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总统日记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９日 我和格拉乔夫、巴尔苏科夫、科尔扎科夫一起去了市郊的“罗斯”府邸，想在 紧张日子到来之前尽可能丢下工作，在森林里走走，呼吸一下莫斯科郊外秋天的空 气。 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帕维尔・格拉乔夫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之间发生一 场激烈的争论。据我所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是一位沉着镇静、有自制力，甚 至可以说是一位心肠软的人。但他突然愤怒地向格拉乔夫证明，实力部门根本没有 为实施即将发布的总统令做好准备。他说，大家的出发点是，我们用不着采取强硬 措施，一切都会和平、顺利地解决。如果我们能在第一天就顺利地占领白宫，那简 直好极了，但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力争一宣布命令就立即拿下白宫。接着，他大动 肝火地问道：如果不顺利怎么办？有谁现实地估计过今后几天内白宫将构成多大的 威胁了吗？军事专家们制定的行动计划在哪儿？当实施总统令时，如果某部队站到 了议会一边，或者民警机关无法维持住社会秩序，又当如何？可能发生的事还少吗？ 军人的行动没有经过周密考虑。应进行司令部演练，并制定好安全部、国防部、内 务部、保卫总局等所属兵力和武器装备相互协同的种种方案。我们不应事后再对形 势作出反应，而是现在就应预先估计到一切。最后，他气愤他说：“作为一个军人， 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做好执行命令的准备！” 帕维尔・谢尔盖那维奇竭尽全力才控制住自己。他同样不能心平气和他说话。 格拉乔夫指责巴尔苏科夫简直对胜利丧失了信心，他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不要参与 这样的大事。他说，所有的人都对总统走这一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军队早就等 着这一天了。没有什么可怕的。白宫将是我们的，最后胜利也一定属于我们。 连我在场也未能使他们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我敬重这两位将军，但这一次， 我也控制不住自己，为了制止他们争吵，我也几乎要喊起来。我很理解，大家的精 神已紧张到极点。尽管如此，巴尔苏科夫的态度还是激怒了我，为什么现在――在 距发布总统令还有两天的时候他还说这种话？！格拉乔夫是对的，带着这样的情绪 最好什么也别干。 我甚至这样对他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也许，您现在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等一切结束之后，请您再回来工作。 巴尔苏科夫委屈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如果他能留在克里姆林官，对事情会 好一些，如果我同意，他想继续完成交给他的工作。我点头同意了。 大家在彼此不满和紧张冲动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对于那些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为什么几乎换了一 种看法。 巴尔苏科夫的“哗变”。那时，我把他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现在 我认为，他那时已本能地意识到危险。作为安全部门一个有经验的军官，他预感到， 事态可能被推向难以驾驭的轨道。他知道，这一切正在孕育之中。 确实如此，１９９３年秋天形成的局势是一步步酿成的。它孕育着失控、破坏 和大规模恐怖活动，以及军队、社会和各地区的分裂。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和成年时期是在和平时代度过的，战争已成为童年时代某 种怪影和恶梦。全部生活一直笼罩在可靠的核恐怖保护伞之下，处在两种制度对抗 的保护之下。这一切已印入人们的脑海，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失去了对战争的准备。 mpanel(1); 不知为什么，我相信，我国所有最可怕的历史事件已成为久远的过去，今后也 不会再发生。一方面，这是一种苏联式的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说真的， 在俄罗斯还能有多少内战、专制、革命和恐怖？但是，乐观主义终归是乐观主义， 总还是应该作最坏的准备。这应成为一种规律。切尔诺贝利、亚美尼亚、第聂伯河 沿岸、高加索“同胞”之间的战争，以及“８，１９”叛乱，这一切对我们这些曾 生活在这个平静国家里的人来说，都是严厉的警告。 还有一个可能造成灾难的问题――不会和害怕使用武力。以前，我们没有过应 付动乱、紧急状态和地区冲突的周密行动计划。应该老实地承认这一点。而这样的 计划只能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来。