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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肯尼迪总统和世界 第 22 章 和平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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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和平战略 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不久对下院说,这次危机是“历史上 重大的转折点之一”。肯尼迪总统说,1962年的秋季如果算不上一个转折点的话, 至少是“一个高峰时期……尽管目前还不能完全看清它的后果。……未来的历史学 家在回顾1962年时,很可能会以这一年作为形势……开始(转变)的标志。” 时间将会告诉人们,此后在北京、莫斯科、达拉斯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是否 已改变了或者还会改变这些预言的确切性。但是就在1962年至1963年间,导弹危机 的冲击不久就影响到了苏美关系、苏中关系、西方联盟、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卡斯特 罗的古巴本身。 危机后的古巴 首要的任务是查明苏联的进攻性武器是否已全部撤离古巴。在赫鲁晓夫发出撤 走导弹的那封信后的第二天,一位高级官员曾发出警告说,这可能是一场骗局,安 装导弹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总统对迪安・艾奇逊写给他的一封信似乎更为重视, 艾奇逊在信中用最美好的词句称颂了肯尼迪处理这次危机的策略,但是又告诫说, 根据他对朝鲜问题的经验,在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争论不休的时候,举国欢腾可能会 变成举国沮丧。由于联合国无法代替美国进行空中侦察,肯尼迪下令继续进行空中 侦察,并把他的这一行动正式通知了苏联人。他继续每天召开一次(有时二次)执 行委员会会议――继续使美国的武装部队在加勒比海和其他地方保持高度的戒备状 态――并继续亲自监督对新闻界发布的全部消息和他的谈判小组在联合国进行的费 时的谈判的一切细节。(这些谈判代表的观点并不总能反映出他在早先苏联要弄两 面派手法后所保持的谨慎,也不总能反映出他对国会关系的关注。他与他们举行了 多次冗长的讨论会。一次会后,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和你们商谈所花的时间, 似乎同你们和苏联人谈判所花的时间一样多。”) 苏联谈判代表担心红色中国的嘲骂会有损他们在非欧洲的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威 望,因而对他们和古巴的关系感到关切。菲德尔・卡斯特罗早先曾咆哮说,“谁要 是试图视察古巴,谁就得准备好动武。”现在,赫鲁晓夫的倒退使他吓得目瞪口呆, 他显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他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五项新条件,并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到古巴会拟订详细方案时,夸夸其谈,弄得吴丹不得安宁。吴丹碰了钉子后返回纽 约,由苏联的米高扬飞到那里去接受类似的待遇。卡斯特罗对米高扬抱怨说,古巴 被出卖了,试图给他留下中国人正在介入的印象,并和他毫无结果地争论了一星期, 接着又有十天对他不理不睬,终于在米高扬准备飞回莫斯科时才又重行同他讨论。 据报道,那个亚美尼亚人曾经说卡斯特罗象一头骡子,很难说得动,很难打交道。 与此同时,不顾卡斯特罗的愿望,导弹基地还是由苏联技术人员拆除了。基地 全部予以破坏,并且用犁犁过。导弹和其他设备也被装箱准备运回苏联。由于卡斯 特罗继续禁止作任何就地视察,这些箱子只得由美国驻加勒比海的空军和海军计数 和检查,运输导弹和设备的苏联船只在返回本国港口的途中一直受到跟踪。 起初,赫鲁晓夫还回避撤走伊尔-28轰炸机。这类轰炸机航程极为有限,对美 国并不造成很大的威胁。肯尼迪有些顾问也曾建议他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但是肯尼 迪(虽然有时也感到怀疑,不知自己的立场是否有必要)感到必须坚持他原来的誓 言,即反对苏联在古巴设置任何进攻性武器系统;他拒绝了赫鲁晓夫所提出的种种 条件,命令监视船只继续值勤,最后宣布将在11月20日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讨论 今后的步骤。他把时间定在下午六时,这一安排有助于说明他所准备发表的声明的 重要性。11月19日,他起草了致麦克米伦、阿登纳和戴高乐的信件,提醒他们危机 就要再次激化,正在考虑空袭和扩大封锁范围。11月19日和20日,我们拟了一个开 场的声明,坚持认为伊尔一28轰炸机必须撤离古巴,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在那个星期 里召开一次新的协商机构的会议。11月20日星期三下午,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几小 时,赫鲁晓夫又递来了一封信。伊尔-28轰炸机将在全面监视之下,于三十天内撤 走。苏联的战斗人员(几天前刚查明)也将在“适当的时间内”撤走。几小时后, 总统对新闻界宣布的不再是要求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而是结束隔离工作了。19 62年11月22日感恩节,用肯尼迪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回顾仅仅四星期前我们的 处境时,有许多事情全是我们要感恩的”节日。 mpanel(1); 从那天以后,有关苏联在古巴的进攻性军事基地的问题逐渐地、多少是时起时 伏地平息下去了。总统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永久撤走一切进攻性武器和古巴 不搞任何侵略意味着“加勒比海地区的和平”。苏联人认为这个说法表明美国只愿 部分履行不进行入侵的保证,特别是当总统说这句话时又声明说,我们反对古巴颠 覆活动的斗争以及我们对古巴获得解放所抱的希望,都将继续存在下去。总统还宣 布,我们对该岛的空中监视、对古巴领空的梅辱性侵犯,将继续下去,同时还明确 表示如果卡斯特罗象他威胁的那样,要射击这种飞机的话,那么将用任何必要的武 力予以回击,这一点苏联人也不喜欢。但是总统坚持认为,卡斯特罗对就地视察和 控制措施的阻挠,不仅使此类飞行有必要,而且表明苏联未能做好他们那里的磋商。 关于怎样把这场危机在联合国正式加以了结的问题,经过几星期令人恼火的讨价还 价后,就静悄悄地湮没无闻了。 然而,卡斯特罗的问题仍未解决。不论他的问题和核导弹问题比较起来多么微 不足道,美国公众对他的存在继续火冒三丈,古巴流亡分子为使危机保持下去而作 的拚死努力,以及共和党人想使肯尼迪的胜利黯然失色的这一很自然的希望,很快 使美国的自豪感淹没在谣言和非难的一片汪洋大海中。由于军事危险而形成的举国 一致,不能在随后的谈判中继续维持下去。许多爱国人士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后,立 即要求对古巴实行封锁,因为它是古巴。赫鲁晓夫在有关伊尔一28轰炸机问题的来 信中,有一封信对尼克松和其他人的竞选失败表示满意,他说尼克松一帮人发表了 最狂热、最好战的演说。但是这种言论的数量却并没有减少。 三百多个互相竞争、吵吵嚷嚷的古巴难民组织拿着许多耸人听闻的情报涌到国 会和报社,说有些导弹藏在山洞里,说有秘密的潜艇基地,说有可能将米格飞机和 鱼雷艇用于进攻目的,还揣测说肯尼迪已答应第二次入侵古巴。由于苏联拖拖拉拉 地撤退他们的二万三千名军队(虽然他们对期限并未作明确的承诺),由于一艘没 有标记的美国捕虾小船在古巴海岸附近遭到一架米格飞机的袭击,更由于共和党指 责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地区实现和平”的目标等于保证卡斯特罗的存在,美国公众 的对抗情绪进一步加剧了。古巴难民团体为了制造声势,对古巴港口和船只进行打 了就跑的袭击,这种做法无异于破坏我们劝说苏联人离开的努力。联邦当局对他们 的制裁更似火上加油。各种各样的指责,如有关美国情报的灵通性,某些顾问所采 取的立场,肯尼迪一赫鲁晓夫来往信件的保密,以及危机期间的新闻“管制”等等, 使得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大为减色。 