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总统日记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６日 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哈斯布拉托夫。这次会见从１８点半一直持续到夜里２ ３点半。我们没有进行某种系统的谈话，但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哈斯布拉托夫坐着，不停地抽着自己的烟斗，实际上嘴里一直在叼着烟斗。他 抽烟抽得脸都快变成铁青色了。我们喝的是“齐南达利”干白葡萄酒。他讲述了自 己的家事，他的母亲现在住在车臣，那里还有许多亲属。其实，杜达耶夫把他们留 在那里当作人质。 我询问了一下，为什么他与第一副手菲拉托夫关系不融洽。他把菲拉托夫说得 一无是处，不过我认为他这样做是绝对错误的。菲拉托夫非常有学问，是一个正派 人。他自然不会接受议长的独断专行。 ……我回忆着自己选举哈斯布拉托夫的时刻。很遗憾，这里有一个偶然的因素， 我以前根本不了解他。当代表大会上３次都未能通过沙赫赖做我的副手的候选人资 格时（议会的保守分子不通过他），我召集了调解委员会。各派的代表们提出了许 多候选人，有１５人。我明白，需要找一个妥协人物，找一个大家都不太了解、而 且既能使民主派满意又能使保守派满意的人。这样候选人才落到哈斯布拉托夫身上。 他不是俄罗斯人，这里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自治共和国会支持他。他的经历很一 般：学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师。总之，调解委员会支持他，他也就很容易地当选 了。我当了主席后，每事必同我商量，但不过问大的政治问题。 ……有时候我们的谈话也会陷入僵局。在我们合作的一段时间里，我很好地研 究了他的性格。他总是对同一个问题有好几个意见，但只公开说出一个，其他的都 留作自己备用。表面上看这是两位领导人的一般谈话，而内心里却都非常紧张，谁 都想成为领袖。可以说，我这样去做是职位的要求。而他这样做，我觉得是他的某 种本能的欲望。 我开始严厉地责备说：你们当着我的面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不久 前在楚瓦什和切博克萨雷召开的有俄罗斯立法和执行政权机关领导参加的研讨会上， 我发言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我对最高苏维埃说，我们还是合作吧，我伸出手， 向前迈出一步。后来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又试着迈出一步，但得到的回答是全场 沉默。怎么会是这样呢？ 哈斯布拉托夫说，是的，我们错了，我们本应当立即正式作出反应，最近几天 我就去办，我们要在最高苏维埃通过政治声明，支持总统，支持他在切博克萨雷的 声明。同时，议会也表明要准备去迎接…… 当然，两个政权不可能相互间达成协议，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局势。重要的是消 除人们的紧张情绪。因此，我同意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议。即使他们提前一个月去做 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缓和一下代表大会之前的气氛…… 我说，我们不要在全俄罗斯人面前以及全世界面前丢人和打架了。如果议员们 的行为不成体统，会议主席应当立即加以制止，切断麦克风，让闹事者坐回原位。 他似乎同意了…… 该中止这段令人痛苦的记录了。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还讨论过修改宪法的意见及 政府成员的逐一人选问题。哈斯布拉托夫提出的名单由１０个人组成，正好与“公 民联盟”提出的名单相吻合。况且议长建议作出妥协：既然你们都这样坚持，让我 们留下盖达尔，让他工作一段看看，可我们要让些新部长进来工作。这叫什么嘲弄！ 盖达尔大概从来不会忍受这种嘲弄的。我竭力回避谈及布尔布利斯。 ……我只是现在才明白，他是有意把我拖入这些折磨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关 系之中。用对抗来威胁，强迫你退却让步、自己把自己的追随者一个个地丢掉，最 后导致总爆发。这是他的主要思想。殊不知他不可能认真地判断，我最害怕的是消 极的无组织的议员班子，在那个时刻他们完全是按照哈斯布拉托夫的具体眼色行事。 我认为我不会害怕，不会把政治和战略方针来一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简言之，这 不是寻求那种我曾经相信的妥协，而是在做妥协游戏，是对妥协的效仿。 有一次我乘车路过民族爱国者或共产党人的集会，我真的不知道两者谁的人多。 看样子好像共产党人多。我停下来一看，站着一位老农妇，手里拿着一面红旗挥动 着，像个摆针似的，似乎谁在用绳子扯着她。