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邮差罢工的胜利 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 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 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 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 来找我。这时候，我已经不在黎觉的办公室里工作了，我在办公室外边自己的桌子 旁跟他们谈话。这里没有冷气设备，闷热、潮湿，车辆来往的声音和小贩的叫卖声 不绝于耳。他们告诉我，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前些时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 仍未被接受。他们获准聘请一位律师，今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市议员A．P．拉 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 。当时黎觉与王律师馆是进步党的联系网络之一，因此推想律师费不会太多，我征 求黎觉的意见，问他是否应该接受。他说为了表示友好，应该接受。于是我接受下 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P．哥文达三美给我很好的汇报。他是邮政局职员，比普通邮差高一级，所受 教育不多，英语讲得还可以，是个十分可靠和说话中肯的人。谈判从2月持续到5 月。但是政府对工会的要求，只答应调整到跟马来亚邮电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 驳说，新加坡邮电工友的工作比马来亚的邮电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 马来亚高，但是徒劳无效。 我们已到了摊牌的地步。邮电工友决定在麦士威路宿舍举行罢工前的一次大会 。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450名邮电工友到场，全体会员几乎都出席了。工会 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我出席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同时保 证他们有一个了解他们所有要求的律师正准备替他们出头。如果我跟他们说英语， 恐怕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用巴刹马来语讲话，证明好处很多。他们了解我 所讲的话，因为出席大会的以马来人占多数，只有20%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都听 得懂马来话。我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决定依照紧急法令的规定发出罢工 通知书。 罢工行动预定于5月12日下午六点开始。当天下午三点，政府发出一封公函 ，做了一些小让步，但拒绝了邮差的主要要求――调整薪金制和新薪金制的生效日 期。虽然公函寄出时密封，用大写黑体字在两个地方盖上“机密”宇样，但是就在 当天晚上，邮政总监却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广播政府的建议，并说工会方面已经拒绝 接受。 我代表工会回答说：“新加坡公众联络部事先没通知工会，便发表跟工会来往 的机密信件，同时压制工会的答复。我惊奇的是，它居然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工 会认为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劝请公众在工会和政府双方的理由全面公布后 ，判断该支持哪一方。” 就在5月13日罢工开始前，已经从英国回来的吴庆瑞安排我在安珀路中华游 泳会会见《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拉惹勒南是马来亚人，原本是斯里兰 卡贾夫纳地方的泰米尔族，在伦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离开。他曾经跟一群印 度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左翼人物来往，一直在写反对殖民主义的小册子、 短文。我就在游泳池旁边向他解释了罢工的背景，四周不时传来音乐和泳客的喧闹 声。他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课题，借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战。邮差罢工是一项正义事 业，他急于投入战斗。 罢工第一天早上，邮差进行和平纠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带手枪和阔头弯刀的辜 加兵，前往红灯码头附近浮尔顿大厦内的邮政总局。并有警车和无线电巡逻车不断 开到那里。副警察总监宣布，他们会一直守卫下去，直到罢工结束。 第二天，各报刊登了辜加兵和警察的照片。形成对照的是，报上也刊登了工会 主席的声明。声明说：“为了避免跟邮政总局四周的武装警察发生冲突，我们不在 总局进行纠察。但在表明了意图不致因误会而发生危险之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准 备在总局和其他邮政局进行纠察。”公众立即转而同情邮差。第二天，政府撤走辜 加兵，纠察恢复进行。 《新加坡虎报》是本地报纸，销路比亲英国的《海峡时报》小得多，但在这场 斗争中，它发挥了作用。跟《海峡时报》相比，许多本地人更爱看《新加坡虎报》 ，这就迫使一些殖民地官员也非看不可。拉惹勒南在他所写的社论中，以冷嘲热讽 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殖民地政府的种族偏见，对外来的英国人有权获得比本地人更 好的待遇进行质疑。政府给外来的英国人每人1000元的津贴，却拒绝邮差每月10 元的加薪。 罢工期间邮件堆积如山，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便。由于邮差采取温和的姿态， 外加我替他们起草的声明，以及拉惹勒南在《新加坡虎报》所撰写的社论，对争取 人们支持邮差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来文报《马来前锋报》支持罢工者，因为多数邮 差是马来人。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也同情他们――两报记者和编辑 当中有许多共产党同情者，他们经常反对政府。 《海峡时报》属于英国人所有，由英国人管理，主笔阿林顿・肯纳德是个写作 高手，表面上以中立姿态出现，却很难不支持政府。他在社论中提出了巧妙的辩解 ，例如：“新加坡工会提不出证据，以证明新加坡邮差的工作跟联邦的同行有什么 不同。” 第二天我通过《新加坡虎报》回答说，新加坡邮差每天派三次邮件，联邦邮差 只派两次；新加坡邮件数量多，工作节奏也比较快。 拉惹勒南的评论 这场斗争使拉惹勒南越战越兴奋。他的评论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践踏的 群众出头，反对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剥削者。他的评论风格是坚决有力的。我 在剑桥工党俱乐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学生练习辩论的结果，使我的表达方 式跟他不一样，我是宁可轻描淡写，也不言过其实。于是我们两人成了好搭档：拉 惹勒南的笔触是强有力的，我的虽然一针见血，却是彬彬有礼，总是悲哀的成分多 于愤怒。我打电话给他提建议，向他传达街头支持者的反应。他要我检查他的社论 的力度，并把社论的校样送到我家请我提意见，并且通过电话交谈，往往谈到午夜 过后，在他的报纸快要下版时才结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报》做事的话，《海峡时报》就会完全不登邮差 和我的消息，我们恐怕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事实上，《新加坡虎报》起了推动的 作用，最后《海峡时报》不得不刊登我的来信，以维持中立的姿态。 罢工接近一星期时，公众舆论变得更强烈反对政府。政府惊惶失措。辅政司建 议“一旦雇员恢复工作便继续谈判”。我回答说，要是工人取消罢工，谈判又失败 ，他们就可能得进行第二次罢工。“这种局面重复多次的话，罢工就会变成闹剧， 而罢工是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最后武器。” 辅政司的反应是答应5O0名罢工邮差和电报信差，如果他们报到上工，他会亲 自同工会代表谈判。我劝工会领袖采取新的立场，宣布停止罢工三天，“以消除政 府所认为的使它无法进行谈判以立即解决纠纷的唯一障碍。” 这就给辅政司和他的官员挽回了面子。谈判在5月26日上午10点恢复，持续 了五个半小时。争议中的六点，有四点当天就解决了，其余两点第二天也解决了。 工会和政府接着签署协议备忘录。 这是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第一场罢工。一切完全根据法律行事， 没有威胁，没有动用暴力，甚至也没有不守秩序的纠察，斗争目标是争取公众支持 。工会胜利了。这次罢工暴露了英国殖民地官员的无能。两个星期的事态发展，不 但改变了职工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改变了反殖民统治宪制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 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 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 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 ，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 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 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 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邮差罢工胜利是个转换点。在这之前，非共集团由于害怕紧急法令也会限制和 妨碍他们，一直不活跃，合乎宪制的和平、非暴力的群众行动能摆平真正的不合理 事件，这使他们受到鼓舞，给他们壮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