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实行大规模紧 急状态的任何经验。 那么，既然没有计划，既然８月叛乱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实例和俄罗斯全国规 模的典型意外事件，由此就产生了病态性综合心理。于是，就对游行示威恐惧，不 会控制街头的自发势力，由此便产生了我们对白宫实行赤手空拳的包围战术，用橡 皮棒和盾牌去对付冲锋枪、燃烧瓶、短枪和尖刀。 这里，再补充谈一下政治矛盾的症结。 总统表面上违反宪法）采取反民主措施，解散议会，但是为了使民主和法制在 国家得以确立。议会看上去是捍卫宪法，却是为了推翻合法选举的总统，建立完全 的苏维埃政权。当然我们就陷入这些矛盾之中！ 为什么允许鲁茨科伊给各军区和大型军工厂打电话和挑拨国内战争？为什么给 好斗分子和恐怖分子反对合法政权的机会？为什么让国家承受如此可怕的风险？ 星期一，又进行了一次令人精神紧张的谈话，这一次是和菲拉托夫交谈，关于 这次会见我已经谈过。我感到，越接近行动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里、老广场上以 及国防部内紧张的气氛就越浓。 截止此刻的事态是这样的：白宫领导人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命令的发布。９月１ ８日，星期六，哈斯布拉托夫在议会中心会见了各级苏维埃的代表。这是一次货真 价实的苏维埃女妖夜欢会，议长下流无耻的充分表演成了它的“壮丽尾声”。哈斯 布拉托夫站在讲台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从我们总统那儿能得到什么，要知 道，他是一个俄罗斯大老粗，在“这种情况下（他意味深长地弹了一下自己的喉咙）”， 任何命令他都可能签署。这种侮辱已不能强烈地打扰我，对议长的狂妄行为我没有 理睬。然而，电视报刊和社会舆论却反应强烈。他越过了以前他不敢越过的界限。 这种事之所以能发生，或者是因为他已感到毫无出路，或者相反，他试图表现自己 的信心和力量。 ９月１９日，星期日，哈斯布拉托夫发出号召之后，各级苏维埃的许多会议就 从议会中心转移到白宫。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利用各级苏维埃代表作为人 墙盾牌。星期天，根据我们最初的打算，本应变空的白宫已塞满了人。到星期一， 慌乱的活动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召集到白宫。我一直想竭力避免的事情终于 发生了。白宫变成了对抗总统令的有组织的司令部。 星期二早晨，我通过直线电话又一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戈卢什科、格拉乔夫和 叶林通了电话。我只向这几位实力人物提了一个主要问题：现在对白宫该怎么办？ 是否还有可能把那些代表从那里“撵走”？我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好好想一 想。或许由特种部队来一次闪电式的休克突击，或许还有我们未来得及研究的其他 方案？唉，在莫斯科中心地区留下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危险的策源地，是一个极大 的错误。 每一位部长逐一向我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意见言简意赅，清楚明确，但这 些意见并未使我变得轻松一些。我明白了：拿下白宫井非易事。应从这一事实出发 来制定下一步策略。当然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和每个人谈完话之后，我请他们 所有人在１２时都到克里姆林宫里来。他们都意识到了我的处境，但又不能提供任 何帮助。 我再重复一次，当然不是这所大厦本身使我感到焦躁不安。现在我简直是几乎 从肉体上感受到，我们面对着多么严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我已清楚地看到了被 人群包围着的白宫。从那里将会挑起冲突、破坏和战争。要避免这一切，只能去冒 风险了。看来，还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妥协，重新开始谈判，并在某些方面向 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作出让步。主要是，要避免流血，避免伤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如此。 的确，这将是俄国历史上对苏维埃的最后妥协。再过几个小时，我将宣布解散 议会。届时，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将永远结束了。对此，我深信不疑。 ……１２时，会议参加者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很紧张。当我请帕维尔・格拉乔 夫发言时，他由于过于激动请求允许他宣读一下自己简短的报告。他从未这样做过， 但现在却以坚定的口吻，开始大声地念他写在纸上的报告。接着，切尔诺梅尔金、 叶林和新上任的安全部长戈卢什科都发了言。 