肯尼迪一次又一次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的全面监视将继续下去;古巴难民提供 的每一份情报都在加以核实;我们在对付古巴的颠覆、破坏或侵略行为方面没有束 缚住自己的手脚,而且我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孤立卡斯特罗并通过除战争以外的一切 手段在西半球结束共产主义的努力并没有减弱。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指出:战争与 和平的问题,打击与报复的问题,决不应交给那些既不负责又无成功希望的流亡分 子的私人组织去解决(他把这些流亡分子与那些经过特殊安排正悄悄编入美国军队 的猪湾事件的老兵作了对比)。“在我们把美国……再次带到战争边缘之前,”他 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知道我们手中握着些什么。”最后,他授 权麦克纳马拉向公众异乎寻常地透露我们的侦察能力,通过电视作了一个综合性的 简要介绍,展示我们如何用空中和海上摄影侦查苏联武器系统的运入、安装、拆除 以及运走的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有关古巴问题的喧闹大部分逐渐消失了。但是肯尼迪始终没有 放松对古巴的注意。虽然他心里比以前更坚定地打消了通过外来的军事行动打倒卡 斯特罗的可能性,然而孤立卡斯特罗政权的势力却继续不断取得成功。由于缺乏与 自由世界的贸易,由于缺乏零件和消费品,由于有更多的拉丁美洲国家与古巴断绝 外交关系,由于卡斯特罗在整个西半球的声望一落千丈,以及在饥饿的古巴人中不 安情绪的增长,这一切使卡斯特罗受了挫伤,虽然还不是致命的挫伤。“我不同意 这种看法,即认为卡斯特罗先生还要执政五年,”总统说,“我不能指出会引起变 化的道路,但是我看到了够多的变化……使我感觉到,古巴终有一天会重获自由。” 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常设小组”定期探讨对卡斯特罗可能采取的进一步 行动,其中包括: 1.如果发生匈牙利式的叛乱,或是再次运入进攻性武器,或击落一架U2飞机 (古巴使用苏联的萨姆导弹使后者的可能性增加了),将要采取什么军事行动。 2.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扰乱、破坏以及削弱占巴。 3.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使卡斯特罗或苏联人离开古巴,或者使古巴或卡斯特罗脱 离苏联(由于卡斯特罗为人很不可靠,由于国会在提供资金方面将会造巡不前,更 由于他的成功可能鼓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步他的后尘,因而用经济援助来诱使卡斯 特罗成为拉丁美洲的铁托的可能性只是一种令人怀疑的办法)。 4.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制止从古巴输出武器、代理人和颠覆活动,这是3月间 肯尼迪与中美各国的领导人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举行的会议上一个主要的议题。 5.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表明我们对于卡斯特罗下台后的自由古巴的概念。在默 罗的大力推动下,这方面的工作使总统深感兴趣。美国不能――通过支持许多互相 对立的难民团体中的某一团体作为流亡政府――指定未来古巴政权的人选或政策。 但他认为,重要的是应表明,我们反对的是颠覆活动、独裁和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而不是反对“真正的古巴革命……消灭过去的暴政和腐败”。卡斯特罗把美国人在 古巴的财产没收了,国会中有人要求把赔偿作为和新古巴交往的首要条件,但总统 反对这样做。他于1963年11月18日在迈阿密对美洲国家新闻协会的讲话中强调说: 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就是古巴充当一个外国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这件事。他说: 一旦这个障碍消除后,我们将乐于并渴望与古巴人民合 作,寻求实现那些几年前激起他们希望的进步目标……并伸 出友谊和援助之手。 这些话并没有引起重视。肯尼迪希望在往后的演说中进一步阐明这一点,详细 地告诉古巴人民,一旦他们和莫斯科决裂后,随之而来的将是自由、西半球各国的 承认和美国的援助。然而不幸的是,迈阿密的演说竞是他表示这一愿望的最后一次 机会。 取得突破,达成协议 然而,古巴的命运在导弹危机所产生的后果中却是最不足道的。这次对抗被人 恰当地称为“冷战中的葛底斯堡”[注]。两个主要核大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在直接的 军事挑战下互相对峙,我们从中确实可以推断出一场核交锋的前景。总统说,如果 柏林的通道被切断,如果老挝那里一直不停火,那就会造成三个潜在的“同共产党 发生重大冲突的地点……这些冲突在两年之内可能就会升级”。总统又说:“在核 时代,这种情况是相当有害的。” 赫鲁晓夫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把核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审视了一番后, 认识到走那条路无异是自取灭亡。 他已把核讹诈这一招用绝了――不仅作出了通常的导弹威胁(自从苏联发射人 造地球卫星以来,这种威胁已进行过一百多次),而且拿出了真的导弹。这一招已 告失效,核讹诈在柏林或任何别的地方已不再是一种有效的武器了。 他曾经预料,美国缺乏为保卫其切身利益而冒全面战争风险的决心。现在经过 试验,证明这个预料是错误的,他不大会再低估我们的决心了。 他曾经试图在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方面迅速而轻易地赶上美国人。现在,这一步 被迫退了回去,他只能私底下承认我们战略部队的优势是一个事实,他必须而且能 够在这一事实下生活。 他已经接受了――虽然只是在古巴,不是在苏联――项视察措施,而且承认空 中摄影正在迅速使完全保密无效。最后,他终于知道,美国总统愿意有节制地运用 他的实力。愿意寻求对话和达成谅解,并不想迫使他的对手接受全面的耻辱。 所有这些教训的结果显然是,共产党阵营内部不得不痛苦地重新估计一下自己 的政策。当中国人――他们与此同时成功地袭击了苏联的朋友印度――公开攻击赫 鲁晓夫在古巴问题上软弱无能,中苏分裂进一步扩大了。1962至1963年的冬天,克 里姆林宫着来乱了阵脚。新的权力斗争的消息广泛流传。但是最终出现的不是人事 的更动,而是政策的改变――一种并非基本目标的改变,而是方式方法上的改变。 红色中国对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嘲骂和威胁,使他调整了轻重缓急的次序,不再把 同西方的冲突当作议事日程中的头号问题了。这种情况还要求他具体地证明和平共 处的价值,并使中国人的这种更为莽撞的立场受到孤立。 此外,在这位苏联主席看来,军备竞赛已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1961年,肯尼 迪加速扩张了军备,使美国比原计划更早地便拥有几倍于苏联人所能部署的实战用 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使美国在今后好几年内都有可能保持这种优势。赫鲁晓夫的由 潜艇发射的导弹在数量上和发射能力上全不及美国的北极星导弹系统。他可以用来 对西半球发动一次打击的战略飞机的总数,比之肯尼迪单单列入常备的地面及空中 戒备的、配备有导弹的远程轰炸机的数目,还不到一半。美国除了拥有数以万计的 战术及战略核弹头外,还大大增加了它的常备战斗师以及战术空军支援中队,以阻 止苏联在柏林的任何行动。对赫鲁晓夫来说,要想不仅在人员而且在装备和空运方 面赶上美国的这些增长,那将需要巨大的费用。俄国在工业、投资和农业发展上的 停滞不前(特别是同美国新的蓬勃发展的局面相比较,更为明显),以及俄国人对 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迫使他放弃在军备竞赛中获胜的尝试,而把更多的资源用在民 用经济上,以避免威胁到他本国生存的另一次危机。 肯尼迪说:“从双方都拥有核能力,双方都想保护自己的社会这一意义上来说, 我和赫鲁晓夫先生是处境相同的。” 他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危险的世界上。如果赫 鲁晓夫先生愿意关心苏联人民的真正利益……(他们的)生活 水平(和)……安全,那么(我们)没有真正的理由为什么…… 不可能和睦相处。 苏联主席在同哈罗德・威尔逊和保罗・斯巴克的谈话中,以及在致肯尼迪的信 件中,似乎是在寻求和睦相处的机会,寻求在控制核军备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这 将防止核军备本身的突破),并且寻求一个喘息时间,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土豆烧 牛肉、房屋建筑和芭蕾舞上,而不是在武器上。