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节 夜间絮语 父亲 一张发黄的、几乎完全腐烂的卷烟纸，一张办公用的马粪纸，不退色的紫墨水。 我的面前是一份审理１９３４年在喀山工地工作的几位农民的《５６４４号案卷》。 我的父亲，尼古拉・伊格纳季那维奇・叶利钦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的父亲２８岁。与我父亲同案审理的还有他的弟弟安德里安。弟弟还小， 那年２２岁。 在此之前我们家的财产被作为富农“没收”了。如今我们大家都开始忘却那是 怎么回事。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村苏维埃在寄给喀山肃反委员会的证明中 写道，叶利钦一家承租了５公顷土地。“革命前其父的家产业应属富农，曾有一个 小磨坊、一个风磨坊和一台脱粒机。长期雇工。种植面积曾达１５公顷。有自动捆 扎收割机一台，５匹马，４头奶牛……” 他有这有那……他干得多就得到的多，这就是罪过。苏维埃政权喜欢谦虚的、 不引人注目的、不出头不扎眼的人。而对于强壮有力、聪明能干和才华出众的人们， 它既不喜欢也不留情。 １９３０年，我们家子被迫迁出。爷爷被剥夺了公民权。按人头计算的农业税 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总之，我们全家被人绞尽脑汁地逼上了绝路。于是爷爷“逃 亡”了。年龄稍大一些的兄弟俩终于明白他们在农村已没有生路，于是来到了城市 的工地。一个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家族，一幢硕大的农家住宅、一份殷实 的产业，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 此后的情节依然是很典型的。兄弟俩在喀山家用机械厂的工地上干了两年。他 们在一个工作队里当木工，为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哥哥，即我的 父亲已经成家，并在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我……但１９３４年４月这个 新的生活又一下子化为乌有。 在“卷宗”的一页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词――“同村人”。当时的国家政治保 安局人员自己这样称呼这一案卷中被指控的６位农民――叶利钦兄弟、卡伏里洛夫 父子、瓦赫鲁舍夫和索科洛夫。那叫什么“审理”呀！就是一个特别的“三人小组” 往桌旁一坐，“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根据第５８条第１０款给这个判５年，给那 个判６年，而我的父亲和叔叔被判了３年集中营生活。 但“同案犯”们根本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卡伏里洛夫父子和叶利钦兄弟来自 当时被称为乌拉尔州的两个不同的区，瓦赫鲁舍夫则来自乌德穆尔吉亚，他们是在 工地上认识的。但“同村人”这个词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从肃反角度这一名称和整 个案件的底蕴在于：在一个简易的工棚里聚合着几个富裕农民家庭的余孽，他们的 财产被没收了，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 ……我不停地翻着案卷，试图弄清谁是主要的告密者，一切是从谁开始的？最 后终于得出结论――这个案件是有计划的。大约在案件的前后，在喀山假想出几个 大型的“阴谋”和“反革命破坏的”小组，这样以便可以一下子缉拿数十人。抓６ 个工人对这个特别“三人小组”简直是举手之劳。但这件事必须去办，以便交差。 应当从住在最普通的８号工棚内的普通、诚实的工人们中间揪出“人民的敌人”。 于是，某个领导，或是某个党员，或便衣情报员用手向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一 指――瞧，他们这些过去的富农就是敌人。 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无论我父亲，还是他的弟弟都什么也没有承认，没有认罪。 在其他年代这样的固执的脾气是要大吃苦头的，诸如遭受严刑拷打，百般折磨…… 但审讯中的大施刑具的普遍流行，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刑讯是后来才被允许的。那一 年刑侦员似乎有些着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填好表格，一切按社会主义法律的规章 行事――审讯记录、证人证词、对质、来自原籍的调查材料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搜 集、签字、仔细填写和拼凑。整个工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反革命破坏小组”的罪过究竟在哪里呢？