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夜间絮语 我非常喜欢凉水，甚至可以说非常喜欢冰凉的水，经常在海滨浴场连个人影都 没有的深秋，到海里去游泳。我喜欢清澈洁净的林中小湖和泉水汇成的小河。我很 耐冷，即使在很冷的水里，双脚也不会抽筋，要是水热的话，反倒喘不过气来。 洗完热水澡后跳冰窟窿，特别有益于身体健康。洗热水澡也是我的一大嗜好， 只不过不是芬兰浴，而是俄罗斯浴。从童年时代，父亲就使我养成了这种锻炼习惯， 每当精疲力乏的时候，就进入潮湿的浴室，张开所有的汗毛孔，静静地等待那种冰 凉的满足。 总的看来，我属于那种人们相当熟悉的俄罗斯人：平常特别重视自己能战胜某 种东西的体力和能力，爱做深呼吸（一定是新鲜空气），给自己压担子直到精疲力 竭为止。 这些都跟我的童年密切相关（一个男孩儿在那时候学的东西是非常牢靠、非常 持久的），而童年又跟农村、体力负担和劳动联在一起。在那里，谁不长力气，谁 就得完蛋。万幸的是，我一生下来，就很结实，很有力气。做个身强力壮的人，乃 是胜利者的必要愿望。应该说，这种身体素质使我终生受益匪浅。我这一生当中碰 上过不少各种各样的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是啊，关于事故的确是个特殊的话题，例如，我就有过这么一回事。一次，医 生给我动手术切除一截肠子。早晨，我刚刚从麻醉状态苏醒过来，就想去厕所。只 要我按一下电钮，就能把护士小姐叫来，但却不好意思，有点羞于启齿。医生曾说 过，我至少要一动不动地躺一个星期。我起床刚走几步，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床 旁边有两个电钮，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我艰难地朝那个较低的电钮爬去。双眼已 模糊不清，意识也正离我而去，但我提醒自己，电钮就在前边，一定得按响它，么 定……一定……最后终于按下了电钮。我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几乎差点断气儿， 但还是做到了。 后来，我躺在地上，手脚都不能动弹了。那次手术后，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 渐渐康复。起初连路都不能走，一动就气喘吁吁。到后来就没什么啦，又重新开始 了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不止一次地救过我的命，更不用说在我年轻时它就给我装满了一生所 需的“弹药”。 当然，有时我也拿身体冒险，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体器官非常信任，偶尔也就不 特别吝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我患了耳炎，是中耳炎。任何一个小伙子 都知道，在炎症未消失之前，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暖乎乎的屋里。而我却决定去 北乌拉尔斯克出差，那里可是冰天雪地，狂风怒号。出差就是出差，不光是坐汽车， 还得四处看看，跟人交谈，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卷入一件事而忘掉一切……我还进 过露天采掘场，那里的风很大，结果我累垮了，得了感冒。我一回来，就直接上了 手术台。就是这次疏忽，影响了后来的身体幢康，损害了耳道的前庭器官，而这不 是一个月就能痊愈的。 我最后一次打排球是１９８６年在皮聪达，是一场拉了网子的正式比赛。打完 球后，我的腰椎突然痛起来，而且疼得很厉害。那里离莫斯科很远，当地的医生又 束手无策。当时，人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位女按摩师。她是一位民医，从外表上 看起来像个文弱女性，但双手却很有劲。女按摩师熟知人的每块骨头，在她给我按 摩时，我感到一阵阵酸疼，有时竟忍不住喊出声来，可她却真的治好了我的病。 然而，我终于在西班牙做了一次手术。 有一次，我应邀去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出席政治研讨会，从那里到巴塞罗那， 必须乘坐一种６座小飞机。 在起飞前，我拍拍飞行员的肩膀，开玩笑说：“喂，怎么样，今天我们会不会 咕咯一声摔下来？”飞行员笑了起来，他们每天都飞这条航线，从来没听过这种话。 我跟苏哈诺夫坐在机尾最后一排座位上。那次，我们还没飞完路程的一半，飞机上 好像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便掉头往回飞去。飞机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斜，飞行 员试着用手动操纵杆控制飞机，却徒劳无益，白费气力，飞机仍剧烈摇摆着。有的 人吓得面色苍白，有的人觉得非常难受。而我，在这种时刻不管心里多么奇怪，照 旧谈笑风生。我对苏哈诺夫说：“瞧！现在谁也没有特权，大家条件平等，都没有 降落伞！我们将同样地掉下去，不分当官的当兵的……”机身下方是一片山岭，飞 行员怎么也找不到可降落的一小块平地。飞机在空中画着大圈，一圈、又一圈，就 像一架滑翔机……飞机越转越低，越转越低，气流使它颠簸得更厉害。