他从柏林撤除了压力,同时只说了 一下他欢迎来自西方的新建议。 11月底,米高扬在白宫向肯尼迪说,苏联主席喜欢总统声明的精神,并且感到 美国和苏联应该对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逐一进行谈判。总统回答说:苏联人开始致 力于单纯追求俄国的利益,而不是在全世界到处点火,那将是有益的。总统没有忘 记――而且总用书信提醒赫鲁晓夫并当面提醒米高扬――导弹危机起因于苏联高级 领导的蓄意欺骗。他警告米高扬说,苏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由于这种欺骗已受到严 重的打击。肯尼迪也认识到,苏联人在古巴的失败可能会迫使克里姆林宫中比较好 战的人们在离苏联较近的地方――如柏林――再作一次尝试,所以他无意放松戒备。 然而他认识到,苏联人在1963年初或者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任何时候更乐于 和美国进行认真的谈判。 他没有从中苏争端中得到多少安慰。恰恰相反,他认为这可能会使莫斯科更要 铤而走险,也会使北京更为不负责任。他向国会说,中苏分歧“是在于方法上,而 不是在于目的上。中苏关于如何埋葬西方的一场争执,绝对没有理由使西方为之感 到高兴”。但是他承认,古巴事件以后共产党阵营内部出现的新变动,提供了十七 年的冷战僵化状态所从未能提供过的机会。 肯尼迪也准备谈判――用迪安・腊斯克的话来说,就是准备在第三次世界大战 爆发之前能先考虑到它的教训,因为等到大战爆发后再来运用就为时过晚了。古巴 事件的成功并没有使他沾沾自喜地认为,这仅仅是军事优势的结果,或认为军事优 势意味着万能,或认为解决古巴事件的模式可以经常重演。他说,古巴位于我们具 有传统的优势的地区,这使共产党人遇到重重的困难。秘密情报使我们能够制订周 密的计划和时间表,这样就使苏联人不能先发制人。在这场争执中,我们这方即使 没有事先同盟国和中立国家磋商,也能使他们信服。在柏林或者在东南亚发生的一 场危机,就不会具有这样的特点。“这样的事不可能常出现,”他在1962年年终接 见记者,谈到古巴危机的摊牌情况时说,“只要赫鲁晓夫先生或者我们犯下一个大 错误……整个事情就会爆炸。” 然而总统认为,古巴事件的影响比先前发生的各次危机的影响更为深远。它有 助于使美国看清楚,全面核“胜利”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同时也看清楚签订协议的 可能性正在增加。它使总统对和平解决的兴趣更大了。裁军看来更显得必要。而不 只是一种梦想。他开始根据最终的军备控制的效果问题来考虑新的军备预算要求。 在他认真考虑了核武器问题以后,他的看法也已改变。在第一次古巴危机以后,他 曾经向本国的报刊编辑们强调:“我们的克制不是无限的。”但是在第二次古巴危 机以后,当同一批人就那个声明向他提问时,他却回答说:“我希望我们的克制― ―或者说责任感――不会有一天到了极限。” 他常常争辩说,要使裁军谈判取得成果,决不能在共产党的枪口下举行。要是 共产党人认为他们能够在军备竞赛中赶上我们,或者他们能够有效地破坏我们的联 盟,谈判是无法举行的;除非通过一场意志的考验使他们相信,不论冒多大的风险 和威胁,我们也决不会在重大利益方面让步;或者除非美国能提出若干重大的、明 确的军备控制建议,并能够据以展开外交攻势,裁军谈判也决不会有成果的。但在 1963年,这些条件终于具备了。 他想使这种新的气氛转化成牢靠的协议的希望,由于通常的猜疑、误会和官僚 主义的拖拉作风,似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到挫折的。双方只达成了两项次要的协议 ――一项是先前提到过的交换空间卫星发回的气象情报和其他情报,另一项是在莫 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热线”电传打字电报联络,以便在紧急时刻有可能迅速而 秘密地取得联系。 这条“热线”――虽然经过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和伦敦,却并不受到局外人 的干扰――不是无关紧要的。这样的联络线路(原来称为“紫色电话”)在肯尼迪 执政的头几个月里就在讨论了。它的重要性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变得很突出了。当 时,每传递一次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通讯,要花费四小时左右,包括翻译、译 成电码、再回译以及正常的外交投递手续等。如同在叙述导弹的一章中指出的那样,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撤退的决定性电文,早在它到达华盛顿之前,就公开发表出来, 以此作为保证消息能立即传递到的唯一手段。将来的危机――不仅会由于某种实际 的冲突而引起,还可能由于导弹的偶然发射事故或某种令人误会的进攻迹象而造成 ――可能不允许等待四小时,也不允许等待公开的广播。然而通讯联络协议并不及 联络的内容重要。“如果他向我发射导弹,”总统说,“那么打个电话到克里姆林 宫……问他是不是真的,这对我来说是毫无益处的。” 他的主要希望是达成一项比较有实质的协议――一项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而 这种希望再一次遭到了挫折,只落得双方相互指责。为了响应古巴危机后赫鲁晓夫 发表的缔结新协定的谈话,肯尼迪首先提出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事实上,自从总 统就职以后。他的最大的希望一直是把禁止核试验作为走向裁军和签订其他条约的 第一步。他曾把1961年日内瓦会谈的破裂称为他就职第一年中“最使人失望的事”。 他希望签订一项新的条约作为他执政弟三年中最值得赞赏的政绩。时机恰好到来。 双方都进行了广泛的试验。但是谁都没有获得决定性的突破。美国的试验并不象科 学家和军方所预言的那么重要。美国和联合王国拟定的禁止一切核试验的草约给中 立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个公正而有效的建议。因此古巴事件以后, 肯尼迪再次迫切要求签订一项条约――但是,使他惊讶的是,赫鲁晓夫显然并未经 “三驾马车”的商量便同意了就地视察的原则。 在1962年12月赫鲁晓夫递来陈述这一意见的信件以后,双方发言人在我国举行 了一些非正式的、秘密的会谈。俄国人作出了他们认为是一项重要的让步,即同意 每年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就可疑的地震震动进行“二至三次”就地视察。在科学家们 获悉苏联所统计的难以鉴别的地下震动的数字比我们的精确一些以后,肯尼迪便把 我们原来坚持的每年十二次至二十次的这种视察减少到八至十次,后来又减少到七 次。但是根据现在区别地震(在苏联地震是相当频繁的)和秘密核试验的还不完善 的科学方法来看,二、三次的视察实在是少得无法接受的。苏联人却激烈地争辩说, 已有的材料使他们相信,他们提出的数字是可以接受的,并说国会的抗议――这是 由于报纸上发表的谣言、说美国正在改变其立场而引起的――已使得美国总统食言 了。苏联人在1月回国时十分抱怨地说,赫鲁晓夫为了使他们的这项使命获得批准, 在克里姆林宫里冒着丧失政治威望的风险,而会谈的失败已使他在批评者的面前感 到窘迫不堪。 总统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可以肯定美国谈判代表迪安和威斯纳始终没有象苏 联主席所指责的那样,表示准备同意每年视察三次。他在信中写道,不知怎么产生 了无意的误会。他派艾夫里尔・哈里曼到莫斯科去全面探讨一下两国之间的意见分 歧。总统又趁美国杂志编辑诺曼・卡曾斯会见赫鲁晓夫的机会,请他再一次传话说, 总统真心诚意地希望缔结一项条约。他和麦克米伦一起通过大使递送的信件,提出 了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新建议,虽然他拒绝了麦克米伦提出的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 保证下就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的建议[注]。他再次敦促苏联人把视察的次数同难以 鉴别的地震次数联系起来,把三次这一数目提高一些,以换取美国从七次这一数目 降低一些。他建议在日内瓦重开的会议应寻求在有关视察的其他问题上取得一致意 见――这样,视察的次数才会有意义――然后再重新考虑次数的问题。 但是苏联人在总统接受他们的视察三次的立场之前,拒绝考虑任何其他有争议 的问题。他们有时似乎连三次都不愿意。赫鲁晓夫感到自尊心受了损害而疑虑重重。 他不愿意要求部长会议提出一个仍然不能为肯尼迪所接受的新数字,就和总统不愿 意劝阻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不再反对一个仍然为赫鲁晓夫所不接受的新数字一样。谈 判再次陷入了僵局。日内瓦三国会议的代表这时只不过是十八国裁军会议的一个小 组委员会。