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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普林斯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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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普林斯顿(三)

 谁之罪

1945年夏天,爱因斯坦像往年一样,正在纽约州萨兰那克湖畔的一座别墅里度暑假。8月6日下午,爱因斯坦下楼吃茶点。秘书杜卡斯在客厅里等他,脸上很沉郁。爱因斯坦没有注意到这些,他手里拿着长烟斗,朝自己坐的沙发走去。

“今天早晨,一架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是无线电里刚刚广播的。”杜卡斯低声地对爱因斯坦说。

“O Weh!”爱因斯坦喊了一声。那是德语——一声痛苦和绝望的呼叫。

爱因斯坦的双脚,像是钉死在地上了。杜卡斯走过来,扶他在沙发上坐下。爱因斯坦坐在那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几秒钟过去了,他一动也没动。在他思想的大海里,风暴来临了。

2天之后,长崎又遭到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

“广岛已成焦土!”

“长崎将成死城!”

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出现在报纸上。有人开始把爱因斯坦叫做“原子弹之父”,因为他的公式E=MC2,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开启了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进程。

“原子弹之父”这个称号有多少光荣,又有多少耻辱!E=MC2,这个伟大的公式,第一次活生生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了。然而,E=MC2,这个伟大的公式,沾着鲜血,蒙受着巨大的恐怖。轰隆一声巨响,天空中出现一个大火球,它比1千个太阳还热,比1千个太阳还亮。这1千个太阳,没有给人世间带来温暖和光明,却在世界上投下了1千个阴影。

真是莫大的错误啊!西拉德过分担忧了,说什么希特勒会造出原子弹!希特勒把那么多优秀的原子科学家赶到了美国,他是造不出原子弹来了。战后档案资料表明,对希特勒研制原子弹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在战争初期,妄图以“闪电战”和常规武器夺得“最后胜利”的希特勒法西斯,并没有抓紧将哈恩的发现用于战争目的。后来,当急需“神奇武器”时,他们的财力已经枯竭。正如海森堡在报告中写的那样,1942年夏天,德国“主管部门决定不研制原子武器。这一决定使参加原子能研究的物理学家们免于承担道义上的重大风险。否则,一声令下,将会迫使他们制造原子弹。”就这样,德国的原子弹研制实验并没有能够进行。

西拉德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在战后写道:

“到了1945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

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去了,可是并没有到达收信人之手。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然逝世,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这封尚未批阅的信。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其中就涉及这个话题。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而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谈起这一点的。灰暗的光线通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因为内心隐忍的问题引起的沉痛缄默。他那同平时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我。我说:‘然而是您揿了按纽’。

“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视的树梢,低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纽……’”

“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似乎爱因斯坦认为自己致罗斯福的信是1945年袭击广岛和长崎并威胁整个地球的大灾难的原因。但是,就像艾伦·杜卡斯说过,“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和爱因斯坦特有的关于他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行为对人类命运的作用的观念是不相符的。关于历史大事件依赖于杰出人物——“历史的创造者”的意志的观念,对爱因斯坦来说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创造者——类似的想法,如像关于自己和自己在科学上以及历史上的作用的一般想法,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从未产生过。

对此还应当补充一点,对所有熟悉核能方面工作史的人来说,致罗斯福的信是不能同“我揿丁按纽”的说法相提并论的。这件事并不是爱因斯坦在1945年以及后来的年代里所感到的深刻悲剧的原因。

爱因斯坦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思想家——属于隐士还是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有人把爱因斯坦与新时代的两个哲学家作了对比。其中一个是斯宾诺莎,他从来不和掌权的人们交往,决不依靠他们,他给自己选择了琢磨金刚石的职业,以便使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妨碍他孤独的思考。第二个是莱布尼茨,国王们的顾问,无数政治和行政的方案的制订者,他个人的书信遗产就有15000封。

爱因斯坦在爱好方面接近于斯宾诺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人、手艺人、灯塔看守人的职业乃是思想家理想的社会地位。并且,他长期拒绝干预周围人们的生活,拒绝发表公开演说,拒绝积极地影响大学里、城市中、国内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科学、纯粹的科学才是他的使命、理想和职务。

