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第五节 亲近的人 斯科科夫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相识是在我于莫斯科市党委工作期间。他是一个大型国防 企业――“量子”工厂的厂长。 在他的选区,与他竞选苏联议会人民代表的对手是当时担任《星火》杂志主编 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维塔利・科罗基奇。由于种种微妙的原因,加上我在第一本书 中描写的党的计谋,尤里・斯科科夫被选上了。他的表现堪称党的有原则性的代理 人物。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斯科科夫是个聪颖的人。他非常内向,担任过西拉耶夫领 导下的最高经济会议主席,在盖达尔执政期间担任过安全会议负责人。这两位领导 过他的人都感受到斯科科夫身上独具内在的威慑力量,而且这二人不止一次地因为 斯科科夫与我发生冲突。 斯科科夫在叶利钦身边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斯科科夫是个确实存在的“影子”总理,我仿佛时时刻刻都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没有提及过尤里・斯科科夫在8月政变期间所起的作用。他起了相当重 要的作用,可能,他比保卫白宫的某些抛头露面的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更重要。作为 我的代理人,斯科科夫同军方代表和内务部代表一一格拉乔夫与格罗莫夫――经常 会晤。这些接触完全是秘密的,对我们具有决定性意义,至少在道义方面。在这些 活动中,斯科科夫表现得谦虚、平和,正因为如此赢得了敬重。 我明白了斯科科夫的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立场,与我的立场、 盖达尔的立场还有那位布尔布利斯的立场都不一样,他的两面性一直使我的拥护者 们捏把汗。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懂得,在当前的俄罗斯应当为强有力的政权工 作,而不是反对这个政权――采取这样的立场又有什么不好呢?就算是“影子”总 理吧,反正在党的领导人、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当中,斯科科夫无疑总是享有一个政 治家的威望,他不断地督促着在位的总理加紧工作。这里不妨讲一个有趣的细节: 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在白宫内为总统权力机构的唯一代表斯科科夫留下了一间大办 公室。 1992年年底之前,斯科科夫身上出现了一种怪癖。在与我见面的时候,他 迫不及待地经常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那维奇,您周围都是敌人,唯有我一个 人忠于您。”――这使我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想法:他是不是受了迫害? ……我认为,他这种强有力的人物极难作出选择。他为俄罗斯的民主政府效劳 乃是“为了某种利益的联姻”,他很难接受这种局面。他明明知道国会在准备干什 么,根据各种消息来源他掌握可靠的情况,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于是他被摧 毁了。或者说,至少他被折腾垮了。 但是,我们也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再度见到尤里・斯科科夫的身影?我希望他是 一个更为坦率的人。 1992年夏,飞往美国之前,在机场我发表声明,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部长 会议代主席。 布尔布利斯和盖达尔本人曾把我置于相当为难的境地、那种旧的格局――即内 阁首脑是位政治人物,而第一副总理掌管着经济进程――终于结束了。 mpanel(1); 在重新被任命的副总理当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能指望成为盖达尔班底的 领袖人物。盖达尔本人越来越紧地把控制杠杆抓在自己手中。现在甚至连人民代表 们也惧他几分、敬他几分,尽管哈斯布拉托夫和最高苏维埃方面仍然不时对他进行 “心理攻击”。 1992年夏季到来之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出现了另一个经济问题:关于 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我国提供大量贷款的问题,关于建立稳定的卢布基金的 问题。