飞行员朝四 面八方打量了一番， 问道： “我们怎么办？”我们发现了一条小河，就喊起来： “快！朝河面降落！在飞机入水之前我们可以跳出去！”对我们来说，这已是万幸 的事了。 我们终于飞临机场，飞行员开始驾机降落。但是，婉转点儿说，我们又遇上了 一个新的麻烦：起落架降不下来，着陆时根本不起作用。于是，飞机在接地的一刹 那，发出轰隆一声巨响，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 这下真够人受的。我的脊柱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疼得厉害，简直是难以忍受！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圆盘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间。我们改乘另一架飞机飞往 巴塞罗那。这回又倒了大霉：飞机钻进了雷雨层。到巴塞罗那后，我的伤势进一步 恶化，觉得整个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动弹。人们把我抬进一家医院。真是碰巧 了，我从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经外科专家手中！这家医院的医生约瑟夫、 刘韦特教授，是个极好的人，也是个才华横溢的外科专家。而且医院很有特色，是 个合作式医院。周围的居民资助这家医院，而资助者来这儿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 收费。医院秩序井然，整洁卫生，所有人员都受过严格训练，每位护士小姐都有一 台计算机。 夜间，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所有的化验室也都工作。他们给我透 视拍片， 验血……在３０一４０分钟内， 便完成了全部检查。外科专家对我说：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手术，否则就会瘫痪。您飞不到莫斯科，双腿肯定得完 全瘫痪，以后再也不能康复。”院方给我５分钟的考虑时间，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只间了医生一句话：“我得在这儿躺多长时间？”他很有把握地口答：“手术需３ 个小时，因为这是难度较大的复杂手术，要在显微镜下做。过一昼夜之后，等全身 麻醉的劲儿过去，您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我说：“明白了，请做吧！”我虽然 不完全明白，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却知道我能坚持多久。 手术确实做了大约３个小时。 我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这里总共有４００个病房，都是一人一间，全都一样， 没有什么“特护”、“半特护”之分。我躺了一天，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医生 就来了，他叫我站起来。我一起身，就疼得出了一身大汗。我以为他们会给我副拐 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哪知根本没什么拐杖。只说请您站起来往前走。我偶然若 失，莫名其妙，心想，腰上割了个大口子，刀口还没愈合呢！直到现在，这条沿脊 椎走向的缝合线还清晰地留在我身上。很难说清他们的作法和医术技艺与我们有什 么不同，但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国内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是让病人静躺６个月，而 这里却让病人站起来走动。 我汗流夹背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当然，医生在旁边保护着我，免得意外摔倒。 我终于走到墙跟前，一切都很顺利。还拍了电视片。医生告诉我，让我今天就是来 回走一趟，再躺一会儿。就这样，他们强迫我走了３趟，后来再走就不害怕了。 我永远感激这里的所有人――护理员、医生、我的外科专家，还有曾来医院看 望过我的卡泰隆行政长官，当然，我指的并不是他一个人，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来 看过我，并给我带来了别人转交的东西。从哪儿给我转交这么多的东西？ 医生说：“再过一个月，您就可以再打网球啦！不过，请您给我拍封电报，告 诉我赢了几分。” 术后第５夭，我就飞回了莫斯科。开始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刀口仍时常 作痛，但后来就疼得越来越轻。当我重新打网球时，我真的给医生拍去了电报，后 来还不止一次地与他通过电话，再后来我们还见过面。瞧，不幸和万幸就这样轮流 着找上我，就像一会儿是开水，一会儿是冰水一样。 这也是一种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