然而,在自然科学家中任何一个人也不像爱因斯坦那样,以如此大的精力如此有效地干预过世事。这不仅是在1939年,而差不多早在25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随后,在荣誉突袭而来的年代,在旅行的时候,在同纳粹主义的斗争中,——总之,在一生中,爱因斯坦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更多地研究世界上的事务。

诚然,任何人——爱因斯坦比所有的人更——不能认为,后来的种种事件取决于爱因斯坦的活动。爱因斯坦在呈交给罗斯福的信件上签字并不是打开潘朵拉盒子的钥匙。但是,爱因斯坦的参与,尽管是最低限度的参预组织分裂铀的实验工作,以及他后来为反对把原子弹用于战争的非常积极的斗争,却是时代的突出的表征。不仅因为爱因斯坦发现了质能关系式,相对论在当时已成了某种远离人们生活、兴趣和希望的东西的象征。同时,它又是最激动公众兴趣需要的对象。现在,直觉地确信爱因斯坦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重要,这一点开始得到证实。人类已接近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因为科学成了人类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阴森的忧虑的根源。现在,拒绝积极干预就等于背叛科学:科学的存在,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正确性要求人们的希望得到证实,而忧虑得以消除。

原子弹悲剧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坚持认为自己并非相对论的创立者,一般地说,他的思想体系是排斥这种自我鉴定的。同人类集体科研成果的融合、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感,使科学创作的漫长悲剧的新的一幕变得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如此的沉痛。然而,这一沉重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对人类能够消除原子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

1945年秋天,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向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斯温发表谈话说:

“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不过使得一个现存的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人们可以说,它是在量上而不是在质上影响了我们。只要各个主权国家具有很大的权力,战争就不可避免。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知道战争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而只是意味着战争一定会到来。这甚至在原子弹制成之前也是正确的。所改变的只是战争的破坏性。

“我不相信文明会因在战争中使用了原子弹而毁灭掉。也许地球上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死亡。但还会留下足够有思想的人和足够的书籍能使我们从头开始重建文明。

……

“至于什么时候原子能可用于和平的、建设性的目的,还不可能作出任何估计。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如何利用相当大量的铀。小量铀的应用,比如说用于开动汽车或者飞机,目前还远不可能,也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才会做到。毫无疑问,这个目标是会达到的,但没有人能说在什么时候达到,也没有人能预料,到什么时候可用那些比铀更常见的原料来生产原子能。这种原料大概会是一些原子量较大的重元素,这些元素由于比较不稳定而较为稀少。这些原料经过放射性蜕变后也许大部分已经消失了。因此,尽管原子能的释放可能是、而且无疑将是人类的一大恩惠,但这个恩惠暂时还不会成为现实。

“既然我预见不到在不久的将来原子能会判明是一种恩惠,所以我必须说,在目前它是一种威胁。这也许是件好事。它可以迫使人类把秩序带到国际事务中去,而要是没有恐怖的压力,这种秩序无疑是不会出现的。”

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现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问题的焦点就是以健全的社会理性来防止把科学发现用于侵略和破坏的可能性。爱因斯坦相信,终将有一天会彻底解决这个老问题,社会在理性原则基础上被改造,并会为人们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学上的发现。

可是,这种信心照例没有消除悲剧,也不允许爱因斯坦忘记,昨天在广岛发生过的事,明天还可能在其他城市发生。这种信心也没有使爱因斯坦卸脱对科学利用的路子所负的道德上的责任感。爱因斯坦一辈子都不能容忍社会的矛盾,甚至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这些矛盾,不会降低到社会和道德的冷淡和日常生活上妥协的地步。

