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有损礼节吗？ 一般来说，在我们俄罗斯非常不喜欢履行任何准则、法规、指示、命令，也不 喜欢遵守某种事先制定的议事规程。我们是不非常守时的人民，议事规程对我们来 说，简直是如芒刺在背。 人们经常问我这些礼仪细节――向哪儿迈步，站在哪儿等等，是否使我感到为 难呢，我又如何做好这一切呢？ 起初，我对自己的确没有多大把握。因为事先并未考虑到如此细微的细节，如 站在右边还是站在左边，是向前迈一步或是在旗子旁边停住，要不要转过脸去，是 不是低头，等等。那时，我就自己打量周围的人，试图依葫芦画瓢照着做。 今天我对在什么场合应当怎么做已经信心十足了。其实，这是一种习惯。有时 在谈话和会谈中易于激动。我进行谈判就过于积极。一般来说，我们与对方讨论问 题的数量是双方大致对等。此时重要的是注意别发生这种情况，即你比对方说得多。 否则就可能出现这种局面：谈判该结束了，而对方还未来得及说话。我不得不留心 这一点并控制自己。 我每次进行正式访问或工作访问，都要有严格的进程表，如果访问延长３天的 话，访问计划也得推倒重来。过去苏联代表团规定在两次会谈之间的间歇时间为两 小时，对此，我多少知道一点儿。而我安排各项访问活动之间的间歇时间最多不超 过５一１０分钟，然后接着参加下一个会谈。结果是，从一大早就忙个不停，当回 到住处时已是半夜三更了。 虽然如此，也必须严肃对待所有这一切礼节。礼节，在古时候是一种仪式，是 非常古老的东西，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这些规矩，有时甚至连文字记载都没有。这 也是一种外交环境，一种外交气氛。如果想取得成功，就得不仅表现出个性，还要 为信守礼节而控制个性。 起初，我没有专职礼宾人员，以致发生了大量的失误。我们或者迟到，或者提 前抵达，要么站的不是地方，要么出来的不是时候。总之，发生过许多不适当的对 我来说很不愉快的情况。 现在可简单多了。只要会晤一拖长时间，作为礼宾人员的弗拉基米尔・舍甫琴 柯就会走进来说：“先生们，请原谅，时间到了。”于是，二切就又正常运转了。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曾跟随戈尔已乔夫工作，为他筹划过几十次访问， 经验非常丰富。认识他还是在我与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进行正式和非正式会见 的时候。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舍甫琴柯态度温和，富有同情 心，通情达理，深得人们的敬仰。在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告别谈话时，舍甫琴柯向 自己的同事宣布辞职。他与自己的小伙子们一起准备收拾零七八碎的东西，但未来 得及收拾完。我接见了他，并请他与我一起工作。他有点儿不安他说：“这怎么行 啊，我可是跟戈尔巴乔夫工作过。”我回答说，这很好嘛，您有经验，而这也正是 我需要的东西。 我知道，舍甫琴柯“收藏”历次经他准备的访问资料，目前他收集的访问资料 有５０次之多。跟我在一起，他的收藏增加得更快，因为我每次出访，一般总是把 两三个正式访问结合在一起，如伦敦一布达佩斯，华盛顿－－渥太华，华沙－－布 拉格－－布拉迪斯拉发，等等。 现在谈谈礼品。礼品在访问期间纯属于象征性的东西，一般来说，它们仅仅代 表文化价值，基本上是一些我国民间手工艺品。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挑选礼品， 不仅仅是从爱好和送件有意义的作品出发，而且要考虑到预定受礼人的个性、性格 和兴趣。要知道，这尽管是一种礼节性的礼品，但毕竟是礼品！乔治・布什曾当过 海军航空兵。赠给他的礼物是一些骨制小舰艇，这是些体积不大但雕刻精致的玩具 模型。安德烈奥蒂是个棋迷，我们就送给他一副特制象棋作礼物。送给赫尔穆特・ 科尔的礼物是我国的山地矿石，因为我知道他酷爱各种小石头。 每次出访迎送我的人，比过去要少得多。那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以及其他一大帮人，都得到机场迎送。这一套一直使我感到厌恶。人必须工作，而 他们却被拖拉着去弗努科沃机场。现在，我请去机场的人，都是在起飞前必须跟他 商讨那些刻不容缓的急事的人。 就隆重的程度（似乎有人说过，这是一种豪华）而言，最使我永志不忘的，也 许是在白金汉宫对英国女王的拜访。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本人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象。她同时具有自然、温柔、朴实、典雅等美德，与她一起感到舒适，轻松， 与此同时，我和娜依娜一刻都未忘记我们是在英国女王那里做客，这次拜访已不能 用“礼节”这个枯燥的词来称谓了。 当然，我也牢记那次对韩国的访问。看来我还是第一次充分体验到什么是东方 文雅，什么是东方情调，这是一种含蓄的捉摸不透的美…… 我觉得，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应该多出去走一走。据我看来，她坦率，自然， 有一种女性的温柔和文静，并以此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她对装束并没有极强烈的嗜 好，但看起来总是丢那出色，那么引人注目，而且是她亲自打扮自己的仪表，不用 助手。 真正的妇女运动是与慈善事业、关心儿童和争取男女平等密切相关的，它具有 良好的作用，这种运动在我们这儿还处在萌芽时期。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对这些问 题非常感兴趣，她作为“第一夫人”，显然不应当老呆在家里。 当我们与娜依娜一起到国外进行正式进行访问时，我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但仍 旧用眼角观察妻于在那种场合的表现。我感到由衷高兴的是，她竟然能有机地溶入 到那个对她似乎格格不入的官方政治和礼仪世界中去。 娜依娜从不把自己装扮成政治活动家，从未干涉过政治，也从来没给我提过政 治性建议。她在国外的访问计划只与家庭、妇幼保健等问题有关，与她现在最关心 的事情有关。她凭直觉捉摸透了她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她始终保持自我， 这一点连我都很赞赏。 还有，她对礼节极其认真：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她从不迟到一 分钟。老实说，我以前甚至都未料到她在最复杂的情况下竟能如此自然地使自己保 持从容的举止。去博物馆参观，她会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位艺术家我还是第一次见 到。这个人我知道，我喜欢他。关于这个人我只听说过。这是我喜爱的一张画。就 连别人对我说的那些赞美她的话，首先也都是说她是个不怕自然表露自己的非常自 然的人。她由衷地赞赏那些令她神往的东西，但如果谈起某种丑陋的行为，她也会 生气。凡接见过她的人都喜欢这种真诚，它能帮助人们轻松地找到共同语言。 在国外，我不可能像在俄罗斯一样大量地不慌不忙地会见普通人，也不可能谈 他们的日常生活、烦恼和各种问题。结果是妻子为我收集这些信息。她有一双非常 敏锐的女性的眼睛，能洞察男性有可能忽略的许许多多的小事。正是她会向我讲述 自己对我们去过的某个国家的感受，比专家讲得更有意思。这使我自己对在那里曾 解决的某个问题的印象再次立体地呈现在眼前，我突然开始明白：有的我们尚未谈 妥，有的我们忽略了，有的我们还做得不够。也就是说，在这些似乎非常隆重而又 脱离正常生活的出访中，妻子能给予我实际的帮助。而在家里，她便平静地重新拾 起自己那些平平常常的家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