彼得堡卫戍司令部办公室的一本日志里,载有有关的简要记录:“19日,沙皇陛下及枢密官大臣诸大人,于午夜十二时莅临卫戌部队,对太子用严刑审讯后于中午一时前离去。”

法庭中的宗教界人士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提供了一些《圣经》的摘录来代替判决书。这些摘录和大意是,忤逆不孝之子,应予处死;另外一些摘录却又说,基督本着“宽大为怀的精神”,宽恕了已经回头的浪子,释放了犯通奸罪应予处死的淫妇。僧侣认为,沙皇愿意遵循何种先例可自便。

世俗官员的判决书说,阿列克谢的叛国罪应处以极刑。 6月24日向太子宣布判决,但并未立即执行。两天后,他死了,可能是由于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折磨所致。

在侦查阿列克谢太子案的同时,还进行了所谓苏兹达尔案的侦查。如果说第一个案件的中心人物是太子,那么第二个案件的当事人则是前皇后他的亲生母亲。

他的母亲,世俗名叫叶芙多基娅·洛普欣娜,当修女后叫叶莲娜。在她被牵连进此案时,已在苏兹达尔修道院度过了十八个寒暑。此时她年过四十,年富力强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将叶芙多基娅休掉之后,彼得对她再也不闻不问,这位前皇后于是得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她从来不吃修道院里的粗茶淡饭,餐桌上摆满了众多亲友送来的佳肴美食。她只是在进修道院以后头几个月穿过修女服。大约过了十年,约在1709年左右,叶莲娜姘上了一个情夫。他就是阔地主斯捷潘·格列鲍夫上尉,到苏兹达尔来是为了招募新兵的。被废黜的皇后生活中的所有这些事,历史本来是不屑与闻的,但阿列克谢叛逃事件发生以后把这些都抖落出来了。

彼得早就对这母子二人间秘密联系一事有所闻,太子的出逃使沙皇有理由怀疑修女叶莲娜参与此事。1718年 2月 9日,沙皇向斯科尔尼亚科夫一皮萨列夫上尉发出一道手谕:“命你前往苏兹达尔,到我前妻及其亲信住所进行搜查,凡有可疑信件一经查出,立即将人犯及信件一并押送前来;人犯住所需派兵把守。”

斯科尔尼亚科夫一皮萨列夫总共花了三天功夫才到达苏兹达尔并办完沙皇命他做的一切。 2月12日,彼得从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向侦查人发出另一道手谕:“速将吾前妻及其朋党并老母一并解押来京,但首先需查明其未曾剃度之原由。

受此案牵连的人供认,叶莲娜曾与斯捷潘·格列鲍夫昼夜厮混在一起。格列鲍夫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

在审讯中格列鲍夫首当其冲。要他承认他曾对沙皇重婚口出微词,企图煽动叛乱等。但是,格列鲍夫忍受了三次严刑拷打,每一次除了通奸罪之外,他拒不承认所有其他罪行。但仅此一点就足以把这位情夫处以死刑——他被钉在尖木撅子上。审讯证明叶芙多基娅并未曾参与太子叛逃一事。这样,她才得以保全性命。后来她被送往拉多加修道院,受着严密监视,直到1728年她的孙子彼得二世才下令解除了对她的监禁。

太子死于 6月26日, 6月30日为他举行了葬礼,在这期间,彼得堡宫廷生活秩序丝毫没有改变。“太子之死”,我们在一位外交官的报告中读到:“并未影响第二天( 6月27日)为波尔塔瓦战役周年纪念照例举行的庆祝活动,那次战役瑞典人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沙皇开始称雄;为此,在邮政大楼里大摆筵席并举行了舞会。”

第二天沙皇出席了皇太子的葬礼。

如果把彼得和阿列克谢之间的关系仅仅看作是由于父子的气质、性格和精神面貌不同而酿成的一出家庭悲剧,那就错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父与子的相互关系上,而且表现在现实的俄国与未来的俄国的两种观念的对立上:父亲正在付诸实现的是一种观念,而儿子一旦获得政权以后想要实现的则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观念。俄国到底何去何从:是沿着改革的道路一往直前,使俄国有朝一日跻身于欧洲和世界列强之林呢,还是抱残守缺,顺着老路滑下去?

最后一点,在父与子的冲突中,不难发现他们对帝王在国家中的作用也持不同的看法。为父的认为自己是国家公仆,为国事操劳即便献出生命亦在所不惜;但作儿子的就不一样了,他只想当一名受上帝荫庇的“行过登基涂油礼的一国之君”,但要为国事殚思竭虑,那他是有所不为的。

阿列克谢死后,王位继承人问题仍未解决。这是因为沙皇同叶卡捷琳娜所生的皇子——四岁的王储彼得也业已于1719年夭折。失子之痛使沙皇镇日不得安宁,当时有许多人认为,皇后福体过于肥硕,未必还能为皇室添丁进口。彼得郁结成病惊厥发作,闭门谢客,三天里滴水粒米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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