1946年5月,爱因斯坦同爱伦堡谈过原子弹悲剧。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

“当我见到爱因斯坦的时候,他已年过6旬;长长的花白头发使他的容貌显得苍老,并使他具有上一世纪音乐家或隐士的某种风度。他没穿西装上衣,只穿着一件高领绒线衣,一支自来水钢笔插在高高的领子里。轮廓鲜明,面庞机智,一双眼睛惊人的年青,时而忧郁,时而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它们忽然充满热情地笑起来了——我是不怕用词的——孩子般地笑起来了。头一分钟,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位深沉的老人,可是只要他说起话来,只要他很快下楼到了花园,只要他的眼睛刚露出愉快的嘲弄的神情,最初的印象就消失了。他年轻,因为他具有不随年华而消逝的青春,他自己用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表述过它:‘我活着并疑惑,因而所有的时间我都想弄明白……’”

爱伦堡记载下了爱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对原子弹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特别可怕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人并没有把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同对地球上出现人之后十万年中积累起来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担忧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认为,忘记此事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他对爱伦堡说:

“在中非有过一个不大的部落——我说‘有过’是因为,我老早读过关于这个部落的记载。这个部落的人给孩子们取名:高山、棕榈,朝霞、鹞鹰。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名字被禁止使用,成为禁忌。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替高山和鹞鹰寻找适当的新词。可想而知,这个部落既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没有神话。因此,它也不能发展——几乎每年一切都只好从头开始。许多美国人就像这个部落的人……我读了《纽约人》杂志上一篇关于广岛的令人震惊的报道。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份杂志,分发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个学生向我致谢,还兴奋地说:‘炸弹真神奇!……’当然,还有别的话。但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爱因斯坦的悲剧和非古典科学的悲剧在于,科学的唯理论精神和科学应用的非理性性质的脱节。科学的哲学结论、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价物,说明理性对主权要求的理由,非古典科学反对非理性主义,并且从宇宙和谐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转向道德和社会的和谐。但是,科学的结论又常为社会组织中的非理性主义所利用。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弹威胁的斗争就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比同辈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直接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人也许更尖锐更痛苦地经受了广岛的惨祸。对爱因斯坦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实他本人并未参加这些研究,而在于整个科学。从另一方面说,美国原子机构的活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科学对非理性势力的依赖性。从军事部门、工业康采恩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各种会议记录中,可以隐约觉察同一个非理性的恶魔。这个恶魔现在不诅咒科学,但是它迫使科学为它效劳。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整个科学都陷入了对和无私地为真理服务格格不入的、敌对的阶层的严重依赖中。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最充分的方式实现这个内容,如果实际利益是根据理性和科学,因而是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话。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乃是自由的与和谐的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思维的基础。这种认识就是爱因斯坦战后极力反对原子弹威胁的全部理论基础。

 最后的宣言

1945年12月10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这样一个讲话。讲话稿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历史学家卡勒尔根据他想要讲的内容起草的。爱因斯坦说:

“物理学家们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同阿尔夫雷德·诺贝尔没有什么两样。阿尔夫雷德·诺贝尔发明了一种当时从未有过的最猛烈的炸药,一种超级的破坏工具。为了对此赎罪,也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置奖金来促进和平和实现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烦恼。而且我们不能不一再地发出警告,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放松我们的努力,来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他们的政府,使他们明白,他们肯定会惹起不可言喻的灾难,除非他们改变彼此相处的态度并且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来规划安全的未来。我们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新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想象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的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

战后混乱的国际秩序,新的军事对抗,依然到处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原子弹能否被理智地控制住,都引起了爱因斯坦巨大的关注。他像战前一样呼吁道;

“我们战后世界的景象是不光明的。就我们这些物理学家来说,我们既不是政客,而且也决不愿意干预政府,但我们知道一些为政客所不知道的事。而且我们觉得有责任明确告诉那些负责的人,并且提醒他们:没有侥幸避免危险的出路;前面没有时间让我们慢吞吞地前进,而把必要的改变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也没有时间让我们做讨价还价的谈判。形势要求我们勇敢的行动,要求根本改变我们的整个态度,改变全部政治概念。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夫雷德·诺贝尔设置巨额奖金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信赖的精神、宽大和友好的精神,在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的心里会占优势。要不然,人类文明将在劫难逃。”