由于事态发生转折，我们对我们的计划作了一些修正。主要变化，自然涉及到 白宫。我们决定切断白宫与全市及政府的通讯联系，以便最大限度削弱议会对各地 的影响。我记得，１９９１年８月切断政府电话联系是如何妨碍我们对重要问题作 出决定。而无人注意、后来一直畅通的维克托・伊柳辛的电话对我们帮助很大。我 请负责政府通讯工作的斯塔罗沃伊托夫将军尽快来见我。２０时零１分，即开始转 播我的告人民书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白宫内的所有电话。 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不在议会大厦周围部署特别密集的军人或警察哨卡。因 为密集的封锁可能加剧呆在白宫那伙人的挑衅。任何军事分队和武器装备都未调入 莫斯科。我认为，我们应采取这样的策略。不错，我们可以采取强硬的、坚决的、 对等的措施，但那只是为了回敬白宫领导人的挑衅性违法行为。我认为，我们自己 不应激化形势，不能以任何方式加剧紧张气氛。 我们散会了。我开始准备电视讲话。我指定在１７时录像。到克里姆林官来的 电视工作者小组并不知道，正是将由他们来录像。只是到这里才通知他们要摄制总 统的告人民书。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和平时一样，他们在克 里姆林宫第４室布置好设备，安装好摄像机，调试好话筒。但是，看来他们还是感 觉到，这一次不是摄制普通的告人民书。 与平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总兔不了出技术故障。当把我讲话的文本打入电脑 后（文本应能显示在一个特殊装置的荧屏上，这个特殊装置使讲演人在读文本时不 必向桌子上看，而是可面对摄像机镜头），因装置出了毛病，文本在荧屏上怎么也 显示不出来，而后来显示出来时，一行行字不按监控器的速度慢慢行进，而是以极 快的速度一闪而过。工程师们忙碌起来，而这了插曲却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是 常见的事，在首长在场和最关键的时刻，机器总坏。最后，一切都整修就绪。所有 与录像无关的人都被请出了第４室。完全寂静下来。我看着摄像机，说出第一句话： “俄罗斯公民们！” 我读完了告人民书。站起来向所有人表示感谢。电视台工作人员把摄制好的录 像带交给了我的助手们。几分钟之后，有警卫护送的汽车向“奥斯炭基诺”电视台 方向疾驰而去，预先赶去的维亚切斯拉夫・布拉金应在那儿拿到录像带，并在２０ 时播出。 还有一个细节。我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请摄制组全体人员在 ２０时之前不要离开克里姆林宫。领他们吃了晚饭，为了不使他们感到烦闷，还让 他们随便消遣了一下。这些预防性措施现在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但在那时则是必要 的。 在办公厅把命令的副本封上，按今天的顺序编了号，标上日期。它的编号为１ ４００。而实际上，这一命令我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签署。９月２１日２０时命令开 始生效。２０时整，机要交通应把带有命令副本的一揽子文件交到那伙人手里，其 中首先是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佐尔金。他们的反应我是清楚的，但形式上的 手续还是要遵守的。 我决定不在克里姆林宫等到２０时。大约１９时，我叫来了汽车，离开了克里 姆林宫。我是在家里看到自己的告人民书的。我觉得读得不那么流畅。但是，当我 尽可能离得远一点看自己时，我觉得演讲还是成功的。 从这一时刻起，俄罗斯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将彻底清除７０多年来积累 起来的龌龊、虚假、伪善的最后残余。再作一些努力，我们大家将更轻松更自由地 呼吸。如果我不坚信这一点，也就不值得干任何事了。 我又陷入了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思考。 一次次会晤、接连不断的会议，其中不少被我取消了。惶恐不安的感觉像滚动 的雪球一样愈来愈大。没完没了的消息接遗而来，说什么白宫已被代表们控制。一 切都不妙，不妙……。在这种时候，正如许多人建议的那样，最好是把作出最后决 定的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而拖到最后，或许就不用再作决定了。 但是，这样做将会永远丧失信任。我姑且不谈政治后果，只要看看例行代表大 会之后国内开始的法制上的混乱就够了。但这纯粹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在我周围， 不只是一个由冷漠、死板的执行者所组成的班子。人们不会原谅这种回避态度和如 此急剧的变化。应该走到底。 ……政府的行为看上去绝非总是那么漂亮，从经济改革的实例中我明白了这一 点。但这一次关系到某种政治局势。 围绕白宫局势所形成的道德真空不是偶然出现的，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 观原因。 俄罗斯人崇拜强权政治的神话需要澄清。我们的全部历史就是：非此――即彼。 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极其严厉的国家体制。