西方专家们一直特别重视盖达尔的作用。 在这种局势下,我所作出的决定似乎是迫于形势的压力,决定是出人意料和迅 雷不及掩耳的。可是正是这个决定阻止了盖达尔的对手们策划的处心积虑反对他的 攻击。他们错过了时机。 很自然,多数人以喜悦的心情、满怀希望地对待关于任命盖达尔的消息。 到了夏未,事态的发展表明,经济情况令人担忧。有两个方面发生断裂:各类 商品的价格仍在上涨,在这种形势下,任何明确的经济战略都无法推行,无法计划 经济领域中的任何步骤;另外,国会借助于国家预算已经人为地向经济部门注入数 万亿卢布,但在现存的最高苏维埃体制下仍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情况最终表明,通货膨胀、“物价猛涨”的阴影将笼罩若干年…… 通货膨胀这个只有从老掉牙的政治经济学课本中才能找到的抽象概念突然之间 变成了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牵掣到每个人私人利益的尤物。 居民中一个又一个阶层落入贫困的泥潭…… 在此情况下社会分化在加剧。一些人的富有与另一些人的贫瘠形成鲜明对照。 整个社会步入一个社会异化的艰难地带。 这便是我们对经济改革作了首次总结之后发现的围绕我们的灰暗景象。 能否避免这一切灾难呢?……我认为不可能。 任何国家都经历过这种困境。这是一。个经济隔离带。这是一个通向繁荣的防 疫遮断带。 即使是全体富有国家中最富有的国家例如美国,也有过自己的大萧条时期,美 国人走向高水平生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苦的) ……然而,俄罗斯像往常一样走了一条完全特殊的路,在上个世纪末已经有了 走向市场关系的开端,但在本世纪即将逝去的今日又一次重踏此径。此时已落后于 阿根廷、波兰、智利、巴西,以及匈牙利和新加坡。此时巨大的世界经济体系业已 实实在在地形成,在这个体系中俄罗斯未能给自己找到一席之地。70年来,俄罗 斯远离了文明世界,在此期间它造就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但失去了重要的可贵 的机会:它未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市场。我们迫不得已地打碎自己,在自己国家的历 史进程中再一次地放弃虚无缥缈的稳定,放弃那体现于半兵营式的半贫困生活中的 稳定…… 需要再一次地急起直追,抓紧去做,拼死奋争,为的是……脐身于世界各国之 行列。 伟大的俄罗斯紧张奔突的历史延续到某一时刻会有所停顿。那时我们将和各国 一道,加入具有完整经济的、正常的文明国家之长长的序列。但是,尽管我们的经 济问题同任何另外一个国家都有共同点,我们却有着另一种命运。而经历了70年 社会主义之后,我们的情况则加倍地特殊。 我们的国家拥有大型工厂、大型研究所、大型农场、大型企业(甚至拥有一些 整个的企业城),这样的国家不管其本身意愿如何终将产生一种社会关系中的风格, 而这风格在农奴制时代业已形成。这便是牢固的、传统的相互依赖的风格。 与这个“旧世界”相对峙的是历时短暂的商业结构,这一结构本身目前尚无法 保证自己不遭任何劫掠,更不能对伙伴作出任何担保。不过,这一结构是具有机动 灵活的特点的。 这两个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我认为这种局面将持续 若干年。在这种交织渗透中,工作人员能够平稳地从一个生活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 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逆境中少受些损失。但请不要在这样敏感的事情中强迫别人 接受某种优越感,强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规矩”。一个强大的国家应当把贫民的手 放到危险的、可怕的地方,使公民有一种危机感…… 但是,国家本身也有自己的需要。其中,国家除了需要民主的保障、正常的国 际政治环境,还需要公民遵守秩序和纪律。我们这里远远不是美国模式,我们这里 所说的市场可能不完全是1992年年初所期望出现的市场。 最近两年当中俄罗斯的特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们都应当以敏锐的心灵 去感受它。 那样的话,一切都归于正常了。 时光流逝,眼看着充满焦虑的、带着暗淡预感的冬天又来接替经济改革开始以 来的第二个夏天。 ……人们能否预见和能否预测事件发展中的转折,能否理解盖达尔改革再次搁 浅,即未取得快速的稳定? 当然能。凡成年人,特别是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应当具有对计划的清醒态 度,具有修正计划的勇气,应当具有对事业的现实主义态度。 但是,经济成了政治的人质。 来自议会方面的疯狂攻击、迎面袭来的“宣传鼓动”浪潮、盖达尔等人为了防 卫的答辩――所有这二切妨碍了正常工作。