可如今原子弹已握在美国统治集团手里,他们能承诺不以原子武器威胁世界和平吗?早在1940年,爱因斯坦就预感到自己给罗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忆”,尽管为了扼制希特勒而不得不如此。战后几年间,美国的“原子外交政策”以及以原子弹进行政治讹诈的行为不仅证实了爱因斯坦的担忧,而且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慨。德国的知识分子曾卑鄙地容忍了希特勒,难道美国知识分子也要容忍那正在美国社会中蔓延的新法西斯主义吗?

1946年初,美国拟定召开“全国科学家会议”,爱因斯坦提前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美国科学家:

“我衷心感到欣慰,大多数科学家完全意识到他们作为学者和世界公民的责任,他们并没有成为那种到处泛滥的威胁着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未来的歇斯底里的牺牲品。

“我们不应当允许对科学工作的发表和传播有任何限制;这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害。当美国应当承担起建立国际安全的领导责任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毒害的威胁,使得它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不好的变化,了解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政府一定要继续坚持这条致命的路线,那么我们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它的那些不义的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都要更加有束缚力得多。当然,我们还有这样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爱因斯坦又一次以德国知识分子的例子告诫人们:

“我们有理由谴责德国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无条件地屈从于那个要不得的政府的控制。他们犯了罪,给他们惩罚,那是正确的,即使他们自称他们是法律上被迫去干的。我对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下决心避免类似的罪恶是抱有希望的;他们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态度证明我这种希望是有根据的。”

在呼吁科学家、知识分子为世界和平尽自己责任的同时,爱因斯坦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看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爱因斯坦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上。现在,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上。法西斯主义已经覆灭,滋生侵略战争的温床已经铲除,他多年来热烈向往的世界政府,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把联合国来一番改组,不就成为世界政府了吗?把军队交给世界政府,由它来维持国际秩序,和平不就有保障了吗?1946年5月29日,爱因斯坦在芝加哥举行的“争取世界联邦政府学生大会”上演讲道:

“我们要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创立一个能够运用司法裁决来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世界政府。这种裁决必须以一个为各国政府都赞成的措辞精确的宪章为根据。只有世界政府才可以动用进攻性的武器。任何个人或国家,如果不同意把一切军事力量都集中由超国家权力机构掌握,也不放弃以武力作为反对别国以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那么就不能认为是爱好和平的。”

1947年9月,在给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爱因斯坦说:

“如果每个公民都认识到,在这原子时代,安全与和平的唯一保证是超国家政府的不断发展,那么他就会尽一切力量来加强联合国。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有理性的和敢于负责的公民都必须知道他应当如何抉择。

“为要达到最后目的——那是一个联合的世界,而不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这样一个局部性世界政府决不应当作为一种联盟来反对世界的其余部分。走向世界政府的唯一真正步骤就是世界政府本身。”

爱因斯坦的良苦用心再次得到仇恨的回报。右派在叫嚷:

“提防爱因斯坦呀!他是煽动家,是共产党的奸细。他要把美国独家掌握的原子弹秘密,通过世界政府泄露给俄国佬!”

左派的人则批评、攻击他:

“把世界变成一个超民族的国家,就是企图叫社会主义的苏联放弃独立。提出世界政府的口号,就是替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的野心缝制一块遮羞布。”

爱因斯坦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仍然呼喊到:

“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向往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是什么?