所以，一个民主的总统将要采 取断然措施，这一定是胡说。对此，人们不会理解。而有些人甚至会勃然大怒―― “怎么会这样干？” 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马卡绍夫急于填补真空。并且用的是同一个口令： “突击！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字。 第二天，仿佛已处在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时代，没有出现任何特别意外的消息。 我们事先预料到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宣布召开代表大会， 白宫从头几个小时起就成了抵制总统令的武装司令部。晚上，召开了宪法法院会议， 自然是认定１４００号总统令违宪。４个法官公开反对这一决定，这也在预料之中。 清晨，我在克里姆林官会见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我想和他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兔去维克托・格拉先科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职务，并任命现任财政部长鲍里 斯・费奥多罗夫担任此职。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相当坚决地反对我的提议。他说， 格拉先科是一位银行家，他精通银行业务。政府和中央银行目前的相互关系使他完 全满意。现在，已没有最高苏维埃，这种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费奥多罗夫在 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已经够多了。现在，这样一个强硬的、近乎带挑衅性的、像鹰犬 一样看守着国家财政的部长是需要的，为什么要找一个新部长呢。 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提出的这些理由，尽管这些理 由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恰恰是总理既要和中央银行，又要和财 政部长打交道。我要是干预这些问题，就意味着不信任总理，而且直接妨碍他工作。 我和切尔诺梅尔金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到俄罗斯总检察长这位大人物。这 位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现已完全被哈斯布拉托夫所掌握，对此，全国已无 人不知。斯捷潘科夫本人甚至也不掩饰自己在政治上和个人感情上对议长的好感。 他们之间几乎已发展成朋友，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奖赏。斯捷潘科夫授予哈斯布拉 托夫第一号检察员证书。这就如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样，那时通常是授予党证，而 现在则盛行另一种风气。 正是斯捷潘科夫根据哈斯布拉托夫的授意阻挠检察机关对发生在“五一”节的 大规模骚乱进行客观的调查。本来从事调查工作的小组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肆无忌 惮的法西斯暴行是游行者挑起的，民警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但议长却要求改变调 查结论，并撤换检察院调查人员。 还有一个情况迫使我严肃地对待这位总检察长大人。这就是他与雅库鲍夫斯基 和“西阿比科”公司的关系问题。斯捷潘科夫对一些生意人提供了哪些帮助，究竟 什么原因使这个年轻人与总检察长谈话就像同小流氓谈话一样――骂骂咧咧、蛮横 无礼、厚颜无耻（报纸登载了他们谈话的记录），这一切都是个谜。但瓦连京・格 奥尔吉那维奇对“季马”公司的某种依从关系，以及他无法摆脱与雅库鲍夫斯基的 那种令他不快的交往，这些却都是事实，他无法掩盖。 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出乎我的预料。他决定保留斯捷潘科夫的工作。 老实说，对这种想法，我很不赞赏。但我之所以未能坚持撤换总检察长，是因 为对这一岗位没有现成的人选。若是匆忙任命某个临时性的人物担任如此重要的职 务，则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行为。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 同时我与他商定：如果斯捷潘科夫开始向哈斯布拉托夫献媚，帮助已被解散的最高 苏维埃，他将立即被解职。到此，我们算谈妥了。说真的，我知道，舆论界将会掀 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也知道，我将面临着与民主派进行一场多么艰难的谈话，看来， 他们将指责这是一种背叛行为，说我出于政治投机而走上了不体面的妥协道路。但 是，决定既然已作出，它正确与否，时间很快会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