他们象过去五年的会谈一样,毫无成果,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19 63年5月,总统说:“我并不抱有什么希望。” 如果我们今年达不成协议……我就会认为……魔鬼已经从瓶 子里逃出来,我们再也不能把他提回去了。……我个人一直 摆脱不掉的感觉是:除非我们取得成功,不然的话,到1970 年将会有十个核国家而不是四个核国家。……我认为那可能 是最大的威胁和危险。……我想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他坚持下去。虽然不抱希望,但也并不放弃希望。在伦敦出席一次私人会议的 一个苏联科学家发出的试探性信息,赫鲁晓夫对卡普斯和其他一些人表示他希望看 到美国发出新的信号的暗示,参议院通过的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的一个新决议―― 它由三十四位参议员联合发起,从明尼苏达州的汉弗莱到以前反对禁止核试验的康 涅狄格州的多德,都参加了,这一切都使肯尼迪抱有希望。减税及其他立法措施也 一个比一个吸引他的注意,而民权斗争也正在进入高潮。但是肯尼迪在1963年春末 的时候,还是花时间采取了三个重要的步骤来寻求与苏联人达成协议: 1.他和麦克米伦一起提议就禁试条约举行新的会谈,会谈地点就在赫鲁晓夫的 首都,由新的高级使节参加,以表示我们热诚地愿意忘却过去的误会,也愿意达成 协议。总统并无明确的证据说明协议是可能达成的,他只不过感到有责任作出这种 最后的努力,麦克米伦在5月就曾提出这样的建议了。肯尼迪决定6月10日在美利坚 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宣布这项建议。6月8至9日,我们在檀香山最后修订这篇讲稿 对,赫鲁晓夫传话过来,表示接受这项建议。因此,这项建议在莫斯科和伦敦同时 发表时,它与其说是一项建议,不如说是一种行动了。总统在讲话中同时提及了他 对这项使命取得成功的希望,他说:“这些希望必须考虑到历史上的教训――但是 全人类的希望和我们的希望是一致的。” 2.为了改进气氛以便达成协议,他决定――未经各个部建议,也未同国会磋商 ――等目前的一系列核试验结束之后,美国将不在大气层中首先恢复核试验。这项 决定也是在美利坚大学宣布的。他拒绝了在一定时期内暂停地下核试验的建议,因 为他感到,在没有任何视察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因苏联秘密地下核试验或是秘密地 准备地面核试验工作而导致的危险,我们的原子能实验室必须进行工作(只有地下 试验需要进行视察,以防欺骗,因为所有其他的试验我们的检验系统都能够测出)。 他确信,我们在核武器发展方面仍然占有优势,用不着在大气层中试验也能够处于 领先地位。尽管如此,单方面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大胆的。他说,他采取了这一步, 是为了在禁试问题上“表明我们的诚意和坚定的信念”。然而,他又说,这一步 “并不能代替一项有约束力的正式条约”。 3.最后的一步就是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那篇演说。这是十八年中美国总统第一 次成功地越出了冷战范围的演说。这篇演说是事出有因的,那年春初,总统就决定 要发表一篇有关“和平”的演说。他的动机是多方面的。首先,他要表明他个人对 此事的深切关注。自从1961年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以后,他就没有详尽阐述过他对这 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表明一下他对东西方达成协议的希望,作为6月间他的欧洲之 行的背景,是值得一做的。他特别重视诺曼・卡曾斯4月30日的一封信。卡曾斯建议, 在5月间苏共中央委员会开会之前作出一个和平的姿态,即使不能阻止一场意料中的 对美国政策的新抨击,至少可以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地方使这些攻击听起来给人 以空洞和虚伪的感觉。苏共中央会议延迟到6月间举行,而6月10日美利坚大学举行 的毕业典礼,看来正是总统日程上第一个适当的演讲场合。 我从卡曾斯、邦迪、凯森、我的兄弟汤姆以及其他一些人那里获得了材料,又 收集了总统1961年就职演说中去掉的某些适用的段落,1962年肯尼迪-赫鲁晓夫的 电视辩论告吹后弃置不用的材料,以及肯尼迪以前的演说中使用过并值得再次使用 的材料。但是不象大多数对外政策演说那样,我并没有请求政府各部表明它们的立 场和提出它们的建议。对外政策演说没有一篇在概念和影响方面象这篇演说这样广 泛深远。总统决计提出一个基本上全新的重点,强调我们与苏联人关系中的和平与 积极因素。他不希望让通常鼓吹的毁灭的威胁,对核贮存的吹嘘以及对苏联人背信 弃义的训斥来冲淡他的新政策。 翌晨,我们抵达华盛顿。总统在官邸和办公室稍停了片刻后,立即前往美利坚 大学的校园。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苏联官员,以及在归途的飞机上业已相当疲劳的白 宫记者们事先全接到简单的通知,知道这篇演说极为重要。这样的说法是完全正确 的。 肯尼迪总统一开始就保证要谋求真正的、持久的和平: 不是用美国的作战武器把美国式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 ……不仅仅为美国人谋求和平,而且也为全人类谋求和平,不 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且也是永久性的和平。 他说,梦想家“关于全世界和平和善意的这种绝对的、无限的概念…… 只 能导致沮丧和猜疑”。但是“不是基于人性的突然改变,而是基于人类制度的逐渐 进化”的实际和平,并不是不可能的――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 我们的问题都是人为的,因此可以由人来解决。……有些 人说,谈论世界和平是无益的……非得等到苏联领导人采取 了比较明智的态度才行。我希望他们会这样做。我相信我们 能够帮助他们这样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重新检查一下 我们自己的态度。…… 他要听他演说的人用新的眼光看待苏联和冷战,抛弃过去的冲突和偏见,并把 注意力集中在两大国共同的利益上。这些话有许多段是从取消了的电视辩论中保留 下来的,也是对苏联人民说的。他引用了一篇苏联文章来阐明,他们对我们的军事 和政治目的抱有“毫无根据”的误解(部分原因是这些误解同我国对他们的目的传 统上所持的看法极为相似)。他说, 读了这些苏联文件,从中看到我们之间存在着多大的鸿 沟,这是令人伤心的。但是这也是一个警告――警告美国人民 不要落入苏联人落人的那种陷阱,不要对对方只持有歪曲和 过激的看法。……历史教导我们,国与国之间的敌对不会永远 持续下去。……在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具有的许多特点中,没有 什么比我们对战争的共同的憎恶感这个特点更为强烈的了。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这在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几乎 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进行谴责或者作出判 决。我们必须根据世界的现状来处理世界事务,而不应假设与 现实不同的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以及因而可能出现的那种世界 形势来处理世界事务。…… 我们必须这样来处理我们的事务,使共产党人认为同意 实现真正的和平……让每一国选择自己的前途,只要这一选 择不妨碍别国的选择,那将是符合共产党人的利益的。……如 果我们现在不能结束我们的分歧,至少我们可以帮助使世界 安全地保持多样化。因为归根到底,我们之间最根本的共同联 系是,我们都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都珍爱我们儿童的未来。而且我们都是要死的。 他谈到美国的非挑衅性的、严密控制的武器,谈到我们避免在外交上进行威胁 和触犯别人,谈到我们希望联合国进一步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安全体系”,谈到 我们努力在非共产世界里保持和平,还谈到我们支持国内各个种族和平、自由地相 处。为了减少盟国的恐惧,在宣布举行莫斯科会谈和不再继续在大气层中试验的决 定之前,他再次强调了我们对他们的安全所作的承诺。这两项具体的提议远远胜过 了一切侈谈和平的词藻,使这个演说成为摆脱战争的重要一步。总统由于对这些建 议感到很满意,所以用一种满怀希望的调子来结束他的演说: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决不会发动一场战争。我们不要战 争。我们现在也不希望打一场战争。