1947年,爱因斯坦就明确地给予了回答:

“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彻底谅解。”

各国人民间的谅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并反对种种战争煽动,这一切成为爱因斯坦晚年思想活动、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爱因斯坦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可以说,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他还为他所挚爱的人类献上一份赤诚的心。这就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这个宣言原来的名称叫《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是由罗素起草的。罗素于1955年2月11日写信给爱因斯坦讨论此事,爱因斯坦于2月16日回信表示赞同,并于3月2日写信给玻尔,希望玻尔作为发起人,但玻尔拒绝了。1955年4月5日罗素把他拟的宣言草稿寄给爱因斯坦,4月11日爱因斯坦在宣言上签了名。两天后爱因斯坦就患重病,4月18日就逝世了。这篇宣言直到7月9日才由罗素在伦敦公开发表。当时在宣言上签名的除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美国的布立奇曼和缪勒;英国的泡威耳和罗特布拉特;法国的约里奥·居里;波兰的英费尔德;日本的汤川秀树。(罗素于1955年4月初同爱因斯坦商量拟邀请签名的15名科学家中有10人没有签名。)不久后,前联邦德国的麦克斯·玻恩和美国的泡林也签了名。这12个人中,除了英费尔德和罗特布拉特外,其余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宣言发表时,罗素曾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6国政府首脑。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宣言就是爱因斯坦留给人类的宝贵遗言:

“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由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决议。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争端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这种感情丢在一边,而只把你们自己当作是生物学上一个种的成员,这个种有过极其惊人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绝迹。

“我们尽可能不说一句为某一集团所中听而为另一集团所不中听的话。大家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危险,就可希望大家会共同避开它。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我们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一般公众,甚至许多当权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使用核弹的战争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用城市的毁灭来想象。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有更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

……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么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这个宣言发表后,在罗素的积极推动下,由美国大企业家赛勒斯·伊顿资助,于1957年7月以《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签名者的名义,在加拿大东部新斯科舍州的普格瓦许村伊顿家里召开了一次有10个国家共22位科学家参加的会议。以后这种会议大概不到一年就举行一次,开会的地点有魁北克、维也纳、莫斯科、伦敦等处。这种会议以后统称为“普格瓦许—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罗素生前是这个会议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在1957年的会议上通过一个决议:

“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它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

爱因斯坦和那些与他一样的科学家们呼吁,在当时遭到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们的嘲弄。可几十年后,他们的主张正是全球和解的基础。历史证明了他们的伟大。

 死与不朽

1955年4月13日,爱因斯坦的右腹部感到一阵阵剧痛,还出现了别的症状。医生们诊断是主动脉瘤,并建议他动手术。

爱因斯坦拒绝了。

他知道,自己应该走了。自从1917年那场大病以来,他一直有胃痉挛、头晕恶心和呕吐的毛病。1945年和1948年接连做了两次手术,发现主动脉上有瘤。这是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

爱因斯坦知道,这个定时炸弹爆炸了。

第二天,心脏外科专家格兰医生从纽约赶来。尽管病人很虚弱,开刀很危险,但格兰还是建议开刀,这是唯一的抢救方法。

爱因斯坦苍老的脸上现出一丝疲倦的微笑,摇摇头说:

“不用了。”

几年前医生就告诫他那个主动脉瘤可能随时破裂,爱因斯坦总是笑着说:

“那就让它破裂去吧!”

4月16日,爱因斯坦病情恶化。杜卡斯又匆匆请来医生。医生让爱因斯坦立即住院,爱因斯坦只管摇头,怎么也不肯住院。医生了解爱因斯坦,说:

“教授先生,你看杜卡斯小姐。她一人在这儿顶不住了。

我看她也要病了。”

爱因斯坦看了一眼杜卡斯。这个忠实的助手,从1928年爱因斯坦生病以来,一直跟着他。先当秘书,后来兼当管家,现在又兼当护士。她确实疲惫不堪,快顶不住了。

爱因斯坦点了一下头。

爱因斯坦终于住进了普林斯顿那家小小的医院。一到医院,他就让人把他的老花眼镜、钢笔、一封没写完的信和一篇没有做完的计算送来。垂危的爱因斯坦在病床上欠了欠身子,戴上老花眼镜,从床头柜上抓起了笔。可手还未抬起,他又倒了下去。宽大的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冒出一片汗珠,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从手里滑走了,落到地上。