此外,正值通货膨胀尚未达到“沸点”、 冻结收入和限制贷款尚能发挥一定影响时,最高苏维埃却拼命地对抗争取稳定的措 施。议会明知道还可能进一步推动执行机构加紧工作,却要求更换政府,任命一个 新的联合政府。 说实在的,更换内阁这件事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人们的信任,可怕的 是执行不连贯的政策,可怕的是开始左右摇摆。 在我们这里很难设想能有一个正常的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而在我国这种 政治纷争的条件下联合政府是一个具有爆炸危险的、简直是有致命威胁的物品。 那么,专家治国型的厂长经理政府呢? 有一阵我也动摇起来。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会晤。他同意在危机的形势下取代盖达 尔。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迫在眉睫,从议会各党派团体、各派政治运动、各个经济 学流派、经济工作者和企业家等方面来的排山倒海的压力令我无法招架。所有各方 都要求撤换盖达尔……一次,两次,三次地要求…… 由于我们没能信守诺言,反对派在幸灾乐祸,他们在新一届代表大会上还要变 本加厉地实行毁谤攻击,破坏我们政策和思想的威信,使国家形势动荡不安。 1992年6月12日是俄罗斯独立日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天,发生了 冲突事件:疯狂的安皮洛夫分子企图用暴力夺取“奥斯但基诺”电视中心。 维克托・安皮洛夫原是一名记者,国家电视广播系统派往尼加拉瓜的特派记者。 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在革命浪漫主义情调中有点“忘乎所以”的人。 在社会生活中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他想成为街头领袖、街垒将军。他的选 择一害自己,二害周围的人。在社会上可能会出现俄罗斯第一个有组织恐怖活动团 体。 特别恶劣的是,安皮洛夫把一批富有战斗精神的老年斗士集中于自己麾下。我 能理解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与当前诸事格格不入的情绪。难道说用警棍驱散之后, 还应当给他们增加养老金吗?!这已经不是什么革命浪漫主义,而是公开的无耻行 径。 民主派组织的上百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也没出现过此类行为。没有任何人受伤, 到处秩序井然。人民代表保证参加大会的队伍安全,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把到会 群众与特种警察分开,因为事先已经同政权当局关于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 而好斗的安皮洛夫分子采取的完全是另一种立场。他们需要制造流血事件,因 为流血事件能证明政权无法控制局势,流血是灾难的标志,是无政府状态的标志。 因此,他们不择手段地企图酿成流血事件。 最高苏维埃和哈斯布拉托夫把他们称之为“人民运动”,但就在当时,这种运 动的基本特点已经昭然若揭了。尽管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老年人,他们举着革命的 红旗,还有一些别的特色――这纯属法西斯主义的策略。这是新纳粹分子在全世界 常用的、为进行野兽般的进攻而采取的策略。当时,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 近,该中心的工作人员遭到狗血淋头的辱骂,一些下了夜班走在回家路上的电视台 技术人员遭到殴打。他们痛击被围的年轻民警,大打出手地残害警察。 很明显,这是一群危险人物。更确切他说,有一批危险人物在幕后操纵这些疯 狂的闹事者。很可能这些肇事者得到有势力的国家政权中人物的支持。没有铁腕人 物的支持,在莫斯科制造如此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看了10分钟实况录像,我心中产生了令人恐怖的焦虑。我记起了在“奥斯坦 基诺”电视中心附近出现的一些面孔。这不是自发的不满情绪的爆炸,而是企图有 计划地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打算触动一下“民粹党分子”叶利钦的主要痛点,据 说叶利钦非常在乎人民的情绪和他们的社会自觉。有人认为,这种人为的爆炸是精 心策划的正确策略。 可我的感觉是,他们打算恫吓我。我感觉到这是一件号称人民运动的、令人恶 心的赝品。我感觉到这里有克格勃在插手。

Search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