这一代美国人已经饱经 了――简直不止是饱经了――战争、仇恨和压迫。如果别人要 打仗,我们准备奉陪。我们将保持警惕,设法制止战争。但是 我们也将尽力缔造一个和平的世界,使弱者在那里很安全,强 者在那里很公正。面对这个任务,我们并不是无法可施,对这 个任务的成功也不是毫无希望。我们努力干下去,充满自信, 毫无畏惧――不是为了毁灭的战略干,而是为了和平的战略 干。 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把这篇演说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文件之一”。 相比之下,美国的报纸则多半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这篇演说,并且在第二天晚上总统 就民权问题发表的电视演说后,几乎多半忘却了它。国会中的各个共和党议员把它 称为“一条成不了事的软弱路线……一个鲁莽的行动……一个可怕的错误”。赫鲁 晓夫后来在同哈里曼的一次谈话中则把它称为“自从罗斯福以后美国总统发表的最 好的一篇演说”。 苏联主席等待的“信号”既响亮又清晰――苏联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收到了 它。讲话的全文在苏联报纸上刊登出来。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篇演讲在苏联到处都 为人收听到和阅读到。过去十五年里,苏联用三千多架发射机组成的一个无线电网 几乎从不间断地对西方的广播进行干扰,每年耗费的代价达几亿美元。这次,当美 国之音用俄语转播这篇演说时,苏联人只对演说中的一段话进行了干扰,后来在重 播时却不再进行干扰了,随后突然停止了对西方全部广播的干扰,甚至包括俄语的 国际新闻广播。同时,他们又突然在维也纳同意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视察的原 则,以确保该机构的原子能反应堆用于和平用途。而且达成某种禁试条约的前景也 突然从没有希望变为颇有希望了。 总统出国赴欧洲访问去了。一个新的主要的目的是向盟国,尤其是向老是猜疑 不定的德国人保证:与苏联人的谈判是符合他们利益的,而不是牺牲他们利益的。 “我们的联盟是为了制止一场新战争而建立起来的,”他到达波恩后说。“联盟现 在必须找到一条通向新的和平的道路。”他在德国人为他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说:“当潘多拉打开她的盒子,一切苦难飞出来的时候,留在盒子里的就只有‘希 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让核扩散到全世界,那么我们连希望也有可能失 去。”与他在柏林市府大礼堂的演讲相比,有一篇主要的政策演讲不大受人注意。 在这篇演讲中,他对柏林自由大学的师生说,在柏林墙两边一个重新统一的欧洲中, 最有可能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 7月2日,他在结束这次旅程时,访问了设在那不勒斯的北大西洋联盟司令部。 甚至在那里,他还是避免使用惯常的冷战语言。“我们的军事实力的作用,”他说, “我们保持伙伴关系的作用都是为了和平……停止核试验的谈判以及……对防御力 量的关注……全是单一的和平战略中相互补充的部分。” 那天晚上我们飞回华盛顿时,通过无线电发到座机上来的一项通讯报告说,赫 鲁晓夫那天在东柏林发表了一篇演说,赞成缔结一项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条约。 禁试条约 为了强调他对新的三国会谈多么重视,为了增加会谈成功的希望,总统任命他 最器重的折冲樽俎的能手,副国务卿艾夫里尔・哈里曼为派往莫斯科的新的代表团 的团长(麦克米伦也建议请哈里曼出任)。选派一位内阁中次一级的官员而不是选 派一个军备控制专家去参加会谈,使某些人瞠目吃惊,因为这将使同一个月内安排 好的腊斯克的莫斯科之行变得毫无用处。但是总统这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经过政 府内部的一番争议,他组成了一个第一流的班子,包括白宫的卡尔・凯森,裁军署 的艾德里安・费希尔,国防部的约翰・麦克诺顿和国务院的威廉・泰勒。 在出国前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总统表明了他的看法:(1)这是制止核试验和 毒物扩散,并开始和俄国人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的最后良机;(2)代表团应该每天 和总统保持联系;(3)应该采取严密的预防措施,不要过早地把他们的立场泄漏出 去,使成功的前景遭到破坏。他改变了在所有有关部门中广泛传阅公文的惯例,只 安排白宫之外的六个高级官员(腊斯克、鲍尔、麦克纳马拉、麦康、汤普森以及福 斯特)可以阅读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但只供传阅,“不得泄密”。 在麦克米伦的真诚协助下,他还安排好使美国代表团在会谈中作为西方的领导。 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是黑尔什姆爵士。当肯尼迪6月间在英国停留时,黑尔什姆曾与 首相一起同他商谈过,肯尼迪认为,黑尔什姆想充当苏联人和美国人之间的调停人, 就象以前罗斯福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所起的作用一样。总统更信任哈里曼,因为 他是一个精明干练、实事求是的谈判人,又曾担任过驻莫斯科的大使。 阿登纳政府仍然对这件事抱着过分警觉的态度。然而,据总统告诉他的谈判代 表,他的西德之行改善了西德公众和官方对我们意图的谅解,“要是值得的话,我 愿意根据需要利用这种谅解。如果俄国人不准备达成任何协议,那我不想象以前在 柏林问题的会谈中所做的那样,徒然使德国人怀疑。”因为即使一项有限的禁试条 约也要求苏联接受美国在核武器方面永远占优势的状况,因而总统对莫斯科会议的 成功并不寄予太大的期望。 赫鲁晓夫把会谈的日期定在7月15日,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正在他预定会见 一个赤色中国代表团的七、八天以后。他对中国人很不开心,转而对哈里曼和黑尔 什姆笑脸相迎。1962年,美国和联合王国曾正式提出一项条约草案,规定除地下试 验外,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试验。当事态表明,一项附有视察规定的全面条约 还难以谈判,那么那个草案便成了西方谈判代表的谈判基础。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 柯提出一项他自己的比较简短、比较概括的草案,哈里曼认为这个草案中有太多的 问题没有解决。有了这两份草案后,十天的紧张谈判便开始了。 会谈期间,上述六位官员每天晚上总与总统一起讨论会谈的详细情况。向莫斯 科的代表团发出的一切电讯都须经肯尼迪批准。他经常修订或改写国务院每天草拟 的电报指示,很有信心地为他的谈判代表发挥主动性留有相当的活动余地,而他们 也表明相当有能力代表总统的意愿。但是他一定要做到把全面的指挥权仍掌握在自 己的手里。 在莫斯科会谈中,关于和平用途的核爆炸问题(例如建造一条新的巴拿马运河), 关于在条约上正式写上有退出条约之权的问题(一位评论员说:“这就象在婚约中 附有离婚的条款一样”)等,引起了问题。哈里曼说:“每个词,每个词组,每个 句子,每一条款在莫斯科都经过分析和讨论。”与此同时,总统也在华盛顿对此进 行分析和讨论。但是对外政策上出现的四个基本问题早在代表团出发前就已经初步 决定。 1.一个不禁止地下核试验的条约是否合乎需要?总统认为是需要的――它能作 为走向停止军备竞赛,建立相互信任,阻止核扩散和防止辐射污染的一个步骤。但 是他又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不能给地下试验也规定一个不受监督的暂停试验。他 曾在1962年警告说,苏联在1961年秘密准备恢复核试验的能力,已使我们处于不利 的地位,这是他再也不能轻率地接受的了。我们后来完成了所有以前尚未进行的具 有现实意义的大气层试验,这一事实大大减少了这种忧虑,但是在没有达成一项关 于就地视察的全面条约的情况下,总统打算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 2.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来签署这样一个条约是否合乎需要?麦克米伦想举行一 次最高级会议,肯尼迪却不以为然。他说,麦克米伦的出席将会激起法国和西德的 情绪。英国大选也会被牵扯进去,而他自己和赫鲁晓夫来进行讨论也显得太正式了。 但是他告诉哈里曼,如果需要一次最高级会议来获得赫鲁晓夫的赞同,那么他将去 参加这个会谈。 3.能否避免同时签订一项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的互不侵犯条约?