“上帝”不允许他再做了。

也许,他做得实在是太多了。

4月17日,星期五。爱因斯坦自我感觉稍好一些。儿子汉斯坐飞机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了,女儿玛戈尔也因病住在同一个医院里,她也坐着轮椅来到爱因斯坦床前。爱因斯坦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微笑着对儿女们说:

“没什么。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

对所有来看他的朋友、同事们、爱因斯坦都平静地说着同一句话:

“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

他明确立过遗嘱说:“我死后,切切不可把梅塞街112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院里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使用。除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我的一切都将随我一起死去。”

晚上,爱因斯坦让杜卡斯回去休息。夜里一点刚过,助理护士罗素小姐发现,爱因斯坦睡梦中呼吸困难。她想请医生来,便向房门口走去,但听到爱因斯坦用德语说了几句话。罗素小姐听不懂,连忙折回病床前。就在这一瞬间——1955年4月18日1时25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解剖发现是腹腔主动脉溢血。

巨星陨落了。

2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巨人牛顿的逝世,引起了英国和欧洲的一片悲恸。

现在,电讯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

“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逝世,终年76岁。”

全球为之悲痛。

到处都是悼词:

“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科学家”

“人类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

到处都是颂词:

“爱因斯坦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

更多的刊物,都重登了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在1931年对爱因斯坦作出的评价:

“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列。他现是,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同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唁电和唁函,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飞往普林斯顿。唁函和唁电,来自学术团体,也来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自著名的科学家,也来自普通的男男女女。人们怀念他,因为他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开阔了科学造福于人类的无限广阔的前景。人们怀念他,争取光明,为人类的进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爱因斯坦的遗嘱早已闻名。他要求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按照他的愿望,甚至下葬的时间和地点除护送爱因斯坦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外一概没有通知。

爱因斯坦的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和人类融为一体。早在1917年,爱因斯坦大病的时候,就坦然地对朋友说过:他不怕死。

“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无关宏旨。”

还有一次,在与英费尔德的谈话中,爱因斯坦说: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3个小时我就该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3个小时。

然后,我就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

在爱因斯坦之前2千年,有一位思想家,由于性情古怪被认为是个人享乐的崇拜者,他讲过自己对死的态度。伊壁鸠鲁在致美诺寇的著名的信中,一再提出反对死亡的恐惧的理由:当我们存在时,没有死亡;当有死亡时,我们已不存在。这一理由的惊人力量,不仅为以超个人的内容充实生命的人们所理解,而且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为他们所感受。伊壁鸠鲁本人快死的时候,坐进热澡盆,要喝浓郁的醇酒,并在临终的信中把死去的一天称为自己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关于哲学推论的回忆。

爱因斯坦的身上决无伊壁鸠鲁式的怪诞行为方式,但他又在实质上极为靠近伊壁鸠鲁对生命达观理智的省悟。不同的是,对个人生命的终结,爱因斯坦与伊壁鸠鲁是一致的,平静而坦然,但面对包围个人生命的世界环境,爱因斯坦却不同于伊壁鸠鲁,他以极大的情感态度关注着世界环境是否能够达到永恒的和谐。于此,对个人生命消逝的平静与对包围个人生命环境的忧伤,矛盾又协调地主宰着爱因斯坦晚年的心境。

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爱因斯坦。

从40年代末起,在爱因斯坦的信中,越来越经常地流露出对生活厌倦、普遍厌倦的议论。随着这些议论,还越来越经常地发出一种和要去世的人、和自己生命辞别的忧伤的、尽管是平静的语调。这种平静的忧伤就像一个人有时在寂静的傍晚感受到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绝少进入一个人的逻辑上秩序井然的世界观中,它始终是一种感情上的、由半音谱成的、无意识的东西。一个人惋惜过去了的一天,惋惜他永远失去了的、不可复归的个性,惋惜那已经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东西。他还惋惜个人的生命。对将逝去的一天的忧伤遮盖不住对次日的愉快的期待,对过去的个人生活的忧伤与对整个存在的不朽的乐观主义心情并不矛盾。它们相互补充,不可分割。承认局部的、具体的、个人的东西的价值和不可重复性,就使伊壁鸠鲁式的对死的否定变得更具人性,它把逻辑公式变成人的激情。关于存在之不朽的想法,同样也使正在消逝的个人生命的忧伤变为宁静的、某种透明的和水彩画般的忧伤。