那样无精打采，单调乏味，嘴里还哺 哺他说着：打倒，打倒……我请科尔扎科夫上前去询问一下：究竟打倒谁？他走近 一问，老农妇回答说：你快走开！…… 很遗憾，哈斯布拉托夫原来是一个生性扯绳子的人。 在最高苏维埃成员中，一般说，有些有头脑的人都在积极地息考着法律、预算 以及内外政策等问题。但在哈斯布拉托夫议长执政的年代，他们好像没做任何事情， 甚至都未能提出自己发展俄罗斯的设想。哈斯布拉托夫似乎把自己的政治反对派立 场封闭了整整两年之后，只冒出一帮能大叫大嚷、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 这是一个痛苦的道德教训，我真可怜我们的第一个议会，但不得不承认：是哈 斯布拉托夫把它毁了，是他把正常的人们变成政治把戏的傀儡。 这真令人可惜。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过去的议会是聪明的、体面的和非常民主的各国 议会优秀家庭中的一个畸形儿。 然而并非完全如此，“国会议员”、“议员”、“参议员”词语，在世界各种 语言的解释中不完全是这种光彩的荣耀。只要回忆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就会明 白，西方人常常把这种职位与贪污腐败、官方的无所事事、妄自尊大和无聊的傲慢 联想在一起。 一句话，议会的工作有时也伴随着闹剧和丑闻，对此是无须争辩的。 戈尔巴乔夫所发明的代表大会，已经是另一回事情。 代表大会甚至不是议会，不可能具有其固有的一切特点。 改革所创建的代表大会本应当反映苏维埃社会的结构，即共产党、工会、运动 员和集邮者、创作协会等等，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然而主要的是，在选举时，除了过去的“领导”，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再无人 可选，人们自然会投他们的票。 我们的国家当然很大，１５００人毕竟已经不是议会，不是参议院，而是某种 市民大会。这里谁的声音大听谁的，心平气和他说话没用，因为大环境的规律、与 一大群人（这里指与一大群人民代表）交流的心理因素开始起作用。即使不是叶利 钦，换一个总统也不得不提高嗓门。 当议会有１５００人时，就会产生出大量的派别（而且这些派别都招募到自己 的拥护者）和大量的有独立见解的议员……这是一个残酷的政治斗争场所和野心较 量场所。这首先是麦克风旁的大喊大叫，歇斯底里的发作和激奋的情绪。 每个人都想提出自己的一个问题，有民族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也有对外政策 方面的。这有时与议事日程毫无关系，只不过是某个议员心里痛苦已久，于是独自 发言反对大家。 ……在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需要解决俄罗斯政府的领导人 问题，我应当提出候选人，但斗争非常激烈。因此，除了在会议做工作外，还要同 各党派代表，个别的议员和行政机关的领导进行会晤，座谈。 也就是说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即作劝说 工作。 为了不扼杀俄罗斯的改革，为了让盖达尔及其改革派班子留下工作，为了俄罗 斯政府今后能够正常地工作，代表们在恳求和做说服工作。 大家期待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新宪法草案，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事情完全转向 了另一面，开始讨论修改还在生效的旧宪法。 表面上看，这一步骤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时，我们 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确定了主权的概念和私有制，确立了总统的职位等等。 我们先搞了经济改革，把政治改革放后一步。 但是，从法律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动摇宪法的过程不可能是无止境的，它 有某种必然的极限。过多的修改，到最后只能是没有约束力。修改开始相互矛盾， 没有任何逻辑性，谁也弄不明白什么，那么就出现一个立法的无政府状态。 代表大会要求，所有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要在其监督下进行。它破坏了权力 分配的一条基本原则。我请求审核的修改意见的主要部分被代表大会所否决，这就 是持久的、令人痛苦的斗争结果，是所有这些神经过敏的和折磨人的讨论结果，是 对最高苏维埃强加的修改意见进行公开辩论的结果。 当我冷静下来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时，才明白这是一次集体丧失理智的行动。这 样的机构领导不了国家。这里已经显露出一种革命形势的气味，而在革命的气味中 又充满了血雨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