赫鲁晓夫 在7月2日的讲话中曾经把这两个条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人担心他会坚持两个条 约必须一起签订,否则就干脆都不签订。肯尼迪愿意探讨一下任何这样的条约,只 要它不排除德国最终统一的话。但是他和麦克米伦不能代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讲话, 而且他感到即使没有这个附加条件,要参议院通过禁试条约也已经够困难了。哈里 曼的任务是把这两项提议分开,并在盟国取得一致立场以前,不考虑互不侵犯条约。 4.未来的核国家会同意签署这个条约吗?总统希望――然而是徒然的――苏联 人可以采取某种形式的压力来使共产党中国签署(然而,他把随后所促成的孤立中 国人的结果看成是一大收获;苏联人可能也是为同样的动机所驱使的)。他还希望 ――但也是徒然的――通过美国提出帮助法国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建议,将能说服戴 高乐将军签字。他指示哈里曼再一次说明我们的立场,即多边核力量是为了防止核 扩散,而不是促成核扩散,他这样做,只是想在我们不作出保证的情况下试探一下, 暂停该项计划能否帮助俄国人对付中国人。由于安排好让其他政府可以分别在莫斯 科、伦敦和华盛顿签署正式条约,就避免了类似我们承认东德(东德在莫斯科签字) 以及俄国承认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在华盛顿签字)这种麻烦事。 等到看来有可能达成一项合理的条约以后,总统立刻拿定主意不让语言上的诡 辩或是下属的中伤来阻挠它。由于他对每天的会议作了有力的领导,把持怀疑态度 的人的百般挑剔全压下去了。最后,在条约定下来草签的那一天,他在回答他的谈 判代表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时,澄清了一个有争议的小问题,随后便批准了。那是 1963年7月25日,在美利坚大学演说后的第六周。 但是还留下一个棘手的障碍――要求参议院批准。国会内的共和党人一直在指 摘总统,抨击总统的“头脑不清的裁军顾问们”,抨击他们在禁试方面的设想。有 影响的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曾预言说,这种做法除了“达成一项道理上看 来很简单的禁试条约以外……(只能够)比军备竞赛给国家安全带来更大的危险”, 因为我们需要试验新的武器。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甚至在条约草签以前就说, 他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是持“谨慎的怀疑态度的”。共和党参议员领 袖德克森――他和查尔斯・哈勒克早就表示担心,恐怕会谈“会以我们代表的实际 投降而告终” ――预言说“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保留意见”。哈勒克还说:由于没有视察,再 加上存在着欺骗的可能性,达成协议“远比不达成协议更为可悲”。 总统主要担心的是,很多南方的民主党人可能会与共和党人联合起来,使协议 得不到必要的三分之二票数;,这些人由于对总统的民权法案感到恼怒,可能希望 利用这项条约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并追随带头持反对意见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 席拉塞尔。其他保守派的国会议员和报纸所采用的一种普通方式是,指责在莫斯科 会议期间我们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与赫鲁晓夫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哈里 斯民意测验的一次结果表明,公众普遍赞成禁试,但是“无条件同意的”人数低于 百分之五十。许多观察家预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国联条约问题展 开的那场斗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参议院外交政策的斗争。” 肯尼迪远比他的大多数顾问悲观,决定不重犯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所以他很早就采取了措施。当莫斯科会谈还在进行时,他就派腊斯克去向一些主要 委员会介绍情况,并派福斯特去与所有的参议员分别交谈。他把一个由两党联合组 成的参议员小组包括在去莫斯科的代表团之中,和腊斯克一起去参加正式的签字仪 式。[注] 在条约草签后的那天,总统立即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说明了情况,这是他最能 打动听众的电视演说之一: 今天晚上,我满怀希望地向你们说话。……(自从〕核武器 出现以来,全人类一直在展开斗争,为的是避免在地球上出现 大规模毁灭这一阴暗的前景。……昨天,一道亮光冲破了黑 暗。…… 这项条约并不意味着太平盛世。……但它是很重要的第 一步――是走向和平的一步,是走向理智的一步,也是避免战 争的一步。……这项条约是为了我们大家,尤其是为了我们的 子女和孙儿女,他们在华盛顿这里并没有院外活动集团。…… 中国古代有句格言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 跨出这第一步吧。 不到二周以后,他送了一份措辞坚决的咨文给参议院,正式要求同意批准。他 还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敦促参议院批准。在就减税问题发表电视演说时,他在开始 的几分钟也对这项条约表示赞成。他写信给曼斯菲尔德和德克森作出保证,还与抱 骑墙态度的主要参议员分别交谈。在每次谈话中,他都精确地预料到并且答复了提 出的每一个反对论点。 有人争辩说,这个条约根本没有什么成就。肯尼迪同意这种说法。他一再说着 “有限的”和“第一步”这些词,后来都说厌烦了。他既强调指出条约所能起的作 用,也指出它所不能起的作用。但是他又警告人们要注意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继续 让大气层受到污染,以及继续听任核扩散所会导致的危险。 其他的反对者说,苏联人可能会偷偷违反条约的规定或者秘密准备突然废除这 项条约。肯尼迪也同意这种说法。为此他希望我们稳步向前发展,保持我们恢复试 验的能力,并保持高度的警惕――办法是继续搞地下试验、核实验室和卫星侦察系 统。他指出,任何一个空间试验,如果要不被人发觉,那么试验的规模就得很小, 而且在很远的地方进行,这样还不如在地下进行试验,又容易,又便宜,而且不必 冒违反条约的风险。他说:“任何条约都存在着危险,(但是)无限制的试验会给 我们的安全带来大得多的危险。” 还有些人争辩说,我们需要大气层试验来发展新的核武器。但是总统说,我们 不需要一亿吨级的炸弹;双方都不需要通过核试验来获得反导弹导弹;而且不论多 少次的苏联地下试验或侦察不到的试验都不可能使他们超过我们。 他向参议员们作出保证:没有任何秘密条件或附加协定;这项条约不经参议院 同意不能修改;而且这项条约不会影响到我们在未来的战争中选择武器的自由。[注] 他还苦心孤诣地使政府各个作证人在国会山上的证词相互一致。麦克纳马拉象往常 一样,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象往常一样,是最难对付的。泰 勒将军已经认识到禁试条约对我们安全的好处。总统也很周到地事先就取得了泰勒 的同僚们原则上的同意。但他们的同意只是认为,禁试条约正象其他的裁军提案一 样,不过是一种外交姿态,不大可能成为现实。如今面对着一个真实的、限制武器 发展的条约,参谋长们开始躲躲闪闪起来了。 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一再向他们保证,终于使他们相信,地下试验将会使我们 的核技术继续发展,并且能够提供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安全措施。不太友好的参 议院军事小组委员会想在泰勒向外交委员会陈述他们的观点之前,质询三军参谋长, 总统阻止了这一行动。泰勒在质询时作证说,三军参谋长所采取的立场并不是由于 “上级施加了压力”。空军参谋长李梅承认,要是条约还没有草签的话,他本来是 会反对的;他的战略空军司令托马斯・鲍尔将军则直率地抨击这项条约。然而其他 几个参谋长的支持却是有帮助的。总统还和原子能实验室的主任们举行了类似的会 谈,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然而,条约还是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遭到了核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前原子 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利・伯克、阿瑟・雷德 福和内森・特文宁的攻击。