在爱因斯坦独特的意识中,非常清晰地表现出伊壁鸠鲁式的乐观主义路线,他确实无视个人的死,并对死无动于衷。但它不排除对将要失去的生命的忧伤。这正是爱因斯坦独特的生命意识:对本人的生命相对的无所谓和对已经死去和将要死去的亲人们的强烈的、虽说是平静的忧伤。这些亲近的人则是世界环境,包围爱因斯坦个人生命的世界环境的具象存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爱因斯坦,埃伦费斯特、艾尔莎、朗之万、玛丽·居里、玛娅·爱因斯坦……一缕又一缕止不住的哀伤侵蚀着爱因斯坦的精神。

这种感情又不是纯儿女情长式的东西,在爱因斯坦身上,它又和一种理智的孤独感联系在一起:即无法理解宇宙的和谐,制订统一场论时总是遇到新的挫折,这种挫折还应包括在30年代之后,爱因斯坦走上了一条与大多数物理学家不同的道路。所以,物理世界的不和谐与生活世界的不和谐为爱因斯坦式的孤独留下了双重的注解。埃伦费斯特以自杀的方式中断了这种“孤独”,他把科学家期待的科学的东西和他在科学上实际所能做到的事情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矛盾全然视为主观的能力问题,而爱因斯坦则不同,虽然他晚年的忧伤与一生的孤独感也源自于此,他视这种悲剧性冲突矛盾为个人之外的客观的东西。由此,他才能坦然地接受科学探索中的一次次失败,就像他一再引用莱辛的话聊以自慰:“对真理的追求比安安稳稳地占有它更可贵。”

这既是科学真理的真正不朽,同时也是崇高生命的真正不朽。

1955年春,这是爱因斯坦最后的一个春天。爱因斯坦在为纪念苏黎世工大建校1百周年写的几页“自述片断”中,就是以这样一种坦然的追求真理的心情总结了自己对统一场论的研究:

“自从引力理论这项工作结束以来,到现在40年过去了。这些岁月我几乎全部用来为了从引力场理论推广到一个可以构成整个物理学基础的场论而绞尽脑汁。有许多人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工作着,许多充满希望的推广我后来一个个放弃了。但是最近10年终于找到一个在我看来是自然而又富有希望的理论。不过,我还是不能确信,我自己是否应当认为这个理论在物理学上是极有价值的,这是由于这个理论是以目前还不能克服的数学困难为基础的,而这种困难凡是应用任何非线性场论都会出现。此外,看来完全值得怀疑的是,一种场论是否能够解释物质的原子结构和辐射以及量子现象,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是不加思索地用一个有把握的‘否’字来回答,因为他们相信,量子问题在原则上要用另一类方法来解决。”

在此,爱因斯坦平静地承认,统一场论距单值地解释宇宙的构造还很遥远。尽管他为此花了40年的心血。这种“追求真理”的坦然其实就是生命意识的表现。1951年1月6日,“第一小提琴手”爱因斯坦写信给“第二小提琴手”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

“我不拉小提琴了。这些年来,听我自己演奏,越听越难受。希望你没有遭到类似的命运。留给我的事情是:毫不悯惜自己,研究困难的科学问题。那个工作迷人的魔力,将持续到我停止呼吸。”

真理不属于个人,甚至不属于发现者,就像爱因斯坦从不认可他发现了相对论的提法。个人的生命若想不朽,就得在探索、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记住爱因斯坦的话:

“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于我们身后的事物中得到不朽。”

还应记住英费尔德讲的一件事:曾在1927年给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的约瑟夫·萨尔,于1938年逃出纳粹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在这里问过一位老人这样一个问题: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内容毫无所知的人为什么如此仰慕爱因斯坦呢?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不朽,是人世间真正的、永恒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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