他们把一锅发臭的汤倒在地上， ２２岁的安德里安・叶利钦在气头上喊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让大伙都 从工地上逃跑掉？另外，当时工地上组织发行“公债”，即拿走工人的工资而发给 债券。在“案卷”的第三页上我读到：“在债券签字时，伊万・索科洛夫说：‘我 不签字。你们凭什么搜刮我们？旧的债券还没有拿到，现在又发行了新的，（证人 古德林斯基１９３４年５月７日证词）。” 他们在复活节喝酒也被查了出来。这也是一条不小的罪状。其实在“案卷”里 没有记载父亲任何激烈的言辞，基本上是弟弟和其他“同案犯”讲的。但父亲是这 个“富农”工作队的队长！而且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队长。有这点就足够了…… 下面是本案证人之一的克拉西里尼科夫的证词。他的证词由刑侦员杰尼索夫进 行记录，而证人克拉西里尼科夫在记录末尾写道：“证词记录无误。”然后是签名。 我特别保留了刑侦员的一份令人惊讶的错字连篇的记录：“整个这个小组一贯保持 紧密的联系，无论在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所有这伙人经常在叶利钦的住宅聚 会。他们都是富农，但却竭力隐瞒这一点。整个工作队为了隐瞒自己的家庭成份， 他们的工作成绩突出。但尽管工作良好，他们却经常在叶利钦的住宅聚会讨论某些 问题。讨论什么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没能参加他们的聚会。” 几个证人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证词就把一切都“彻底揭露”了。最后是“起诉 书”。一共有６个人的名字。尼古拉・伊格纳季那维奇・叶利钦排在名单中的第三 位。 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伙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来到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后，在富农索科洛夫 的领导下，在工人中进行系统的反苏维埃宣传，其目的在于瓦解工人阶级和散布对 现有法律秩序的不满情绪。他们利用伙食和供应方面的困难，企图制造不健康的情 绪。同时散布关于战争和苏维埃政权行将灭亡的谣言。进行了反对公债的宣传，极 力反对对奥地利工人的帮助，即触犯了刑法第５８条第１０款。” 最后是一张为普通纸１／３尺寸的小纸片。“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３日鞑靼自治 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安局三人法庭小组会议第１２号记录摘要。听取了指控尼古拉・ 伊格纳季那维奇・叶利钦的案卷。该犯１９０６年出生在乌拉尔州的巴斯马诺沃村， 是一个被没收财产的富农，在喀山农业机械厂当木工。根据‘刑法第５８条第１０ 款’判决尼古拉・伊格纳季那维奇在劳动改造营三年监禁。”在这页纸的反面写着： “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３日阅。”下面是尼古拉・叶利钦的签名。 这个案子像一块沉沉的石头压在我心上，使人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翻着，翻 着，总想弄清楚其中是否有某种逻辑……对外关系肃反委员会的机器会无缘无故地 吃人吗？ 父亲从来没有同我谈起过这件事。他把这一段生活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了，似 乎没有这件事似的。在我们家里这一直是被禁止的话题。 我那时才３岁，但我至今仍记得那种恐怖和可怕。一天深夜，简易的工棚内走 进几个人。妈妈尖叫一声就大哭起来。我被吵醒后也开始哭了起来。我不是因为父 亲要走而哭泣，那时我还小，不懂得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妈妈在哭，而且她很害怕。 她的恐惧和哭泣便传给了我。父亲被带走了，妈妈扑过来使劲地把我搂在怀里，我 终于安静下来，然后就睡着了。 ３年之后父亲才从劳改营回来。 如果我们诅咒过去，像我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把过去从记忆中彻底抹去―― 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的历史既是伟大的历史，同时又是可诅咒的历史。 就像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只是在俄罗斯，这一切的一切，这一幕又一 幕的悲剧，这一层又一层的历史积淀是如此沉重而又盘根错节，以至于时至今日， 每当人们看到这黄色的《５６４４号案卷》，仍然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