由军方和前军方人士以及国防承包商组成的空军协会也 出来反对(因此政府人士总避免参加该协会举行的宴会)。有影响的参议员斯坦尼 斯、戈德华特和拉塞尔都表示反对。其他的参议员说,他们收到的选民意见正反两 面几乎相等。参议院军备小组委员会发了一个特别报告,阐述了条约给美国带来的 “军事上的严重危害”。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并不需要“仅仅是勉强的支持”, 而是需要“在参议院中尽可能广泛的支持”,以显示“我们象决心保卫自由那样, 决心要取得……公正的和平”。 为了取得广泛的支持,为了争取大量不表态的参议员,他通过官方与非官方的 渠道进行工作。在一系列电话和秘密会谈的鼓动下,成立了一个民间的“拥护核禁 试条约公民委员会”来争取支持。这是一个由两党中知名的领袖组织起来的团体。 总统开始时在内阁会议室和他们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说明哪些参议员应该听取选 民的意见,赞许他们在报上和电视中登的广告,同他们商量怎样去说服那些半信半 疑的人,还提出他们应去接触的个别企业界领袖和其他头面人物。 从7月到9月,公众的情绪起了显著的变化,拥护条约的意见处于压倒优势。德 克森发表的拥护条约的演说,则是这场辩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幕。戈德华特试图把 苏联撤出古巴作为美国接受条约的条件,但是没有多少人支持他。到表决时,只有 十一个民主党人(除了劳希外,都是南方人士)和八个共和党人(除了史密斯夫人 外,都是密苏里州以西的人土)反对。有五十五个民主党人和二十五个共和党人投 了赞成票。总统高兴地说,这次投票是“一个可喜的盛况”。在白宫时期,没有一 件其他的成就曾经使他感到更为满意的了。他决定在官邸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近 刚修复的条约厅里签署正式批准书,部分原因是,这使他能够领略一下在一张他个 人所有的桌子上签字的乐趣。 逐渐出现的缓和 然而,肯尼迪把禁试条约本身主要看作是一个开端,而不 是一个顶点。它是一个重要的开端。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大 气层中进行了三百三十六次核试验,经过十三年使空气中放 射性毒物几乎不断地增加以后,这三国已正式承诺,不再进行 大气层试验了。一百多个其他国家也签署了同样的保证。虽 然法国和赤色中国的试验或者其他武器的发展也许有朝一日 会使这一成就变为过时的东西,但是魔鬼至少暂时又回到 了瓶子里。 在约翰・肯尼迪看来,政治气氛的变化甚至比物质气氛的变化更为重要。这项 条约是象征性的“第一步”,是进一步达成其他协议的先驱。它促使冷战暂停一下, 使其他存在着更困难问题的地区在这种状态中能够安定下来。 就在参议院批准禁试条约的那天,白宫正在就一个新的谋求和解的领域进行研 究。前一天,农业部长弗里曼在内阁会议上讲,刚接到明尼苏达州一个粮食商的报 告说,苏联对于购买美国小麦可能很感兴趣。这是弗里曼在内阁会议上自发地提出 来的一个问题,但是它却引起了很有意义的讨论。这种情况据我记得还是仅有的一 次。总统听取了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劳工部长和财政部长的意见,因为 他们对这个问题在自己的公务方面都感兴趣。内阁的其他成员也主动发表了看法。 例如,有一位官员根据他的经验,就波兰裔美国人出于政治原因可能提出的反对发 出警告。随后总统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了一次规模小得多的会议,进一步研究这个 问题。 翌日,当禁试条约获得批准后,总统立即出发到西部广阔的自然保护区去视察。 根据他的要求,我在邦迪的协助下,收集了有关的各种资料、法令、赞成与反对的 论点,以及情报部门的估计。展现出来的画面是令人鼓舞的。苏联人急于发展重工 业、空间事业和军备,因而投在农业上的资金不足。集体农庄普遍因效率低下,而 遭到讥嘲――正如总统所说,“因为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不容易接受进步思想的”, 而“一个警察国家却发现它无法命令谷物生长”。赫鲁晓夫下令在西伯利亚和哈萨 克开垦的“新大陆”,地里原来的水分和地力都已经枯竭,一场严重的旱灾使这个 国家的每人平均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他们需要从西方进口大量粮食, 他们也已经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了相当大的数量。苏联的出口是偿付不了这些 进口的粮食,以及必须进口的工业品的。苏联的黄金储备减少的速度比他们的金矿 所能开采出来加以弥补的速度为快。 我们有着好几亿蒲式耳的粮食储备,出售六千五百万蒲式耳剩余的小麦并不会 给我们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只会给美国农业和商业增加收入,增加就业机会,有 利于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并减少联邦仓储的费用。其他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向共 产集团国家出售小麦和面粉。两个最主要的“反共”国家,法国和西德,实际上就 是买进了我们的小麦,然后再把小麦面粉出售给赤色中国的。 总统研究了这些情况后,决定最好从经济角度公开表示赞成。他并不同意这样 的意见,即“一个肥胖的共产党人是一个好共产党人”,也不同意说苏联人现在已 走投无路,他们会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来换取粮食的。他也不相信增加了经济交往就 会把他们都变成资本家。但是他欢迎有这样的机会向苏联领导人表明:改善了的和 谐气氛可以为两国都带来好处。 然而,如果不可能达成协议,他还是不希望勉强行事。他指示卢埃林・汤普森 去试探一下苏联大使的意见。10月5日,回音来了,苏联人对此感觉兴趣――根据正 常的商业条件并按世界市场的价格。他们还同意使用美国船只。后面这一点使我们 全都感到惊奇,因为美国船运收费率是世界上价格最高的,而且我们并没有提出这 样的附加条件。但是总统欣然接受了这个附加条款。后来,等苏联人不肯同意我们 的收费率,并达成了一个对等让步的折衷办法时,我们猜想俄国的官僚政治可能和 我们自己的一样混乱。我们开玩笑说:某一个政治委员决定用美国船,以避免同我 们的码头工人和港口安全的规定发生矛盾,而一个后来才得到消息的商务委员告诉 他说,美国的运费太贵。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国会。根据限制与共产党国家做买卖的法令,并不禁止颁发 向俄国人出售小麦的出口许可证。但是国会曾对1961年的农业法增加了一项修正条 款,反对出售受国家贴补的农产品给不友好的国家。共和党议员们已在利用这项规 定来阻挠任何这类出售了。肯尼迪决定不理睬这一点,并且提出了充分的理由。这 项规定只是一种无约束力的利益声明。它是在柏林危机到达高潮时那种完全不同的 气氛中通过的东西。国会中至少有些议员原先是想把这一条应用于出售另外的东西 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把一些非过剩的农产品和其他几十种产品出售给俄国人, 所以这样的规定是毫无意义的。国家对农产品的贴补不是给予外国买主的,而是给 予美国种植小麦的农场主的,不管他们出售的是否是小麦,或是出售到什么地方去。 正如共和党人后来指控的那样,总统并没有同国会领袖们“商议”,只是通知 了他们一下而已。总统肯定,这一消息一离开行政部门后,立刻就会走漏出去,所 以他把同议员会晤的时间定在10月9日下午四时,即在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的决 定前两小时。因为德克森和希肯卢珀两人缺席,所以只有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持反对 意见。肯尼迪那天晚上宣读的实事求是的长篇声明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反对而有所更 改。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总统是否担心“政治反击”,他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我猜 想会有些人不同意这项决定的。大多数决定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已经慎重地 斟酌过,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 翌日,他先向国会作了一个综合性的报告,然后孜孜不倦地去争取公众的支持。 他又求助于在禁试条约上曾经帮过忙的那些民间和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他向友好的 国会议员提供演说稿和统计数字。他劝说芝加哥及其他地方的波兰文报纸赞同他的 决定。在下一次记者招待会前的早餐会上,有人告诉总统说,尼克松对此进行了攻 击,他当时表示,他认为美国人民宁愿同意他的意见而不会同意尼克松的。 国会企图加以限制,码头工人企图抵制装运,苏联人在货运价格上讨价还价, 农业部和国务院之间意见不一,劳工部和商业部之间意见分歧,财政问题上发生了 一些争执,凡此种种以及其他的许多障碍他都及时地一一予以克服了。出口许可证 批了下来,小麦售出了,总统希望接下去在非战略物资方面会有更多的交易。 还有其他的一些协议在流传中:对重大的第一阶段裁军措施的新兴趣,突破柏 林墙的前景,以及新的苏美民用航空协定和领事条约接近达成协议。总统相信,当 科学的发展使三次视察对七次视察的争论变得过时的时候,甚至一项禁止地下试验 的条约也可望达成。 在实际缔结的一系列协议之外,还有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核武器的协议。 这一措施对双方都没有直接的军事影响,然而它却是缓和紧张局势的一种迹象。总 统对于把这项协议提交参议院是否值得,以及这项协议是否可以付诸实行都感到怀 疑,因而同意两国仅仅保证支持联合国10月17日的决议,该决议规定不得把大规模 毁灭性的武器送到宇宙轨道或是天体上去。“并没有一项协议……(并且)我们也 没有方法能证实……苏联的意图,”他说。“但是我们很乐于听听这种意图。” 9月20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评论到自从两年前他发表演说后,和平的前 景已有所改善时,他号召美苏加强在宇宙空间进行合作,特别是包括一次联合探测 月球的飞行。这一点又是他个人倡议的,仅仅同太空和外交政策的官员进行了最低 限度的探讨。他说,既然两国都已表示放弃在外层空间取得任何领土权,那么为什 么要从事于耗资很大的重复的工作呢? 苏联人还是不很积极。或许他们比抨击这项建议的国会议员们更清楚:采取合 作的办法,就会象美国在空间竞赛最后阶段中取得第一名一样,它会有效地阻止苏 联人使外层空间军事化或者把外层空间垄断起来,并且使苏联人要想在科学方面领 先的希望落空。肯尼迪向国会作出保证,由于我们在这场竞赛中的努力,“我们现 在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合作,而不至于在任何方面引起怀疑,以为我们是出于软弱才 这样做的”。 他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还列举了他希望早日达成协议的其他领域: ……关于防止因意外事故或估计错误而引起战争的措施, ……关于防止突然袭击的保护措施,包括在关键地点建立观 察站……通过控制核武器的转移,把可裂变的物质改用于和 平用途,以及用适当的视察和强制手段来禁止地下试验,以此 作为进一步限制核武器竞赛的措施……关于更自由地交流东 西方情报和人员的协定。 这篇演说是立足于美利坚大学那篇演说的基础之上的。它说明了我们和苏联人 之间真正的和主要的分歧。这些分歧“规定了取得协议的限度,并且……不容许我 们放松警惕”。但是这篇演说也号召“达成进一步的协议……这是出于我们避免相 互毁灭的共同利益”,它号召双方“对冷战采取新的态度”,号召修改联合国宪章, 使得“和平的协定能赶上并超过战争武器的发明……”。他套用勒尼德・汉德法官 论述自由的一段话说: 但是和平并不单单依靠宪章和条约来保证。它存在于所有人 的心坎上。如果和平被逐出了人们的心坎,那么任何行动、任 何公约、任何协定、任何组织都没有希望能保持它。……所以 让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文件上和纸上。让我们努力……把 和平的愿望……建立在我们所有人的心坎上吧。 四天以后,他就着手去帮同在他自己人民的心坎上建立起那个愿望来。如前所 述,他这次历时五天、走遍十一个州的旅行预定要谈的是有关自然资源保护的问题。 然而,他临时作的一些即席发言却越来越多地联系到我们的资源对维护自由与和平 提供的力量。(在这次巡视结束时,他把主要的演说集中在外交政策的题目上,这 是早在他离开华盛顿前就计划好的,而不是象有人猜测的那样,是他旅途中见闻的 结果。)他的多次谈话都是在右翼控制地区的中心说的,然而他大胆地抨击了那些 希望美国回到孤立主义或是对世界问题提出过于简单的答案的人们。他发现禁试条 约所博得的赞扬远远超过了在地方上造一个水坝或是开采一种矿产所得到的拥护。 看看今天原子弹的真正破坏力,看看我们和苏联在一小 时内能在世界上相互干出什么事来。……昨天我经过当年卡 斯特将军遇害的地方小大角,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次大屠杀 ――四、五百人被害了。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在二十四小时内三 亿男女的生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禁试条约…… 因为我们有机会避免被烧毁。 四周以后,他把同样的信息带给了新英格兰和缅因州立大学。 在保持战备的同时,让我们竭力探索每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 ……让我们不要以不必要地恢复紧张局势,或是不必要地放 松警惕性来浪费掉目前的喘息时间。 两周以后,他在费城民主党的一次集会上说:美国“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强大, 因而和平的希望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光明”。 每一次对他演说的反应都是热烈的。总统有一次曾经说过,如果有必要,为了 禁试条约,他乐意放弃再次竞选。但是到了1963年秋季,他看到禁试条约的批准已 有助于显示出一种新的全国性的意见一致――看到“和平”是对他有利的话题―― 并且还看到他那既保持实力又怀有诚意的姿态,已为美国人民所拥护。(一次盖洛 普民意测验显示出来:公众第一次认为民主党是最能使这个国家避免战争的“和平 政党”。) 肯尼迪并没有低估那些继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赤色中国和东南亚问题。他也 没有声称苏联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意图。利害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将继续下去, 外围地区的一次局部冲突,仍有可能把两大国拖进一场突然升级的战斗中去。但是 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事件――自从他宣布对古巴实行隔离以来――表明苏联人至少 比较愿意默认我国在战略力量方面的优势,同时又默认我们在使用这些力量方面是 有克制的。尽管那年秋季出现了高速公路事件,看来苏联人仍然对有效的协议比对 军事扩张更感兴趣,对正常关系比对敌对言论更感兴趣。西柏林仍然是自由的,另 一次直接核对抗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要遥远些了。 喘息时间变成了停顿,停顿变成了缓和,谁也预测不到前途还会有些什么变化。 随着俄国人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随着同外界接触的增加,随着使东欧 依附于苏联人并同西方分隔开的经济和政治障碍不断地遭受侵蚀,欧洲和解,从长 远来看,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欧洲一位政治领袖在我的办公室里说,肯尼迪在古巴 导弹危机中的立场很可能象公元前四百年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抗击波斯人那样――不 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而且是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开始。 11月,肯尼迪总统满怀信心,继续推行他的从实力求和平这一主题。他对美国 妇女发表了一个声明,阐述她们在争取和平中的作用;他在纽约新教徒会议上发表 演说,谈到对新兴国家人民的谅解;他对苏联提出了措辞强硬而有效的抗议,坚决 反对他们扣留一位美国教授;他还在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11 月20日,他就我们参加联合国活动的情况向国会递送了一篇乐观的报告。11月21日, 他开始到反对派势力强大的腹地去作另一次视察,这一次是到得克萨斯州去。那天 晚上,他在休斯敦谈到“一个既强大又爱好和平的美国,它的人民既富裕又公正”。 翌晨,他在沃思堡表达了他的信念,即“因为我们比过去强大……所以我们赢得安 全的机会、我们赢得和平的机会,都比以前更大了”。那天下午,在达拉斯,他遇 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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